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中国与东盟组织的双边合作_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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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在1967年就已经成立,但在70 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国际形势的影响,中国同东盟国家和东盟组织基本上没有来往。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以及东南亚地区形势的变化,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逐步得到改善。中国开始公开赞扬东盟的促进地区和平与繁荣作出的巨大努力,支持东盟的地区中立化主张,明确地将东盟视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并且注意加强同东盟的关系。80年代期间,中国同东盟在一系列涉及地区安全的国际政治问题上加强了合作。同时,在相互交往中也各自程度不同地增加了经济方面的份量。

进入90年代,由于两极体制的瓦解,亚太地区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明显增强。作为一个整体的东盟的地位和作用较前大大提高,对亚太地区形势的发展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随着东盟经济实力的增强,对美国军事存在的依赖程度的相对下降,东盟开始调整对外战略,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同时,中国把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作为自己外交工作的重点之一,也更加重视发展与东盟的友好关系。

1990年8月和10月中国与印尼、 新加坡分别恢复和建立外交关系以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阶段。在此基础上,中国与东盟组织的双边关系也得到迅速发展。1991年5月底, 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致函马来西亚外交部长巴达维,正式表示中国希望成为东盟的对话国。1991年7月, 当中国作为东道国的贵宾首次参加东盟外长会议时,钱其琛表示:“中国愿同东盟进一步加强合作,在政治、经济、科技和安全等方面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90年代以来, 中国与东盟组织的双边合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在地区安全方面,表现为中国参加东盟外长会议的身份不断提升;共同促进柬埔寨问题的全面政治解决;并于1994年以后作为正式成员积极支持和参与东盟地区论坛(ARF)。1990年12月, 当中国总理李鹏在一年之内第二次访问东南亚国家时,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欢迎宴会上说:“目前,东盟共与6个国家有对话关系, 虽然中国不是其中的一个对话国,但作为一个具有经济潜力的大国,而且又是亚太地区的国家之一,中国最终是有可能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的。”〔2 〕东盟各国对此表示了欢迎的态度。1991年6月, 泰国总理阿南·班雅拉春在欢迎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招待会上就认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这一新进展是值得欢迎的。〔3〕1991年7月19—20日中国外长钱其琛应东盟常务委员会轮值主席、马亚西亚外交部长巴达维的邀请,出席了在吉隆坡举行的第24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式,并与东盟6国外交部长就本地区的形势、 合作以及中国同东盟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这是中国首次同东盟组织进行正式接触,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对话的开始。在会晤中,钱其琛重申了中国希望同东盟建立政治安全对话关系的愿望,并表示“为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我们愿同东盟进行磋商和对话,我们愿意听取东盟一切有利于改善和平环境的主张和建议。”“尊重并支持东盟关于建立东南亚和平、自由、中立和无核区的主张。”〔4 〕在以后的历次东盟外长会议上,中国也都表示了相同的看法。从1991—1994年,中国外交部长每年都应东道国的邀请出席东盟外长会议,并与东盟各国外交部长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磋商。1992年,中国还建议“建立一个中国与东盟就影响地区安全的问题进行磋商的机构”。〔5〕1995年,中国成为东盟的磋商伙伴国。随着中国与东盟双边关系的不断加深,中国升格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的时机也日渐成熟。1996年3月, 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致函东盟常务委员会轮值主席、印尼外交部长阿拉塔斯,明确表示中国希望成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国。东盟各国对此作出积极反应。同年6月,印尼外交部长代表东盟各国外交部长致函钱其琛, 表示东盟外长一致同意将东盟和中国的磋商伙伴关系升格为全面对话伙伴关系。7月21日发表的第29 届东盟外长会议联合公报对中国成为新的对话伙伴表示欢迎,并希望扩大东盟与中国之间的合作。〔6 〕这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及东盟组织的关系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作为东盟的磋商伙伴国,是东盟的客人,只能在每届外长会议开幕式上发表演说;作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国,就可以在外长会议后参加外长扩大会议,并与东盟就广泛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中国成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国后,双方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必然会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不仅符合中国和东盟各国人民的利益,促进双方经济发展,而且也有利于东南亚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1997年2 月,中国与东盟又在北京成立中国东盟联合合作委员会并举行了首次会议。该委员会的成立,是中国成为东盟全面对话国的重要后续行动,为中国与东盟的双边合作又提供了一个新的渠道。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安全合作是从解决柬埔寨这个地区热点问题开始的。中国与东盟在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基本一致,并一直保持密切磋商,对促进柬埔寨问题公正合理的政治解决发挥了积极作用。1990年8月,中国总理李鹏访问印尼、新加坡、泰国。 如何推动柬埔寨问题尽快解决是会谈的重要议题。经过深入的交换意见,协调了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立场,取得了广泛的一致。中国和东盟均认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应加快步伐;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磋商达成的文件,认为它构成了公正合理解决的框架;支持印尼倡议的巴黎会议两主席在雅加达召开柬埔寨四方参加的会议;希望尽快成立以西哈努克亲王为主席、由柬埔寨各方参加的全国最高委员会。1990年8月28 日,联合国安理会5 个常任理事国通过了《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框架文件》。之后从1990年9月至1991年9月,柬埔寨四方和有关国家又分别在巴黎、雅加达、纽约、帕塔亚和北京举行了多次磋商和会议,就全面政治解决的一些细节逐一达成了协议。1991年10月21日,由柬埔寨四方和包括中国和东盟在内的其余18个国家共同参加的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第二期会议终于一致通过了包括《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定》、《关于柬埔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中立和国家统一协定》、《柬埔寨恢复与重建宣言》和《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最后文件》的柬埔寨和平协定,并由所有与会代表共同签署。巴黎和平协定的签订,是包括中国、东盟在内的国际社会长期不懈努力的结果,宣告了东南亚稳定与安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标志着延续13年之久的柬埔寨问题最终得到全面、公正、合理的政治解决。

中国除了在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与东盟进行安全对话外,还一直支持东盟在建立亚太多边安全机制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不反对东盟谋求加强军事装备的自给自足和来源多样化,以改变长期以来东盟过份依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的局面和探索建立一个新的不依赖西方大国的亚太集体安全框架。1994年,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首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表示:“我们一致赞成成立东盟地区论坛,以便共同探讨有效的途径,消除不稳定因素,巩固和增进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希望论坛成为亚太国家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扩大共识、增进信任的对话场所,使安全态势进一步改善,更加有利于经济发展。”〔7 〕在此后的几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中国与东盟及其他国家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安全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1996年7月, 东盟地区论坛各成员国一致同意于1997年3 月在北京由中国和菲律宾共同主办关于建立信任措施的会议。这是中国首次承办关于安全问题的官方多边国际会议。同年12月,中国又决定正式参加亚太地区安全保障合作会议(CSCAP )这样的民间机构,作为开展多边安全合作的“第二轨道”。

此外,中国和东盟组织之间还建立了围绕政治安全问题的副外长级高级官员磋商制度,并于1995年和1996年分别在中国和印尼举行了两次磋商,双方就双边关系,地区形势和周边安全环境等问题交换了看法。第三次磋商于1997年4月在中国安徽省举行。

对于东盟国家提出的开展预防性外交、建立信任措施等建议,中国正在作出积极的反应。中国愿意继续与东盟就本地区的安全问题进行双边的或区域性的多边对话,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磋商,使安全合作进一步发展并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2.经贸科技方面的合作。中国与东盟组织在经贸科技方面的合作是建立在中国与东盟各国经贸关系、科技合作不断密切的基础上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世界经济、政治环境的不断变化,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东盟国家被迫纠正以往过份依赖发达国家的偏向,加强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同时,90年代中国继续实行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也希望利用东盟国家的自然资源、资金和商品市场来发展自身的经济,更好地参与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而且,中国和东盟各国经济各有所长,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很大。东盟国家马来西亚、泰国、印尼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热带资源,如石油、天然气、锡、橡胶、棕榈油等;新加坡在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东盟在种植业、养殖业、人才培训等方面也有较好的经验和技术。中国的日用品、机电产品、农机具、电力成套设备、运输及石油化工设备等较适合东盟市场;在航天技术、机械制造、核能源及某些电子产业方面有一定的技术优势,且成本低于国际水平。可见,中国与东盟在经贸科技的很多领域都可以进行合作。

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自1978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后发展迅速。双边贸易额从1978年的8.59亿美元上升到1989年的41.4亿美元。〔8 〕进入90年代,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更是迅速增长。从1990年的66.8亿美元增至1995年的194.8亿美元,东盟已成为中国的第六大贸易伙伴。 双边的相互投资也不断扩大。截至1994年,中国批准在东盟国家投资的企业达271个,中方投资总额为1.35 亿美元。 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投资则从1990年的投资项目128个,协议投资金额1.595 亿美元, 实际投资金额8668万美元,增至1994年的投资项目2470个,协议投资金额57.4亿美元,实际投资金额18.7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承包劳务方面的合作也进一步发展。1990 年, 中国与东盟签订承包工程项目合同295个,合同金额2.49亿美元,完成营业额9553万美元。到1994年, 中国与东盟签订承包劳务合同1560项,合同金额9.63亿美元,完成营业额4.65亿美元。到1994年底,中国在东盟国家执行合同的承包劳务人员达24720人,东盟国家已成为中国开发承包劳务合作的重点市场之一。 另外,截至1992年底,中国还与东盟国家签订技术出口合同71个,总金额2.5亿美元。

进入90年代以后,在世界区域经济合作潮流的驱使下,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经济开发遂成为新的热点,并引起了东盟组织参与开发的兴趣。1995年12月,在第5届东盟首脑会议上,东盟7国首脑一致同意积极参与湄公河流域的开发,并邀请日本、韩国参加。1996年6月, 东南亚10国与中国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召开“东盟——湄公河流域合作开发”部长级会议,讨论东南亚10国与中国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合作开发框架。会议通过了《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基本构架》文件,并研究了开发计划、步骤和筹款方式等具体问题。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计委副主任陈耀邦在会上表示,中国将积极参加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合作开发,愿意在平等协商、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下积极参与合作开发的具体项目。〔9〕

中国一向非常重视与东盟在经贸科技方面的合作。1991 年, 在第24届东盟外长会议上,中国政府表示:“中国愿意在高科技,包括卫星发射、航空以及信息、微电子集成电路、生物工程、新材料等领域同东盟密切合作,以促进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10〕1992年,中国进一步建议:“中国与东盟组织可仿效中国与欧共体合作方式,共同签订经贸合作协定,也可以先签订经济合作联委会协定,从而建立磋商制度。”〔11〕中国的建议得到东盟各国的积极响应。1993年9月13—14日, 东盟秘书长阿吉特·辛格率团首次访问中国,并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中国同东盟的经贸和科技合作磋商。会后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指出,双方将建立中国——东盟经济、贸易合作联合委员会和中国——东盟科学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并将轮流在中国和东盟定期举行会议。1994年,这两个委员会相继建立。另外,中国已提议在北京设立东盟与中国科技训练中心,在东盟国家设立科技研究和服务中心。为了促进双边经贸合作的发展,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还签订了贸易协定,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海运协定、航空协定,与多数东盟国家成立了经济贸易联合委员会。

注释:

〔1〕〔4〕《人民日报》1991年7月21日。

〔2〕《人民日报》1990年12月11日。

〔3〕《人民日报》1991年6月20日。

〔5〕新华社巴黎1992年7月23日电。

〔6〕《人民日报》1996年7月22日。

〔7〕《人民日报》1994年7月26日。

〔8〕林辉基主编:《亚太地区国际关系概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2页。

〔9〕《现代国际关系》1996年第7期,第20页。

〔10〕《人民日报》1991年7月21日。

〔11〕《人民日报》1992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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