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及其地理史学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地位论文,地理论文,禹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禹贡》作为我国最早的具有系统思想的地理科学著作，不仅以区域对比的方法分述了“九州”概况，而且以专题形式记述了导山导水，最后产生了一个理想的“五服”区划制度。它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全国山川大势和自然环境的认识水平及土壤分类的萌芽；另一方面“九州”之说和“禹河”观念也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而《尚书》是我国现存史书中最古者，系上古历史文件和政史论文的汇编，是儒家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尚书》的《禹贡》篇是代表我国先秦时期地理学发展的典型之作，因此历来备受重视。本文仅就《禹贡》的研究概况、内容特征及其在地理科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作一探讨。
《禹贡》及其研究概述
从汉代到现代，研究《禹贡》者不绝于史。特别是清代研究《禹贡》已成为一专门学问。有关《禹贡》的论说著述也非常之多。如唐代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宋代毛晃的《禹贡指南》，程大昌的《禹贡论》，傅寅的《禹贡说断》；元代黄镇成的《尚书通考》；明代茅瑞征的《禹贡注疏》，郑晓的《禹贡图说》，王鉴的《禹贡山川郡邑考》；清代朱鹤龄的《禹贡长笺》，徐文渭的《禹贡会笺》，胡渭的《禹贡锥指》等等。近代顾颉刚、辛树帜、王成组等先生也都对《禹贡》作过专门研究。
《禹贡》篇作者不详。由于其内容以大禹治水所贯穿，向来被列于虞夏书中，以致自古以来多认为是大禹的亲笔之作。然而，从迄今出土的夏代文字看，我们还不能相信它是夏代著作。从四千多年前的社会生产力和人类地理知识水平看，夏人进行《禹贡》所述幅员广袤、工程浩大的治水工程，是不可想象的。至于产生于我国人民之中的大禹治水的英雄传说，其讴歌人定胜天伟大精神的神话价值，自应另作别论。
《禹贡》的成书年代学术界迄今尚无定论。近代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的观点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类：一是西周说，以辛树帜为代表；二是春秋孔子说，以王成组为代表；三是战国中期说，以顾颉刚为代表。其中顾颉刚先生的战国中期观点推崇者较多。他经过审慎考证，依据《禹贡》内容所揭示的当时中国疆域，认为只有到了战国中期即“七雄”各向外发展之后，才有可能出现。而从是篇全无公元前300 年赵武灵王在西北所辟诸郡的迹象看，它的问世又不可能迟于战国中期。由此看来，《禹贡》的成书年代当以战国中期为宜。
对于《禹贡》的研究，过去主要局限于解经（解释文字）和释地（考证山川等地理位置）。虽然近现代的研究，已利用了许多自然地理知识，但主要仍以文字、品物的考释性研究为主。但也有许多历史地理学家，利用系统地理学的思维方法，对《禹贡》所包含的地理思想和地理内容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突破。随着地理科学事业的发展，《禹贡》的研究将会更加深入。
《禹贡》内容的基本特征
《禹贡》在体裁上属于地志。它迟于《山经》，早于《汉书·地理志》，是先秦时期富有科学性的地理记载。《禹贡》文字精炼，叙事概括，全文仅1205字，却记述了全国的山川、物产、田赋等方面的重要内容。明代地理学家艾南英说：“禹贡一书，古今地理志之祖者。 ”〔1〕它和《山经》有些地方相象：诸如题材也是托古于夏禹治水的神话传说；其分区标准，打破了当时邦国割据、诸侯林立的局限，而从大一统思想着眼，以名山大川为界。然而不同的是，《禹贡》利用了战国时期发达的地理学知识，超脱了《山经》极原始的地理概念，摒弃了神话成分；摆脱了《山经》所确认的四方为海之说，而已知唯东方是海；超过了《山经》南西北东中的“五方”原始朴素区划，产生了较为实际的“九州”划分方案。因此，一般认为：产生于春秋末战国初的《山经》是中国地理著作的开山作；产生于战国中期的《禹贡》突破了原始的幻想，以征实为目的，比《山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是我国早期完备务实的典型之作。它对后世地理学发展的影响，既深且巨。正如清代学者李振裕所说：“自禹治水，至今四千余年，地理之书无虑数百家，莫有越《禹贡》之范围者。”〔2〕
《禹贡》的全部内容可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以区域对比的方法，记述了九州情况。《禹贡》以荆、衡、岱、太华四山，河、济、淮、黑四水和海为分界标志，划分全国为九州。即冀（今晋、冀、辽南）、青（鲁东）、兖（鲁西）、徐（鲁南、苏北、皖北）、扬（苏南、皖南、浙北、赣北）、豫（豫）、雍（陕、甘）、荆（湘、鄂）、梁（川）。叙述从冀州开始，依次是兖、青、徐、扬、荆、豫、梁、雍。每州分叙境内山川、湖泊、土壤、物产以及田赋等级、贡品名目和水陆运输线，在一些州里还提到少数民族。如上所述，九州中的大多数地名与今日地理有一定的连带关系。但是，九州制在虞夏之际是不可能的，到战国中期，九州的规模虽已具备，但也并未实行。产生于诸侯割据争霸时代的《禹贡》，其作者所论的九州实际上并非当时的行政区划，而是作者对他所知道的“天下”所作的地理区划。这一方面反映了诸侯争霸局面下人们要求统一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当时炎黄子孙的足迹所及及其地理视野。
第二部分，以专题形式记述的是导山、导水。“导山”是假托大禹治水时“随山刊木”经行路线，故只记山名，但相关联的山岳便形成四条“山列”的概念。其自西向东，先从渭水、河水以北讲起，第一列始于岍、岐（陕西渭水北），向东经壶口、雷首、太岳、砥柱、析城、王屋（晋南）、太行、恒山至碣石；第二列从西倾、朱圉开始向东经渭水南岸的鸟鼠、太华（秦岭）、熊耳、外方、桐柏（豫西）至陪尾；第三列始于嶓冢（陕南）向东经荆山、内方而至大别（鄂、皖）； 第四列从岷山（川西）始，经衡山（湘）至敷浅原。“四列”之说，可谓纲举目张，把丰富而杂沓的山脉，勾画得既清楚又条理。“导水”部分，以大致相当于导山部分的地域范围的九条大河为纲，分别记述了诸川走向、流经地势和归宿，蕴涵着洪水为患来自河道失修，理水必从导山浚川着手的科学道理。《禹贡》九河的次第为：弱水（张掖河上源）、黑水（张掖河）、黄河、漾水（汉水上源）、长江、济水、淮水、渭水、洛水。作者这样排列，也是有一番用心的。“弱水、黑水在九州之上游故先之；中原水患河为大，故次河；自河以南，水莫大于江、汉，故次江、汉；河以南，汉以北，惟济、惟淮，皆独入海，故次淮、济；雍水多归于渭，豫水半归于洛，然皆附河以入于海，故以谓、洛终之。”〔3〕这样看来，导水部分可谓一篇相当精致的古代水系表， 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水文地理代表作。
第三部分，是一个理想的区划制度“五服”。服者服役，五服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服制度，是以王都为中心逐次向四方扩展，首先王都四面各五百方里为甸服，即王畿，此中近处多贡，远处少贡，近处贡粗，远处贡细；甸外五百里为侯服，即诸侯封地，此中近处封小国，远处封大国；侯外五百里为绥服，是介于中原和外族的过渡，既以中原文化相教化，又是保障腹地安全的地区；绥外五百里为要服，再外五百里为荒服，皆为外族所居。五服制各服“五百里”之说不过是一种幻想。第一不可能有像棋盘一样匀称正方的区划；第二这与犬牙交错的“九州制”相抵牾。顾颉刚先生对九州制和五服制有过很精湛的论述：“五服制是在西周时代实行过的，到战国而消亡；九州制是由战国时酝酿的，到汉末而实现。又可以说：五服制似假而实真，由真而化幻；九州制似真而实假，由假而化真。”〔4〕
从《禹贡》所反映的地理内容，结合前人的论证，都表明《禹贡》所记述的内容大都比较正确，特别是关于北方的情况更为详尽。但是，《禹贡》中也不乏虚构、臆想的成分。如黑水、弱水、陪尾、敷浅原等山水地理就难以捉摸；关于济水的“伏流”、“岷山导江”也都存在问题；有关物产也有臆想名目品类。所以，认定《禹贡》全部为实的传统观点是不可取的。但是，无论如何，《禹贡》作为我国早期结集性的、内容最完备的地理科学著作的史学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禹贡》的地理史学地位
《禹贡》内容极为丰富，是今日研究我国古代经济、地理、社会性质的重要文献。它叙事平正切实，甚富征实性；行文主次分明，有纲有目，又可见其体系完整，结构严密。从内容到体例，都对我国数千年来地理撰述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海内外地理学界公认的世界名著。早在人类的远古时代，能有这样科学性极强的地理专著问世，诚为中国文化的骄傲。《禹贡》在中国地理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主要表现在它对早期地理科学知识的记载和对后来地理科学思想发展的影响这两个方面。
第一，记载了我国早期有关地理学方面的知识。用现代地理学观点考察《禹贡》，可以看出它包含了我国最古老的有关政治地理、水文地理、山岳地理和经济地理等方面的内容，可谓一部系统的区域地理著作。
1.它反映了当时对全国山川大势及自然环境的了解水平。从“导山”的叙述次序、方法及山列地理，“导水”所采用的先北后南、先主流后支流、从上游到下游的叙述原则，以及各州的水道系统（贡道）、九州分界标志的选定等，都可表明当时已经掌握了我国地势西高东低、山岳分布西部集中东部分散的两大特征，对境内的主要水系也有了深刻的了解。另外对区域内自然地理的观察也是相当细致和准确的。如关于东部兖、徐、扬三州自然景观的描述，兖州“厥草惟繇，厥木为条”；徐州“草木渐包”；扬州“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即是说：华北平原的草木抽发为条，但较疏朗；向南到淮河以北、鲁南一带，草木则表现为丛茂繁密；再向南到长江中下游的扬州，草本极其茂盛，树木高大葱郁形成莽林。无疑这正是当时我国东部地区自然地理状况的真实写照。
2.它反映了土壤分类的萌芽。《禹贡》以土壤的颜色、质地分九州之土为十个品类，即：白壤、黑坟、白坟、斥、赤垣坟、涂泥、壤、下土坟垆、青黎、黄壤。根据后人对应各地实际情况考证，其分别相当于现代的盐碱土、灰棕壤、灰壤、盐渍土、棕壤、湿土、石灰性冲积土、砂姜土、无石灰性冲积土、淡栗钙土。就《禹贡》内容来看，雍州的黄壤最为正确，荆州、扬州的涂泥也较符合实际，而徐州的赤垣坟、梁州的青黎都与实际不符。但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关于土壤已有了分类的萌芽，而且具有一定的分类标准（如颜色、质地）。这应该看作我国土壤分类学及土壤地理学的发端。
3.它反映了当时水道系统的概念。《禹贡》叙述水道，一般先说明发源地（山），再叙述依次汇入的支流、流经的湖泊，一直到海。个别较大的支流如洛、汉、渭等则单独叙述。在河湖关系上，一般表现为河水入湖又流出的认识特点。结合当时人们对大自然的了解水平，对水道系统有如此明确的认识可谓是非常了不起的。
第二，《禹贡》的地理思想对后代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1.“九州”说的影响。几千年来，“九州”作为一种超现实的行政区划，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禹贡》之后的《吕氏春秋·有始览》、《尔雅·释地》中都有九州之制。除少数之外，大部分州名、部位和界限都为《禹贡》的沿袭。先秦时代中国并未实行过九州制，《禹贡》把天下划分为九州，只不过是一种含有大一统思想的政治理想罢了。到汉武帝时代，国家设立十三州，才把《禹贡》提出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此后，九州制也未实行，在古代历史地理和沿革地理作品中，特别是国家分裂时的地理记述中，常常采用九州中的一些名称，而并非真正的地理实体。直至今日，“九州”作为中国的代名词还时常为人们所提及。由此可见，源于《禹贡》的“九州”说影响之大。
2.“禹河”观念的影响。长期以来，传统观念依据《禹贡》等记载，确认大禹曾疏浚过九州之内的河川。特别是认为大河（黄河）由大伾以下入海的一段河道，就是禹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所奠定的， 而且直到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的河徙，这1600 年的安流入海，全赖禹功。所以，这段河就叫“禹河”。历史上关于禹河的概念，流传甚广，直到近代的一些论述中，还常常提及，确信它的存在。事实上，如前如述，《禹贡》为战国中期之作，属夏禹以后一千多年的人所为，而大禹治水又是一种传说。即使确有治水之事，也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治水工程，更不可能使河水16个世纪安流如故。所以，依据《禹贡》而认定有“禹河”的存在，也是不可靠的。
总之，《禹贡》尽管有某些虚假成分和主观臆想的材料，但在中国地理史学上仍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这不仅因为它是目前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具有系统地理思想的著作，而且在于它既可以较全面反映当时的地理认识水平，又对中国地理学发展发生过巨大影响。它是探讨研究中国古代地理学发展的重要史料。
注释：
〔1〕明·郑晓：《禹贡图说·序》。
〔2〕清·胡渭：《禹贡锥指·李序》。
〔3〕清·崔述：《夏考信录·禹下》。
〔4〕顾颉刚：《〈禹贡〉注释》见《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