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认同对青年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分析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实证
张 华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合肥 230601）
摘要： 阶层认同、农民工幸福感各为学界所热议，但鲜见将二者联系起来的研究。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多元回归模型证实，在经济地位提升、配偶陪伴、身心健康、与亲友联系密切等因素共同支持下，青年农民工的阶层认同越高，其幸福感越强。模型分别通过性别和地区分模型的稳健性检测，证实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男女之间有较大差异，东、中、西部地区各有不同。青年农民工在获得物质满足后，亟须城市的接纳与尊重，地方政府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提升他们的阶层认同感。
关键词： 阶层认同;青年农民工;幸福感;CGSS（2013）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1]。随着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工走向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他们通过自己双手辛勤工作，追求幸福生活。他们在城市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也一直为政府与社会各界所关心。所谓农民工，主要是指户籍是农村户口但从事非农产业工作6 个月及以上的人口。包括在本乡镇以内或离开本乡镇外出务工者。也即去到城镇务工的农民，无论是自办企业当老板，还是受雇做工人，抑或自摆地摊搞个体，都属于农民工范畴。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15年底，全国农民工总量27 747 万人，比上年增长1.3%。其中，外出农民工16 884 万人，增长0.4%；本地农民工10 863万人，增长2.7%[1]。另外，按照联合国2013年最新界定，青年是指年龄在44 岁以下的成年人。因此，本文谈论的青年农民工，是指年龄在18～44 周岁之间的农民工。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从低到高大致分为生存、安全、归属、被尊重和自我实现五个层次。“阶层认同”大致介于归属与被尊重这两个层次之间，是物质和安全保障之后人们需求的升级。换句话说，在人们的幸福感越来越来自归属与被尊重的后物质主义阶段，研究阶层认同对青年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和讨论空间。
一、文献回顾与提出问题
（一）对农民工之阶层认同的前期研究
阶层认同，又称为阶层归属感，即个人对自己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何种社会地位的主观感知与判断。作为个体意识范畴的阶层认同，会造成个体相应的社会行为选择，因此被提升到事关社会稳定和谐的高度，成为政界和学界关注的焦点。学界普遍赞同，阶层认同虽然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但明显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马克思认为，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程度，是划分阶级地位的基础。韦伯的多元结构理论认为，经济、文化、资源等要素决定着个人阶层认同情况。汤普森认为，工人阶级的地位和意识是在和国家社会互动过程之中决定的。他们的思想不断启发后人进行深入研究。冯仕政将迄今影响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归纳为四大类，即结构地位论、历史文化论、精英策动论和国家中心论。结构地位论是指个体自己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的阶层认同感受。历史文化论是指文化传统和生活经历等因素对个体阶层认同的影响。精英策动论是指精英在鼓动和帮助个体判断自己属于哪个阶层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国家中心论是指国家性质、政策、制度、行为等在塑造社会阶层和阶层认同方面的决定性作用[2]。
前期研究中，将农民工的“阶层认同”视为因变量的成果较多，如张卫国、杨雨蓉依据(CGSS 2013)的数据，分析发现人力资本、职位价值、经济实力、生活感知和家庭背景对农民工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家庭经济实力、社会态度、政治意识、收入水平和工龄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农民工的个体人口统计特征也会影响其阶层认同[3]。也有部分学者将农民工的“阶层认同”作为自变量，探讨它的社会后果，如王进、王优喜基于建筑业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建构了一个以阶层认同为自变量、集体上访参与意愿为因变量、基层政府信任为中介变量、短工化程度为调节变量的混合模型。他们的研究发现，农民工阶层认同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对基层政府的信任,负向影响他们的集体上访参与意愿,基层政府信任有部分中介效应[4]。可见，“阶层认同”是影响农民工行为和生活状态的重要变量。但遗憾的是，尚未见到将“阶层认同”视为自变量，探讨它对青年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研究成果。
（二）对青年农民工幸福感的前期研究
据美国著名学者迪纳的定义，幸福感是一种个体对实际生活的肯定态度和积极感受，其来源于个体对实际生活状态和理想生活状态的比较，具有综合性、主观性和积极性特征[5]。那幸福感如何测量？概言之，学界大致循以综合性和主观性两大思路。前者的代表人物柯恩曼和库鲁格认为，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很多，需要通过“单项提问、总体相加”的方法，即通过分别询问居民生活的若干具体方面，加总后获得居民对幸福感的总体评价。但此种方法由于操作复杂、测量成本高为人所诟病。而幸福感测量的主观性的思路即自陈量表，因其相对简单方便为人们所欢迎，此种方法直接询问被调查者的幸福程度，题目一般为：总的来说，您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否幸福？测量等级为“1=很不幸福，2=不太幸福，3=说不清幸福不幸福，4=比较幸福，5=非常幸福”。虽然有人批评这种测量方法太过简单，但美国著名学者伊斯特林坚持认为，自陈量表产生的数据是有较高研究价值的。克鲁格和史卡德也认为，自陈量表法所产生的数据可靠、有效并具有可比性[6]。需提及的是，本文所使用的CGSS（2013）数据库采用自陈量表方式测量青年农民工的幸福感。
学界很早就开始关注农民工幸福感问题，实证研究成果丰硕。归纳言之：其一，从调研范围来看，研究成果大致分为单地调研和多地调研两种类型。前者如吴静对浙江农民工幸福感调查研究[7]。后者如叶鹏飞基于七省区对农民工城市生活主观幸福感的实证分析[8]。其二，从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看，研究成果大致分为综合因素和部分因素两种类型。由于在实际生活中影响幸福感的因素较多，所以有些学者试图面面俱到，通过自己设计问卷进行调查的方式尽可能挖掘与幸福感有关的因素。如王毅杰等人探讨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幸福感研究，发现经济维度的相对收入、收入公平感、职业维度的行业类型、权益保护、心理授权，人际交往维度的社会距离和自我实现维度自我效能感，共同型塑着农民工幸福感现状。还发现，农民工的幸福感也会因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的不同而呈现个体差异[9]。而另一些学者从研究目的出发，只揭示与幸福感相关的有限的几个因素，达到研究目的即可。如陈艺妮等人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地位消费问题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10]其三，从数据资料获取方式来看，大致分为直接调研获取和利用前人数据库两大类。直接调研的好处在于能够就自己的研究目的获取第一手资料，所以许多学者都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利用前人已有的数据库，如王鹏等人利用中国综合信息调查数据（CGSS）研究收入差距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11]。
总而言之，前期论者的成果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启示，但也留有探索空间。如聚焦“青年农民工”幸福感的力度不够，对阶层认同与幸福感之间关联度的研究较少，幸福感的性别差异被忽视，研究对象的范围限于局地，缺少西部、中部、东部地区之间的对比，等等这些正是本文的着力之处，也是本文研究价值所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阶层认同与青年农民工的幸福感
如前所述，阶层认同，是指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据位置的感知。阶层认同高或低，也即自认为社会地位高或低。如果某人之前认为自己社会地位低而现在认为自己社会地位高，我们将之称为阶层认同提升；反之，称为阶层认同降低。需注意，阶层认同虽然是个人的主观判断，但这种主观判断却和外界客观的赞誉度密切相关。譬如，小偷收入可能很高，但他们却不会认为自己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不会有较高的阶层认同；而救死扶伤的医生由于病患的赞誉和社会的肯定，虽然收入不很高，但他们多数有着较高的阶层认同。陆学艺等人按照组织（权力）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技术）资源占有量为衡量标准，将中国大陆居民分为1～10个阶层，数值越大意味着阶层的社会地位越低[12]。在他的分层理论中，产业工人阶层处于第八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处于第九层，换句话说，在“他人”眼里，从事体力劳动的青年农民工就处于第八、九层之间的社会底层。但，农民工自己也这么认为吗？这会影响到他们的幸福感吗？如果说从事体力劳动会限制农民工的阶层认同，那么,从事管理工作占据较多资源的农民工，其阶层认同会高吗？其实也不一定。譬如因造假骗官落马的前司法部政治部主任卢恩光，他曾是身价上千万的农民企业家，但充裕的金钱并没有使他有阶层认同提升之感，用他自己的话说：“你再有钱，和乡里干部一起吃饭你还是得坐在下座”。为提升社会地位，他一门心思钻营如何当上官，坦承：“我就是个官迷”。在其通过行贿运作弄到副乡长身份后，对别人喊他董事长都不以为然，“还喊我卢董事长，这人就是不懂事，我都副乡长了!”[13]可见，阶层认同提升对卢恩光而言，能极大提升其幸福感。但是对普通青年农民工而言，是不是阶层认同越高的人，其幸福感就越强呢？为了验证这个问题，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1：阶层认同越高的青年农民工，其幸福感越强。
（二）家庭经济状况与青年农民工的幸福感
4.其他变量
上述政策让我们看到了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重视，尤其是针对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双语教育政策的重视，而加快少数民族双语教师队伍建设则又成为重中之重。为此，我们可以确定我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中的双语教育政策必定会延续下去，而我们在研究其意义时一定要树立前瞻意识和比较意识，[6]以推动民族双语教育的顺利、高效发展，更好地发挥其地位和作用。
（三）身心健康与青年农民工的幸福感
许多研究都表明，健康的身心与人们的幸福感显著正相关。身体健康，人就会精力充沛、心情愉悦、注意力持久，易于完成工作和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反之，身体病痛不断，就会导致精力不济、心情沮丧、注意力不集中，进而殃及工作和人际关系；如果生大病，还需支付大额住院费和后期治疗费，甚至导致丧失劳动能力，使家庭陷入贫困。因此，健康的身体是青年农民工幸福感的基础，与个人幸福感紧密关联。另一方面，心理健康也是影响青年农民工的重要因素。在中国，个人心理健康问题曾长期遭到忽视。由于工作节奏快、生活压力大或家庭摩擦多等因素影响，越来越多人患有焦虑、烦躁甚至抑郁等心理疾病。青年农民工正处于学技术、找工作、结婚生子、挣钱养家的人生关键期，工作压力、生活烦恼、感情挫折等都可能严重影响其心理健康，如富士康工厂青年工人“十三连跳”的跳楼事件，抑或经常见诸新闻报道的年青母亲产后抑郁轻生事件等。由此可见，青年农民工的幸福感与其身心健康密切相关。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3：身心越健康的青年农民工，其幸福感越强。在此之下设立两个子假设，H3a:身体越健康的青年农民工，其幸福感越强；H4b:心理越健康的青年农民工，其幸福感越强。
（四）亲友联系紧密度与青年农民工的幸福感
例1：如图，抛物线y=-x2+2x+3与x轴相交于A、B两点（点A在点B的左侧），与y轴相交于点C，顶点为D。
在“农民工”样本基础上，我们挑出“青年农民工”群体。按照联合国2013年最新界定，18～44周岁皆为青年人口。因此，我们将青年农民工的年龄界定为18～44周岁之间。为此，我们进行如下操作：以数据库的调研时间2013年，减去农民工自填的出生时间（年），得到其实际年龄。然后，通过“计算变量”操作，限定“18≦年龄≦44”，最后结果是年龄区间处于18～44岁之间的人口。剔除无效问卷最后得到有效样本1 308份，我们将该样本另存为“青年农民工”数据库。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传统的医学免疫学与微生物学课程的纸质作业是由教师依据参考的教科书或者辅助材料进行设计，以名词解释、简答和论述等内容与形式为主，形式比较单一，知识点局限，缺乏学生个体差异的考虑，导致所布置的作业缺乏层次化，无法培养水平不同的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思维能力。另外，传统的纸质作业，主要是对课堂所学理论知识的巩固和练习[5]，较少有对相关医学素质和技能的关注，缺乏专业特征型的设计，导致考核的个性化和层次化不足。
BY-4型纳米陶瓷基高温防氧化涂层材料对铝电解用碳素阳极的抗氧化应用 李顺华，王博一，杨国荣，等 4 73
（二）变量定义及描述
1.“青年农民工”样本在数据库中的析出过程
我们首先析出“农民工”群体。具体做法：第一步，通过选择个案的方式将“您目前户口登记情况=农村户口”的样本独立出来；第二步，在此样本基础上，再次通过选择个案方式获取“您的工作经历及状况是=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的样本；第三步，将所有“拒绝回答”“不知道”“不适用”的样本做系统缺失值处理。经过上述三步之后，最终得到“农民工”群体有效样本1 969份。
这番袒露心声的话，也让我们对金钻明的了解又深了一步。我们本是为太赫兹而想到去找他，而他其实没有太多地涉及现在非常热的太赫兹的各种应用，而是把更多的研究精力放到对太赫兹的基本规律的认识上，并为此乐此不疲。太赫兹辐射技术因为各种安防上的应用而为大众所知，吸引了很多研究力量和资源，而其实揭示其本源和规律同样重要，也更需要有人去做。正是在这一点上，金钻明的工作尤其值得我们称道。
2.幸福感
人是具有丰富情感的社会动物，人们在身心有恙、事业受挫、情绪低落等时候特别需要来自他人的情感支持。青年农民工正处于生命周期中的情感剧烈波动期，来自工作、生活、感情等方面的压力和干扰都有可能使其情绪大起大落。如果缺乏来自亲人、配偶或朋友及时的情感慰藉，那么他们在情绪低落时很有可能会鲁莽行事，走向极端。因此，在陌生的城市，来自亲人、配偶或朋友的情感支持对于青年农民工来说弥足珍贵。这种情感支持，不但使人感到安全，而且感到温暖，亲情和友情如同人生助燃剂，能够使他们较快地调整身心，重新出发。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4：和亲友联系越紧密的青年农民工，其幸福感越强。在此之下设立两个子假设，H4a：有配偶的青年农民工，其幸福感要高于无配偶者；H4b:和亲人朋友接触联系越紧密的青年农民工，其幸福感越高。
本文的旨趣在于探讨青年农民工的幸福感，它是本研究的因变量。在“青年农民工”数据库中，我们选择变量a36“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作为本研究的因变量，其选项为“非常不幸福=1、比较不幸福=2、说不上幸福不幸福=3、比较幸福=4、非常幸福=5”，测量等级为1～5，分值越高意味着越幸福。
3.阶层认同
因为阶层认同是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处地位的主观认识，所以我们选取表示“阶层认同”的变量a43a“您认为自己目前处于哪个等级上”，测量等级为1～10，其中最低等级=1、最高等级=10，分值越高意味着等级越高，也即阶层认同度越高。
将旁路节流阀9和调速阀6关闭，回油节流阀8全开，进油节流阀7调整到某一开度、启动液压泵1，调节溢流阀2，使系统处于低压0.5 MPa，通过电磁阀3的左位工作，慢慢调节节流阀7的开度，使工作油缸活塞杆运动速度适中，反复切换电磁阀3，使工作缸往复运动，检查系统工作是否正常。
从表1可知，青年农民工认为自己属于1～4 等级的人占比48.3%，接近50%；而认为自己属于1～6等级的人数占比高达92.8%。也就是说，绝大多数青年农民工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层以下。即使这样，青年农民工与10年前相比，其阶层认同情况已有较大改变（表1）。数据库中用1～10来测量阶层认同水平，为便于观察与比较，本文将其分为5 组，即“下层”（1～2）、“中下层”（3～4）、“中层”（5～6）、“中上层”（7～8）、“上层”（9～10）。
表1 青年农民工对当前与10年前阶层认同情况比较
我们依据变量s41“采访地点”将青年农民工认定为在采访地点务工。由于接受调查的青年农民工分布于全国28 个省市，为了便于观察与比较，我们将28 个省市按照国家标准，分别归组为“西部“中部”“东部”，依次赋值1～3。值得一提的是，通过逐步回归预处理，我们发现“性别”“年龄”“学历”“党派”“宗教信仰”“民族”等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均不显著，所以我们没有将它们作为自变量纳入回归模型。
但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发现青年农民工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并没有过高预期，92.8%的青年农民工认为自己属于“中层”及以下阶层（中层+中下层+下层），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上层”和“上层”比例很小，只有7.2%。这也说明，经济收入虽然对提升青年农民工的阶层认同有影响，但作用有限，最多只能将其抬升为社会“中层”。而学历低、职业美誉度低、工作环境差等因素可能是阻碍其有更高阶层认同的重要原因。
本文所言的家庭经济状况，是指个人或家庭由经济收入决定的在当地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乡土中国的伦理惯性使中国人特别重视家庭，无论是原始家庭（生长家庭）或生殖家庭都是人们依赖的港湾。因此青年农民工的个人收入并不会全部用于个人消费，而是归于家庭收入总盘之后，在家庭成员之间再次分配。而且，如果家中人口数相近，那么有几位务工者的家庭肯定会比只有一位务工者之家庭的经济条件更为优渥，所以家庭经济地位较之个人经济地位更能影响青年农民工的幸福感。因此，我们倾向于考察家庭经济地位与青年农民工幸福感的因果关系。另外，家庭收入的绝对数必须放在当地横向比较才有意义，比如年收入同样是10万元的家庭，在中西部地区其家庭收入及经济地位在当地可能属于中上层，而在东部发达地区，他们的家庭收入与经济地位则可能属于中下层，所以还需考虑地区差异，将其放在当地比较。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2：家庭经济地位在当地越高的青年农民工，其幸福感越强。
采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n（%）]表示，行 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s）表示，行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数据库是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调查中国社会综合信息以供学术研究为目的的大型数据库。调查对象分布于全国28 个省市125 个县区，每隔两年调查一次，但每次调查的重点有较大不同，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向公众开放的权威数据库。2013年度的调查内容涉及青年农民工的幸福感问题，有效问卷超过14 000余份，虽然与今时隔几年，但依然有较强的实效性，适合本文使用。
本文主要研究阶层认同对青年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但因研究需要，我们还选取了相关变量纳入回归模型。（1）家庭经济状况。我们在“青年农民工”数据库中选择变量a64“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属于哪一档？”，来表明其个人对其经济地位的认知。该变量选项为“1=远低于平均水平、2=低于平均水平、3=平均水平、4=高于平均水平、5=远高于平均水平”，测量等级为1～5，数值越高意味着家庭经济状况越好。（2）选取与经济地位有着重要关系的变量a65“您家拥有几处房产？”由被调查者据实填答，数值越大意味着房子越多；（3）选择表示“身体健康状况”的变量a15“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是？”测量等级为1～5，数值越高意味着越健康。（4）选择表示“心理健康状况”的变量“a17 在过去的四周中您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是？”测量等级为1～5，分数越高意味着心理健康状况越好；（5）重新编码“有无配偶”变量。选取变量a69“您目前的婚姻状况是”，将其中“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两类人视为有配偶的人群，剔除其他人群，将其重新编码为变量Ta69“有无配偶”，测量等级为“无配偶=0、有配偶=1”；（5）选择表示“和亲友联系的紧密度”的变量b5“您和亲人、朋友之间的接触和联系的情况怎么样？”测量等级为1～5，分值越高意味着联系越亲密。所有变量描述详见表2。
表2 因变量与自变量的描述统计
据表1可知：其一，青年农民工认为自己当前属于社会“下层”和“中下层”者共计48.3%，与之对比，认为10年前自己处于“下层”和“中下层”的青年农民工高达74.5%；这说明阶层认同度低的青年农民工人数有大幅度减少。其二，当前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层”的青年农民工已达44.5%，与之对比，只有21.1%的青年农民工认为10年前自己属于社会“中层”，这表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青年农民工越来越自信，阶层认同有较大提升；其三，有51.7%的青年农民工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层及以上（中层+中上层+上层），与之相比，只有25.5%的农民工认为10年前自己的社会地位属于中层及以上，两相比较，增幅达102.7%。这说明，青年农民工当前阶层认同的等级水平已大大高于10年前的情况，随着经济地位提升和城市的接纳，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工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比之前有较大提升。其四，青年农民工认为当前自己属于社会“中上层”和“上层”有7.2%，而认为10年前自己属于“中上层”或“上层”的比例只有4.4%，两相比较，增幅达63.6%。这也说明更多的青年农民工其阶层认同有了较大跃升。
由表10、11、12、13、14的统计数据看出：大部分高职学生对“工学结合”了解的还不透彻，意识不到其重要性，难于切合实际谋求自身发展。虽然大部分高职生在企业物质环境方面适应良好，但心理环境、精神环境的适应有待提高，这些对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对顶岗实习学生进行思政教育。调查显示，高职生愿意去基层的比例仅占一半，我们要不断加强高职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培养他们肯吃苦、乐于奉献的精神品质。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学生基础到的知识越来越多，因此当前我们必须要对我们学习的所有的内容进行有效的整合，这样才能够帮助学生对于知识更好地理解。那么教师可以借助信息技术展开教学，通过信息技术提升学生对于知识的运用和创造的能力。
四、统计分析与研究发现
根据因变量幸福感的变量特性和研究目的，本文选择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建构相应的模型。通过线性回归方式，我们得到青年农民工的阶层认同与幸福感之间的回归模型（表3）。模型1 是阶层认同模型，即主要表明阶层认同对青年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模型2是家庭经济状况模型，即主要表明经济地位对青年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模型3 是综合模型，主要表明阶层认同与家庭经济状况及其他变量对青年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将重点阐释模型3中蕴含的信息。
（一）综合回归模型分析
据模型3可知：（1）阶层认同对青年农民工的影响显著，在控制其他变量后，阶层认同每提高1个单位，幸福感就增强6.8%。也即本文假设H1 成立。这说明青年农民工较为在意自己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希望融进城市生活，得到城市社会的接纳与尊重。
表3 阶层认同对青年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回归模型（方法=输入）
（2）经济地位对青年农民工的幸福感影响很显著，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家庭经济地位在所属地每提高1个档次，幸福感就增强16.5%。也即本文假设H2 成立。这说明外出务工对增加农民工家庭经济地位提升有明显助益，家庭经济状况持续改善以及与邻里间的横向比较获得的优越感，使青年农民工得到心理满足与精神愉悦。
（3）房产对青年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很显著，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房产量每增加1个单位，幸福感就会增强13.3%；这说明在房价高企的今天，作为安身立命载体的房子，正成为青年农民工越来越重视的事情，拥有住房成为令他们十分高兴的事情。
（4）身体健康状况对青年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显著，在控制其他变量后，身体健康状况每提高1个单位，幸福感就增强6.2%。身体病痛不但会影响人们的情绪，而且会导致青年农民工无法正常工作挣钱养家；反之，身体健康则能避免上述问题。所以，身体健康是幸福之源。本文假设H3a成立。
（5）心理健康状况对青年农民工的幸福感影响相当显著，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心理健康状况每提高1个单位，幸福感就增强11.8%。幸福感本就是主观心理感受，如果外界因素造成青年农民工心理失衡甚至患病，那么其幸福感将大大降低。反之，摆脱沮丧或抑郁，始终保持良好的心态和心情，也意味着他们对工作、生活的满意度高，幸福体验感强。也即本文H3b 成立。综合（4）（5）而言，本文假设H3成立。
（6）有无配偶对青年农民工的幸福感影响显著，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有配偶的青年农民工幸福感高出无配偶者14.1%。这说明在外打拼的青年农民工特别需要固定的生活、情感与性伴侣，切实解决生理与情感问题，生活能够互相关照扶持等，这些能极大提升青年对工作的忍耐度、对生活的热爱度、对幸福的体验度。本文H4a成立。
（7）青年农民工和亲友的密切联系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很显著，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密切联系每提升1个单位，其幸福感就提高13.6%。也即本文H4b成立。这说明青年农民工需要亲人朋友的支持，需要他们分享其喜怒哀乐，需要他们在其处于人生低谷之时听他倾诉或伸出援助之手。从这个意义上说，亲密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人们保持和提升幸福感的重要保障。综合（6）（7）而言，本文假设H4 得到证实。此外需要提及的是，据标准系数（贝塔）可知，在模型3中，和亲友关系的紧密度是影响青年农民工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
表4 分群体回归模型（方法=输入）
（二）分群体回归模型分析
为了进行稳健性检测以及获取更多信息，本文按照“性别”和“所在地区”进行分群体回归分析，获得青年农民工幸福感之回归分析的性别模型（模型4）和地区模型（模型5），具体如表4所示。它们分别从性别角度和地区角度证实，阶层认同度越高，青年农民工幸福感越强这个假设是成立的，但性别之间、地区之间有较大差异。限于篇幅，本文不再细致分析。
五、结论与建议
综合回归模型证实，在家庭经济状况、身心健康、有无配偶、和亲友联系紧密等因素共同支持下，青年农民工的阶层认同越高，其幸福感越强。分群体回归模型证实，女性青年农民工的幸福感较之男性来说，受经济地位影响更显著、更需要配偶的陪伴和扶持、幸福感受身心健康影响更大；但是其幸福感受阶层认同、受房产数量的影响不显著。反之，男性青年农民工的幸福感较之女性来说，受阶层认同和房产数量的影响更显著。同时，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青年农民工来说，都非常需要来自亲人、朋友的情感支持。此外，就务工地区而言，阶层认同对在中、西部地区务工青年的幸福感影响很显著，但对在东部务工青年影响不大。家庭经济状况在当地的水平越高，越能显著提升在东部地区务工青年的幸福感，但对在中、西部地区务工青年的影响不大。房产数量能显著提升在东部地区务工青年的幸福感，但对在中、西部地区务工青年影响不大。心理健康状况对在西部、中部、东部地区务工青年的幸福感影响都很显著。有配偶能显著提升在东部地区务工青年的幸福感，而对在中、西部地区务工青年影响不大。和亲人朋友的密切联系，无论对于在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务工青年都非常重要，它是提升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结合回归模型提供的信息，就如何提升青年农民工幸福感，我们提出如下建议：（1）提升阶层认同方面，当地政府与用人单位应加大劳动者光荣的宣传力度，党和政府可以通过组织技能大赛等活动宣扬工匠精神以提升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新闻报道应留版面给农民工群体中的优秀人物或先进事迹，提升农民工职业荣誉感和美誉度，使全社会更好地接纳和尊重农民工。（2）提升家庭经济状况方面，当地政府和用人单位应想方设法为青年农民工提供就业机会，保证其最低工资收入，或者通过有效方式对其进行技能培训，使其通过一技之长增加收入。（3）关注青年农民工的身心健康方面，一方面通过卫生宣传、定期体检、购买医疗保险等措施保障其身体健康和事后救济；另一方面通过卫生宣传、抽样调查、组织活动等方式关注青年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特别是女性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做到早发现、早疏导、早化解，避免个人悲剧和家庭不幸的发生。（4）关注婚恋情况方面，建议政府与用人单位多关心关注青年农民工的恋爱婚姻状况，通过多举办“青年工人联谊活动”等形式增加适龄青年男女农民工彼此相识相恋的机会，提升他们的幸福感，进而提高工厂生产效率和社会稳定度。（5）构建社会支持网络方面，对于远离家乡，亲人不在身边的青年农民工，基层政府和用人单位应通过各种方式，鼓励青年农民工多交朋友，鼓励他们多与家中亲人联系，并在其需要帮助之时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强化其社会支持网络。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基于条件限制，本文使用的是2013年度CGSS 数据库资料，但并不影响实效性，该数据能够有效地描述和证实，在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下，阶层认同对青年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数据析出的各种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基本结论也符合理论预期和经验事实，并没有在短短几年内发生改变。本文研究可能的局限在于，测量尺度较为单一，另外，如果对18～44 岁之间的青年农民工做进一步的年龄组细分，研究结论可能会更加全面。这些都留待将来讨论与完善。
2.4 两组母婴结局对比 观察组产后出血、早产、剖宫产、新生儿窒息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5。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5.
[2]冯仕政.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阶级和分层认同[A]//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9)：走向更有共识的社会：社会认同的挑战及其应对[C].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53-185.
[3]张卫国,杨雨蓉.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阶层认同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3CGSS的数据实证[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11)：1-9.
[4]王进,王优喜.基于混合模型的农民工阶层认同与集体上访参与意愿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6)：124-128.
[5]DIENER E.Subjective Well-being：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a Proposal for a National Index［J］.American Psychologist，2000,55(1)：34-43.
[6]边燕杰,肖阳.中英居民主观幸福感比较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4(2)：22-42+242.
[7]吴静.浙江农民工幸福感调查研究[J].财经论丛，2007(6)：15-20.
[8]叶鹏飞.农民工城市生活主观幸福感的一个实证分析[J].青年研究，2011(3)：39-47+95.
[9]王毅杰,丁百仁.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幸福感——一项探索性研究[J].社会发展研究，2014(2)：92-113+244.
[10]陈艺妮.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7(7)：124-129.
[11]王鹏.收入差距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1(3)：93-101+112.
[1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Class Identification on Young Peasant Workers'Sense of Happiness:Data Demonstration Based on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
ZHANG Hua
(Schoo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Anhui University,Hefei,Anhui 230601,China)
Abstract: Class Identification and peasant workers' sense of happiness are hot topics in academic circles, but the two variables are rarely seen to be correlated in researches.The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model based on CGSS(2013)data confirms that, with the support of economic status improvement, spouse companionship,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and close connection with friends and relatives,the higher the young peasant workers'class identification,the stronger their sense of happiness.Through respective gender and regional sub-model robust tests, it is confirmed that,for influencing factors on sense of happiness,there are bigger differences between sexes and between regions of the East,Middle and West.After material satisfaction,young migrant workers are in urgent need of urban acceptance and respect,and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enhance their class identification.
Keywords: class identification;young peasant worker;sense of happiness;CGSS（2013）
中图分类号： C913.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19）02-0064-07
doi： 10.16104/j.issn.1673-1883.2019.02.015
收稿日期： 2019-03-18
基金项目：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农村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重点招标项目：农村城镇化发展的途径与多样化选择研究（SK2014A017）。
作者简介： 张华（1977— ），男，江西广丰人，讲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政府改革与社会治理。
标签：阶层认同论文; 青年农民工论文; 幸福感论文; CGSS(2013)论文;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