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积极发展高等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和规模经历了几次变化。在1992、1993年快速发展之后，90年代中期实行适度发展的方针；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稳步发展高等教育”；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到2010年，我国同龄人口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从现在的百分之九提高到百分之十五左右。”接着在全国范围内扩大高校招生规模，使高等教育出现了加快发展的局面。在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如何按照积极发展的方针，实现高等教育的持续、协调发展，这是一个需要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和实践探讨的重大问题。
一、积极发展高等教育的方针，符合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
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是同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及其不同阶段的教育供求关系相联系的。处于农业社会以及工业化初期的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一般比较缓慢，会长期处于精英教育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后，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会逐步加快。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增长近3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提高到7%。这一时期， 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的阶段，对高等教育的支撑能力有限，特别是还肩负着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艰巨任务，能有这样的高教发展规模和速度，是很不容易的。
我国高等教育原有的基础薄弱，“文革”中又被耽误了整整10年，80年代以来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某种补偿性质。所以，尽管这一时期的发展速度较快，但并没有改变我国高等教育总体水平仍然比较落后的局面。199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按新口径计算为9.2 %（老口径为7.1%），远低于1995年世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6.2 %的平均水平。这个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近几年来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50%之间）的讨论，正是高等教育的发展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的反映。
从国际经验来看，高等教育加快发展需要具备以下条件：（1 ）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国家工业化基本实现；（2）居民收入从温饱进入小康并发展到宽裕阶段，接受高等教育的支付能力提高；（3 ）教育普及程度提高，社会教育需求向高等教育转移等等。目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正呈现出这些特征。1998年我国人均GDP750美元，2000年前后超过1000美元，2010年预计将达到1800—2000美元，全国基本实现工业化。随着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城乡结构的变化，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将会迅速增加，尤其是西部大开发和农村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将大大增加西部地区和农村吸纳人才的能力；人民生活由小康进入宽裕，教育消费和支付能力明显提高；尤其是随着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城镇和发达地区的农村将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今后10年将相继出现高中阶段（15—17岁）和高等教育阶段（18—22岁）的适龄人口高峰期，教育需求重心高移将推动高教的加快发展。这些特征表明，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由精英教育阶段向大众化教育阶段转变的过程之中。因此，适当地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程度，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已经具备了现实条件。
二、积极发展高等教育，要从现实的供求关系出发
高等学校扩大招生规模有利于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有利于为经济社会发展准备和储备人才；有利于缓解高考升学竞争，为基础教育阶段实施素质教育创造宽松的环境；有利于推迟就业，缓解就业矛盾；有利于启动教育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总的说，1999年高校扩招的社会反响是积极的，带动了教育观念和体制机制的变革和更新。但是，1999年高等学校招生比上年增长47%，是建国以来除1958年之外招生数和增长率最快的一年，属于超常规发展。促成这种发展格局的既有长期起作用的因素，也有特殊的因素。今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应该保持怎样的水平？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发展所面临的首要矛盾是，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构成了拉动高教发展的巨大动力；而原有的高教发展机制和模式，限制了高教的供给能力。国内外许多有市场头脑的人士正是基于这一点，看好并涉足中国高等教育的生源市场，形成了对高教发展的拉力和压力。我们应该如何抉择？存在两种不同的判断：一种认为高等教育应该放开发展，以充分满足社会需求，强调以“需求拉动”为原则；另一种认为应依据供给能力确定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强调要考虑“供给约束”。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正确地判断现实的供求关系。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教育需求不被重视，还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扭曲。例如，计划用工制度使高等教育以满足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人才需求为目的，把广泛的社会需求排除在视野之外；长期沿袭的“包培养、包就业”的准干部教育分配制度，刺激社会盲目追求高学历，从而导致高教需求膨胀；比较单一的公办教育制度，限制了社会对教育的投入，制约了教育的供给能力。因此，我们今天考虑供求关系，首先，要突破计划经济的思维框架，在需求方面不仅考虑到国家的需求，还要关注日益增长着的社会需求；在供给方面不仅要考虑到国家财政的投入，也要把社会投入纳入总供给的视野。其次，还应该认识到，所谓社会需求，是指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因为只有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才能构成社会现实供给能力的基础。因此，把握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就找到了现实供求关系的结合点。
国家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主要是指国家财政对高教经费的支付能力。今后，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仍然是支撑高教发展的主要经费来源，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目前在政府教育经费中，高教经费所占比例偏高，大约在22%—24%左右。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世界教育发展报告》统计，1995年在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 高教经费占政府公共教育经费比例超过20%的国家只有37个，且大多数为发达国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又有超大规模的普及教育任务，高教经费比重过高，势必会影响普及教育，这样，今后的趋势将是，政府对高教的投入总量会随着公共教育总经费的提高而不断增加，但由于普九是重中之重，政府对高教的经费支出占高教成本的比重将会下降，社会对高教的投入将成为影响高教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
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主要是指居民对高教经费的支付能力。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展，我国居民的教育支付能力正在不断提高，并且还有较大的增长潜力，这为发展高等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但是，我国正处在市场经济的发育阶段，经济发展成果在国民中的分配很不均衡，国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处于拉大的过程之中，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人群之间的收入相差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人们之间的教育消费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居民高储蓄率确实为增加教育消费提供了条件，但这是在消费结构调整和改革预期不明朗的阶段出现的情况，而且居民存款的分布极不均衡，因此，对于受教育者分担教育经费的能力和比例不能估计过高。
让受教育者承担多大比重的教育成本，取决于我们的政策选择：如果扩大招生部分的教育成本大部由受教育者负担，那我国的高等教育就势必要实行两种收费制度，让一部分富裕家庭增加教育投资来扩大高教机会，这样有可能大幅度增加社会的高教经费分担比重；如果扩大招生部分也采取国家和个人共同分担成本的办法，那就不能依据少数富裕阶层的收入水平，而应该以普通家庭的支付能力为主要依据。政府已经确定选择后者。至于社会各界包括企业、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对教育的投入，依照现有的民间资本实力和税法，还不可能成为教育投入的重要渠道。因此，从总体上说，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高教需求，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但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这种支付能力存在很大的差距，不同阶段、不同地区以及不同层次和类别高教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也应该有所区别。
依据上述分析，既然受教育者支付的费用只是高教经费的一个部分，既然政府已确定按照普通家庭的支付能力确定成本分担比例，那么，发展高等教育对于启动教育消费，进而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就是有限的（当然，如果一部分高等教育实行高收费，情况会有变化）。高教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不能以拉动经济增长为主要依据，而要以社会有效需求和供给相对平衡为依据，以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的合理比例（包括投入的比例）为基础，实现高等教育的持续和协调发展。这样，高等教育的发展就要避免大起大落。今后几年高教规模还会继续扩展，但增长速度将趋于平稳。按照2010年高教毛入学率达到15%左右的目标，今后10年高教的年递增率约为6%—7%。当然，发展的前期和后期以及不同年份之间发展的速度会有差异，但是明确总体目标和持续发展的原则，符合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有利于教育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
三、深化改革，转换机制，为积极发展高等教育提供制度保证
目前，围绕着高教的发展存在着几个有争议的问题：在教育投入上，是完全把高等教育作为公益性事业，还是也作为一种产业来发展？在调节教育供求关系上，是主要依靠政府行政计划，还是更多通过市场调节？在教育质量上，是单纯按照大一统的教育内部的质量评价标准，还是在坚持基本质量标准的前提下，按照市场对于人才需求的多样性让社会参与质量评价？在毕业生就业出路上，是按照原有的计划用工制度和就业去向，设想社会对毕业生的容量，还是把毕业生摆到城乡就业大市场上去平衡就业的供求关系？解决这些问题都有一个改革思路和发展机制问题。有了改革的思路才好制定发展规划和政策，实现高教发展的供求协调。
1.制定发展教育产业的有关政策，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导致高教发展出现“瓶颈”的主要原因，是投入不足。在一定范围内运用产业运作机制是扩大教育资源的有效途径。这就需要实行某些向教育倾斜的产业政策，包括：政府要把教育作为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确保政府公共教育经费在高教投入中的主渠道作用；实行优惠政策，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力量，采取多种形式兴办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在国家民办教育法律颁布之前，可以对急需解决的一些政策性问题，例如关于民办学校的产权归属、出资人的投资回报、营利和非营利的界定及政策区分等提出试行办法，在若干地区进行试验，逐步形成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运用税收和金融等手段，吸引社会资金通过捐赠和借贷等途径投向教育，可以在税法中规定对教育的捐赠从税基中扣除，银行对有偿还能力的高校实行低息贷款，学校自有的财政拨款外资金可以通过金融机构运用金融手段增值；实行教育成本分担原则，根据不同学校、专业的培养成本和回报高低，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家庭实际承受能力，确定高校学生承担培养成本的一定比例，这样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支出不仅是一种消费行为，同时也是一种投资行为，高校理所当然地要为这种投资回报作出回答。
2.按照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原则，扩大高等教育的机会。在国家投入达到一定量的条件下，高教发展的增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投入，主要是学生的缴费水平。这里，不同的政策选择，会有不同的结果。有两种可供选择的办法：一种是公立学校按照同一种标准收费，民办学校按照成本收费。一种是公办学校国家财政全额拨款的部分，按照成本实行较低比例的收费；同时允许公办学校举办二级学院，除国家给予补贴外，主要通过收费补偿培养成本。这两种办法的共同点是国家教育经费的应用确保教育公平，而增加的受教育机会则依据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同时国家设立学生资助制度，帮助家境贫困的优秀学生得到公平的受教育机会。不同点是，运用民办机制扩大受教育机会的政策，一种是只限于民办学校范围，另一种是扩大到公办学校的二级学院。政府已经确定采取前一种办法，那就需要加快民办高校的发展速度，并且提高其办学水平，增强民办高校的吸引力，使之成为扩展高教规模的重要途径。同时，对于公办学校，政府要么大幅度增加投入，支持其扩招，要么大幅度普遍提高收费标准，弥补其扩招后财政拨款的不足。
不论采取哪种政策举措，扩大招生部分势必要由学生家庭承担培养成本的大部分。这些费用如果不是主要由有支付能力的富裕家庭承担，就要由全部学生分担，就必然要普遍提高收费的总水平。在这种成本分担机制下，为了实现既能扩大受教育机会，又能确保受教育机会公平的目标，政府教育经费中的一部分要以奖学金和助学金的形式，用于奖励优秀学生，帮助贫困学生和特殊专业的学生；同时要大幅度增加贷学金的总量，让一般家庭通过借贷提前进行教育消费。当然，这需要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大学毕业生工资标准为前提，使高校收费与受教育者的偿还能力、投资回报相适应。这样，通过建立高教的成本补偿制度和投资回报制度，可以为形成高教发展的市场调节机制提供制度基础。
3.改革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促进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紧密结合，为高教发展开辟广阔的空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高校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培养的人才有些不能适应地方建设的需要，也不容易到基层服务。因此，高教发展同急需人才的地方政府缺乏利益相关。随着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省级政府开始负起统筹、管理高等教育的主要责任。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高教同社会的结合，必须确保高校有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权利与责任。只要学校负有招生、培养、就业等方面的权利与责任，其发展就自然受到社会需求的驱动和制约，这是高教发展的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在深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还要调整高教的类别结构和布局结构，尤其要重视发展社区性、职业性的高等教育。可以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办学，例如，试行一部分公办学校与民间投资相结合，充分利用两种资源结合的优势；实行城乡合作办学和跨地区合作办学，利用城市和发达地区的资源优势，带动欠发达地区和为农村服务的高等教育的发展；依法发展中外合作办学等。尤其是可以利用一部分基础较好的高校的资源优势，同中心城市的地方政府合作，举办社区性高等学校，使高等教育的发展能更加贴近急需人才的基层和农村，这不仅有利于调整人才的城乡、地区、行业布局，也为高等教育创造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4.调整人才培养规格和服务面向，把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实际需要的人才，作为提高教育质量的重点，实现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积极发展高等教育的制约因素，除了教育投入之外，还有教育质量和就业容量问题。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现状看，表面上大学毕业生尤其是专科毕业生已经相对过剩，实际上这只是一种结构性过剩，是高校现有的那种只着眼于学历文凭和书本知识的培养模式不能适应社会实际需要的反映。《世界高等教育宣言》提出：“在高等学校，必须将培养创业技能与创业精神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以提高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使他们不仅成为求职者，而且逐渐成为工作岗位的创造者。”这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是一个深刻的启迪。如果我们高校培养的学生大多是一些只懂书本知识、只会应付考试的书呆子，那么，高校越是扩大规模就越会增加社会就业负担；而如果高校把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尤其是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摆在突出位置，学生不仅能为自己创造工作机会，而且还能为社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那么，高教越是发展就越能缓解社会就业矛盾。因此，高校不仅要努力扩大规模，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更要调整培养规格和服务面向，使人才培养的质量更加符合社会多样化尤其是基层实际的需要，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不断为高教发展创造新的社会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