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经济困难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应对效能的补偿、中介和调节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能论文,经济困难论文,青少年论文,效应论文,中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0)04-0022-11
一、引言
正如世界卫生组织(WHO)所言，“极度贫困是世界上最无情的杀手，是地球上最大的痛苦之源”。近年来，经济困难与儿童青少年发展的关系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国外许多研究表明，经济困难家庭的儿童比富裕家庭的儿童更可能出现身体健康、认知发展和社会情绪问题(Bradley & Corwyn，2002；Chen，Matthews，& Boyce，2002；Conger & Donnellan，2007；Evans，2006；Evans，Gonnella，Marcynyszyn，Gentile，& Salpekar，2005；Huston & Bentley，2010；McLoyd，199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极大提高。但由于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我国仍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处于贫困之中，贫困儿童的数量也令人堪忧（张时飞，唐钧，2009）。目前我国对低收入儿童发展的研究比较缺乏，这导致政府和社会对低收入儿童发展问题的忽视和干预不力（张卫，李董平，谢志杰，2007；冯晓杭，于冬，2008）。
本研究通过对广东省粤东地区613名青少年的问卷调查，初步探讨了青少年感知到的家庭经济困难与其积极和消极社会适应结果（学业成就、外化和内化问题行为）的关系，以及应对效能在经济困难与青少年社会适应之间是否具有补偿、中介和调节效应，从而初步阐述经济困难影响青少年社会适应的过程和机制，以期为政府和社会的决策与干预工作提供科学依据。下面是相应的文献回顾。
（一）经济困难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有关经济困难与青少年发展的研究主要关注美国青少年，而较少关注中国等其他文化背景下的青少年，尽管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比例(20%)远远高于美国(4%)，而且中国的贫富差距较为突出。实际上，研究者最近已经呼吁学界对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很小比例但过多发展心理学研究却聚焦于美国儿童的事实引起重视，因为样本的狭隘性必将限制结果的可推广性(Arnett，2008)。类似地，国内研究者也认为，“对家庭收入在我国儿童发展中的作用及机制进行研究，有助于补充来自中国文化背景的证据，并进而回答关于文化特殊性与跨文化普遍性的问题”（张晓，陈会昌，张银娜，孙炳海，2009）。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经济困难或低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的疏离感、行为问题呈显著正相关，与教育机会获得、自豪感、外显自尊、创造性等则呈显著负相关（冯晓杭，张向葵，2008；郭丛斌，闵维方，2006；师保国，申继亮，2007；吴华清，2009；徐夫真，张文新，张玲玲，2009）。
另外，本研究感兴趣经济困难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目前研究者对社会适应的界定并不统一。本研究倾向于认为社会适应是个体在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达到人们期望的与其年龄和所处文化群体相适应的发展标准的程度。国内有关经济困难青少年社会适应的研究在发展指标选取方面较为有限，有的仅仅关注学业成就，有的仅仅关注问题行为。最近兴起的积极青年发展观认为，积极和消极发展结果并不总是一个连续体的两端，没有问题并不总是代表发展良好(Benson，Scales，Hamilton，& Sesma，2006)。因此，同时考虑青少年时期意义重大的积极和消极发展结果将有助于全面认识经济困难的作用，即经济困难对多个领域发展结果是否具有普遍的或特异性的不利影响（Huston & Bentley，2010；张晓等，2009）。
最后，经济困难通常是指绝对的资源匮乏水平，但个体也可能受其主观感知到的相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影响（曹中平，黄月胜，2006；Huston & Bentley，2010）。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与他人比较后的相对剥夺状态可能比实际的剥夺状态对人类发展更具影响。实证研究也发现，主观社会地位可以在客观社会地位基础上额外地解释青少年发展结果的变异(Chen & Paterson，2006；Goodman et al.,2001)。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相对经济困难的研究还非常有限(Huston & Bentley，2010)。本研究无意于比较绝对与相对经济困难的效应孰强孰弱，而是感兴趣相对经济困难在青少年社会适应中的作用。与年幼儿童相比，青少年的心理特征更加成熟，从而更能觉察经济困难的负面含义，同时青少年的主要生活背景更多扩展到家庭以外的环境，他们花费更多时间与同伴交往，这增加了个体之间相互比较的机会(McLoyd et al.,2009)。在这种情况下，青少年可能比年幼儿童更易受到相对经济困难的不利影响。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下文将“相对家庭经济困难”简称为“经济困难”。
（二）应对效能的补偿、中介和调节效应
如前所述，家庭经济困难对青少年的社会适应具有不利影响，但是经济困难起作用的过程往往离不开青少年自身的特征，因此，非常有必要综合考察经济困难和个体特征怎样联合对青少年发展产生影响。本研究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认为，青少年的应对效能在经济困难与发展结果之间可能具有潜在的重要作用。
1.应对效能的概念及相关研究
应对效能(coping efficacy)是近年来儿童青少年发展领域备受关注的一个变量。Sandier，Tein，Mehta，Wolchik和Ayers(2000)将其定义为个体对自己能否处理好应激情境的需求以及处理好由情境唤起的情感的一般信念。应对效能有别于宽泛的自我效能。自我效能是人们对自己行动的控制或主导信念（例如，“对我来说，坚持理想和达成目标是轻而易举的”），应对效能则更强调自我效能的领域关联性，是个体处于应激状态时对自己能否成功应对所具有的信心，是对自己应对能力的评价（例如，“我今后有能力使遇到的问题发生好转”）。同时，应对效能也有别于应对方式。前者是“人们对付应激特有的、具有个人特点的、跨情境的特质、形式、机制或风格”，属于个人风格层面，而后者是指“人们面对应激情境时采用的应对方式、方法或策略”（例如，“通过吸烟、喝酒、服药和吃东西来解除烦恼”），属于应对技巧层面（童辉杰，2005）。研究表明，处于应激状态下，应对效能高的个体更有信心接受应激的挑战，从而维护自身身心健康；相反，应对效能差的个体则表现为信心不足，无法有效缓解应激带来的各种身心症状，进而对其发展造成损害（Lazarus & Folkman，1984；童辉杰，2005）。
2.补偿效应模型
补偿效应模型(compensatory effect model)是经济困难和应对效能联合起作用的最为简洁的模型。该模型认为，在控制了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应对效能对青少年积极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消极发展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见图1）。换句话说，应对效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或者对抗经济困难对青少年社会适应的不利影响。前面回顾的有关理论和实证研究可以看作补偿效应模型具有合理性的初步证据。
图1 应对效能的补偿效应模型
3.中介效应模型
中介效应模型(mediation effect model)认为，经济困难本身并不会影响个体发展，而是通过一系列中介过程来起作用的。中介变量是经济困难影响个体发展的内在或实质性原因。具体来说，经济困难可能既直接影响青少年社会适应，又通过应对效能产生间接影响（见图2）。
图2 应对效能的中介效应模型
自我系统理论认为，经济困难对个体健康发展的消极影响主要是通过损害个体的自我系统来实现的。应对效能作为自我系统信念的重要成分，因此，它很可能是联系生态学风险因素与个体发展之间的重要中介变量。这种理论分析得到了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一方面，经济困难和应对效能存在密切联系，经济困难家庭缺乏相应的物质和社会资源，使得个体在面对压力事件时不能有效应对，这必将削弱个体的应对效能。另一方面，较低的应对效能又会增加个体出现适应不良的可能性(Sandier et al.,2000)。事实上，Prelow，Weaver和Swenson(2006)发现，应对效能是生态学风险因素与青少年抑郁症状之间的中介变量。
根据这些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经济困难可能既直接作用于青少年社会适应，又通过应对效能发挥间接作用，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会降低青少年的应对效能，进而使个体出现更少积极发展结果和更多消极发展结果。
4.调节效应模型
虽然经济困难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较为稳健，但其强度在不同研究间却存在差异（例如，郭丛斌，闵维方，2006；李敏，陈卫，2007；孙莹，周晓春，2004；陶红，杨东平，2007）。这提示我们有必要考察经济困难与青少年社会适应之间的调节变量。调节效应模型(moderation effect model)主要探讨经济困难与青少年发展结果之间关系的方向和强弱受哪些因素的调节（张卫等，2007）。虽然不同研究出现分歧的原因较多，但是本研究主要关注青少年重要个人特征应对效能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具体来说，该模型认为，并不是所有经历经济困难的青少年都会出现相同程度的发展问题，经济困难对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影响可能因应对效能水平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见图3）。但是，这种调节效应的具体模式如何，是值得深入分析的。
图3 应对效能的调节效应模型
压力缓冲假设认为，应对效能可以缓冲经济压力对青少年的不利影响。对于应对效能较低的个体，经济压力确实会产生诸多不利影响；对于应对效能较高的个体，经济压力产生的不利影响要小得多。关于韧性(resilience)的理论认为，应对效能是青少年韧性的一种重要特质，拥有这种韧性特质的个体尽管面临不利的生活经验，仍然能够健康成长(Masten & Coatsworth，1998)。从查阅的资料来看，目前尚没有研究直接探讨应对效能在经济困难与青少年社会适应之间的压力缓冲作用，但不少研究表明与应对效能较为相似的一个概念——控制点能够衰减压力与青少年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Kim，Sandler，& Tein，1997；Liu et al.,2000)。当个体内控水平较低时，压力性生活事件与心理病理学问题存在正向联系；当个体内控水平较高时，压力性生活事件与心理病理学问题的正向联系变得微弱或不显著。基于这些理论分析和相关的实证研究，我们认为应对效能在经济困难与青少年社会适应之间起着缓冲作用。对于高应对效能的个体，他们能够客观全面地对待经济困难，缓冲经济困难带来的紧张、不安等消极反应，因而较少甚至不会出现心理问题，而对于应对效能较低的个体，由于不能很好地评价及正确面对经济困难，很有可能出现各种心理问题。
相反，压力易损性假设则认为，在低经济困难情况下，高应对效能的青少年较之低应对效能的青少年发展更好；但在经济困难特别严重的情况下，不论青少年的应对效能水平如何，他们都很难发展良好，此时应对效能所起到的保护作用将非常有限。因此，高应对效能青少年较之低应对效能青少年的发展优势只会表现在低经济困难情况下，在高经济困难情况下这种发展优势将不复存在。换句话说，经济困难对社会适应的不利影响在高应对效能青少年中比在低应对效能青少年中相对更为明显。在这种意义上，应对效能是一个压力易损因子。压力易损假设在累积风险研究中得到支持(Saegert & Evans，2003；Vanderbilt-Adriance & Shaw，2008)。
考虑到本研究的被试主要来自经济相对落后而不是极度贫困的地区，他们更多面临中度而非极度的经济困难，这种困难可能并没有达到个体彻底无法应对的程度，所以我们预期青少年的应对效能仍具有一定的保护效应，即压力缓冲假设将得到数据的支持。
5.检验三大理论模型的意义
上述补偿、中介和调节效应模型意味着经济困难、应对效能和青少年社会适应之间存在不同的内部关系。在补偿效应模型中，经济困难和应对效能的作用是彼此独立的。但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则假定经济困难和应对效能的作用是内部联系的，尽管方式有所不同。具体来说，中介效应模型假定，高经济困难通过降低个体的应对效能进而使个体的良好发展受损；调节效应模型则区分出不同情况下经济困难对社会适应的不同影响，即经济困难对社会适应的不利影响在高应对效能的个体中可能要比在低应对效能的个体中更弱（压力缓冲假设）或者更强（压力易损性假设）。应对效能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具有不同的功能，检验应对效能的中介作用是为了解释经济困难影响发展结果的具体路径，是回答经济困难怎样起作用的问题；检验应对效能的调节作用是为了更好地描述经济困难影响发展结果的强度是如何随应对效能水平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是回答经济困难何时起作用的问题。总之，对应对效能是否具有补偿、中介和调节效应的准确回答是进行科学预防和有效干预的基础(MacKinnon，2008)。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有关青少年感知的家庭经济困难与其积极和消极社会适应结果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然非常有限，有关应对效能在经济困难与青少年社会适应之间所起作用的研究更是十分欠缺，经济困难对社会适应的影响机制仍未被正式验证过。鉴于此，本研究拟考察青少年感知的经济困难与积极和消极适应结果之间的关系，以及应对效能在经济困难与社会适应之间的作用。
二、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选取广东省粤东地区多所普通中学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在每所学校的初一、初二年级随机抽取两个班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650份，回收有效问卷613份。其中，男生241人，女生372人；初一年级350人，初二年级263人；被试平均年龄为13.96±0.82岁。考虑到本研究感兴趣的是经济困难的影响，我们的研究总体应该属于“相对总体”而非“绝对总体”（刘成斌，2006），即需要通过比较经历较多和较少经济困难的个体才能确定经济困难的作用，所以我们的调查对象既包括没有经历任何经济困难的个体，也包括经历较多经济困难的个体。本研究虽然没有直接测量家庭收入状况，但从青少年报告的父母受教育水平（父亲、母亲受教育水平低于高中／中专／职中的分别占40%和51%）和就业状况（父亲、母亲没有固定工作的分别占13%和28%）来看，调查对象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具有相当的变异性。
（二）研究工具
1.经济困难量表
在参考Wadsworth和Compas(2002)经济压力量表的基础上，采用4个项目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对家庭经济压力进行测量。例如，“我家没有足够的钱买新衣服”、“我家没有足够的钱买我喜欢的食物”、“我家没有足够的钱买好的住房”、“我家没有剩余的钱供一家人去娱乐”。要求被试报告过去一年中家庭出现经济压力的频率。采用5点计分，1表示“从不”，5表示“总是”。计算4个项目的平均分，分数越高表示经济困难越大。本次测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
2.应对效能量表
采用Sandier等人(2000)编制的应对效能量表。经由两名心理学专业研究生翻译成中文，并经2名英语专业研究生修正语言。该量表包括7个项目，用于评定个体过去处理问题的经验和今后应对生活事件的能力。例如，“我在使事情发生好转方面做得很好”、“我今后有能力使遇到的问题发生好转”。采用6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6表示“完全符合”。计算7个项目的平均分，分数越高表示个体处理问题的能力越强。以往的研究表明，该量表信效度指标良好(Sandier et al.,2000)。本次测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
3.学业成就问卷
在参考同类研究的基础上（方晓义，林丹华，孙莉，房超，2004；Fuligni & Zhang，2004），要求被试对自己在语文、数学、英语上的学业表现进行评价。虽然这里采用了主观评定的方法，但已有研究表明学生对自己学业成就的知觉与实际考试成绩相关十分密切。因此，这种主观评定方法也可以提供有效的信息(Crockett，Schulenberg，& Petersen，1987；Dornbusch，Ritter，Leiderman，Roberts，& Fraleigh，1987)。采用五点计分，1表示“很不好”，5表示“很好”。计算3个项目的平均分，分数越高表示青少年的学习成绩越好。本次测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1。
4.外化问题行为调查表
采用自编的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调查表进行测量。要求青少年报告最近六个月以来做出下列每种行为的频率：“抢劫、勒索或威胁他人”、“离家出走”、“未经允许在外过夜”、“偷东西”、“瞒着家长和老师不去学校上课”、“打架”和“喝醉酒”。选项包括“没有”、“1次”、“2次”、“3-4次”和“5次及以上”。考虑到以上问题行为的性质均比较严重而且在青少年中发生频率较低，我们将选择“1次”、“2次”、“3-4次”和“5次及以上”各项合并为“做过”类，从而减少该变量数据分布的偏度。计算青少年出现上述问题行为的总个数作为外化问题行为得分，分数越高表示出现的外化问题越多。
5.焦虑抑郁量表
采用青少年自评量表中的焦虑抑郁分量表测量青少年的焦虑和抑郁(Achenbach，1991)。该分量表包含16个项目，要求青少年报告自己现在或近六个月的情绪体验状况。例如，“我觉得没有人喜欢自己”、“我常常哭泣”。采用3点计分，0表示“从无”，1表示“有时”，2表示“经常”。计算16个项目的平均分，分数越高表示焦虑抑郁越多。本次测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
三、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间的相关
表1列出了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矩阵。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发现，经济困难与学业成就呈显著负相关，与外化问题呈边缘显著正相关，与内化问题呈显著正相关，表明经济困难是青少年积极发展的抑制因素，又是消极发展的促进因素。相反，应对效能与学业成就呈显著正相关，与外化问题呈边缘显著负相关，与内化问题呈显著负相关，表明应对效能是青少年积极发展的促进因素，又是消极发展的抑制因素。另外，经济困难与应对效能呈显著负相关，表明经济困难是应对效能的风险因素。最后，青少年各社会适应指标之间也呈显著但微弱的相关，表明各指标既相互联系，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二）应对效能的补偿效应检验
为了检验应对效能在经济困难与青少年社会适应之间的补偿效应，以经济困难和应对效能为预测变量、青少年在三大领域的适应指标作为结果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Enter法）。如果在考虑了经济困难的预测效应后，应对效能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积极发展结果，和／或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的消极发展结果，那么应对效能的补偿效应假设就得到支持。如表2所示，应对效能在经济困难与青少年学业成就（β＝0.231，p＜0.001）、外化问题（β＝-0.077，p＝0.063）和内化问题（β＝-0.310，p＜0.001）之间的风险补偿效应假设均得到支持。
（三）应对效能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Baron和Kenny(1986)提出的检验程序，考察应对效能在经济困难与青少年社会适应之间的可能中介效应。就本研究的目的而言，检验需要满足四个要求：第一，预测变量应该与结果变量显著相关。第二，预测变量应该与中介变量显著相关。第三，中介变量应该与结果变量显著相关。第四，在控制了中介变量的作用后，预测变量与结果变量的关系减弱（部分中介）或不显著（完全中介）。通过表1可知前三个要求都满足，因此这里仅采用回归分析考察第四个要求的满足情况。
如表3所示，在控制应对效能的作用后，经济困难与学业成就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有所下降但仍然显著（控制前：β＝-0.140，p＜0.001；控制后：β＝-0.090，p＜0.05），因此应对效能在经济困难与学业成就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35.7%。在控制应对效能的作用后，经济困难与外化问题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下降并不再显著（控制前：β＝0.068，p＝0.094；控制后：β＝0.051，p＝0.216），因此应对效能在经济困难与外化问题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在控制应对效能的作用后，经济困难与内化问题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有所下降但仍然显著（控制前：β＝0.188，p＜0.001；控制后：β＝0.121，p＝0.002），因此应对效能在经济困难与学业成就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35.6%。总体而言，这些结果支持了应对效能的中介效应假设。
（四）应对效能的调节效应检验
采用层次回归分析对应对效能在经济困难与青少年社会适应之间可能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见表4）。第一步，将自变量（经济困难）和调节变量（应对效能）纳入回归方程。第二步，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构成的调节项（经济困难×应对效能）纳入回归方程。如果调节项对青少年社会适应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则认为应对效能的调节作用显著。为了减少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回归分析中使用的预测变量除调节项之外都已中心化(Whisman & McClelland，2005)。
如表4所示，就学业成就而言，经济困难和应对效能分别具有显著的负向和正向预测作用，但经济困难和应对效能的调节项没有达到统计显著水平(B＝-0.027，p＝0.527)。
就外化问题而言，经济困难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应对效能则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困难和应对效能的调节项也达到统计显著水平(B＝-0.008，p＝0.036)。简单斜率检验表明（见图4），在应对效能较低的青少年中，经济困难对外化问题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B＝0.010，p＝0.024)；在应对效能较高的青少年中，经济困难对外化问题的预测作用不显著(B＝-0.005，p＝0.394)。因此，高应对效能可以衰减经济困难与外化问题的正向联系，该结果支持了应对效能的风险缓冲假设。
就内化问题而言，经济困难和应对效能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预测作用，而且经济困难与应对效能的调节项也具有统计学意义(B＝-0.067，p＜0.001)。简单斜率检验表明（见图5），在应对效能较低的青少年中，经济困难对内化问题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B＝0.100，p＜0.001)；在应对效能较高的青少年中，经济困难对内化问题的预测作用不显著(B＝-0.022，p＝0.408)。因此，高应对效能可以衰减经济困难与内化问题的正向联系，该结果同样支持了应对效能的风险缓冲假设。
四、讨论
（一）经济困难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
研究考察了青少年感知到的家庭经济困难与其积极和消极社会适应结果的关系，结果发现，经济困难与学业成就呈显著负相关，与外化和内化问题行为呈显著正相关。支持以往有关低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业成就之间关系的结论（Bradley & Corwyn，2002；郭丛斌，闵维方，2006），即经济困难是学业成就的重要风险因素，是教育不公平的重要原因之一。家庭投资模型认为，相对于富裕家庭而言，低收入家庭能提供的物质和社会资源非常有限，而这些资源恰是青少年学业成就的促进因素(Conger & Donnellan，2007)。具体来说，与富裕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的父母更担心生计，忙于养家糊口，较少与老师保持良好联系，较少督促子女的学习，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水平较低，从而降低了子女的学业成就（李敏，陈卫，2007；刘精明，杨江华，2007）。本研究的结果也支持以往有关低社会经济地位与问题行为之间关系的结论（Bradley & Corwyn，2002；吴华清，2009；张卫等，2007）。家庭压力模型认为，家庭内部的经济困难通过增加父母的压力、父母对精神疾患的易感性以及负面的教养行为间接导致儿童的问题行为(Conger & Donnellan，2007)。总之，这些发现说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青少年感知到的相对经济困难可能具有跨发展领域的不利影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研究中经济困难与青少年社会适应各指标的相关系数看似较小实则重要。Swann，Chang-Schneider和McClarty(2007)认为，当某种发展结果受多种因素影响时，任何一种因素所起的作用都较为有限；如果所选发展指标对个体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即使相关系数较为微弱，也值得高度重视。另外，考虑到本研究是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几所中学中抽取被试，很可能限制了经济困难的真实差距，经济困难的真实效应可能比这些相关系数还强。
（二）应对效能的补偿、中介和调节效应
如上所述，家庭经济困难对青少年社会适应具有不利影响，但是经济困难起作用的过程往往离不开青少年自身特征的影响。研究考察了经济困难与应对效能对青少年发展的联合影响，检验了应对效能的补偿、中介和调节效应模型，获得了一些有意义的发现。
首先，应对效能的风险补偿效应得到支持。在控制了经济困难的作用后，应对效能可以正向预测学业成就，负向预测外化和内化问题行为。这说明应对效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或者对抗经济困难对青少年发展的不利影响。其次，应对效能的中介效应假设得到支持。经济困难会降低个体的应对效能，进而对其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这支持了自我系统理论的观点，即经济困难对个体健康发展的消极影响主要是通过损害个体的自我系统来实现的。另外，应对效能的压力缓冲效应也得到支持。对应对效能较低的个体而言，经济困难与外化和内化问题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对应对效能较高的个体而言，经济困难与外化和内化问题行为的相关不显著。因此，在本研究所探讨的经济困难范围之内，应对效能仍是心理韧性——面对风险但获得健康发展的重要来源。
综合而言，应对效能在经济困难与社会适应之间同时具有补偿、中介和调节效应。同一变量的补偿、中介和调节作用并不是相互排斥的（Bolger & Patterson，2001；Cui & Conger，2008；Gomez & Mclaren，2007；李霓霓等，2009）。比如，当某个变量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同时具有中介和调节效应时，这意味着自变量既通过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因变量，同时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又取决于中介变量(MacKinnon，2008，p.279)。总之，应对效能是个体健康成长的重要资源，因为它可以补偿、缓冲经济困难的对个体发展的不利影响，但这种宝贵资源却会受到经济困难的削弱。该发现的政策意义在于，努力增强个体应对和战胜经济困难、不断追求发展的信心确实重要，但同时也应认识到贫困环境中各种资源的匮乏确实限制了这种信心的建立。因此，我们不能单纯批判经济困难人群不懂得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所谓的“贫困文化”），因为这种简单批判更多是责备受害者的表现，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我们应该承担的从根本上消除贫困这种同样重要的任务（唐钧，2005）。
尽管获得了一些有意义的发现，但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改进。首先，相关研究不能确立因果关系，今后的研究可以采用追踪设计来深入验证本研究所得结论。其次，本研究只考察了应对效能这一个体因素的作用，今后的研究可以探讨其他个人因素如情绪智力在经济困难与青少年社会适应之间的作用。另外，本研究所有数据都来自于青少年自我报告，今后的研究可以结合父母报告、教师评价、同伴提名等多种方法来收集数据。
五、结论
(1)青少年感知到的家庭经济困难是其积极社会适应（学业成就）的抑制因素，又是消极社会适应（外化和内化问题行为）的促进因素。
(2)应对效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经济困难对青少年社会适应的不利影响，起到风险补偿效应。
(3)应对效能在经济困难与青少年社会适应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经济困难既直接作用于社会适应，又通过应对效能产生间接作用。
(4)应对效能可以缓冲经济困难对青少年外化和内化问题行为的促进效应，支持压力缓冲假设。
［收稿日期］2010-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