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无为而治”与企业科学管理_道家论文

道家“无为而治”与企业科学管理_道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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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企业决策上,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什么是道家的“无为而治”呢?在笔者看来,这一命题包含三重含义。首先,人道来源于天道。在老子那里,“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源,“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作为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的“道”,是自然运行的,无虚妄、无偏执、无妄为、无思念。其次,由于道是自然无为的,那么,由道所派生的天地万物也是“莫之命而常自然”、“天地无为也而无不为也”。再次,把“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应用于治人、治国与管理企业,必然引出“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在道家看来,既然圣人“唯道是从”,人理应做到“上德无为而无以为”,既不妄为亦不强为,更不图谋达到某种人生功利的目的。

“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要求在企业决策上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即要求管理者在“小事”上有所不为,在“大事”上有所为,只有在“小事”上有所不为,才能在“大事”上有所作为。这也是汉代刘向在《说苑·政理》中所言“将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的道家管理哲学的精义之所在。任何一个管理者,在现代企业中随时都会碰到两类事情:一类是事关企业全局和长远利益的大事;另一类是无关紧要的琐碎小事。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部门层次的逐渐增多,即使是精明能干、智慧超群的领导者,也无法事事躬亲、样样“有为”。所以,一个高层次的企业领导者不能拘泥于小事,应做到在小事上“无为”,而在大事上“有为”。

什么是管理者的“大事”呢?毛泽东指出:“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的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就现代企业而言,一个高层领导者的“有为”,不应是直接指向目的的活动,而应是直接指向被领导者的活动。对于企业领导者的最基本要求,应是他能够组织企业员工“为”什么,而不只是他个人能够“为”什么。他应成为料理大事的“导演”,而不是扮演具体角色的“演员”。

二、在企业用人上,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要求高层领导者在识贤、求贤上“有所为”,而在用贤上则“有所不为”。一个现代企业领导者,要想真正做到在大事上“有所为”,在小事上“有所不为”,就必须在用人上实行“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管理方法。在中国古代,人们从历代治国的经验教训中,早已认识到“君逸臣劳国必兴,君劳臣逸国必衰”的道理。战国时期的慎到全面论述了“君逸臣劳”的道理,他说:“臣事事(事其所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故事无不治,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而务善以先下,则是代下负任蒙劳也,臣反逸矣。

通过“任官得其人”而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要求企业领导者必须具备伯乐相马的识贤能力,必须具备刘备三顾茅庐,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求贤精神。同时,还要求在用人上对于贤者必须高度信任,充分放权,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要想充分调动与发挥企业各级管理者和全体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意识,就不能越俎代庖。在这里,有三种情况是值得注意的:一是由于不信任下属而包办下属的工作;二是由于不了解下属而去干预下属的工作;三是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和指挥才能而去干涉下属的指挥。在企业管理中,这些错误做法应力求避免。因为这些做法不但使企业领导者陷于杂乱无章的“小事”之中,而且还会压抑下属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整个企业管理系统受到影响。

进入21世纪,随着日益复杂,快速的经营管理和企业员工文化素质的提高,企业模式也将由金字塔形向日益横向发展的管理结构转化。这就要求企业的最高管理者下放权力,组织一支由部门经理(如客户主管、知识主管、网络主管等)为主体的精英管理队伍,并设计发展企业的战略。最优秀的企业家将成为企业的协调者和策划大师。在这一管理模式的转型中,道家的“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管理之道,将是构建21世纪管理新模式的重要文化资源。

三、在企业家行为上,“顺其自然”有所为,“逆其自然”有所不为

“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提倡“顺其自然”之为,反对采取反自然的行为,并非禁绝人们的一切行动,“自然”是“道”之本体,也是“道”的本性,故由“道”派生出来的天地万物也是“自然而然”的,而非人为如此。宇宙万物都是以“自然”为其本性的。这里所谓“自然”,并不是指存在于人之外的自然界,而是指“道”和由它而派生的宇宙万物的“本性如此”、“本然如此”的自然状况和天赋的存在形式与运作方式。把这种“道法自然”思想运用于治理国家和企业管理,要求管理者“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即老子所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提倡“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要求管理者既不要随心所欲地去做,也不要脱离客观实际勉强地去做,而要“因自然以理事”、“遵天之道”、“从天之则”,因势利导,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根据老子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管理原则,许多企业家在市场营销中已经认识到“顾客是企业的上帝”、“顾客是企业的衣食父母”、“顾客是企业的最终裁判者”的道理。四川长虹公司前总裁倪润峰讲过一句至理名言:“得人心者得市场。”市场是无形的,但也是公正的,在无形的市场面前,任何企业家都不能任意妄为,而必须顺其民心而为之,广泛调查市场,真正了解顾客喜欢什么,关心什么,认可什么,讨厌什么,并且根据顾客的心理和愿望,生产出品质优良的产品,努力做好售后服务,一切为顾客利益考虑,才能赢得顾客的心,占领市场。

根据老子“顺其自然”的哲学思想,管理者应从正面“顺民之所欲”,建立与健全各种激励机制。常用的奖励方法有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有一位管理大师说过:“有两样东西比金钱和性更为人们所需要,这就是认可和赞美。”这从反面要求管理者尽量减少伤害人性之事。只有“顺民之天性”,“除民之所恶”,才能达到凝聚人心、增强企业竞争力的目的。

企业的高层领导者只有真正站在金字塔尖上,考虑全局,掌握方向,出主意,用干部,而在具体事务上则持超脱态度,才算是一位聪明的企业家。只有在具体事务上“有所不为”,才能在全局问题上“有所为”,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四、在市场竞争中,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应用于市场竞争中,要求企业家既要竞争,又要不竞争,即适时实施“不竞争”的退出战略。

老子推崇“不争之德”,“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他认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唯不争,故无尤”。“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水的这种善利万物而不争,即是一种“善胜”的“大争”。“不争即大争”含有深刻的辩证法思想,竞争之妙即在“不竞争”之中。

商场如战场。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竞争在市场中无处不有,无时不有。企业家理应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并在竞争中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但是,有时候企业家则应根据老子的“不争之德”,针对市场的具体情况,明智地采取“不竞争”的退出战略,以取得市场的竞争优势。企业所实施的“不竞争”的退出战略主要有两方面含义:一是在市场什么领域“不竞争”;二是在什么时候退出市场竞争。在市场竞争中,有三种情况可以采取“不竞争”的退出战略:

第一,不加入市场卖得正火的产品的竞争。聪明的企业家在市场上看见别人卖得正火的产品,从不心动,绝不盲目地跟在别人后面凑热闹。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依据“物极必反”的事物发展规律,市场上卖得最火的产品便是即将退出市场的商品。他们能够自觉地不加入与别人雷同产品的竞争,而是根据市场需要另辟蹊径,创出独有的新产品,以抢占先机和市场,获取更大利润。

第二,不介入不公平的市场竞争。按照市场游戏规则,市场竞争应在公平原则下进行,但有时也会出现不公平的竞争。所谓不公平竞争,是指依仗某种社会政治背景和不正当手段,取得市场竞争的优势。这种不公平竞争,不仅是违法的、不道德的行为,而且最终也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第三,不参与恶性的市场竞争。所谓恶性竞争,主要是指耗费大而又无利可图的竞争。

企业实施“不竞争”的退出战略,时机的选择是极为重要的。该退出时就退出,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该退出时不及时退出,势必会给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那么,企业到底应选择什么时候实施“退出战略”呢?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我们知道产品在市场上要经过导入、成长、成熟和衰退四个阶段。在衰退期选择退出战略是理所当然的,不足为奇。在其他三个时期是否退出,应通过对市场增长潜力、市场占有份额、竞争优势和经营风险等的综合考察,然后决定是否退出。比如“爱立信”宣布从2001年4月1日起退出手机生产领域,是在手机生产的成熟期退出的,可谓是明智之举。该退出时就退出,这是一种英雄本色。

老子所说的“进道若退”,意谓“退”是为了更好的“进”,“退”是“进”的一种手段。企业实施退出战略,从表面上看是“退”,而在本质上则是“进”。只有在某些领域有所不为,才能在另外的一些领域有所作为。这就是“退”与“进”的辩证法。“爱立信”在实施退出战略的同时,也积极地推出了系列的进入战略。“爱立信”深知实施手机在生产领域的退出战略,是为了牢牢把握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谋振兴之道。

实施企业退出战略,除了时机选择,更重要的是要讲究退出的策略。实施退出战略可以是整体的退出,也可以是在局部退出的同时保留其核心部分。一般说来,不符合战略方向的业务,主体以外的其他业务,无竞争优势的业务,不良资产业务,夕阳产业业务,没有利润的业务,不能为顾客创造价值的业务,皆可实施退出战略。在退出的方式上,可以采取兼并、出售、合资、合作的方式;也可以采取租赁,关闭和破产结算的方式;可以采取单一退出方式,也可以取采多种退出方式。不管是退出领域还是退出方式,皆由市场运行和企业经营状况决定,没有固定的统一模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就是实施退出战略的辩证法。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2005.4.1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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