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社会主义观探析_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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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全面拨乱反正、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逐渐形成了崭新的社会主义观。这种社会主义观的内容可以概括为18个理论观点:(1)“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P288),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2)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3)超越阶段“搞不成社会主义”[2](P312),“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1](P396);(4)盲目求纯搞不好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5)“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3](P373),“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P139);(6)“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1](P403),社会主义优越性首先是快速发展生产力;(7)不改革就会葬送社会主义,“关起门来无法搞社会主义”[1](P283);(8)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9)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10)“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1](P116),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11)没有科学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教育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12)霸权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强权政治也不是社会主义;(13)社会主义主张和平,社会主义也需要和平;(14)“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1](P461);(15)搞社会主义要有条件,基本条件不具备“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3](P290);(16)“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3](P311);(17)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维持社会主义;(18)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坚持社会主义,“走自己的道路”才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等。在这些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思想是邓小平始终着力阐述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后,邓小平把狠抓经济建设、加快发展生产力与社会主义发展的关系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他先后使用下列一系列论断:“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1](P314);“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1](P325);“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3](P171),“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1](P385)。他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内在的本质要求,是逐步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需要。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从现实看,这是社会主义中国解决国际、国内一切问题最主要的条件。如果我们的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强大起来,在国际上起的作用就会更大。四个现代化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祖国统一的力量也就不同了。从长远看,如果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丧失了优越性,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1](P80)。共产主义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而按需分配需要物质的极大丰富,因而,大力发展生产力也是为共产主义准备物质基础的问题。我们过去搞了社会主义,但“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3](P141)所以,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高度重视经济建设,他坚定地指出:“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2](P249)在邓小平的强力倡导和推动下,我国的社会主义走出了迷途,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确定工作重心转移的同时,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那么,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发展前途是什么关系?鉴于改革开放之前统得太死、权力过于集中严重扼杀了社会主义生机与活力的弊端,邓小平深刻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2](P150)这里,邓小平把改革提到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高度,不能不说是远见卓识,令人感到振聋发聩!试想,盲目求纯、高度集中、大锅饭这些痼疾如果继续下去,那么社会主义事业除了被葬送之外,还会怎样呢?!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邓小平对改革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深化。他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3](113)“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1](P337)。要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必须改革,这是惟一的道路。我们实行的改革,“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1](P330)我们的改革是全面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1](P363)。其他领域改革的目的也都在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关于开放,邓小平有一句通俗的论断:“关起门来无法搞社会主义。”[1](P283)他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要发展,就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在有人对对外开放政策发生疑虑时,他明确指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3](P51)。中国的开放是全方位开放,“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1](P391)

邓小平揭示了改革开放的实质,他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1](P450)当有人怀疑改革开放会不会背离社会主义方向时,邓小平说:“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1](P337)“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3](P138)“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1](P308)邓小平科学地阐明了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发展的关系,使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一路高歌,使我国社会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对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做了大致的预测: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是一个“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4]。于是社会主义必须实行计划经济成为勿容置疑的金科玉律。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以巨大的理论勇气突破了这个禁区。早在1978年12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这不利于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1979年10月他进一步指出:“过去我们统得太死,很不利于发展经济。”[2](P200)权力过于集中,统得太死,说到底,核心的问题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对这样一个长期困扰人们思想的问题,从1979年11月到1992年初南方谈话,邓小平先后十几次做出了明确回答。他说:“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3](P17)在邓小平看来,首先,“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P373)早在1987年他就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3](P203);1991年初他在视察上海的讲话中再次提出计划和市场“两者都是手段”[3](P367)。其次,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指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3](P367),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美国也有计划,而我们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次,“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3](P148)又次,“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3](P139),这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最早提出的一个观点。最后,中国可以“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3](P148),因为这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在关于市场经济的诸多论述中,邓小平有一句具有转折性意义的话。他在中共十三大召开之前说:“不要再讲以计划经济为主了。”[1](P375)我们看到,随着邓小平思考的深入,我们党的认识也在逐渐发展。中共十二大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自此不再提以计划经济为主了。而中共十四大则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共十四大的决策是我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正确选择,它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注入了生机与活力。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创立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重大突破,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这个突破使我国社会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

20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的风波和国际上发生的剧变,促使邓小平对社会主义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第一次用凝练的语言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P373)这个概括使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排除了他以往多次强调的公有制,这使很多人大惑不解。其实,这个概括的重大意义首先在于推动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传统观点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平面的,谈到社会主义,人们往往说到它的若干特征。而邓小平的概括,极大地开启了人们的思路,启发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应该是立体的。社会主义作为认识的客体,其内容可以而且也应该区分为不同的层次。社会主义本质,是社会主义的核心层次,也是最高层次。它舍弃了一切外在的、非本质的内容,实际上成为社会主义的灵魂。这个核心层次,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方方面面。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了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则构成了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层次。这种基本特征的内容,在经济上,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等等;在政治上,是人民民主政权、社会主义民主、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等等;在思想文化上,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等。由“本质”和“基本特征”这两个层次,结合各国的不同国情规定了社会主义的第三个层次,这就是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度的选择形式或模式。例如,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体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等等。以上前两个层次是社会主义的一般,而第三个层次则是社会主义的特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模式,即属于第三个层次,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邓小平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的另一个重大意义在于进一步划清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构成了特定的社会形态,所以人们在谈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时,往往只分析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两个层面。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规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人们往往难以接受,认为资本主义不也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吗?尤其是在当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实这种认识既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本意,又违反了历史实际。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时,正是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出发的。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所以诞生,就是因为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已“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5](P256)。而在打破了封建所有制关系以后,“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P256)正是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才使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也已达到与它“不能适应的地步”[5](P257),因而“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5](P257)。正是基于以上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才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结论。十分明显,资本主义犹如以往的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一样,虽然在一定历史阶段上起过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但最终却又失去了这种作用。这原因就在于它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以阶级对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资料为少数人所占有,必然决定了它对生产力的解放、发展受到阶级与时代的局限。当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否定资本主义占有方式时,资本主义自身便无能为力了。社会主义则恰恰相反,它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不表现为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与冲突。因此,对于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环节,可以通过自身的调节得以解决,从而不断地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改革,正是这种作用的表现。所以,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个层面上划清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这是十分深刻和极具创造性的。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概括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它揭示了共产党人崇高价值观的内涵。价值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的一种关系范畴。作为价值关系的客体,包括物质的、精神的,同时也包括作为二者中介的实践活动和实践过程。作为价值关系的主体的人们,其实践活动无一不是为了追求、满足某种价值需要。共产主义学说是以人为本的学说,它的终极目标是解放全人类。那么解放全人类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包括了两个基本方面:一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后者是目标,前者是实现目标的手段。“目标”展现了解放全人类的情景——幅大同盛世的画面。而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个“手段”规定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方面,这就再次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是一种价值观,因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6]目标和手段的统一,这就是共产党人崇高的价值观。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是他对社会主义再认识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核心。

以上两部分侧重论析的是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理论回答。而邓小平对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与之相比也毫不逊色。这方面的内容极为深刻和重要,可以说邓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回答的就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理所当然的是邓小平崭新社会主义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由于党的十四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有权威概括,故本文对此不再赘述。但邓小平是多次这样提出问题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3](P116)而对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最高的概括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198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回顾了新时期以来自己做成的几件大事,关于国内工作只提到了一项,即“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3](P295)。可见他对确定党的基本路线高度重视。事实上,改革开放之初正是邓小平最先提出结束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力主改革开放,推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工作重点转移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伟大决策。在三中全会后不久,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最早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奠定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基于对经济建设的突出重视,邓小平一度多次把它提到政治路线的高度。他说:“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2](P276)1986年底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过后,直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的召开,邓小平多次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变。他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3](P248)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党的十三大完整地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其后,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坚定地说,贯彻十三大精神,一个字都不能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3](P370-371) 邓小平对党的基本路线形成的卓越贡献、对长期贯彻基本路线的信心和信念,使我们深感这条路线是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之所系,也使我们深深懂得了它的来之不易。在毛泽东生前的最后二十年,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中,提出了三条总路线——八大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7](P16)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决议》指出:“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7](P18-19)至于党的九大所概括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则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统领下的完全错误的指导路线。这三条总路线,前后相连,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最高概括,是在正确与错误理论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三条总路线由正确到兼有错误与正确再到完全错误,体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从正确到错误的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三条总路线标示了二十年探索的曲折路径。邓小平所确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正是对八大路线的坚持和发展,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扬弃,是对第三条总路线的拨乱反正;它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最高概括。上述四条总路线形成了一个前后连贯的完整的链条,经过了一个“正——反——合”的历程,表明我们党经过艰辛的探索,终于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鲜明地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要求。他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2](P312)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形成过程表明,他本人正是全党解放思想的光辉典范。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邓小平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对实践证明第一代领导集体正确的理论观点,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压力,他都坚决地坚持继承;对实践证明错了的理论观点,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阻力,他都坚决地予以拨乱反正;而实践需要对既有的理论成果进行发展、发挥时,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挑战,他都果敢地发展创新,提出新的理论观点。他表现出来的非凡的政治智慧、巨大的理论勇气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邓小平崭新的社会主义观是社会主义一般与社会主义特殊的有机结合,特殊中体现着一般,一般中蕴含着特殊,两者水乳交融;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什么是”中包含了“怎样建设”,“怎样建设”中体现着“什么是”,两者浑然一体。它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巨大指导作用已被二十多年的实践所证明,并将继续得到证明。在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需要很好探索的重大历史课题。邓小平崭新的社会主义观出色地回答了这个课题。我们坚信,邓小平的崭新的社会主义观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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