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源·内涵·价值-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维度论文

渊源·内涵·价值
——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维度

赵 英

(华北科技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三河 065201)

摘 要: 生态文明建设是世界和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场深刻变革,是关系着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渊源深厚、内涵丰富,从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实践上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行动指南,在国际上开创了中国模式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全面探析这一不断创新、不断完善的理论体系的渊源、内涵和价值的科学维度,从广阔的理论语境和伟大的社会历史实践视角对其进行理性凝练,有助于为新的历史起点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新格局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为向国际社会真正讲好当代中国的“绿色故事”,生动有效地展示传播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道路提供根本遵循。

关键词: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文明建设;科学维度

生态文明建设是世界和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场深刻变革,是关系着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结合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发生的一系列新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视野,对于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众多立意高远而又内涵丰富的重要论述,提出了许多见解独到而又深邃精辟的观点论断,回答了当代中国和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挑战,凸现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作用和战略地位,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全面探析这一不断创新、不断完善的理论体系的深厚渊源、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的科学维度,从广阔的理论语境和伟大的社会历史实践视角对其进行理性凝练,有助于为新的历史起点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为向国际社会真正讲好当代中国的“绿色故事”,生动有效地展示传播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道路提供根本遵循。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厚渊源

探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历史条件,是系统研究其理论脉络的逻辑起点。追根溯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通过吸收与借鉴马克思自然观的立场和观点,进一步丰富了其时代内涵;通过凝练和概括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实践举措,归纳阐释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通过以民族文化为依托,展示弘扬了中华文明生态智慧的时代价值。挖掘历史、把握当代、面向未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石、实践之源和民族底蕴从宏观语境系统阐明了其深厚渊源。

中国共产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动员工作一直以宣传抗日政策,提高民众文化素质为主要方向,各级党组织致力于揭露日伪的罪行和奴化教育的真实面目,打击和驳斥妥协投降的亡国谬论,发展各级学校教育,提高民众文化素质和政治觉悟,坚定广大军民的抗战决心,配合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这些工作为抗战胜利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1.立定根基: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理论基石。马克思恩格斯前瞻性地认识到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很多著作中展露出生态文明理念的端倪。他们认为,人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同时人类对自然界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在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施力于自然界的过程中,人类需要深刻认识和切实尊重客观规律。恩格斯说:“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1]马克思指出:“人类必须学会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通过劳动实践使自然界按照人类的意愿发展,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物质生产生活资料。”[2]早在生态危机还未完全呈现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就犀利地提到了这一问题,认为人类对资源不加节制地掠夺,对生态环境无所畏忌地破坏,必将导致自身的灾难。如同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3]基于一脉相承的生态文明问题的立场和观点,习近平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中国化与时代化,开辟了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崭新理论成果和实践境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实现了历史性飞跃。

2.融入实践:以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共产党生态环境建设举措为实践之源。新中国成立翻开了探索生态环境建设的篇章。1973年,我国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了第一部环境保护法规性文件。1974年,国务院成立了环境保护领导小组[5]。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看到经济繁荣背后的环境污染问题,意识到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他指出:“污染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我们现在进行建设就要考虑处理废水、废气、废渣”,“污染问题必须解决”“ 农业发展不能过度损坏植被,不能破坏生态环境的整体安全”[6]。江泽民十分关注人口、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的问题,认为:“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7]1994年,国务院制定了可持续发展全面融入中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21世纪议程》[8]。胡锦涛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他十分关心环境保护,认为:“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自然就是造福人类。”[9]党的十八大以来,“五位一体”总布局的确立,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一系列的新理念、新实践,无不显示出立足中国、放眼全球的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从单纯的“建设生态文明”,到建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再到进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不仅建设一个物性的富强中国,还要建设一个诗化的“自然大美”和“人文至美”彼此交融的中国,代表了一种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和发展观,凝聚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共识、意愿和梦想[1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战略性的重大理论成果,将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机贯通,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此外,还从人类社会进步的国际视野深刻认识和科学阐释世界环境问题,形成了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生态治理观,实现了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再认识,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持续推动国内绿色发展、国内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内生态治理的同时,当代中国也在不断推动国际绿色发展、国际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际生态治理。

4.以严格制度与严密法治协同发展为保障。习近平在详实了解我国生态状况的基础上进行了理性分析,精辟透彻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缘由。追根寻源,生态领域出现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是由于生态体制与法治的不完善,尽管新中国成立后在制定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着某些领域条规陈旧甚至于空白,环境监管不利甚至于缺失等状况。这些现状与现实社会的迫切需要形成巨大反差,破解难题的科学选择只有依靠有效的制度和健全的法治。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领域的管理体系得以建立,相关的制度和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和实施。《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独立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文件中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17]。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全新修订,刑法新增加了环境污染入刑;2015年《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首次对追究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做出制度性安排;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使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有了根本性、历史性的变化。诸多颁布的法律政策文件从不同角度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打出了一系列前后呼应、相互配合的生态治理“组合拳”,体现了坚持生态优先的基本导向,纠正了政绩评价的衡量指标,完善了管用见效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为生态文明建设设立了长效而坚强的保障。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内涵

5.以底线意识和红线思维为框架。划定生态红线,是现实所逼和形势所需,长期的过度消耗和极度开发,致使我国的重要生态系统退化趋势明显,重点产业资源枯竭严重,环境保护形势严峻。而且由于长期没有生态红线概念,导致了生态保护的随意性。树立底线思维,明确指出不能碰触的“高压线”,指出需要坚定守住的“底线”,这样才能让社会发展更加高效,生态保护更加充分。鲜明的底线意识和红线思维凸显了生态环境保护不可逾越的框架体系,突出地阐释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符合中国生态安全的实际需求,有利于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基于改善我国人口、资源与环境不协调现状的重大措施。习近平指出:“要按照山水林田湖系统保护的思路,实现一条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间,形成生态保护红线全国‘一张图’。”[18]必须在对资源环境的生态阈值进行科学认识和科学评价的基础上,整体把握、系统考虑、精确划定生态红线。不仅要划得出,更要守得住,为实现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的保护目标,需要形成一整套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体系,建立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监控网络。多线合一、整体监管的生态保护红线实质上就是生态环境安全的底线,是根据当前我国环境现状科学界定的最低目标,借助于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不断改善环境质量,增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支持能力,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传递出保护生态环境的坚强决心和坚定意志。

2.以民生福祉与生态高度融合为根本。作为社会物质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是推动社会变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之源。人民不仅见证了国家翻天覆地的巨大成就,更参与推动了民族发展的浩荡前行。亿万人民奋力向前的脚步,凝聚起势不可挡的磅礴力量,汇成了新中国70年发展的康庄大道。习近平深刻指出:“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13]生态文明建设是民意,是民生,是为了切实提高人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从过去的一穷二白到如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伴随着经济扶摇直上取得的辉煌成果,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却相对滞后,重大民生工程不到位,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民因为生活条件改善而产生的获得感。为提升人民幸福指数,厚实民生之基,习近平从人民主体性的立场出发,将党的根本宗旨和人民群众对生态文明的美好憧憬紧密结合,深刻把握新时代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以深厚的民生情怀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4]4。良好的生态环境有益于人民的美好生活,有利于经济秩序的稳定发展,而且地域性差别较小,受益目标群体广泛性,受益等级无差别。因此,为人民提供优质的环境,成为民心所向、民意所在、大势所趋的事情。良好的生态环境应是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公共产品,必须从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为民谋利,为民解忧。生态环境作为新的民生关注点,将“民生”与“生态”高度融合在一起,落脚于人民群众,实现发展红利和绿色福利的共享,彰显了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执政理念。

1.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着“和谐共生之美”的理念,突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自从人类社会产生,就必须面对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这一重要命题。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类文明的演进史、人与自然的关系史。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既是对世界文明变迁的深刻反思,也是对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发端于水量充沛、植被茂密、环境良好的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最终都是源于生态遭到巨大破坏导致衰落。如拥有自然优势的古巴比伦因为森林破坏严重,导致洪水泛滥,土地沙化,使得以“空中花园”为荣的古文明最终成为了“空中楼阁”,文明光辉自此不复存在。我国昔日被称为“塞上江南”的楼兰古国,之后则被淹没在滚滚的大漠黄沙之中。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的基本方略之一,将其上升到确保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既拓展超越了传统工业文明,也体现了治国理政的问题导向。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环境容量有限,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系统脆弱。与历史性发展成就相伴而生的,是西方国家在一两百年进程中积累和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短期内集中显现。历史欠账以及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累积的生态矛盾还远未解决,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多种污染积重难返,污染因素日趋复杂。同时,新的环境问题陆续涌现出,生态治理整体形势严峻。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新时代呼唤新理论,新实践催生新方略。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好才能文明旺,生态毁必然文明灭。面对严峻挑战,要遵从自然生态演变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控制人类活动范围,多做修复环境、保护生态的实事,多做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好事,探索出一条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价值追求的新型道路[12]

3.以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推进为路径。现代社会发展中,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日趋明显,优美的环境有利于吸引多种生产要素,加快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恶劣的环境会导致一系列的灾难,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习近平强调,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改善生产力的理念”[15]。脱离环境保护甚至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忽视了社会生产的长远后果,不是真正的全面发展,是“涸泽而渔”;与经济发展相对立的环境保护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也不是真正的生态保护,是“缘木求鱼”。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大力推动生产力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相应地,良好的环境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进步。为了实现中国民族的永续发展,不能以GDP增长论英雄,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要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结合起来,破除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旧有观念。把环境保护问题放在更宽广的历史视野,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结合为一个整体,走绿色发展道路。习近平强调:“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6]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也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之策。这一科学论断阐明了构建新时代中国的绿色之路,必须坚持低碳、绿色、协调的发展思路和生活生产方式,加强节能减排,不仅要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用来减少环境污染,更要把治理环境污染作为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使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根基,为坚持绿色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3.植根民族:以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为文化底蕴。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保护理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吸纳了中华文明积淀的传统生态智慧,根植于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从传统农耕社会开始,中国就注重保护生态环境,这在圣人先贤论述、国家制度机构设置和民众生活自觉等诸多方面都有着充分的体现。圣人先贤对生态保护有着成熟的思考,儒释道各家均不乏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典论述。孔子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孟子指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荀子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老子主张“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中国历朝历代演变中,与农业保护相关的法律禁令层出不穷,还设置了专门进行资源和环境管理的机构和官员。例如,夏禹时期规定,阳春三月是树木生长的时节,不能拿着斧头到山林中伐木,夏三月是鱼类生长繁殖的季节,不能拿着网具去网鱼。根据《尚书·尧典》记载,尧设立了“虞”这个机构来保护自然界里的山川、沼泽、湖泊、田地等,管仲“立三虞”来主管川泽,“立三衡”来主管山林[11]。此外,中国古代的生态文明思想更是一种民众自觉,人们在长期的农耕生产活动中积累了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丰富经验。“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多年,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这些质朴睿智的自然观,蕴含着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生态难题的重要启示,是中国古代对自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探索与思考,并在漫长社会发展历程中不断进行实践和理论升华,至今仍能给世人带来深刻的警示和启迪。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以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积淀和历史智慧为底蕴,增强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力和世界影响力,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见解独到、论述精辟,其丰富内涵包括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以民生福祉与生态高度融合为根本,以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推进为路径,以严格制度与严密法治协同发展为保障,以底线意识和红线思维为框架,揭示了经济发展目的是“为了谁”的价值诉求,指明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道路,描绘了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未来愿景,创造性地回答了当今时代和当代中国的新课题,充分体现了中国立场和世界胸怀的统一。

采用中景。周泽赡的侧影被同是上班族的人包围,公共汽车的玻璃上映衬着周泽赡无表情的脸,从窗户内看外面,灯火下的城市有一个老汉正把没卖完的小鸡装进筐里。中景中,周泽赡疲惫的眼睛大了起来,看向拐弯处的路牌。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价值

企业的活动要以企业的发展为目标,全面提高企业经济运行质量。全新的财务理念是以实现企业目标为方向,以低成本创立最佳效益为中心,构建全新的管理运行机制。要将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中心,将财务管理融入到企业的生产、运营等一切的经济活动中来。根据全新的财务管理理念建立财务、物资、工程、成本、审计等部门的职责与分工体系,明明确各项业务流程和各个部门的职责,发挥各部门的职能,让企业的财务管理规范化、系统化,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1.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理论上创新了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执政理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主题鲜明、逻辑严密、系统完整、内涵深刻,具有至真至善至美的价值追求,鲜明突出的民族特点,浓郁厚重的人文关怀,创新了中国共产党的生态理念,构建了当代中国生态文明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前,我国进入可以更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几十年高速经济增长之后所呈现的“新常态”正在催生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变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精确地分析了中国的生态环境现状,深刻把握了新时代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新特征和新问题,探寻了中国生态治理的解决对策,指明了一条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环境优美的发展道路,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的生态思想根脉相承,充分弘扬了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体现出中国风格。全面落实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切实融入其他方面建设,即是发展理念和方式的深刻变革,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鲜明特色,表明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一次重要的理论创新和思想跃升,表明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和部署提升到了新的更高境界,昭示了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

(2)以生物可利用态含量作为计算指标,临沂市道路灰尘中6种重金属的非致癌暴露量均表现为手-口暴露>皮肤暴露>呼吸暴露,且儿童暴露量明显高于成人。3种致癌重金属经呼吸吸入的致癌暴露量大小为 Ni>Cr>Cd,但均低于同种途径下的非致癌暴露量。6种重金属的非致癌总风险指数均小于 1,3种致癌重金属经呼吸吸入的致癌风险也均低于美国环保署推荐的风险阈值范围。

2.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实践上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行动指南。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有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完善的行动纲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瞻远瞩,总揽全局,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不但是重大的理论创新,而且从实践上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是新时代回答生态文明新问题、应对生态文明新挑战、推动绿色发展新步伐的光辉旗帜和灵魂指引。习近平指出:“从工业文明开始到现在仅三百多年而,人类社会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少数发达国家的西方式现代化,但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续。”[19]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扩张在给本国人民带来短暂社会福利的同时,在更深层次上引发并促使生态危机在全球的蔓延和加剧,导致了一系列生态毁灭灾难。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总体危机的表现和征兆,要解决危机,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推动人类文明走进生态文明新时代。优美的生态环境是伟大中国梦的承载基础,必须启动绿色发展的引擎,切实转变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绝对不能用破坏环境、毁灭生态来换取一时经济的增长,要从过去的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式发展,从依靠要素投入转变为创新驱动,制定严格的制度,实行严密的法治,走绿色、低碳的新型发展道路,使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确保到2035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21世纪中叶,建成美丽中国[20]

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国际上开创了中国模式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凝聚古老东方哲学智慧和悠久历史传统底蕴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人类共处一个地球,在气候变暖、沙尘肆虐、资源枯竭等环境破坏十分普遍,系统性、区域性、全球性生态危机十分突出的现实面前,要解决不断恶化的全球生态危机、走出生态治理的困境是个巨大的挑战,需要全世界勇于面对危机、精诚携手共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可持续发展观的诠释,顺应了世界绿色发展潮流和各国人民的共同意愿,为有效应对世界性生态危机,坚定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话语自信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将继续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同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成果共享,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14]127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为全球发展提供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重要内容,中国高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旗帜,开启环境外交新天地,和世界各国团结协作、共同应对,联合共谋世界生态治理的大格局,构建环境优美的地球家园和清洁美丽的美好世界,实现人类社会永续、持久发展。201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联合国决议。一些美国学者认为,“要建设新文明,在世界各国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挥的是引领作用,这是她的特殊使命。”[21]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步伐和伟大成就展现出中国以实际行动对全球生态治理所做的巨大贡献,不断向世界各国传递的可借鉴的先进价值理念,勇于担当的大国自信大国风范,彰显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明世界意义,是对全球发展范式转型的巨大贡献和有效引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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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61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7408( 2019) 12-0025-06

基金项目: 2019年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渊源·内涵·价值——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维度”(SZ19093)。

作者简介: 赵英(1977-),女,山东菏泽人,华北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闫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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