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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为何“让位”给袁世凯？揆诸史实，笔者认为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亦即(1)革命阵营中的妥协倾向何时占据主导地位？(2)孙中山反对议和、反对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他的思想动因又是什么？
一、革命阵营中的妥协倾向从何时占据主导地位？
有论者指出：“孙中山原先并不赞同南北议和”。“但后来革命阵营中的妥协倾向占了上风。在内外重重压力下，才不得不有所后退，表示不反对议和”。（注：林增平等主编：《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277页。）其实，革命阵营中的妥协倾向在武昌起义后就已经存在，并在孙中山归国之前逐渐占据了上风。
辛亥革命时期，人们把孙中山和黄兴尊之为革命领袖，并称“孙黄”。武昌起义时，孙远在美国，黄兴在国内完全有掌握革命领导权的条件和时机。李书城曾说：“黄先生是国内唯一的革命领袖，应该负起领导全国革命的责任”。（注：李书城：《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版，第190页。）然而，黄兴并没有利用自己的优势抓住时机，掌握领导权。黄花岗起义后，他避居香港，情绪低落。
武昌起义前，湖北革命党人，曾派居正、杨玉如专程赴上海，邀请黄兴和宋教仁“克期前来，主持一切”。居正与宋教仁、谭人凤交谈后，以同盟会中部总会名义写信给在香港的黄兴，“托吕天民携往，请黄克强速来”（注：毛注青：《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7页。）。10月2日黄兴与吕天民会谈后，认为“鄂中情势更好，且事在必行”。“势成骑虎，欲罢不得”，“若强为遏抑，或听其内部自发，吾人不为之指挥，恐有鱼烂之势，事诚可惜”（注：湖南社科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6-67页。）。黄兴表示不日将前往指挥起义；但是，因筹款耽搁，他没有立刻起程赴鄂。10月10日武昌起义，次日宋教仁得知消息，立即电邀黄兴即刻赴沪，共商大计。黄兴仍未动身，理由是“必待外款稍有眉目，方能前来。”（注：毛注青：《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0页。）10月17日黄兴离开香港，24日途径上海，28日偕同宋教仁抵达武昌。这时黎元洪已被推上了都督的宝座。对黄兴的这一行动论者已有许多评论，有学者“批评黄兴迁延不进”“形成了起义爆发时的领袖真空。”（注：张海鹏：《黄兴与武昌起义》，《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笔者认为：黄兴迁延不进是革命党人丢失革命领导权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黄兴并未失去全部时机。他到达武昌当天，受到热烈欢迎。民军士气大振，遂推黄兴为总司令指挥保卫汉口的战斗。
黄兴被黎元洪任命为战时总司令，位在黎之下。黄兴并没有任何不满意的表示，相反，他被任命之际，立即登台演说，慷慨陈词，敬告革命党人要协同，不要争权。随后，在筹组临时政府，推选大元帅和副元帅时，黄兴十分谦让，不与黎元洪争夺大元帅权位，也不愿以副元帅代大元帅去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平心而论，以黄兴的资历出任正副元帅其中之一职组织临时政府均可掌握实权。黄兴却“一再推让黎都督而以北伐自任。且知孙总理已由美国不日来沪，拟请代表会废除元帅名义，举孙总理为大总统”（注：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05页。）。黄兴为何不争权位和名利？究其原因有如下数端：
首先，太平天国天京变乱的教训当引以为鉴。黄兴被任命为战时总司令登台演说时指出：“自来成大事定大业者，必自己能协力。若自己各存意见，互相枘凿，无论有何种势力，皆不能成事。洪杨之败，前车之鉴”（注：湖南社科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7页。）。他常常告试“革命党兄弟不要再蹈太平天国兄弟”互争权利自相残杀，功败垂成之覆辙。他要求革命党人一要“服从首领”，二要“同生死，共患难，有福不享，有祸同当，不能有丝毫私意、私见、私利、私图”（注：湖南社科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1-212页。）。吸取教训，竭力维护革命阵营内部团结，这是黄兴不争权的原因之一。
其次，儒家传统义利观的影响。黄兴素以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语为训条。平日常以“事苟有济，成之者何必在我”自勉。武昌起义成功，汪精卫在北京获释，因受到袁氏父子的笼络，“汪曾有电致黄兴，为袁关说”（注：毛注青：《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5页。），请黄“举一亲切语相告，以为与袁议和之据”。黄告曰：“难可自我发，而功不必自我成”（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近代史资料》总第6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页。）。1911年12月9日，黄在电文中还说“项城雄才英略”，若能“与民军一致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腐，令全国大势早定”，“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注：湖南社科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4页。）。并说“兴知全国人民决无有怀挟私意欲与之争者”。这正反映了黄兴不居功自傲，以革命事业为上的崇高革命精神。章士钊则指出：“凡此皆先生砥砺自得，深信不疑之辞与泛泛以口头禅欺人者异趣。”（注：章士钊：《与黄克强先生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二）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版，第149页。）就是当时与黄兴因政见不合而时常争论的章太炎也承认：“克强辨义利”（注：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1页。）。可见黄兴因受儒家传统义利观的影响，在武昌起义胜利之际，政权还未建立时，就从未有居功掌权的思想。
再次，性格修养方面，黄兴养成了传统文化中崇尚的“笃实厚重之美德”，“凡视天下人”均以“盛德大量”对之（注：章士钊：《与黄克强先生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二）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版，第149页。）。他不仅对孙中山先生十分谦逊，而且对黎元洪、袁世凯也十分谦让，错把黎、袁当作革命的同路人以德向之，先是甘居于黎之下，“让权”给黎，继而主张与袁和谈。就南北和谈而言，除了伍廷芳与唐绍议的正式议和之外，还有黄兴派顾忠琛与廖宇春的秘密议和活动。12月20日，黄兴密谕江浙联军参谋长顾忠琛为代表在上海与秉承靳云鹏、段祺瑞旨意而来的廖宇春进行了交涉。顾、廖俩人商定了五项和议条款，内有“确定共和政体；优待清帝；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等内容（注：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辛亥革命资料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6页。）。黄兴默认了这些条款。此事说明黄兴以推翻清廷建设共和为主旨；本人确无丝毫权利思想。若把此事与致汪精卫电联系起来看，则不难发现在孙中山归国前黄兴与袁议和妥协的思想已经占了上风。
如果，作为众人拥戴的革命党个别首领对议和持这种态度尚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再考查一下革命党其它几位首领的态度。
章太炎认为，为避免政党之间争权夺利的种种弊端，革命成功了，政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此，当黄兴在汉阳“以扩大同盟会远询于”章时，章就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相告（注：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64页。）。12月12日，天津《大公报》刊载了章太炎回复谭人凤的电文。章正式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并称“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诸君能战即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注：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67页。）章这么说，也这么做，于1912年1月另搞了一个中华民国联合会，脱离了同盟会，造成了分裂。“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涣散人心，消解斗志，对新生的政权起了瓦解作用。孙中山深刻指出了这个口号的危害。他感触颇深地说：刚到上海时此言论“充塞四围，一倡百和，牢不可破，我实是莫名其妙，无论如何大声疾呼，总唤不醒，所以后来革命党的失败，都是在这句话上面”（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3页。）。
此外，章太炎归国后于12月1日刊载于《民国报》上的《宣言》也十分不利于同盟会争取领导权。章在宣言中说：“初起倡议者黎公，力拒北伐者黄公，今之人望，舍此焉适！元帅、副元帅之号，惟二公得居之”。“总理莫宜于宋教仁”。至于大总统“当由民选”，“应别求明德耳”（注：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63页。）。主张虚大总统之位以待“北方之英”。
汪精卫“被释出狱，袁世凯父子百般笼络以资利用”。汪四处散布袁有实力，利用袁可促成革命。如前所述，汪为袁说项，致电黄兴即是一个例证。南北议和时，汪精卫同意让伍廷芳为“参赞”，参与和谈。
陈其美在革命成功后身为都督却毫无进取心，整日“花天酒地，置军务于高阁”。在他致谭人凤书中振振有词道：“现在目的既达，建设共和，自有人在。吾辈冒险家自有天职，公何不达人事。”（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961-963页。）
前述宋教仁电邀黄兴赴鄂，共商大计。黄兴未及时赶赴，宋教仁及时去了吗？武昌起义前，汉口机关破露及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三人被害之消息传来，宋“知一切预定计划，将不能实行，而长江下游，又不可不及谋响应。”（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944页。）于是他滞留上海一带，虽然，为响应武昌起义做了许多工作，但是，也应对武昌地区形成领袖真空负责。再看，他与黄兴到达武昌时，因提议黄兴为两湖大都督而发生的那场争执。当争辩双方互不相让时，宋教仁出面说：“此事不过征求大家同意，原无成见。盖因黄廑午实行革命多年，声望甚好，诸同志拟推其为首领，借以号召以达迅速成功之目的，并无他意。我们初来湖北，对于湖北军队情形不熟，既有利害冲突即作罢论可也。”（注：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中册），上海书店影印，1982年2月，第212-213页。）当时，争辩双方均提出了充分的理由，宋教仁一席话也确实是从大局出发，但是，从争取领导权的角度来说，也只能反映宋黄等人失去了掌权的时机。
汉阳之战后，黄兴离鄂赴沪。11月29日汉口英领事向交战双方提出三项议和条件：停战；清帝退位；举袁世凯为大总统。12月1日，因都督府中弹起火，黎元洪出逃武昌城外。战事紧急，黎黄二人均不在场，吴兆麟、孙武无力挽回大局被迫同意与清军停战议和。这时，光复各省都督府代表也举行会议，同意停战议和，并决定如袁反正即举为临时大总统。随后，南北代表伍廷芳唐绍议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会谈。诚如李剑农指出的：“唐、伍在会议席上的行动，都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行动，内幕的交涉，只是要袁共同尽力消灭清皇位，而以总统的地位为酬。”（注：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1页。）这就是说各省都督已经达成共识，妥协议和在孙中山归国前已成事实，并占据了主导地位，为孙中山“让位”铺平了道路。大势如此，非一人之力所能挽回的啦。难怪吴玉章说：“孙中山先生这个大总统，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主持和议的总统罢了”（注：吴玉章：《武昌起义前后到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版，第117页。）。
二、孙中山“让位”的思想动因
论者往往认定孙中山反对议和，坚持北伐，只因后来在内部妥协势力和外部压力之下才放弃了原来的正确主张。其立论的依据是1912年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答中外记者问时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注：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211页。）。其实，孙中山归国前就不曾反对袁出任大总统。11月16日，孙中山从伦敦致电上海《民立报》转民国军政府，表示推黎元洪或袁世凯为总统俱可赞成。他说：“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固国基。”（注：《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7页；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6页。）这时孙中山远在海外，还不曾遇到新生政权诞生后的重重困难，表露的思想是十分真切的。显然，他的目的在于早日建成民国，而无争权夺利的思想。在他看来“争权”是应遭到鄙视的，政权只应成为为民众服务的工具。在孙中山说过“革命目的不达，无议和可言”之后仅仅一周，1912年1月2日，他出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致电袁世凯称：“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页。）。如果说孙坚决反对议和，那么，这份电文又如何解释呢？平心而论，12月25日孙刚刚回国对国内形势了解尚不充分，面对记者纷纷嚷嚷地提问，他的回答若不是出于“外交”辞令，便是情感多于理智应急式地表明自己立场的反应。一周后，进一步了解了国内革命形势，他表示只是暂时充任临时大总统而已。且看临大总统的誓词：“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并为列邦公认”，“文当解临大总统之职”。上台伊始他就急于表明自己毫无眷恋权位的心迹。这与他归国前的心境是一致的。可见，无论议和与否，孙中山均不曾表示反对袁世凯出任大总统一职。何况，他“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呢！
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已是不争的事实，他“让位”的思想动因何在呢？
孙中山对袁世凯并非毫无认识，他认为：“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成一圆满之断落。”（注：《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9-130页《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总第426页。）借袁之手不用武力，推翻清廷，迅速实现民族、民权主义，这才是孙中山的迫切希望。至于政权是否一定要由孙中山及革命派领袖来掌握到是没有太多的考虑。因此孙致电袁称：“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话虽如此，孙对袁还是不放心的。为了防备袁专权，孙在“让位”时特意提出了三个条件加以约束，试图让袁离开北京老巢到南京就职，以便于革命党人的监督。若据此仅认为孙中山是出于“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动机才“让位”的，则尚有罅漏。
孙中山对袁世凯既有一定的认识又有戒备，还要“让位”给他，不仅因为袁在人们眼中被视为实力派，孙中山还有一层十分紧要的考虑，即孙认为袁世凯是汉人。1914年，袁破坏民主共和，实行专制。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追述了让权的动因之一在于：“军府不忍战争之绵延，以为贼本汉族，人情必恩宗国，而总统复非帝王万世之比，俯与迁就，冀其自新。”（注：孙中山：《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页。）因为袁是汉人，故“让位”与袁。这说明孙中山常常谈及的民族主义含有“先民所遗留者”，不是别的正是陈旧的“夷夏之辨”。从民众心理来看，因满洲贵族入关时肆意地杀戮劫夺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反满的怒火蕴藏已久。因此，当民族主义夹杂着“夷夏之辨”思想动员群众反对清廷之时，其号召力是巨大的，一时成为宣传最多，最能为人们接受的思想，对于推翻清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革命派建立新生的政权之后，仍用这种思想规范自己的言行，甚至“让位”给袁世凯，其弊端则暴露无疑了。不能不说民族主义中夹杂着的“夷夏之辨”思想是“让位”的祸端。
相比之下民权主义的影响力稍逊一筹，不用说在民众中，既使在革命党人中的影响也很有限。孙中山于1924年回顾当年的情形痛心地说：“革命成功以后，成立民国，采用共和制度。此时大家的思想，对于何以要成立民国都是不求甚解，就是现在真是心悦诚服实行民权，赞成共和的同志还是很少”（注：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34页。）。他还说：“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是以予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为革命领袖之有效而见之实行矣”（注：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116页。）。孙中山学习西方欲“取法乎上”，建立驾乎欧美之上的民主共和国，但革命成功之时，未能得到同仁广泛响应和支持，使得他十分失望和懊丧。问题的症结何在呢？当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思想的确超出他同时代的革命党人许多，更重要的是民权主义的宣传远不如民族主义广泛，还未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或者说思想界还缺乏大的思想变动，农村还缺乏大的变动。当时，孙中山还只是表象地批评革命党人对他的理想产生异议，并沮丧地辞去了大总统职务。事后他称：“余于临时大总统任内，见革命方略，格而不行，遂不惜辞职，非得已也”。（注：孙中山：《中国革命史》，见胡汉民编：《总理全集杂著》上，《民国丛书》总第90卷，上海书店据1930年民智书局版影印，第925页。）民权主义未能顺利地得到实施是孙中山“让位”的又一原因。
民生主义与“让位”也有关系。孙自称：“仆解职有两原因：一在速享国民的自由，一在尽瘁社会上事业。吾国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惟社会革命尚未着手，故社会事业在今日非常重要”。他指出：“民生主义，则抵抗资本家，使人民共享国民的自由”。“让位”后孙的行动更说明了这一点，一度他致力于实业。
国内政局复杂使得孙中山忧心重重：一忧列强干涉。武昌起义的第三天，即10月12日，孙中山从美国报纸上欣然获悉消息。但他并没有立即回国领导革命，而决定转赴英法进行外交努力，希望各国承认中国新生的政权。他认为：“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注：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209页。）。然而，他的外交努力和借款均未果。回国后，面对复杂的政局，他对列强的担忧加重了。战争还在继续，革命党人在军事上并不占优势；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拮据，借款杯水车薪，难以维持；革命党人内部不统一，以及袁世凯咄咄逼人的态势。这一切症结都摆在孙中山面前，等待他开出医治的“良方”。然而，他认为：“因为革命飞速成功，革命军骤起，有不可阻遏之势，列强仓猝之间无以为计，才暂时采取中立态度。如果目前这种僵持局面继续下去，万一革命形势受挫，列强势必干涉，情况就更难预卜了”（注：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7页。）。正因此，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在一个月内曾连续三次要求列强承认新生政权，甚至不惜以承认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代价，换取列强对中华民国的承认，均未达目的。事态的发展证明孙中山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列强对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政治上始终不肯承认；经济上控制和破坏，如垄断关税，卡掉关余等；军事上威胁；外交上策划南北和谈。其时，在革命派中担心列强干涉的又何止孙中山一人呢？当他们向列强求助无果反遭干涉时，出于无奈只好另觅强有力的人物来支撑局面。他们把先前要求列强承认的议和条件稍作变通，孙中山“与各都督暨内阁磋商，议定如袁氏一人或列强承认民国，即举其充大总统”（注：孙中山：《致〈字林西报〉等书面谈话》，《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1页。）。这就是说，列强若不承认民国，袁世凯承认亦可，正是出于对列强干涉的忧虑，革命派才在“让位”的条件上做出了让步。对列强侵略本质认识之不足恰好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寻找强人支撑危局的办法，则反映了他们的英雄史观。
二忧重蹈太平天国内哄失败之覆辙。“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两句话虽是极端错误的，但用来形容当时的情况，到很合乎事实”（注：吴玉章：《武昌起义前后到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版，第116页。）。章太炎另组“中华民国联合会”；孙武、兰天蔚成立“民社”；同盟会还分化出几个小组织，意见纷呈，有人主张公开政党，从事宪法国会运动；有人主张继续保持秘密状况，并认为革命目的未达，就要让权给袁氏，前途暗淡。孙中山目睹国内各政派状况，同盟会内部之纷争，十分担忧地指出：“太平天国革命时戈登和华尔的故事，断不能任其重演”（注：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7页。）。外来的干涉使得形势已够严峻的了，内部千万不能再起纠纷。
1911年12月30日，孙中山召开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改订同盟会暂行章程，并再次发表宣言，宣言指出：在同盟会内部“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以致被敌人及其走狗乘隙而入，“当临时政府组织之际，其祸乃大著”。号召革命党人“必先自结合，以成不破之群”（注：《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1页；《天铎报》，1912年1月2日。）。内部纷争的焦点多半在于“权”和“利”，一些人对“权”和“利”趋之若鹜，他们的行为与孙中山的要求相距甚远。早在《民报》创刊周年之际，孙中山就指出了争权夺利的极大危害，他说“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今日中国，正是万国耽耽虎视的时候，如果革命家自己相争，四分五裂，岂不是自亡其国？”“外人断不能瓜分我中国，只怕中国人自己瓜分起来，那就不可救了！所以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注：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6页。）孙中山在“个人名位非所愿争，而民国前途岂可轻视”（注：孙中山：《复伍廷芳电》，《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8页。）思想指导下，最终“让位”与袁。然而，随着政权的丢失，民国的前途也被断送了，这是孙中山始料不及的悲剧。
“让位”之后，孙中山致邓泽如书进一步解释了“让位”的苦衷。他说：“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的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杀之战争，是以退让，以期风化当时，而听国民之自然进化也”（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6页。）。可见，孙中山正是出于破除帝王思想、杜绝革命党人争权夺利、避免重蹈太平天国内哄失败之覆辙的思考，出于消除南北对峙各据一方的局面，早日推翻清廷建成共和的思考。他认为，那怕是阶段性的进步，也比内哄要好些。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迫使孙中山做出了“让位”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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