经常账户失衡的调整：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账户论文,启示论文,经验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全球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s)是当前世界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特征，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未来健康发展的重要隐患。美国经常账户持续处于赤字状态，其赤字额已经超过7000亿美元，占全球范围内经常账户盈余额的3/4。自从1994年以来，中国的经常账户长期处于盈余状态，并且在2000年以后经常账户的盈余额不断扩大。根据IMF(2007)统计数据，在2000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额占美国赤字额的比率约为5％，2006年该比率则增加到约为28％。
在当前全球不平衡具有不可持续性背景下，经常账户失衡的调整过程会呈现出怎样的宏观经济影响以及哪些经济因素会引致经常账户失衡的调整等问题值得学者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利用近30年的国际经济数据考察经常账户失衡调整的国际经验，并且针对引致经常账户失衡调整的经济因素进行研究。
二 相关文献回顾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全球经济发展深受石油输出国的经常账户巨额盈余、发展中国家不断增长的外债以及许多发达国家空前的经常账户赤字等问题困扰。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经常账户出现收支困难是由石油进口导致的，许多国家将降低石油进口作为主要的政策目标。Sachs(1981)首先应用经常账户的跨期性来考察石油价格冲击或者投资需求是否是20世纪70年代经常账户跨国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他的跨期理论模型表明投资要比石油价格冲击对经常账户有更显著的影响。
与凯恩斯式或者货币分析方法下的国际收支理论不同，经常账户的跨期理论分析提供了可用来思考外部平衡、外部可持续性以及均衡实际汇率等问题的概念性框架。跨期分析方法的另外一个优势在于其能够提供开放经济中相关经济政策的福利分析。跨期分析方法使得研究者们的注意力从经常账户自动调整机制和动态稳定性转向了跨期预算约束以及最大化的横截性条件，并且它逐渐取代传统的静态或动态的非优化理论模型成为经常账户理论研究中被广泛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
研究者们尽管在跨期分析方法下对于经常账户的理论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经常账户跨期理论模型的一些结论与经验事实却不完全一致。经常账户的跨期理论模型一个重要的政策含义是在边际效应方面国民储蓄的变化应该完全反映在经常账户收支的变化上。但是，这个重要结论却不被利用国际经济数据的经验研究所支持。例如，Ghosh(1995)以及Bergin和Sheffrin(2000)的研究表明，经常账户跨期分析方法下的净现值模型多次并且可重复地被经验研究结果拒绝。Nason和Rogers(2006)甚至指出，基于持久收入假说并且考虑消费行为的经常账户跨期理论模型难以解释现实经济中的经常账户收支变化。任何经常账户的跨期理论模型都不能将影响经常账户的所有因素纳入到同一个理论框架下进行研究，因而利用现实经济数据来考察经常账户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具有必要性。Chinn和Prasad(2003)针对中期内经常账户收支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经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高收入国家经常账户的影响因素与中低收入国家有所不同。他们的经验研究发现，工业化国家的GDP增长率、净对外资产比率以及政府财政收支在解释经常账户占GDP比率变化过程中具有显著的解释力，而发展中国家净对外资产比率和政府财政收支对经常账户占GDP比率变化的影响程度要比发达国家小得多，并且发现相对收入、金融深化以及贸易条件效应是发展中国家经常账户占GDP比率变化的重要决定因素。
经常账户失衡的调整会对宏观经济产生怎样的经济影响？国际经济运行中是否有经常账户调整的国际经验可供借鉴？Milesi-Ferretti和Razin(简写为MFR)(1998)利用1971到1992年期间105个中低收入国家的经济数据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经常账户赤字调整问题。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国内经济变量和外部经济变量在解释经常账户逆转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发现经常账户逆转更容易在那些处于长期赤字、国际储备较低以及存在不利贸易条件的国家发生，同时经常账户逆转不与经济增长下降相关联。Freund(2005)利用1980至1997年期间25个工业化国家的经常账户收支逆差调整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经常账户逆转与收入增长放缓以及实际汇率水平下降相关联，而且实际出口增长、投资下降以及政府预算赤字占GDP比率的改善也是调整的一部分。Freund和Warnock(2005)将Freund(2005)的样本截止时间扩展到2003年，并且考察了一些金融变量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支持Freund的主要结论。
现有文献广泛关注的是经常账户赤字的调整问题，而针对经常账户盈余调整的研究则被忽视。正如Edwards(2001)强调的那样在经常账户研究中，经济学家们的观点经历了“赤字至关紧要”到“在公共部门处于均衡状态下赤字无关紧要”再到“赤字至关紧要”最后到“赤字可能至关紧要”的转变。从这个转变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到赤字问题是过去有关经常账户收支研究文献所关注的焦点，而对经常账户盈余问题的研究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最近，Edwards(2007)和IMF(2007)针对经常账户盈余的调整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Edwards(2007)利用1970至2004年期间160个国家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世界经济增长率差异仅能对当前全球不平衡问题的解决产生有限的作用。Edwards认为即使存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差异改变，全球不平衡问题的解决在较高程度上仍然需要汇率显著变动。IMF(2007)利用1960至2006年47个国家数据对经常账户赤字或者盈余逆转问题进行经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借助不同国家之间需求的失衡调整来平滑当前的外部失衡时，市场所主导的实际汇率变化能够发挥重要的互补作用，同时还发现宏观经济和结构性政策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 经常账户失衡的调整及其经济影响
在早期研究文献中，经常账户逆转通常被用来指经常账户赤字的显著下降(MFR，1998)。随着对经常账户调整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也有研究认为经常账户逆转是指经常账户盈余的显著下降(IMF，2007)。为了能够与此前研究进行比较并且能够较方便地考察经常账户赤字和盈余调整，本文的经常账户逆转主要指经常账户收支规模缩小的经济现象。
本文利用全球范围内106个国家或地区①的相关经济数据，针对以往经常账户失衡调整过程中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研究。2006年，全球经常账户赤字总额占全球GDP的比率约为3％。尽管当前赤字额的规模是空前的，但是世界经济中也曾经出现过与其相类似的大规模经常账户失衡现象。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全球经常账户赤字总额占全球GDP的比率约为1.5％，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比率约为2％。根据Adalet和Eichengreen的研究结果，在金本位、固定汇率以及浮动汇率下经常账户逆转具有不同的特性。为使当前经常账户失衡的调整具有可比性，本文重点关注1980至2005年这段时期。在这段时期内，浮动汇率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实行并且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明显提高。相关数据主要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简写为WDI)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简写为IFS)。②
(一)经常账户调整期间的确定标准
在现有研究中，经常账户调整期间的确定标准主要涉及四项指标，分别为调整的初始条件、调整规模、调整持续时间以及调整过程的持续性。MFR(1998)认为经常账户占GDP比率上升或下降3％或5％以及发生逆转前后的时间段均为3年；Freund(2005)在研究赤字调整时则强调了逆转前经常账户赤字额占GDP比率超过2％，并且在3年内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率的平均值至少降低2％以及持续时间为5年等条件。在研究经常账户盈余调整方面，Edwards(2007)确定了盈余调整的两种方式，分别为经常账户盈余额占GDP比率下降了2％或者3％，初始盈余额占GDP比率高于2％或者3％；而IMF(2007)在研究经常账户逆转调整规模这项指标时被确定为上升或下降2.5％，并且施加其他三项限制。
通过考察现有研究调整期间的确定标准，我们发现调整规模在四项指标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现有研究针对所有国家都限定一个固定数值的调整规模，该项限制没有很好的考虑不同国家经常账户失衡调整的多样性，这是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③例如，对于经济开放型的小国挪威来说，其经常账户占GDP比率波动2％或者3％会比较频繁；而对于像印度这样封闭经济的国家，经常账户失衡按照2％标准进行调整则很少见；对于像法国这样发达的大国经济，调整规模为2％的限定标准则不能识别该国经常账户失衡的调整。为此，本文对经常账户的调整期间确定如下标准。
第一，初始条件：在t=0期的经常账户收支状况不作要求。这与MFR(1998)针对经常账户赤字调整以及Edwards(2007)针对经常账户盈余调整在处理方法上是一致的。第二，调整规模：以每个样本国家或地区的经常账户占GDP比率在观测期间内的标准差作为调整标准。通过与现有研究比较，我们发现采用标准差这个限定标准不仅能识别出固定数值标准所能够识别的调整期间，而且还能够识别出固定数值标准所不能识别的调整期间。第三，调整持续的时间：从t=0期开始计算，限制在4年之内。Freund(2005)、IMF(2007)对于工业化国家经常账户赤字逆转的调整持续时间限定为3年，而Edwards(2007)施加的限定为1年或者3年。第四，调整过程的持续性：在经常账户失衡调整完成之后的3年内，经常账户占GDP的比率要小于该值在t=0期的数值。
在本研究的样本中，根据上述四项关于调整期间的确定标准，我们发现1980至2005年期间共存在187个经常账户的赤字调整期间以及106个盈余调整期间。④根据经常账户调整期间的确定标准，只要样本国家或地区的经常账户出现了满足这四项标准的经常账户逆转，那么此时样本国家或地区的经常账户失衡就是不可持续的，否则其经常账户就不会发生逆转。
表1报告了本文样本中经常账户赤字调整和盈余调整过程中初始经常账户占GDP比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根据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无论是在逆差调整还是盈余调整中各自的初始经常账户占GDP比率都存在差异。从统计学均值意义上来看，发达国家经常账户赤字开始调整时经常账户占GDP比率为-5.11％，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则为-9.16％；而在盈余调整时发达国家该项比率为4.62％，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则为7.24％。在现有研究中，该项指标就是被广泛强调的经常账户赤字或者盈余调整的“门槛水平”。本文所得到的结果与Mann(1999)、Chinn和Prasad(2003)以及Freund(2005)的经验证据在方向上是相类似的。例如，Freund(2005)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经常账户赤字调整的门槛水平为经常账户赤字额占GDP的比率约为5％。
(二)经常账户失衡调整的经济影响
借助于经常账户调整期间的事后识别，本文采用事件分析法(event analysis)来考察经常账户失衡调整过程中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储蓄率、投资率、经济增长、对外贸易以及实际汇率)的变化情况，对经常账户调整开始前3年以及后3年共计7年内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进行分析。通过调整过程中相关指标的变化特点，我们能够把握经常账户赤字调整和盈余调整不同的调整特征。
事件分析法在研究货币危机以及经常账户逆转等问题中被广泛采用，该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它忽略了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的作用。例如，在经常账户调整过程中一些宏观经济变量可能会同时针对经常账户逆转出现相应的变化，而事件分析法忽略了这种变量间的交互作用。事件分析法的优势在于它能够刻画经常账户调整期间一些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特征。
1.储蓄率和投资率。储蓄和投资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两个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从国民收入恒等式出发，我们能够得到经常账户收支(CA)同储蓄(S)以及投资(I)之间的关系式，即：CA=S-I。该表达式说明经常账户收支的变化与储蓄或者投资的改变有着密切联系，问题是经常账户调整过程中这两个变量的变化特征。表2报告了储蓄率和投资率在经常账户赤字调整以及盈余调整过程中的变化情况。在赤字调整中，储蓄率的递减比率(即出现递减的观测数占总观测数的百分比)在t=0期达到最大值为73.84％。比较t=0期前后储蓄率和投资率的变化趋势，我们可以发现调整开始后储蓄率在样本观测中出现上升的比率较高，投资率则在样本观测中出现下降的比率较高，例如，投资率在t=1和2期递减比率分别为76.47％和70.49％。从盈余调整过程可以发现，储蓄率调整开始后在样本观测中出现下降的比率较高，而投资率则出现上升的比率较高。对于储蓄率来说，由于样本观测值分布不均匀并且出现了极端值，因此中位数能够较好体现样本总体的一般水平。根据表2描述性统计指标，储蓄率在赤字调整开始前和盈余调整开始后出现下降，而投资率却是在赤字调整开始后和盈余调整开始前出现下降。
2.经济增长率。表3报告了经常账户调整过程中经济增长率的情况，同时该表也报告了在调整过程中经济出现负增长的比率。表3相关统计指标表明，在经常账户赤字调整开始后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例如在t=1和2期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和中位数都明显小于调整开始前3年的对应值。相比之下，在经常账户盈余调整开始后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和中位数都显著上升。本文识别出的经常账户赤字调整以及盈余调整期间都存在经济负增长的情形。但是，经济负增长个数占总观测数的百分比(即表3中的负增长比率)表明经常账户调整过程中经济负增长的发生率并不高，而且盈余调整出现经济负增长的比率要比赤字调整低得多。
3.对外贸易。贸易收支是经常账户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变化与该国的经常账户调整具有紧密的联系。表4报告了经常账户调整过程中出口占GDP比率以及进口占GDP比率的年变化率。此处采用出口或进口占GDP比率的相对指标来衡量对外贸易在经常账户调整过程中的变化，主要是为了消除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规模在对外贸易变化中的影响作用。从出口占GDP比率的变化情况来看，赤字调整开始后出口占GDP比率出现了上升，而盈余调整开始后出口占GDP比率则出现了下降；从进口占GDP比率的变化来看，赤字调整开始后进口占GDP比率出现了下降，而盈余调整开始后进口占GDP比率则出现了上升。根据表4报告的结果可以发现，在赤字调整中出口占GDP比率上升和进口占GDP比率下降的发生率较高，而在盈余调整中出口占GDP比率下降和进口占GDP比率上升的发生率也相对较高。
4.实际汇率。表5报告了在经常账户调整过程中实际汇率的变化情况。本文的实际汇率是由样本国家或地区名义汇率经过各自的GDP折算因子和美国零售价格指数调整得到的。通过比较调整开始前后实际汇率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在赤字调整开始后实际汇率水平出现下降，而在盈余调整开始后实际汇率水平出现上升。从赤字和盈余调整中实际汇率水平出现下降或上升的发生率来看，赤字调整开始后实际汇率水平下降发生率以及盈余调整开始后实际汇率水平上升发生率都较高。从平均意义上看，无论在赤字调整还是盈余调整过程中实际汇率水平都出现了相应的变化。赤字调整开始后实际汇率水平平均下降幅度为3.1％，而盈余调整开始后实际汇率水平平均上升幅度为5.69％，但是调整过程开始后实际汇率水平的变化幅度并不大。
四 引致经常账户失衡调整的经济因素
我们采用离散选择Probit模型来考察一些经济变量对经常账户失衡调整的预测作用，借助于该模型的研究结果判断哪些经济变量是一个国家进行经常账户失衡调整的领先变量。
MFR(1998)以及Freund(2005)利用Probit模型分别研究了中低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逆转问题。本文与这些研究的区别在于：本文修正了这些经验研究在经常账户调整期间确定标准方面的不足，并且考察了赤字调整和盈余调整两种情况。本文构建如下的离散选择Probit模型：
其中，i表示样本国家，t表示样本观测时间，而Ф(g)是标准正态分布函数，其函数表示形式为：
在离散选择Probit模型中，被解释变量
在经常账户失衡调整开始的年份赋值为1而在其他年份赋值为0，在本文识别的经常账户赤字调整以及盈余调整期间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分别得到相对应的；
表示与经常账户失衡进行调整的同期相关经济变量，而
则表示经常账户失衡进行调整的前期经济变量，我们选择前期经济变量为经常账户调整过程中相关解释变量的前3年平均值。
在Probit模型的回归分析中，解释变量的选择主要依赖于现有经常账户的决定因素理论以及利用跨国数据相关经验研究的结论。经常账户跨期理论强调了投资、政府财政收支以及贸易条件对经常账户收支的影响作用，这些经济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本文的回归分析，分别用总资本形成占GDP比率以及政府财政收支占GDP比率来表示。借鉴MFR(1998)以及Freund(2005)关于经常账户逆转的经验研究，经常账户占GDP的比率、贸易开放度以及官方储备等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本文的回归分析。同时为考察汇率变动是否有助于预测经常账户逆转，实际汇率变化作为解释变量被纳入回归分析。Debelle和Faruqee(1996)强调了经济增长对经常账户的影响作用，为此本文将GDP增长率以及人均GDP增长率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回归分析。本文将能够体现样本国家或地区金融深化的相关金融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回归分析。
按照本文回归分析中经济变量类别，解释变量及其表达式报告如下。宏观经济变量：经常账户占GDP比率(ca2gdp)、GDP增长率(gdpg)、人均GDP增长率(gdppcg)以及总资本形成占GDP比率(gkf2gdp)；政府部门变量：政府财政收支占GDP比率(bdg2gdp)、政府消费占GDP比率(gc2gdp)；对外部门变量：贸易开放度(open)、实际汇率的年变化率(rexchg)以及贸易条件(tot)；金融变量：官方非黄金总储备占GDP比率(res2gdp)、M[，2]占GDP的比率(m2gdp)和净国内信贷的年变化率(ndcchg)。解释变量的表达式中，带有后缀3y的相关变量表示的是对应变量前3年的平均值。
表6报告了基于Probit模型经常账户赤字调整和盈余调整的研究结果。在赤字调整或盈余调整的回归结果中，前两列报告了解释变量都通过相关计量检验的回归结果，最后一列报告了纳入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所得到的回归结果。在盈余调整回归中，我们用政府消费占GDP比率替换不显著的政府财政开支占GDP比率来考察政府部门变量的影响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在赤字调整和盈余调整的回归分析中呈现了正负符号对照的回归结果。
本文得到的结果中有较多的解释变量通过了变量显著性检验。Freund(2005)的研究只有经常账户占GDP比率、经济增长率以及外汇储备增长等变量是显著的，而Debelle和Galati(2007)的经验研究中经常账户调整国的国内经济变量都没有通过变量显著性检验。基于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本文得到如下一些主要结论。
1.经常账户占GDP比率(ca2gdp)对经常账户失衡最终进行调整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但是其对赤字调整和盈余调整预测作用不同。前3年ca2gdp状况增加了赤字调整的可能性，而降低了盈余调整的可能性；当期ca2gdp状况降低了赤字调整的可能性，而增加了盈余调整的可能性。由此可见，相对于经常账户赤字而言，经常账户处于盈余状态这种类型的失衡时自身具有较强的惯性作用。
2.经济增长(gdpg)对于经常账户赤字调整没有预测作用，这与MFR(1998)所得到的结论在方向上是一致的。然而，强劲的经济增长却能够降低经常账户盈余调整的可能性。人均GDP增长(gdppcg)能够增加经常账户赤字调整和盈余调整的可能性，并且通过比较回归系数我们可以发现该指标预测经常账户盈余调整的效果明显。总资本形成占GDP的比率(gkf2gdp)对经常账户调整的预测作用不具备稳健性，在增加解释变量时其不能通过变量显著性检验。
3.政府财政收支占GDP比率(bdg2gdp)对经常账户赤字调整预测作用明显，前3年的bdg2gdp增加了经常账户赤字调整的可能性，而当期的bdg2gdp则降低了赤字调整的可能性。这与经常账户和政府财政收支的“双重”赤字假说相一致，前期政府财政收支恶化增加经常账户调整的可能性，而如果当期的政府财政收支进一步恶化则通过增加总需求进而降低经常账户调整的可能性。政府财政收支这种作用力使得“双重”赤字一旦形成便难解难分。对于盈余调整，前3年bdg2gdp以及政府消费占GDP比率(gc2gdp)降低经常账户盈余调整的可能性。
4.官方非黄金储备占GDP比率(res2gdp)对于赤字调整和盈余调整的预测作用有所不同，当期res2gdp降低经常账户赤字调整的可能性，却增加经常账户盈余调整的可能性；而前3年res2gdp状况增加了赤字调整的可能性，却降低经常账户盈余调整的可能性。
5.贸易开放度(open)能够降低经常账户调整的可能性，说明更加开放的经济发生经常账户调整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汇率变化(rexchg)仅对经常账户盈余调整有预测作用。贸易条件(tot)对经常账户赤字调整和盈余调整的预测方向正好相反，降低前者的可能性而增加后者的可能性。
五 结论及启示
通过对1980至2005年期间全球106个国家或地区经常账户调整过程中经济数据的研究，本文得到了在过去近30年间经常账户失衡调整的一些国际经验：经常账户失衡调整与经济结构调整相关联，例如储蓄率和投资率会在调整过程中发生相应的改变；经常账户失衡调整过程中经济增长以及对外贸易会受到影响；而且经常账户失衡调整也会引起实际汇率发生变化，但是实际汇率变化幅度并不大。本文基于Probit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了一些经济变量对经常账户失衡调整有显著预测作用。例如，经常账户占GDP比率的当期值和前期值对预测经常账户赤字调整和盈余调整都比较显著，政府财政收支占GDP比率对预测经常账户赤字调整具有显著作用以及人均GDP对预测经常账户盈余调整具有显著作用等。
本文对经常账户失衡调整国际经验的探讨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1.本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经常账户盈余调整的门槛水平为经常账户占GDP比率的7.24％。根据IMF(2007)统计数据，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率在2006年为9.4％，依据国际经验来看中国已经进入经常账户盈余调整的门槛之内。
2.本研究所得到的结果表明，当期的经常账户占GDP比率、人均GDP、官方非黄金储备占GDP比率、实际汇率的变化率以及贸易条件能够提高经常账户盈余调整的可能性。中国的这些经济变量均不同程度地呈现出向上发展的态势，这些因素都是推进中国经常账户盈余进行调整的内在作用力。而从降低引发经常账户盈余调整可能性的相关因素来看，前3年经常账户占GDP比率起到的是反方向作用，但是该经济变量反方向作用的程度要弱于当期的经常账户占GDP比率的正方向作用。此外，贸易开放度对引发经常账户收支盈余调整发挥反方向作用，但是其作用程度并不大，可以说中国较高的贸易开放度在降低经常账户盈余调整可能性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因此，基于国际经验，引发中国经常账户收支盈余调整的经济因素作用力明显。
3.国际经验为中国经常账户盈余调整提供了相关借鉴。首先，国际经验表明经常账户盈余调整与调整开始后投资率上升相关联。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突出的问题之一是投资增长过快，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于投资拉动。中国经常账户盈余调整过程要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内在和谐一致，这就要从宏观调控方面切断投资上升与经常账户余额降低的关联。对于国内投资而言，要降低投资的增长速度，不断强化投资的质量，并且采取有效措施来避免地方政府所主导的重复投资以及低效率投资。同时，基于经常账户与国民储蓄和国内投资之间的线性关系来看，为了解决经常账户盈余问题，中国需要降低处于较高水平的国民储蓄。近些年，中国的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存在大量的预防性储蓄。中国政府已经在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和住房抵押贷款等方面采取一些措施，要落实好现有措施，并且推进这些方面的改革向纵深发展。
其次，国际经验表明经常账户盈余调整开始后经济增长率较为普遍地呈现上升态势，经济出现负增长的发生率较低，因而中国在调整经常账户盈余过程中能够做到兼顾经济增长。此外，经常账户盈余调整开始后经常账户盈余国的出口贸易会出现下降而进口贸易会有所上升。中国在调整经常账户收支盈余过程中要采取必要措施，包括分散出口目的国、转变出口商品结构以及科技兴贸等，同时政府应该采取有效措施规范进口贸易，促使进口贸易结构的优化。
最后，国际经验表明经常账户盈余调整开始后实际汇率水平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上升，但是上升的幅度并不是很大。可见，经常账户收支盈余调整的确需要经常账户收支的盈余国汇率水平有一定程度的上升调整，但是本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当前国外一些经济学家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政策指向。
(截稿：2008年6月)
注释：
①样本国家或地区为：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孟加拉国、比利时、白俄罗斯、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巴林、保加利亚、柬埔寨、加拿大、智利、中国、科特迪瓦、喀麦隆、哥伦比亚、佛得角、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埃及、西班牙、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加蓬、英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危地马拉、海地、中国香港、洪都拉斯、匈牙利、印度尼西亚、印度、伊朗、爱尔兰、冰岛、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约旦、日本、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吉尔吉斯斯坦、韩国、沙特、科威特、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达加斯加、摩洛哥、马来西亚、墨西哥、蒙古、马耳他、毛里求斯、缅甸、荷兰、尼泊尔、尼日利亚、尼日尔、挪威、新西兰、巴基斯坦、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巴布亚新几内亚、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南非、俄罗斯、塞内加尔、新加坡、斯洛文尼亚、斯里兰卡、瑞士、苏里南、瑞典、叙利亚、坦桑尼亚、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乌拉圭、美国、委内瑞拉、越南、也门。
②在处理数据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国家个别年份的原始数据与现有研究中的原始数据不尽一致。这可能是相关国际机构不断更新数据所致，本文获取的是最新统计数据。
③在研究小样本尤其是工业化国家时，该固定数值的标准所产生的问题并不明显，但是一旦样本容量大幅度提高并且纳入发展中国家时，该标准所产生的问题就比较明显。
④限于篇幅，本文没有报告不同样本国家或地区经常账户赤字或盈余调整期间的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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