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战略环境再审视（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国际论文,战略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小军：过去一年，中美、中日、中韩，甚至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小国之间，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不和谐信号。围绕汇率、海权、领土、军事、周边关系、意识形态领域争议，凸显了中国外界的严峻挑战，也透露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与担忧。而就在中国周边，一个对中国不利的国际环境似乎正在形成：邻国先后强化了与美国的合作或联盟关系，以应对在他们看来可能或已经形成的“中国威胁”。
高祖贵：综合主要因素看，中国国际战略环境尚未出现根本改变，总体上仍将保持有利态势；但诸多重大的、深层次的、结构性的问题已经或正在浮出水面，一些新的重要趋势正在形成和发展，复杂性和挑战性突出，适应、驾驭和处理不当，将对我国的发展与安全造成难以估量的战略后果。
马小军：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变化，需要冷静观察，重新审视中国自身所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界定和清晰自身的战略取向，重新排列自身面临的战略议题，分清轻重缓急。中国面临的仍是同样的问题，即如何判断环境，如何认识自己，如何梳理众多结构性矛盾，并按照中国的战略取向排列次序，如何判断中美关系。
世界经济的发展正成为国际政治的制约力量
马小军：2010年世界经济的发展取得出人意料的成绩。全球经济增长将近5％。世界大多数地区的消费者和企业信心指数都在上升；全球制造业在加速；金融市场行情看涨。
高祖贵：2010年，随着世界经济复苏态势日趋明朗，主要国家在继续反危机、抗衰退、保增长的同时，开始转向谋取“后危机时代”的有利战略地位与相对优势，竞相加快战略谋划，以调整结构、寻找新增长点、提升核心竞争力为重点，统筹当前与长远、兼顾国内与国际，谋求全面可持续发展。有关竞争已逐步展开并开始向纵深发展。
马小军：据我个人观察，作为世界经济主要经济体的新兴市场国家、欧元区和美国，似乎正在循着不同的方向发展。2010年，欧洲从金融危机中挣扎复苏。欧盟国家中的一些国家正面临主权债务危机，紧缩的财政政策导致社会福利削减，税收增加，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不稳定。欧洲面对严峻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调整，决定了未来一段时间内其战略取向的内向性。美国经济则是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宏观经济政策趋向于扩张，共和党的减税政策被民主党延续，所谓“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变本加厉，奥巴马政府不断为美国经济注入兴奋剂。无疑，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超过50％。即使是在金融危机期间，这些经济体也一直保持快速发展。2010年中国经济高调崛起，一举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影响力不断提高，并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得到彰显，从而提升了在处理外交和国际事务中的自信心。
世界经济正在出现“三极化”趋势，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围绕“三极”进行调整。“三极”之间能否在世界经济结构和秩序层面顺利实现“再平衡”，将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战略课题。国际政治秩序和战略格局的调整也将因此受到牵动。
高祖贵：2011年，尽管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的余波还可能在局部有所荡漾，整个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不牢，脆弱性依然突出，下行风险依然存在，但新一轮调整和竞争将在新的广度和深度上展开。发达国家及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不均衡和不协调状态依然比较突出，世界经济格局整体上将继续呈现“北低南高”态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计，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将达到4.2％，发达国家及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分别为2.2％和6.4％。发达经济体将继续备受高赤字包袱、通胀预期和无就业复苏等多种困扰，增长乏力。继爱尔兰之后，葡萄牙、意大利、匈牙利等国也被认为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较大，若危机进一步向其他成员蔓延，整个欧盟的经济发展将继续遭受拖累。欧盟微调《里斯本条约》和加强长期救助机制的努力能否起到稳定欧盟和欧元的作用依然存有疑问。美国继续保持复苏态势，但危机根源尚未解除，还可能实施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其他经济刺激措施。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大多将继续保持比较强劲的增长态势，这就决定了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力量对比将继续朝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方向发展。
我国顺利完成“十一五”规划，将开启“十二五”规划，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保持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调结构领先，稳定快速增长可期，被视为新兴经济体的“领头羊”，在全球经济转型中挺立潮头。目前，我国已经成为日本、韩国、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美国、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对欧盟等主权债务危机严重国家的“救助”作用日显重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0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5％。随着我国在201 1年开始实施新的进口战略，科技创新不断取得进展并转化为新的生产力，对上述国家出口的拉动和整个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促进将变得更加突出。
在全球化使各国经济日益紧密相互依存的今天，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都将寻求进一步分享我国发展带来的“红利”。在发展经济仍将作为主要国家首要任务的现实背景下，这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中继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为谋求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战略环境提供了坚实条件。
马小军：当前，世界主要国家或说是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如此的紧密，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这一点已经形成巨大的历史制约力量，使得大国之间已经难于再次发生类似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政治和军事冲突，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在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以及其他主要国际政治行为体之间，发生国际重大危机的可能性。冷战结束20年以来，国际机制不断趋向于完善，国际秩序正朝着越来越可控制和可管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与其他大国的战略关系依然向好
高祖贵：大国关系是影响中国国际战略环境的重要外部因素。随着世界经济开始温和复苏，共同反危机抗衰退的重要性和紧迫感有所下降，此前曾经热络的大国“同舟共济”局面开始降温，“同舟共挤”态势有所凸显，合作的议题性和竞争的战略性开始突出，相互关系开始变得复杂多变和敏感脆弱，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念、冷战思维和新型大国关系思维杂陈彰显。主要大国之间围绕综合国力、市场空间、新兴产业优势、网络等“全球公地”主导权、国际秩序尤其是金融经济秩序变革的话语权、发展模式等诸多方面的博弈开始变得激烈，并有向纵深推进之势。
在这轮大国关系调整重组中，西方发达国家努力维护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新兴大国和地区强国则积极谋求提升对地区格局乃至国际秩序重塑的影响力。这两大板块之间的磨合、摩擦和碰撞变得越来越突出，发达国家在继续寻求新兴大国和地区强国支持合作的同时，加大对后者实施分化打压的力度；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内部以及新兴大国和地区强国内部的竞争合作变得越来越突出。特别是美国维护领导地位的努力和其他大国提升地位的诉求之间的博弈与磨合将在多个方面进一步表现出来。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快速提升，在大国关系变动中不仅处于总体有利的地位，而且牵动作用日益凸显、主动塑造的空间不断扩展。主要大国对华政策仍以寻求扩大深化合作为主，同时应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感、危机感和紧迫感开始上升，甚至在某些领域或问题上对华搞联手防范和多方牵制。
马小军：检讨2010年的中美关系似乎出了许多事情：在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2010年美国朝野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展开攻击，施加种种政治压力；从2009年底到2010年初的美国对台军售导致中美军事交流再次中断，到3月朝韩“天安舰”危机爆发，朝鲜半岛局势骤变，美韩在东亚区域的大规模军演，美国航母陈兵黄海，突然加剧了中美在东亚的对峙局面，美韩黄海军演导致中国高调反弹；谷歌事件；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事件等等，中美关系似乎一路急转直下。中方一再作出努力，控制冲突，避免危机的发生，例如胡锦涛主席4月访美出席核安全峰会，营造良好氛围。在这种形势下，2010年胡锦涛主席的法德之旅，英国首相在20国集团峰会前的北京之行，以及其他中国领导人对欧洲国家的一系列重要访问，不仅在欧洲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加深了中欧战略关系，并使之成为平衡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杠杆，调整中美关系可资借鉴的楷模，从而使中国在大国关系的格局中从容主动。
高祖贵：中美关系浓缩体现了西方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现有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关系变动。美国在决不当“世界老二”的危机感驱使下，越来越把我国视为其“领导地位”最重要的挑战者，对华总体上继续沿着积极合作全面关系的轨道发展，但中美结构性生矛盾有所上升，台湾、西藏、人民币汇率、战略互信等老问题以及自主创新、新能源产品、地区和国际体系重塑等新问题相互激荡强化，导致两国关系不断动荡起伏，现有框架越来越难以容纳和指引两国关系的新发展。
马小军：但是，中美关系的大势并未发生战略性的改变，共同的战略利益仍然存在，而且双边关系在许多方面还取得了积极进展，如中美贸易关系、军方联系、全球金融安全、共同打击网络犯罪、核扩散、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和全球安全等领域，双方表现出积极的建设性立场，相互协调政策。中美之间已经建立的卓有成效的沟通机制正常运转，包括危机管理机制(尤其当涉及各自国家核心利益的时候)。这意味着中美关系是可管理的，可控制的，中美之间的战略保障机制正日益成熟。
高祖贵：基于对两国不断扩大的共同利益以及两国关系处理不好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的深刻认识，两国高层对保持双边关系稳定发展具有高度共识。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多次会面，将对两国妥善处理分歧、增加共识、寻求关系新框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马小军：中美关系的意义显然早已超出双边关系的范畴，而具有全球意义。中美之间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将成为常态，关键是中美之间近年建立起来的各种沟通管道和战略管理机制，正在不断成熟和在实践中得以改进。中美关系的指导原则，应是新世纪全球相互依存的道德规则。中美两国应共同设计共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寻找缩小分歧的途径。有人说中国要取代美国、称霸世界，那是个天大的神话。这两个在历史、意识形态特征和文化上有着显著不同的大国之间，却有着如此紧密的相互关系，担当着如此重要的历史性的全球角色。
2011年开局之际，随着美国国防部长盖茨的如期访华，一月中旬胡锦涛主席也将应邀访美。胡锦涛主席访美，无疑是举世瞩目的2011年的第一件大事，也将为中国外交开启新的局面。中美之间迎来了一个进行双边关系调整的重要契机。包括双方要互相保证彼此并未改变各自的政策，美国无意遏制中国，中国也无意挑战美国的战略利益和战略主导地位，以及谋求改变现存的国际秩序。
中国在亚太格局变动中仍处于有利位置
马小军：纵观2010年东亚区域的种种国际政治乱象，美国的所谓“重返”亚洲，似乎是问题的根源。由于美国的搅局，导致许多原有的矛盾升温，“天安舰”沉没事件、中日东海和钓鱼岛问题的摩擦、延坪岛炮击事件等接踵迸发，导致一系列由美国主导的规模不断升级的军事演习，其中极为引人注目的是美日韩军演，美韩、美日及日韩之间的军事互动，以及朝方在加速进行核试验的种种迹象。由于朝鲜半岛局势的突然恶化，及所谓中日东海海域领土问题的升温，以及日本国内政治局面的变化，日本民主党政府对日美关系政策再次大幅度调整，不仅从此前要求改变美军驻日军事基地的政策大幅度后退，而且反而强化了一直以来有自民党坚持的日美同盟体制；日本公布了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引起周边国家的警觉，其表达出来的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意图更是不负责任的。韩国政府的韩美政策也大幅度回到原来的同盟政策基石上来。长期以来一直碍于历史问题的纠结而无法推进的日本与韩国在军事和安全事务方面的合作骤然加快，美日韩三国同盟的发展趋势逐渐清晰。中国南海主权争议升温，美国高调介入中国南海争端，声称美国在南海有重大国家利益，提出本不存在的所谓南海自由通航问题，俨然一副南中国海保护者的姿态。美越在南中国海区域的军事交流活动引人注目。东亚似乎正在出现新的冷战格局。
高祖贵：在亚太格局新一轮的变动中，主线是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博弈和调适。美国强势推行新的亚太战略实际上是一种进攻性防御，是对中国近十年来在亚太地区影响力持续上升及其地区效应的一种回应。尽管我国周边环境的复杂程度超过历史任何时期，但只要坚持睦邻外交和开放地区主义政策的大方向不变，以过往十年累积起来的资源和力量，精心谋划和适度调整策略，仍将能够在亚太格局变动中保持有利地位。经过2010年“天安舰”、南海争端、“钓鱼岛撞船”和朝韩黄海交火等一系列事件的碰撞和磨合，中美两国在维护亚太和平稳定和促进发展繁荣方面的利益交汇点有所扩大，双方对此的认识都更加深刻，有关经验和教训应该能够得到汲取，防止危机扩大颠覆双边关系大局的途径和机制将进一步得到完善，这些都将有助于中美在亚太地区形成新的共处局面。
马小军：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同盟体系与当前及未来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共处并共同承担极为重要的责任之间，有着内在的矛盾和冲突。中美关系中原有的结构性矛盾，诸如经济问题、售台武器问题等老问题尚未解决，而2010年东亚地区新的形势变化使得中国又感受到了新的现实压力。中国无意挑战美国在亚太区域的战略角色。在中国对美国在亚太暨东亚地区战略利益予以充分的理解与尊重的同时，美国也应对中国在这一周边与邻近地区的重大战略利益，以及发挥日益增长的富于建设性的战略作用，予以充分的理解与尊重。
高祖贵：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和大国关系重组投射亚太，导致该地区的格局重组进一步深化，多重博弈持续展开。美国在微调中推进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战略，大幅提升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与此同时，强化亚太领导地位的“前沿部署外交”战略将进一步展开，沿着“塑造未来经济”、“加强地区安全”、“支持民主国家和传播人类普遍价值”这三个轨道，通过重塑和强化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友的关系，与印尼、越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新兴伙伴”的关系，扩大对地区机制的参与这三个“重要工具”持续推进。其他大国在东盟、中亚、南亚和海洋等方面的角逐力度也相应加大，中、美、俄、日、印、韩、澳和东盟等构成的亚太多极体系进一步孕育。这种日显激烈的大国角逐，与区域内多个国家的经济转型、政治转制和社会转轨深入发展相互交织，特别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尼泊尔、泰国、缅甸、日本等国政局发展依然存在较多变数；与多个热点和难点问题形势变化相互作用，朝核、伊核、阿—巴局势、西太平洋海洋争端等仍可能发生危机，这三重因素共同作用，进一步推动该地区多重矛盾深入发展。
这多重因素和多重矛盾的深入发展及相互作用，将集中体现在亚太地区多个合作机制的变化上。欧亚会议在俄罗斯和澳大利亚2010年加入之后面临更多非亚洲国家希望扩大参与的问题；东盟国防部长会议和东亚峰会在美国、俄罗斯加入之后将重新定位职能重点和发展方向；湄公河委员会在美、日、韩增加援助之后面临如何发展的问题；亚太经合组织(APEC)将继续落实“茂物目标”和切实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美国作为2011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东道国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继续谈判和扩大，朝构建太平洋自由贸易体系的目标前进，这两个机制的关系如何处理将变得突出。这些机制的变化与之前亚太地区存在的中国—东盟(“10+1”)、东盟—中日韩(“10+3”)等机制的发展并行交织，彼此竞争、碰撞和重整变得更加突出，使整个亚太地区范围内多边机制的建构与解构这两大进程的博弈变得更加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