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主义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中国人民先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之后，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而后又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在建国头30年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现在正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50年来，在一个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原有经济、文化底子极为薄弱的大国，成功地实行了十分复杂、困难、深刻的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使社会生产力获得空前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大为改善。新中国经济经过50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的持续快速发展，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并有一部分是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国民生产总值已跃升到世界第7位，多种主要农产品、 能源和基本原材料工业产品、 日用工业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的产量进入世界前5名，有些已居于世界首位，出口总值上升为世界第10位，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2位，12亿多人口正快步进入小康生活。 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的蓬勃生机和活力，为全世界所瞩目。
新中国的经济制度变革和经济建设发展，在半个世纪的艰苦奋斗和不懈探索中，经历过历史的曲折，克服了无数的困难，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经验。贯穿新中国经济50年的历程，有两条基本线索，也就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怎样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正确地回答两个基本问题。首先是要正确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最根本的问题，这就必须搞清楚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哪一阶段，在这个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其次是作为前一个问题在经济方面的重要内含和进一步展开，怎样把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正确地回答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问题。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的历史性成就，又发生过严重的失误和挫折，之所以在有些时期比较顺利地大步前进，有的时候却又步履艰难甚至停滞倒退，归根到底是由于对上述两个基本问题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回答和切实的把握。
（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一个个以“炮舰政策”轰开近代中国的大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使中国延续上千年的封建自然经济解体，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国际环境，历史地决定了这两大任务不可能以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为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来完成，只能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领导，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来完成。新中国的建立和建国后取得的伟大成就，业已充分证明了上述论断是科学的真理，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比较顺利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进而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奠定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短短7年时间，就在一个几亿人口而且80 %以上是农业人口的大国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而且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日益繁荣，物价保持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这与旧中国经济衰败、物价暴涨、城乡凋蔽、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形成鲜明对比。这的确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初步地但却生动有力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国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0年中，中国经济发展一度遭受严重挫折，总的看仍取得很大成就。这10年经济建设最重要的成就是，在几乎完全断绝了国外经济援助和技术来源的情况下，我们依靠自力更生，不仅使经济总量和煤炭、电力、石油、钢铁、机械等主要基础性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有了大幅度增长，而且建立起了电子、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工业部门，展开了全国工业布局。随后，在“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仍取得一批重要成就。这20年间，中国经济遭受到两次严重挫折：第一次是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1959 年7月庐山会议后开展的“反右倾”斗争，又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由此造成国民经济大起大落，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不得不进行5年的调整。 第二次是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 造成全国性的严重混乱、破坏和倒退，把经过调整重新出现欣欣向荣景象的国民经济又推到崩溃的边缘。这20年之所以发生如此巨大的历史曲折，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对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后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社会历史特点和基本国情缺乏清醒的、深刻的认识，从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回答不完全正确，有的方面、有的时候甚至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回答。
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曾讲过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里讲的共产主义社会包括了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转变为后者的过渡时期，还讲过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称低级阶段，但从未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囿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教条式理解，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认识，出现过两个失误。一是把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与马克思所讲的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共产主义社会（包括从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整个过渡时期混淆起来，以致未能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之后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二是把当时虽未认识但已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混同起来，因而采取一些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违背历史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做法，急于向共产主义“穷过渡”。这两个失误主要表现在：第一，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否定了1956年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正确判断，把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是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致使我们未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还往往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方法来对待经济问题，致使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不能及时、彻底纠正。第二，在基本经济制度上盲目求“纯”，在公有制实现方式上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在分配方式上搞平均主义，严重违背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挫伤和压抑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第三，把经济调节方式视为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长时间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之间以及居民消费品零售环节上一定程度地保留了商品交换方式，在经济困难时也允许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开放市场，但整体上是否认和排斥市场经济，总是力图限制和急于消灭市场。第四，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不注意量力而行，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期望很快就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出现上述失误和挫折，中国经济在这一段时间发展的路子走得很不顺利，生机和活力逐步减退，人民群众付出的巨大努力和代价与得到的实惠很不相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出来。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重新恢复和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邓小平理论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的、基础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又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正是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重要基本国情出发，深刻正确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尚未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但实际上已在酝酿之中。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第一次写上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再次确认：“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指出，“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并概括和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党的“十四大”报告在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时说：“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明确地全面地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十五大”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
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遵循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贯彻执行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和趋于完备的一整套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方针政策，近20年成为新中国建国以来发展最好的时期。这集中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逐步确立了与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相适应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出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资以及混合所有制等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初步形成了多种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不断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第二，打破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通过废除农村人民公社制度，普遍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新型农业集体经济制度，从落实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改革，加上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各类市场主体基本形成；包括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体系迅速发育，商品价格已主要由市场形成，市场机制已在相当广泛的领域和较大程度上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初步形成了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计划、财政、金融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的新型宏观调控体系。第三，打破封闭、半封闭状态，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总体格局。对外开放地域，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开发区，到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江沿岸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地区以及内陆省会和中心城市；对外开放的领域，从加工制造业、餐饮服务业、房地产业到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以及商贸、金融、保险业。积极利用国外资金、市场和资源，广泛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大规模利用外资，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规模居于世界第二位、发展中国家首位，对外贸易额在世界的排名由32位上升到10位。第四，胜利实现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即将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第二步发展战略目标。国民经济以年均近10%的速度持续快速增长，只用15年就实现了原定用20年使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并在1997年提前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经济结构调整基本完成了突破供给“瓶颈”、消除普遍短缺的任务，农产品、工业消费品和主要生产资料初步形成了“买方市场”。这20年中国经济发展虽然未能完全避免起伏波动，但总的来看，发展速度比前30年明显加快，波动幅度比前30年明显要小，而且为消除前一段经济过热现象在90年代中期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软着陆”，1998年在外有亚洲金融风暴冲击、内有特大洪水灾害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经济适度快速增长和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第五，人民生活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反贫困斗争成效卓著。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首先摆脱贫穷。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继80年代基本解决温饱之后，到本世纪末将在总体上实现小康。需要解决温饱的农村贫困人口由改革初的2.5亿人，到1998年底已减少到4200万人， 占全国农村人口的比例由近三分之一下降为不到5%。以上表明，中国人民历经曲折之后， 终于找到了“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答案，改革开放这20年才成为新中国经济发展最好、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20年。
（三）
旧中国是一个十分贫弱落后的农业国，直到解放前夕，只有10%左右的近代工业经济，90%左右是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即是说“我们还有百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历史决定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来实现，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时，生产力发展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
新中国经济50年，不断在实践中探索怎样把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新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过程，也就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过程。
中国式工业化、现代化道路，首先表现为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这种战略选择的客观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在于：第一，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尽快改变“一穷二白”状态，赶超战略集中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第二，近百年来中国饱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欺侮的惨痛经历，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严重威胁，使中国人民深深懂得“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第三，社会主义革命首先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而是在旧俄国这样相对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旧中国这样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取得胜利。这些国家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都要求在经济、科技、文化上尽快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最终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先进的社会生产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毛泽东同志早就预言，革命胜利后，“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新中国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第一个经济建设五年计划提前超额完成，为此提供了生动的证明。但由于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缺乏清醒的认识，因而在实施赶超战略时，往往片面夸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忽视生产力自身发展的规律性，片面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客观可能性，以致几次提出一些不尽切合实际的赶超战略目标，结果欲速不达。1958年“大跃进”提出“15年超英赶美”的口号，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此后虽然汲取了经验教训，但急于求成的情绪仍时有冒头，总的看来建国头30年对中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所需要的时间估计不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基于对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明确认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赶超战略，按照邓小平同志的宏伟构想，确定了三步走的目标。即：从1980年算起，第一步用10年时间，使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人民生活基本解决温饱；第二步再用10年时间，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用30年到50年时间，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时间跨度上是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一致的，它既充分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对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共同愿望，又立足于对中国国情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因而是极其宏伟而又切实可行的。改革开放20年来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了分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正确性、科学性。
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发展关系问题。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走的是由农业到轻工业再到重工业的自然发展道路。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走了一条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依靠国家力量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加速发展重工业的道路。新中国建国初期，一方面是因为以苏联为榜样，另一方面由于面对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以及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和阻挠我解放台湾的严峻形势，也要求把重工业作为经济建设的中心，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但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中国比前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一些，没有犯原则性错误。1956年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对照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尖锐地提出：“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1957年初，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再次明确指出：“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观点，对中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大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又提出“以钢为纲”的方针，提倡“钢铁元帅升帐”，发动全民大炼钢铁，实际否定了上述正确观点。原想“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结果造成国民经济基本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发展速度大起大落，不得不进行调整。在调整过程中，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要求以农、轻、重为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保持基本比例关系协调，整个国民经济得以较快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后不久，鉴于周边国际环境严峻化，开展了以加强内地国防军工纵深配置为中心的“三线建设”。在进行“三线建设”过程中，也提出了要注意处理好农、轻、重关系，安排好“吃、穿、用”。但由于对战争危险估计过分，提出要“立足于早打、大打”，对“三线建设”的要求过急，实际上对农、轻、重关系处理得不是太好。随之而来的十年“文革”，则使包括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都濒于崩溃。
“文革”结束后，经过两年多的恢复和发展，经济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但由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长期干扰破坏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状况还未根本改变过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从1979年到1981年进行三年经济调整，主要是调整农、轻、重比例关系，相应调整能源工业和其他工业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同时，改革首先在农村展开，并在1984年后重点转入城市企业改革。这个期间，对农业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通过减少农产品定购任务、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加大农田水利建设投资比重等措施，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缓解了农产品供应的紧张状况。废除农村人民公社制度，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是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加上推广以杂交良种为代表的先进适用农业技术和增加化肥、农膜、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农业生产在80年代前期得到较快的发展。对轻纺工业则实行了在生产计划、技术改造、技术引进、能源原材料供应、交通运输、银行信贷等方面“六优先”的扶持政策，加之在80年代以来大量引进耐用消费品生产技术，吸收外商投资中也大多是轻纺工业项目，工业消费品生产得到快速发展，产品不断更新换代，出现了由“老三大件”、到“新三大件”再到“新新三大件”的跨越。80年代农业和轻工业的迅速发展，与国民收入分配逐步向居民个人倾斜相匹配，形成了1984年到1988年这五年间以消费需求拉动和消费品供给推动相结合为主导的经济高速增长。到80年代后期，由于1984年农业大丰收后部分地区出现了“卖粮难”的现象，对农业问题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导致农业主要是粮食生产三年徘徊，而加工工业的快速发展又使能源、交通、基本原材料供给不足的矛盾突出出来。加上1988年在推进价格改革中不适当地提出了“闯关”的口号，刺激了人们对物价上涨的心理预期，引发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明显的通货膨胀。因此，在1989年到1991年的三年“治理整顿”期间，一方面紧缩财政金融、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抑制需求过快增长，另一方面大力加强农业、能源、交通、基本原材料工业等基础产业，使通货膨胀迅速得到有效抑制，并为90年代前期的经济高速增长积蓄了物质力量。在1990年到1995年的“八五”计划期间，加强基础产业仍然作为经济建设的重点，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在农业走出三年徘徊转为连续几年增产之后，一度又出现了忽视农业的偏向，这是导致1994年粮食减产和又一次明显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总结多年在农业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在1993年下半年到1996年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中和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之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进一步提升为“加强农业基础，坚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加强能源、原材料工业以及相应的运输大通道建设，经过8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不断的努力，收到明显成效。到90年代中期，基础产业供给的数量“瓶颈”制约基本消解，发展的重点转向解决质量、品种问题和提高开放条件下的市场竞争力，建设投资重点则转向基础设施并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到目前，中国已告别了普遍短缺时代，主要农产品、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初步形成了“买方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除了继续解决好农、轻、重发展关系问题外，又不断丰富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内容。这首先是由于指导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理论。其次，中国在对外开放中，不仅注重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而且注意吸取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实践和经济学研究中反映人类社会进步共同规律及时代特征的成功经验和理论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丰富的新内容主要是：
第一，关于正确处理一、二、三产业发展的关系。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普遍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人口中的比重大大超过农业、采矿业和制造业，于是，关于三次产业划分方法和按三次产业比重判断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理论得到各国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马克思根据他所处时代作出的划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观点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道路问题也就由只着眼于处理好农、轻、重关系发展为处理好三次产业的关系。“十五大”报告在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内涵时，更明确地写上了这样一条：“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
第二，关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借鉴国际经验，80年代以来，我国也以产业经济学使用的“产业结构”概念逐渐取代了计划经济学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概念，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重要任务。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内经济基本结束“普遍短缺”状态，传统产业出现生产能力过剩，又面临世界科学技术加速发展和国际经济结构新一轮大调整的形势，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已不再是短线产业的数量平面扩张，而是以提高产业素质、增强国际竞争力为目标的结构优化升级。为此，一方面要淘汰、压缩那些过剩的落后生产能力，另一方面要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改造和提高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这表明，新中国经济50 年的发展， 尤其改革开放20年的大发展，工业化进程已由初期进入中期阶段，今后的任务是既要继续完成传统的工业化，又必须加快工业的现代化，以迎接“知识经济”兴起和国际经济加速重组的新挑战。
第三，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实施科教兴国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西方发达国家是在无情的市场竞争压力下，伴随着科技进步而自然地实现的。新中国工业化的初期，是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并且主要是解决“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问题，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还缺乏明确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不少工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但质量、品种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效益不高一直是困扰我们的突出问题。同时，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巨大，虽然人均工业产品占有量仍然相当低，但生产总量的迅速扩大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国内“买方市场”的出现和国际竞争压力加大，这些都使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成为紧迫课题。于是，对依靠科技进步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逐步形成明确的认识并以之为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邓小平同志精辟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在论述经济工作方针时，强调“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教育和科学与农业、能源、交通并列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矛盾的焦点是效益太低，解决这个矛盾，归根到底，是“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必须“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1992年党的“十四大”再次强调，“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同时，由于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不断深化和中国人多地少、人均资源量大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特殊国情，80年代以来一直把控制人口增长和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90年代进一步吸取了国际社会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思想。因此，在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及1996年全国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十分鲜明地突出以“两个根本性转变”——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为主线，并把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两大战略举措。
第四，关于改变二元经济结构和推进城市化问题。中国是一个二元经济结构矛盾十分典型的发展中大国，工业化、现代化实质上就是要把二元经济改造为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现代一元经济。这种根本性改造，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看，又必须是同城市化进程相伴而行、相辅相成的。中国由于人口主要是农村人口数量极为庞大，多年来在推进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对城市化问题一直十分谨慎，在制度安排上尤其是户籍制度上对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实行严格控制，以致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数千万农民自发地流入城市打工经商，大大加快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对经济快速增长和农民脱贫致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构成中国式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一大特色。但长期实行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和发展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的政策，也带来另一方面的问题：乡镇企业“村村点火、处处冒烟”，难以形成经济规模和集聚效应，制约了结构优化和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的提高，不利于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制约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并使大批已转向非农产业的农村人口始终割不断同土地的联系；自发流入城市营生的农村人口没有城市户口，在劳动力市场上实际处于不公平竞争地位，并且在许多方面往往处于城乡“两不管”状态，由此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近两年来，中国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700 多美元的水平就出现了需求不足现象，巨大的市场潜力未能转化为现实的有效需求，调整二元经济结构和加快城市化进程问题已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第五，关于工业化、现代化与市场化和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关系问题。如上述，在实行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一直是把市场经济视为与资本主义互为表里的异己物加以限制、排斥和消灭。虽然陈云同志在1956年提出过“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观点，毛泽东同志在1959年还作出了“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著名论断，但总的来看，在一定时候、一定范围容许和利用市场只是不得以而为之或作为权宜之计。与这种认识相关，加上建国之初受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互相对立的“两个阵营、两个市场”的观点的影响，中苏关系破裂后又处于外国反华势力的四面包围之中，因此，新中国建国后头30年，是在单一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和封闭、半封闭状态中搞工业化、现代化。这30年，我们依靠“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旧中国根本无法想象的巨大成就。但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我们同近邻的日本和亚洲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相比，明显地拉大了差距。直到改革开放的春风来临，我们才重新加快了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改革之初，还是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肯定：“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5年邓小平同志更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987年邓小平同志再次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更加深刻、精辟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当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至此，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中国“名正言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在90年代明显加快。对外开放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改革就是要“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金、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对外开放被确定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随着对市场经济必须是开放型经济的认识深化，以及面对经济全球化加速的趋势，党的“十五大”报告把“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列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内涵之一，并明确提出了发展开放型经济的任务。近20年来，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取得长足的进展，正是由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全方位对外开放提供了强有力的加速器。
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夜，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现在我们回顾新中国5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也只能说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二步，比起邓小平同志设想的第三步战略目标仍然是比较渺小的，更不用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之后，还有更宏伟、更远大的目标。让我们以邓小平同志的教导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紧要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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