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amp;D经费的比例多大为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费论文,多大论文,中国论文,为宜论文,比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些年来，我国科技界要求增加基础研究经费呼声不断升高。目前科技界及相关政府部门已经达成这样的共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研究经费不仅绝对值将得到很大提高，而且基础研究支出占R&D支出的比例（下文简称该比例）也将提高。但中国该比例多大为宜，人们的认识是不一致的。比如，有些人提出中国该比例应从2002年的5.7％提高到2010年的20％，然后使这一比例保持在15％以上；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如果到2010年该比例达到10％就不错了。但无论持哪种观点的人，都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本文试图通过考查和借鉴国外的相关资料，分析和对照我国的情况，找出影响该比例大小的主要因素，进而给出中国适宜的该比例以及到2020年的变化趋势。
在进一步展开论述之前，本文基于国际经验提出三个假说：一是该比例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二是该比例与R&D经费的资助结构密切相关，中央政府R&D经费资助比例高，该比例也高；三是该比例与R&D经费执行结构密切相关，大学和其他学术机构在整个国家R&D经费执行结构中所占比例高，该比例也高。这里依次分析美国、其他国家和中国该比例相关情况，最后对中国有关发展趋势做出预测。
美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情况分析
本文把美国作为一部分单独阐述和分析是基于三方面考虑：一是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和科技强国，其研发体系非常完整，且基础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可以从上述三个假说对该比例进行系统分析；二是美国有1953—2002逐年资料；三是美国的经验对我国借鉴意义较大。
这里依次对三个假说进行“验证”，进而找到影响一个国家基础研究经费及该比例大小的主要因素。
对假说1而言，50年来美国GDP年均增长3.245％，而基础研究经费和R&D经费分别年均增长6.167％和4.660％，即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长率是GDP年均增长率近2倍，R&D经费年均增长率是GDP年均增长率近1.5倍。50年来，美国该比例从8.91％到17.9％，提高1倍。这有力说明假说1是正确的。
对一个国家基础研究资助力度而言，另一组重要数据是基础研究经费占GDP的比例。50年来，美国此比例从0.121％到0.475％，几乎翻两番。
对假说2而言，50年来美国联邦政府始终是基础研究的主要资助者，其所占比例最低为57％，最高为71.1％。工业界处于第二位，其所占比例最低为13.9％，最高为33.5％。大学本身对基础研究资助持续增长，从占1.3％到10.3％，1978年以来处于第三位。把大学、非营利、非联邦三者加起来已经超过了工业界，如2002年，三者合计为22.6％，而工业界为18.5％。
50年来该比例最高的三个部门是大学、非营利机构、非联邦机构，近40年来三者都超过了50％，2002年分别为68.2％，60.2％和68.2％。联邦政府的该比例基本上不断增高，从1953年的9.5％到2002年的37.4％。工业界的该比例比较低，最低为4.3％，最高为7.9％。
对假说3而言，大学是美国基础研究的主要执行者，近40年来大学执行的基础研究经费占美国基础研究总经费的50％以上，并长期维持在60％左右。联邦政府管理的研究机构执行的此比例，50年来基本上是不断下降的，从1953年的22.1％到2002年的9.3％。工业界执行的此比例是呈现倒S型，即从1953年的32.8％降到1978年的15％，再升到1993年的24.1％，再降到2002年的16.9％。非营利机构执行的此比例基本上是先降后升，从10％以上降到8％以下，再升到14％。
美国大学把基础研究作为其科研的主要方面，近40年来大学执行的基础研究经费占其R&D经费的60％以上，到2002年该比例超过70％。非营利机构该比例大体在35—55％之间。联邦政府管理的研究机构该比例从10％升到近20％。工业界该比例大体在3—6％之间。
其他国家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情况分析
要进一步“验证”上述三个假说，需要更多国家的数据，特别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数据。但限于数据和篇幅，这里选择日本、韩国、法国和德国。
对假说1而言，法国、美国的数据对其支持较大；中国的数据对其有一定支持；日本、韩国、德国的数据对其支持不很明显，但基本上不违反。随着经济发展，各国基础研究经费占GDP的比例在不断提高，目前，法国、美国、德国在0.5％左右，日本在0.4％左右，韩国上升快，2000年达0.34％，而中国2000年只有0.05％。
对假说2而言，法国该比例最高，其中央政府R&D经费资助比例也最高。德国和美国该比例次之，其联邦政府的R&D经费资助比例也次之。日本和韩国该比例较低，其政府R&D经费资助比例也较低。除韩国外，各国政府R&D经费资助比例都在降低，而企业R&D经费资助比例都在上升。2001年各国政府R&D经费资助比例在19.6—36.9％之间，企业R&D经费资助比例在54.1—72.4％之间。
对假说3而言，总的来看，法国20年来高等学校的R&D经费在整个国家R&D经费执行结构中所占比例最高（16.4～16.7％），其该比例也最高（19.9～24.2％）；德国次之（17.1～15.5％），其该比例也次之（19.0～18.7％）；日本和美国再次之（日本：17.6～14.5％，美国：13.2～13.6％），其该比例也再次之（日本：12.2～12.4％，美国：13.7～18.1％）。中国最低（12.1％～8.6％），其该比例也最低（4.1～5.1％）。
表1 中央和地方财政拨款及各自占总财政科技拨款的比例（1998—2002）
年 19981999200020012002
中央财政科技拨款(亿元) 290 356 350 444 511
占总财政科技拨款比例(%) 66.165.460.863.262.6
地方财政科技拨款(亿元) 149 188 226 259 305
占总财政科技拨款比例(%) 33.934.639.236.837.4
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及发展趋势
基于上述三个假说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该比例的变化趋势、R&D经费的资助结构和执行结构及其变化，这里探讨中国适宜的该比例以及到2020年的变化趋势。基于假说1和美国的相关数据（考虑数据完整性和篇幅，以下主要参考美国的相关数据），即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长率是GDP年均增长率的2倍，R&D经费年均增长率是GDP年均增长率的1.5倍，同时假定到2020年中国GDP（与2000年相比）翻两番，即GDP年均增长7.2％，R&D经费年均增长则为10.8％，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长则为14.4％，可以得到表2。
表2 2002～2020中国R&D经费及其占GDP的比例和基础研究经费及其占R&D的比例及占GDP的比例（预测1）
年
2002 2005 2010 2015 2020
全国GDP(亿元)104683128962182572258469365917
R&D支出(亿元)1287.61751.52924.84884.28156.4
占GDP的比例(%)
1.23 1.36 1.60 1.89 2.23
基础研究支出(亿元)
73.8 110.5 216.5 424.2 831.2
占R&D支出的比例(%)
5.73 6.31 7.40 8.69 10.2
占GDP的比例(%)
0.07 0.09 0.12 0.16 0.23
表2中预测的该比例比不少人的期望值低。但笔者认为这里的预测值是适当的，这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上述预测值是基于50年来美国的相关增长率计算得出的，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美国1953年人均GDP（按照1996年价格）已经达到一万美元，具备了大力发展基础研究的物质基础；从在世界科学技术中的位置来看，美国二战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再像以前那样，基础研究成果主要从欧洲引进已经不可能，这也“迫使”美国大力发展基础研究。而我国目前经济还没有达到美国1953年的水平，按照汇率计算，人均GDP只有美国1953年的十分之一；按照购买力计算，人均GDP大体只有美国1953年的三分之一。从基础研究经费占GDP的比例来看，到2010年，我国此比例为0.12％，相当于美国1953年的水平，但2010年我国人均GDP，按照汇率计算不到两千美元，按照购买力计算大体为七、八千美元，都低于美国1953年的水平。从在世界科学技术中的位置来看，我国总体上还处在模仿和追赶阶段，基础研究成果从国外引进的可能性比美国1953年要大得多。这就意味着，比照美国的相关增长率来得出我国的相关预测值，是不低的。
另一方面，从我国近些年该比例的变化趋势来看，这里的预测值也是不低的。从1998年的5.24％到2002年的5.73％，年均提高0.12％；而按照这里的预测值，从2002年的5.73％到2020年的10.2％，年均提高0.25％。
基于假说2和美国的相关数据，并根据我国的情况，也可以对我国该比例及其到2020年的变化趋势做出大体估算。与美国相比，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中来自中央财政的比例更大。50年来美国基础研究经费中来自联邦政府的经费大体为60％（1953年为57.7％，2002年为58.9％），而目前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来自中央政府的大约90％，到2020年可能会有所降低（地方政府，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自身会增加基础研究投入），但也不会低于70％（这里估计2002年为90％，2020年为72％，即每年降低1％）。基于这样的判断，比照50年来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该比例年均提高0.57％（1953年为9.5％，2020年为37.4％），并假定中央政府R&D经费与全国R&D经费年均增长率相同，并且保持政府R&D支出占全国R&D总支出的38.8％，中央政府R&D支出占政府R&D总支出的62.6％（2002年数值），可以得出表3。
表3 2002～2020中国R&D经费及其占GDP的比例和基础研究经费及其占R&D的比例及占GDP的比例（预测2）
年
2002 2005 2010 2015 2020
全国R&D支出(亿元)1287.6
1751.5
2924.8
4884.2
8156.4
中央政府R&D支出(亿元)312.7425.6710.71186.9
1982.0
中央政府基础研究支出(亿元)
66.4 97.5 183.1339.6623.5
占中央政府R&D支出的比例(%)
21.2 22.9125.7628.6131.46
全国基础研究支出(亿元)
73.8 112.1223.3441.0866.0
占R&D支出的比例(%)
5.73 6.40 7.63 9.03 10.6
占GDP的比例(%)
0.07 0.09 0.12 0.17 0.24
比较表3与表2，可以发现2002～2020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及其占R&D的比例及占GDP的比例，两种预测值大体相同（预测2略大于预测1）。这一方面说明这里给出的预测是合理的，另一方面也应充分认识实现预测值的四个重要前提条件：一是政府R&D经费与全国R&D经费的比例今后要保持38.8％（2002年值），而不能再降低。考虑到近些年来此比例不断降低的趋势（1999年为44.6％），今后保持38.8％需要各级政府做出不懈努力。二是中央政府R&D经费占政府R&D经费的比例要保持62.6％（2002年值），而不能再降低。考虑到近些年此比例不断降低的趋势（1998年为66.1％），中央政府更要做出不懈努力。三是中央政府基础研究支出占全国基础研究支出的比例每年降低1％，其真实含义在于其他（包括地方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等）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比例每年要增加1％，从2002年的10％升到2020年的28％，逐步实现基础研究投入的多元化。保持这一前提条件要比前两个条件的难度更大，需要这些部门不懈努力，更需要中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给予鼓励。四是中央政府资助的该比例今后每年要提高0.57％，从2002年的21.2％到2020年的31.46％。实现这一条件似乎容易一些，但冷静分析一下，也不容易。美国到1998年此比例才达到31.3％，而此时美国人均GDP达到三万美元，联邦政府才有财力并愿意对有长远利益的基础研究加大投入，而我国到2020年人均GDP只有三千美元，按照购买力计算，大体也只有一万美元。这意味着我国要在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的情况下，中央财政就要拿出较多的经费支持基础研究，难度也是不小的，也是要通过很大的努力才能实现的。
基于假说3和美国的相关数据，并根据我国的情况，在上述预测的基础上，可以对我国基础研究执行结构做出估算。这里的关键是，提高我国大学执行的R&D经费占全国R&D经费的比例，提高大学执行的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比例，进而提高大学执行的基础研究经费占其执行的R&D经费的比例，从而使我国R&D经费和基础研究经费有一个合理的执行结构。根据美国和上述其他国家的数据，合理的执行结构为：大学执行的R&D经费占全国R&D经费的15％；大学执行的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60％。如果假定从我国目前的执行结构，到2020年实现这种合理的执行结构，并假定执行结构的调整是平稳进行的，即大学R&D经费执行占全国R&D经费执行的比例，从2002年的10.1％到2020年的15％，年均提高0.27％；大学基础研究经费执行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比例，从2002年的37.7％到2020年的60％，年均提高1.24％，可以得出表4。
表4：2002～2020中国及大学基础研究执行结构及R&D执行结构变化（预测3）
年
20022005201020152020
全国R&D支出(亿元)1287.6 1715.5 2924.8 4884.2 8156.4
大学R&D经费执行(亿元)130.5
191.1
358.6
664.7
1223.5
大学基础研究经费执行(亿元)
27.846.4106.3
237.3
519.6
占全国基础研究支出的比例(%) 37.741.447.653.860.0
占大学R&D经费执行的比例(%)
21.324.329.635.742.5
表4中预测的执行结构变化的可能性如何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即表2和表3预测值，从执行（或实施）的角度是可以实现的。一方面，大学R&D经费执行占全国R&D经费执行的比例连年提高，从1999年的8.1％到2002年的10.1％，年均提高0.5％。因此，这里提出今后年均提高0.27％，是能够实现的。从大学自身能力和外部需求来看，今后年均提高0.27％也是能够实现的。我国大学今后二十年还将快速发展，特别是扩大研究生规模，会加快提高大学研发能力。外部对大学研发需求不断加大，这不仅体现在各级政府科技投入的增加，更体现在企业及社会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实现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这需要从几个角度来分析：一是近些年大学基础研究支出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比例在提高，从1998年的32.9％到2002年的37.7％，年均提高1％。从这一趋势看，今后年均提高1.24％是能够实现的。二是从大学基础研究支出占其R&D支出比例来看，近些年不断提高，从1998年的16.6％到2002年的21.3％，年均大约提高1％，今后年均提高1.18％（从2002年的21.3％到2020年的42.5％）也是能够实现的。三是从大学外部；主要是从我国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支出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比例来看，其比例太高，应该调整，从而为提高大学R&D经费执行占全国R&D经费执行的比例创造条件。我国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支出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比例，1999年为59.3％，2002年为55.1％，这样的比例太高。从美国50年来的数据及其变化来看，1953年，联邦政府所属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经费执行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22.1％，2002年降至9.3％。上面列出日本、德国、法国等，尽管没有直接的数据，但根据相关数据可以判断这些国家的科研机构执行的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比例一般也不会超过30％。因此，这里建议我国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支出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比例要逐步降到30％以下。这不仅是借鉴国际经验，而且是我国科研机构改革和转轨所需要的。另外，今后随着一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其研发工作也会向基础研究延伸，但到2020年其执行的基础研究经费超过全国基础研究经费10％的可能性不大。
总之，从执行（或实施）结构调整的角度，表2和表3预测值是可行的，能够实现的，其中，全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到2010年为7.5％，2020年为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