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科学知识图谱的外国 语言学研究进展分析
王露杨 杨国立
[提要] 文章以CSSCI的11284篇外国语言学研究论文为数据源，采用知识图谱方法分析了外国语言学研究的科学共同体、主题和发展趋势。研究结果显示：外国语言学研究存在分别以文秋芳和许钧为代表的两个科学共同体；该领域具有15个重要的研究主题，其中，大学外语教学改革、思辨能力培养、英语能力量表和产出导向法研究这4个主题需要引起重视；有效教学、基于国家标准的教学质量评估与文学和文化翻译问题的研究将是未来外国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关键词] 外国语言学；科学知识图谱；作者共被引；文献共被引
引言
随着科学文献的大量涌现，它们的出版速度超过我们的阅读、分析和综合科学知识的速度，我们需要高度地利用这些能够引领我们穿越这个快速发展的知识空间的信息，来有效地提高我们自己，科学知识图谱就是我们识别和利用这些信息的一种重要方法。利用科学知识图谱方法分析某一学科领域的发展图景是一个老话题，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的引用历史图谱，1974年毕弗·格里菲斯(Belver Griffith)和亨利·斯莫尔(Henry Small)最早提出了文献共被引分析，1981年霍华德·怀特(Howard White)最早提出了作者共被引分析，这些开创性的研究为科学知识图谱的应用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进入21世纪，科学知识图谱方法得到了快速发展，大连理工大学长江学者美籍华人陈超美教授开发的CiteSpace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2005年，大连理工大学WISE实验室的研究者最早将其引入国内，开启了国内应用该软件进行某一个学科领域发展分析的先河。
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调研显示，截至目前(2019年5月)，语言学领域利用科学知识图谱方法分析某一主题领域的研究热点、前沿与趋势的论文近50篇，这些论文所采用的方法包括共词分析[1]、高被引文献分析[2]、合作网络分析[3]、共被引分析(文献、作者和期刊)[4]，这些研究对于语言学者认识语言学领域研究进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应用上述方法进行的分析大多停留在表面现象(简单的被引频次或词频统计)，这有碍于分析的深刻性，甚至有可能存在研究结论合理性的风险。例如，在利用文献被引分析中，被引频次确实是一个研究主题受关注度的表征，但有些重要的主题可能是新兴研究领域，因此被引频次未必高，这样的研究主题可能是该学科的研究前沿或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这需要被引突增来识别；在利用文献被引聚类分析时，聚类的合理性直接决定了研究结论的客观性，CiteSpace运算所形成的聚类并不都是合理的，需要通过网络模块性(Q值)和网络轮廓(S值)来进行限定甄选；在识别重要文献时，被引频次固然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但结构中心性、被引突增强度两个指标可以发现那些被引频次虽然较低，但在科学研究网络结构中十分重要的文献，这需要计算∑值来发现这些重要文献。正是基于上述思考，本研究以作者共被引和文献共被引为方法，并以Q值、S值、∑值和被引突增性等算法为限定条件，采用科学知识图谱来更为深刻、客观地发现外国语言学研究的科学共同体、重要研究主题、关键文献以及研究趋势。
陆九渊心学和增能理论的思想基础方面的相似点不仅在于都具有多样性和综合性，还在于增能理论的某些思想基础与陆九渊心学有着类似的观点。
一、数据来源与基本情况
(一)数据来源
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为数据来源，通过学科分类检索的方式获取相关文献。具体方法为：选择学位分类为外国语言文学，设定时间范围为2004-2018年，文献类型为“论文”，检索后，将检索结果进一步精炼为“外国语言学”，最终获得相关论文11284篇，将这些文献以纯文本形式下载并以UTF-8编码格式保存，然后通过CiteSpace中的数据格式转换工具将这些纯文本转化为该软件可以识别的格式，以便进行可视化分析。
(二)基本情况
时间分布上，除2008—2011年各年发文量略高于其他各年外，外国语言学研究论文的发文量在大部分时间内基本平衡(后文将结合网络模块性变化加以分析)。11284篇论文中的82%分布于25种期刊中，这25种期刊发文均超过了50篇，表1列出了这25种期刊的载文分布情况。《中国翻译》(1350篇)、《外语电化教学》(1121篇)和《外语界》(982篇)依次排在载文量的前三位，并与其他期刊载文数量拉开了较大距离。
表 1载文量超过 50篇的期刊分布
这一聚类的研究主题是大学外语教学改革研究，包括王守仁、蔡基刚、文秋芳、束定芳等(如图6)。
图 1期刊分布与期刊被引
二、外国语言学研究的科学共同体分析
科学共同体是指在科学发展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某一特定研究领域中持有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科学家集团[5]，识别一个学科的科学共同体对于发现这个学科的研究范式和重要作者群体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共被引分析是寻找科学共同体的重要方法，其基本原理是当两个作者同时被第三个作者引用，则这两个作者存在共被引关系，经常被共同引用的作者表示他们在研究主题的概念、理论或方法上是相关的[6]。通过对具有共被引关系的作者进行分类，就可以鉴别出学科内的不同科学共同体。基于此，我们采用CiteSpace绘制了作者共被引分析图谱(如图2)，并对图谱中具有重要共被引关系的作者进行了分类，从而识别了外国语言学研究中的两个重要科学共同体：分别以文秋芳和许钧为核心。为最终确定这两个科学共同体各自的“共同约定”，我们对这个科学共同体重要组成成员的发文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从而发现了外国语言学研究的两个基本取向：外国语言学教育和翻译研究。
图 2外国语言学研究两个科学共同体
表2给出了外国语言学研究中具有较高影响力的作者(被引频次≥150次)，这些作者可以认为是外国语言学研究中的核心作者。从研究领域来看，这些作者既包括外语教学研究学者(如文秋芳、束定芳等)，也包括翻译研究者(如许钧、刘宓庆等)，但很明显前者的作者数量多于后者。这些作者有的具有较丰富的合作研究网络(如文秋芳、王克非等)，也有的多以独立研究为主(如蔡基刚、陈坚林等)。
表 2高被引作者
(一)外国语言教育研究
表7给出了聚类#9的关键文献。2015年，刘建达提出了研制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基本思路[24]，随后，展开了量表具体构建[25]与英语测评研究工作[26]。朱正才研究了英语能力等级量表效度[27]、英语能力等级量表描述语库建设[28]。研究者并未停留在量表本身的研究，而是试图将英语能力培养融合进英语教学中，王守仁发表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要点解读”[29]、胡文仲关于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30]、束定芳外关于语课堂教学中的重要研究课题分析[31]、胡壮麟关于外语教育改革[32]等关键文献与能力量表相关文献被共同引用，体现了这一研究特征。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新教学楼3层、4层的多媒体教室开通视频点播后,网络时延、数据库查询及HTTP页面的响应时间都增加了很多,浏览网页的响应时间为5.87 s左右,这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远远超过浏览网页的最大阈值400 ms[13],网络此时已不堪重负．核心交换机CS6509与汇聚交换机CS3560G之间的下行链路吞吐量达到940.32 Mb/s,链路利用率达到94.03%,如此高的吞吐量及链路利用率自然会产生较大的网络时延[14]．由此可知，核心交换设备与汇聚交换设备之间的主干链路速率是科文学院校园网的“瓶颈”．
图 3外国语言技能型教育主要研究者
(二)外国语言翻译研究
图4为科学共同体二所包含的主要研究者。科学共同体二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外国语言翻译研究，这一共同体的代表人物是许钧、刘宓庆、谢天振、王克非、王东风、谭载喜、方梦之、郭建中、吕俊、许渊冲等，他们主要围绕翻译的机理、翻译生态学、翻译的文化转向、翻译语料库、文学翻译等展开了研究。例如，王东风认为，翻译的忠实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最准确的翻译充其量也只能做到“近真”，而不可能同真或忠实[11]，这一定程度上推翻了以往对翻译忠实性的看法，并为后续关于翻译的忠实性、翻译的性质、翻译的主体性、解构主义翻译观以及翻译异化的探索提供了重要依据；吕俊提出，文化研究属于文本的外部研究，而语言研究才是内部研究，是翻译研究的本体，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更有赖于本体的研究[12]，这深刻地揭示了文化与翻译之间的关系，强调了翻译的主体地位和文化的服务性功能，对翻译的文化转向研究提供了重要指导；方梦之提出了翻译生态环境[13]，这是对胡庚申所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的进一步发展和丰富，将翻译生态与翻译环境作为一个整体，使它们各组成部分有机联系，和谐共生。此外，王克非的基于语料库的翻译、许钧的文学翻译等均具有较高的影响力。
图 4外国语言翻译主要研究者
三、外国语言学研究主题聚类分析
(2)聚类#4：思辨能力培养研究
桩基工程是房屋建筑工程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房屋建筑结构支撑、房屋地基承载力提升的重要使命，其施工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房屋建筑施工质量与使用安全、稳定与可靠。对此，在当前房屋建筑项目规模化、大数量、多样化发展背景下，需明确认知与掌握桩基施工技术，加强质量检测，以提升桩基施工质量，为房屋建设奠定良好基础。
图 5外国语言学主要研究领域
表3根据聚类大小和S值，也就是根据每个聚类中元素的数量以及S值大小列出了15个主要聚类，与大的聚类相比较，元素较少的聚类没有代表性，因为小聚类可能由少量文献的引用形成，因此我们排除了小聚类和S值低的聚类。表2所列出的聚类可视为2004—2018年外国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主题。15个聚类的S值均超过0.5，并接近于1，这些聚类具有高度同质化，所形成的聚类具有代表性和合理性。每个聚类进行标注的词都是来自该聚类所引用的论文关键词。一个聚类的平均出版年表明了它的新老程度，例如，关于翻译理论的聚类#1的平均出版年是2002年，是一个较老的研究主题；最近形成的聚类，关于英语能力量表的聚类#9的平均出版年是2015年，是一个新兴的研究主题。
表 3共同引用文献的主要聚类
这一聚类主要研究外语学习者思辨能力培养，这一主题的主要研究者包括黄源深、文秋芳、孙有中、胡文仲等(如图7)。
(1)聚类#0：大学外语教学改革研究
落实处，将党的建设融入考评制度。在海陵药业，对党建工作的考核和其他工作一样，有一套严格的考核体系。每个季度和年底，企业都要向集团做党建的专项汇报，集团领导现场打分，会后还会对党建工作逐一进行核实、验收。在集团下发的《党建工作考核管理方案》中，明确规定了考核方式、考核项目和考核内容，随意更换党务工作者、不按照年初计划开展工作、未按时开展组织生活等都会被扣取相应的分数。党建考核制度这个“指挥棒”倒逼企业党建工作不能来半点虚假，必须把党建做扎实。
理论上孕妈妈的体重应该也要快速增加以配合宝宝增重，但这时千万不能盲目增重，因为从24周开始宝宝的皮下脂肪开始增加，也就意味着宝宝开始储备脂肪了，适当的脂肪储备是必需的，但过多的脂肪就是肥胖，所以24周后孕妈妈要根据宝宝的增重幅度来调节自身的增重幅度。如果宝宝偏大，就应该相应放慢自身的增重速度以控制宝宝增重；如果宝宝偏小，排除病理因素后可以适当加快增重速度以促进宝宝增重。
利用矢量地形图数据生成DRG，针对1∶10 000地形图数据的数据格式，确保DRG数据保持DLG数据的标准精度。
图1给出了载文量超过200篇的13种期刊及其被引情况，实际上这13种期刊的被引频次也排在所有期刊被引频次的前列。《外语教学与研究》虽然载文量排在第8位，但其被引频次却遥遥领先于其他各期刊，被引频次依次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是《中国翻译》和《外语界》。
图 6聚类 #0主要研究者
表6给出了聚类#4的关键文献。这一聚类研究者聚焦于外语学习者思辨能力不足分析及其培养策略研究。早在1998年，黄源深教授的《思辨缺席》一文便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外语界的高度关注。文秋芳等通过逻辑推理、比较分析和实证调查验证了外语学习者思辨能力缺乏的现状[21]。10余年后的2010年，黄源深教授又一次重新审视这一问题，在零距离接触大学生外语学习者后发现，他们外语能力中的“思辨缺席”现象令人担忧，指出了类似办“语言中心”的英语专业办学模式应该变革，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应该逐步淡出，并从课程改革角度提出了外语学习者思辨能力培养的举措[22]。文秋芳也是较早关注这一领域的重要学者，从1999年左右，文秋芳就开始持续关注外语学习者的思辨能力问题，特别是在2009年，其构建了外语类大学生思辨能力量具的层级理论模型，该模型将思辨能力分为元思辨能力和思辨能力两个层次，并认为思辨能力涵盖认知与情感两部分[23]。
表 4聚类 #0关键文献
此外，通过西格玛值的考察，我们能够发现外语教学改革研究中具有原创性特征和奠基性作用的重要文献。西格玛值同时测度了一篇被引文献的两个指标：结构中心性和被引突增性。表5给出了西格玛值最高的三篇重要文献。
表 5西格玛值较高的重要文献
第一篇重要文献是胡文仲在2006年发表的“突出学科特点，加强人文教育”，该文是在外语界热衷于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背景下，提出英语专业应该回归人文学科本位，致力于重点培养人文通识型或通用型英语人才，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兼顾复合型人才的培养[18]。第二篇重要文献是程雨民在2002年发表的“入世形势下的外语教改”，该文提出了中学培养基本外语能力、高校结合专业进行提高的外语教学改革理念[19]。第三篇重要文献是王初明在2000年发表的“以写促学”，该文通过在大学一年级开展一学期的实验，提出英语教学以写为突破口的设想[20]。这三篇文献虽然发表的时间较远，但仍值得我们仔细体会、认真思考。
图5为外国语言学研究文献的主题聚类可视化。其中，有两个数据是显示聚类合理性的重要指标：一个是Modurility(即Q值)，即网络模块化评价指标，Q值越大(0到1之间)，表示网络得到的聚类越好；另一个是Silhouette(S)，用来衡量网络同质性的指标，当其值>0.5时表示聚类结果是合理的，越接近1，同质性越高[14]。通过LLR算法，我们聚类的Q=0.8409，S平均值=0.3589，S平均值不够理想的原因是有些聚类同质性较低，鉴于此，本文后续分析中将舍去这部分S值较低的聚类。图6可视化图谱对外国语言学研究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里程碑文献提供了一个概览。颜色冷暖色调表明了发展的时间顺序。例如聚类#12“多媒体教学”是研究者较早关注的主题之一，呈紫色这样的较冷色调显示；聚类#10“生态翻译学”是最新的关注领域之一，成黄色这样的较暖色调显示。聚类#15的红色圆环表明这一领域通过大量引用正在快速发展。
她会忘记的事越来越多，忘记关上冰箱门，忘记微波炉里热好的鸡蛋羹和洗衣机里的衣服。她还会在超市里给我打电话，因为把购物清单忘在鞋柜上。
从图5中可见，聚类#0、#4、#9和#15有大量引用的红色圆环，而且包括了大量节点，平均出版时间也较为新颖，这四个聚类需要我们重点关注。
图 7聚类 #4主要研究者
表4给出了聚类#0的关键文献(被引频次较高)，这些文献对于大学外语教学改革研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甚至是里程碑的作用。总体上，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者勾画了大学外语教学改革的基本框架：王守仁提出要坚持科学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观，大学英语课程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性质[15]，蔡基刚给出了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发展定位，即定位于学生和社会所需要的学术英语上[16]，文秋芳给出了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具体操作，即通用与专用英语互为补充[17]。
表 6聚类 #4关键文献
(3)聚类#9：英语能力量表研究
这一领域是外国语言研究中比较新的领域，目前研究者以刘建达为核心，朱正才也是一位重要的研究者(如图8)。
图 8聚类 #9主要研究者
图3是将图2的中科学共同体一抽取出来，将重要的共被引作者提取出来突出展示，以便更加清晰的显示科学共同体中的重要作者。科学共同体一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外国语言教育研究，这一共同体的代表人物包括文秋芳、束定芳、胡壮麟、蔡基刚、戴炜栋、桂诗春、陈坚林、王初明、仲伟和、王守仁等。他们主要围绕外语教学改革、教学模式、外语学习者能力培养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例如文秋芳重点关注的是外语能力培养，尤其是首次提出了产出导向法[7]，此外她还十分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研究[8]；束定芳和胡壮麟关注的是外语教学模式，特别是胡壮麟提出的社会符号学多模态下的识读能力的培养引起广泛关注[9]；蔡基刚将注意力集中于外语教学改革与发展，特别是提出了大学英语应调整课程设置，逐步把重心向专门用途英语教学发展[10]。
表 7聚类 #9关键文献
(4)聚类#15：产出导向法研究
企业员工对内部控制管理制度重要性的认识，深刻影响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的实施，为此，在制定内部管控制度的同时，企业还需要注重引导员工对内部控制和财务风险管理形成一个正确的态度，特别是对于财务部门的员工，要确保其对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对公司发展重要性有着正确而深刻的认识，在这样认识的指导下，才能够快速判断出企业内部控制问题出现的本质原因，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出相应的应急方案。
这一聚类主要关于产出导向法研究，该方法由文秋芳于2015年正式提出。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者包括文秋芳、孙有中、王初明等(如图9)。
图 9聚类 #15主要研究者
表8给出了聚类#15的关键文献，在以输出驱动假设[33]、思维能力[34]等相关理论研究作为铺垫后，为克服中国大学外语教学中“学用分离”的弊端，2015年文秋芳提出了“产出导向法”理论[35]，一经提出就在外语教育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从教学理念、教学假设和以教师为中介的教学流程三个方面为外语教育研究提供了奠基性作用。后续为进一步丰富这一理论，作者又提出了师生合作评价[36]；为深刻阐释该方法的核心内涵、体现该方法在中国外语教育中的适用性，作者论证了“产出导向法”的中国特色[37]。这一方法在理论上不断完善，为中国外语教育研究的创新发展及其实践尝试提供了理论依据。
表 8聚类 #15关键文献
四、外国语言学研究趋势分析
(一)新兴研究主题的演化分析
网络模块性(Q值)测度的是网络中的节点可以被划分成多个组，从而使得组内节点比组间节点连接得更紧密。共被引文献的相关网络能表现一个科学领域的知识的集体知识结构，并且该网络会随时间演化。新发表的文献可能会带来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也可能对结构影响很小或根本没有影响[38]。图10显示了网络模块性随时间的变化。可见，每年外国语言学研究发文的数量没有出现显著变化，Q值也没有呈现显著变化。这说明近15年外国语言学研究的网络结构基本是稳定的，开创性研究工作不显著。
图 10发文量与 Q值变化
虽然如此，这15年出现了一些阶段性的新兴研究领域，这些研究领域代表着当时那一阶段外国语言学研究的前沿。CiteSpace文献共被引可视化中的突增值可以发现具有较高被引突现强度文献所代表的新兴研究领域。表9给出了被引突增最高的6篇文献。陈坚林2005年发表的文献研究的是计算机辅助的多媒体英语教学[39]，从突增起止时间来看，这一主题研究在2006-2009年可视为一种新兴研究领域；同理，产出导向法(2016-2018年)、思辨能力培养(2014-2016年)、外语翻译的忠实性(2006-2009年)、以写促学的教学改革(2004-2008年)和英语书面语中的口语化问题(2005-2008年)等相关研究主题在相应时间段可视为新兴研究领域。
表 9被引突增最高的文献
(二)未来发展趋势分析
文献被引突增指的是文献在某一段时间内被引突增，被引突增有两个属性特征：突发的强度和突发状态持续的时间。通过被引突增可以客观地判断这篇文献代表的主题领域在某一特定时间内的发展趋势。通过CiteSpace运算共有174篇文献出现了较大程度的突现强度(突增值较高)，为发现外国语言学研究今后若干年的发展趋势，我们抽取出被引突增持续到2018年的高突增值文献，如表10所示。
表 10被引突增持续至 2018年的关键文献
基于内容分析法，对上述重要文献进行分析发现，未来我国外国语言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主要包括三个大的方面：一是有效教学问题，例如，和谐语言生态构建、通用英语与专用英语互补、思辨能力的培养、大数据与慕课的应用、产出导向法的具体实践、读后续写的教学模式等；二是教学质量评估问题，例如，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解读与分析等；三是翻译研究，例如，文学的译者模式和翻译策略、译介行为分析、文化传播中的翻译、汉语自身的语言学与中译外等。
结语
通过对外国语言学领域的文献引用和引用突增文献进行分析，特别是利用该领域内专家发表的文献和计算技术，描绘了近15年这个领域的知识发展图景，并指出了该领域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本研究所识别出的科学共同体、主题聚类和研究趋势是基于CiteSpace的可计算性，并以Q值、S值等作为限定条件，从而力图尽可能确保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基于作者共被引分析，我们确定了外国语言学领域两个大的科学共同体，他们分别从事外国语言学教育研究和外国语言学翻译研究。通过文献共被引的主题聚类分析，我们识别了该领域15个重要的研究主题，并重点分析了其中4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研究主题，即大学外语教学改革、思辨能力培养、英语能力量表和产出导向法研究，这些研究主题无论他们是否将成为未来的重要研究议题，抑或逐渐被淡化，他们的研究内容、理念，特别是每一个主题中具有代表性的论文需要我们仔细研读、深刻思考。通过文献共被引突增分析，我们发现：①这一领域研究网络结构基本是稳定的，开创性研究工作不显著；②计算机辅助的多媒体英语教学(2006-2009年)、产出导向法(2016-2018年)、思辨能力培养(2014-2016年)、外语翻译的忠实性(2006-2009年)、以写促学的教学改革(2004-2008年)和英语书面语中的口语化问题(2005-2008年)是相应时间段内的新兴研究主题；③有效教学、基于国家标准的教学质量评估与文学和文化翻译问题将是未来若干年外国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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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2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9)10—0233—08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理论的网络广告互文性研究”(14YYB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露杨，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杨国立，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生，江苏大学科技信息研究所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科学评价。江苏 南京 210023
收稿日期 2019-08-14
责任编辑 吴 俊
标签：外国语言学论文; 科学知识图谱论文; 作者共被引论文; 文献共被引论文;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论文;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论文; 江苏大学科技信息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