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现代汉语的理解——再谈语言自觉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对论文,现代汉语论文,再谈论文,自觉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谈现代汉语不能离开近现代的中国历史。
其实，更应该说是：谈中国现代史不能离开现代汉语。
这不是一句文字游戏。这是我所选择的看待历史，看待中国，看待中国人的方法。因为在我看来，历史的一切痕迹，过去的，现在的，甚至是将来的，都丝毫不差的留在语言之中，而且常常是活生生的留在语言之中。沿着语言的脉络，历史的一切都历历在目：根、茎、枝、叶、花朵、果实，包括细胞组织，遗传基因，一切都有语言的证据可寻。现代汉语的形成是和中国近现代史同步的，它从民间走上庙堂的“革命”经历，它中西杂交的种种遗传，它表面上的完全的由人所“创新”“革命”，而实际上古老无比的历史存在，等等等等，无不蕴含着深刻的内容。其惊心动魄之处，比语言外面的世界有过之而无不及。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现代汉语已经被我们“自然而然”“浑然不觉”的接受、使用。有的时候甚至是随心所欲、狂妄自大的使用、摧残。可它却一直沉默不语。但是仔细一想：正是这个表面上被我们所“使用”的现代汉语，在最深层的意义上规定了我们的行为，左右了我们的历史，限制了我们的书写和言说，赋予了我们感慨万千、悲恨满腔的命运。我们自认为的自由的书写和言说，到头来却不过是只能如此的书写和言说。我们对于现代汉语的麻木和忽略可谓久矣！我们几乎是从“创造”它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对现代汉语的不自觉的历史。近两年来我所一再强调的“语言的自觉”，就是说的这个意思。现代汉语是现代中国人全部的表达和记录，也因此而可以视为现代中国历史的全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语言的自觉，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一切议题都是空谈！
我深知，以自己浅薄的理论和知识准备难以胜任如此重大复杂的命题。我不是谦虚。我最讨厌把谦虚当做“交通规则”遵守出来给人看，好像谦虚了，无知和漏洞就都可以原谅。谦虚本是一个人在内心深处与天地万物独身相对时的敬畏。我是在这个无比巨大又无比重大的问题面前，感到自己深深的无能和淹没。我所说的自觉，当然首先是对自己的清理和批判。因为作为小说家，我自己也希望从对现代汉语的蒙蔽中一步一步地挣扎出来。至于到底走了有多远？到底是否真的能挣脱？都还是遥遥无期的事情。尤其是想到我们今天的一切好处都是受惠于现代汉语，我们的一切痛苦又都是源出于现代汉语，真可谓百感交集，欲言又止。我对汉语的深情和虔诚，使我永无可能拿出心平如水的“学术冷静”。可现在，既然要把话说给别人听，我不得不勉力为之。
由于我提到了“根、茎、叶”一类的话题，难免会引起误会，会以为我是要讲“现代汉语形成史”，大家千万不要误会，“现代汉语形成史”这题目太大太大了，我根本不配讲。我还没有糊涂到不自量力。此外，“现代汉语形成史”这样的题目也太像是教科书里才有的，那里面的“根、茎、叶”一类的说法，解剖的都是些“死亡”标本。而我想说的是活生生的现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生成，是现代汉语的过程，是现代汉语最活跃的使用。当这种活跃的使用、生成超出了小说和文学的时候，我就宁愿先放下小说和文学，而谈比文学要大得多的汉语和现代汉语。我是把现代汉语当做一个总体的生命来对待，来体验，来理解的。或者说是从一个小说家的角度出发，对于现代汉语生成过程的理解，对于现代汉语总体的生命印象。就好比面对一个人，医生会说他血液如何，心脏如何，体温多少。而我想说，我这个朋友小的时候特别胖，眼睛特别大，聪明极了；后来长大了，人变瘦了，脾气也变坏了，谈了几个女朋友都吹了，这家伙发誓这一辈子再不找女人，结果这两天又和一个胖姑娘混到一块儿了。提到一个人，你不能总看他今天现在如何，你总会想到他的过去。对于好朋友，对于至亲至近的亲人，你对他的过去比他的现在记忆得就更深更牢。你对他肯定是一种从生到死的总体的记忆。既然是总体，就肯定会牵扯到过去和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永远是一种现在的存在。
好在所谈的现代汉语的历史并不遥远，其中一部分是我们亲历的，另外的部分也常常是手边、眼前的常识。只要把历史和想要找到的回答放进现代汉语形成的显影液，一切都会清晰地突现出来，这意想不到的清晰有时甚至让你觉得历史并没有远去，它随时随地都可以马上从我们无意的书写中走出来。当然，这方法不是万能的，但它对于汉语写作这个题目的清理和探究却尤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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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是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这篇小说写于1918年4月，发表在同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这个时间不妨看作是现代汉语的生日。对这个生日恐怕有人会提出异议，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了胡适先生1917年1月在《新青年》 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但我的着眼点在作品而不在主张。如果以主张论，再往前还有章太炎、梁启超、黄遵宪，都是新文学的开创者。就从《狂人日记》算起，迄今为止，也不过才八十年。八十年时间，作为一种书面语的年龄实在不能说它长。可是对于现代汉语我们不能只记录一下生日就完事大吉。还要再看看它是如何受孕、怀孕的。这倒也不难。1840年鸦片战争中英国殖民舰队火热残酷的炮弹，可以看作是这场文化杂交的开始。尔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伴随着鲜血和痉挛，都是漫长痛苦的孕期反映。等到现代汉语出生前后，所谓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又给了它最后的遗传和胎教。
现代汉语刚出生的时候，不叫现代汉语，叫白话文。现在被“学术”化，被“正名”，被书面化，堂而皇之了的现代汉语，出身是很低贱的。所谓白话，就是口语，就是平头百姓天天操在嘴上吃饭穿衣、交际使用的俗言俚语。几千年来一直被官方的文言文所排斥、鄙视、置之不理。所谓“狗肉不上席”就是说的这类事情。所以，新文化运动之初，为了埋葬旧文化，建立新文化，为了打倒旧文学，建立新文学，为了废除封建等级制的文言文，建立平民大众的白话文，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为低贱的白话正名。于是，在白话兴起的同时，一股把劳苦大众神圣化的运动也遍及中国。自从蔡元培先生1918年11月16日在北大首先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以后，这样一股“民粹主义”的思潮，就从启蒙民众走向“神化大众”；就从反对等级走向“反智主义”。于是，中国现代史上这样一场不被察觉的蜕变，就先以白话，后以现代汉语的方式，在中国愈演愈烈，最后在毛文体中登峰造极。打开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章，“大众”、“工农”、“劳工”、“平民”、“普罗”、“阶级”、“剥削”、“压迫”、“打倒”，等等，这样的字眼俯拾皆是。更不用提李大钊、陈独秀这样的领袖人物，最终放下民粹主义走上了更为激烈的共产主义。现在已经停刊了的《东方》杂志，1996年第三期上有顾昕先生一篇非常好的文章：《民粹主义与五四激进思潮》。文章不长，但是很启发人。为了让大家领略一下当时“民粹”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妨从这篇文章中摘出一点资料来读一读：“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兑莫克拉西。一作平民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呼声，将它打倒”（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智识阶级和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李大钊：1919年2 月《晨报》，《青年与农村》）。“念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社会蠹民吗……所以我们此后应当觉悟，教育是应当给一般有用的人民——平民——受的……我们这些人好称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了，但是请问回到家里扛得起锄，拿得起斧子、凿子，擎得起算盘的可有几个……再翻回头来看，看看那些大睁着眼不识字的可怜的平民，却实实在在我们的衣食生命都在他们掌握之中。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社会的分子”（《平民教育》第九期，1919年12月6日）。 好了，不必再多引了。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于这样的文字实在太熟悉了。如果不标明它们的时间和作者，真叫人难以置信。可这是真的。这不但是真的，而且是新文化运动之初的知识精英们，大声疾呼，拿来为白话文安身立命的理由。在这样一种普遍的社会和思想气氛中，在白话文正在出生成长的时候，这样一些思想和观念被激烈地放进白话文的书写和表达之中。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样的话语内容又被错杂纷纭的覆盖在现代汉语的叙述中，成为它的根基和难以更改的遗传。等到它们再度爆发出来的时候，那种巨大的杀伤力，我们只好以“浩劫”二字来形容。而只有看到了这样的文字，我这个当过知青的人才明白，所谓“文化大革命”，所谓上山下乡运动，实在只是早晚的事情，实在是在劫难逃！
为了使我的“语言显影”准确一些，不妨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民粹派”的词条抄列如下：“民粹派，Narodnik，十九世纪晚期俄国革命者的一种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员，他们认为必须向人民学习，而不是向人民说教。第一个真正民粹派组织是1876年成立的土地和自由社。该社成立后，民粹派分子纷纷进入农村，为农民提供医药、技术和教育。他们也有不少采取恐怖，企图更快地使社会发生变革。1879年土地和自由社分裂成两派：一派是民意党，1881年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以后被消灭；一派是土地平分社，该社仍然强调在农民中间进行活动”。有了这些说明，我们对民粹派就有了基本的了解。可仔细一想，以当时百家争鸣、西方文化风云而入的局面，又为什么只有俄国的民粹思想和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了呢？以我粗略的想法，只有这两条最合中国的国情，这两件事情在中国有很容易和它们接壤的传统。重农轻商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在中国文人的诗文中，所谓“悯农诗”、“田园诗”汗牛充栋，把无限的同情和赞美献给农民而自己又不必去当农民，这样的把戏中国的读书人玩了至少两千年。再玩一次，再用白话文玩一次，没有太大的障碍。我根本不相信，辛亥革命枪声一响，中国的读书人就忽然都变成了有独立人格、民主思想的新人，书本上的认识是一回事，骨子里的变化难而又难。看看各种“领袖”们就会明白，新文化运动在“新”的意义上对人的改变到底有多大。鲁迅先生正是因为看透了这一点，所以才“虚无”，所以才“绝望”，所以才有“铁屋子”的说法。可是“民粹主义”在东正教的俄国，除了有平等、民主的一面而外，更有一种宗教的苦难、献身和普世拯救的精神底蕴。在献身的过程中，有着献身者极大的人生实现和人格肯定。正是这种人生实现和人格肯定，在给人以尊严和肯定的同时，也会在普遍的宗教气氛中得到普遍的社会认同。没有这个普遍认同的深厚土壤，再伟大的人格也无从生长。宗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人类保留了一星不灭的智慧之火。从而俄国思想和精神的承担者们，才有可能挡住反智主义的淹没，抵抗大屠杀和集中营的无情摧残。这是俄国人身上最叫人动心动容之处。这也是俄国从十二月党人一直到古拉格群岛的知识分子们，能够一脉相承、精神不断的关键所在。中国没有东正教的苦难，但是有“悯农”式的代用品。中国没有“普世的拯救”，但是中国有“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信条。民粹主义那种近乎“赎罪”式的道德实现，和中国文化传统的道德至上几乎是不谋而合。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民间暴动，从来就是中国扫荡旧王朝的惟一方法。在经过了引进，经过了一番相互的翻译和误读，经过一番难以察觉的“自选”和过滤之后，反智主义和对大众的神圣化，竟然双双在现代汉语中扎下根来。发动大众的暴力革命，也在中国扎下了根。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绝对不会想到，由他们亲手铸成的这把“反智主义”、“神化大众”的双刃剑，数十年之后在革命和革命政权的神圣口号下，成为了砍杀知识分子、灭绝中国文化最有力的武器。有了这样一把双刃剑，不要说中国文化，就是任何一种文化也难以有良性生存和发展的余地。在完成了对文化成果和文化产生两方面的封杀之后，近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五十年以来，大陆上的中国人只给中国文化留下了粗鄙化的一条出路。在这样一条越来越粗鄙化的末路上，还奢谈什么发扬光大中华民族文化的谎话？走在这样一条粗鄙化的末路上，现代汉语的写作怎么可能会有像样的成就？即便是偶有特例，也终不免被粗鄙的大多数所淹没，所窒息。这样说，这样讲，真叫人心冷如铁。我这样说，这样讲，也绝不想只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而简化历史。一个刚刚打倒了皇帝的千年帝国，没有私人财产的积累，没有保证人权和财产的法律，没有可以代替独裁专制的新的国家制度，没有一个可以最大限度调动、利用所有财富的市场，更没有可以推动全社会的科学和教育，只有毫无廉耻血腥残忍的军阀混战，只有想当皇帝的袁世凯，只有旱灾、涝灾、蝗灾，只有民不聊生百业凋蔽，只有列强一次又一次的欺辱，你倒叫中国人往哪里去？历史无声的限定真不知比人强大多少倍！
我所想强调的是，现代汉语产生之初，在所谓“民粹”思潮的影响下，从启蒙大众到神化大众，从反对等级反对压迫到“反智主义”，这是一个巨大的语言遮蔽。反智主义大旗下的神化大众，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最可怕、最麻木、最残忍、最具摧毁性的一种人类现象。在大规模的战争和社会动荡的背后，常常会看到这两面狰狞的旗帜。叫人感叹不已的是，新文化运动所大声疾呼的“德先生”、“赛先生”久久不来，可反智主义和神化大众却或借革命之名，或被纳入专制体制，而成为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大地上主宰性的话语。历史的事实一再证明，中国的大众更是千万神化不得的，大众神话破灭之际所带来的就是大众的灾难。我在自己的创作中牢记这一点。我自己的口语倾诉，我的向口语之海的回归，都不是为了再一次的神化大众。我对此深恶痛绝、警惕再三。我只是想认清前人开辟的道路，我只想为文学语言、为现代汉语的良性生长而努力。我只是想在自己的叙述中清除现代汉语当中的垃圾。我只是想冲破那些无声无息却又无处不在的语言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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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狂飙突起，和它一开始就倡导“文学革命”是分不开的。所谓文学革命就是打倒旧文学建立新文学。白话文就是在这打倒和建立之间被从民间引入庙堂的。从当时“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汉字拉丁化”的激烈程度出发，从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全面否定出发，现代汉语走出了它的第一步。与这个对自己全面否定相对应的，是被大家笼而统之说了许多年的“全盘西化”。有了上一节的说明，我们看到“正宗”西化的德、赛二先生没有能请来，暗暗生根的东西却都是欧洲东边俄国的产品。而俄、中两国长久的皇权统治，广阔的农村基础，不能不说是这个看似无意的“自然筛选”的最为重要的基础。历史的根基从来都在适合它的土壤上生长。没有土壤，凭你呼风唤雨，到头来还是颗粒无收。所以，说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是有些过分的“粗放”了，是只以播种时的天气和“种子”看问题，而不是根据真实的收获做结论。当然，从另外的方面讲，俄国虽然在“东边”，虽然横跨欧亚甚至同中国接壤，但它毕竟是头脑在欧洲躯干在亚洲，东正教也毕竟是基督教文明之内的东西。何况指导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毕竟是在欧洲中心产生的。再有，在中国人看来，金发碧眼说洋文的斯拉夫人无论怎么说也是洋人。新文化运动虽然没能真正的“全盘西化”，可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一切以“洋”为好，一切以“洋”为新的单向价值取向，造成了普遍的对于西方文化的臣服态度，（因为爱屋及乌，有时这臣服也包括“东洋”，其实，这对于日本有一点“文化无视”的意思。这是因为在中国人心里，很难排除秦始皇派出五百童男童女的那个故事，也很难认同满是中国字的日文会是一种彻底的洋文。事实上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有相当的中国人把日本的西化成功，看作是中国“也”可以成功的标本和隐喻。）这是又一种“无意”中得到的“收获”，这是又一种“无意”中留下的历史限定和遗传基因。以当时的情形，恐怕是谁也没有想到，新文化运动这一正一反所迈出的第一步，几乎是致命的第一步。这一步就像是导弹的发射角度，角度定了，以后无论怎样调整都不得不受制于那个最初的定向。
1917年二月号的《新青年》上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紧随其后又在二月号上发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从此正式拉开大幕，读一读陈独秀的革命宣言，会对“文学革命”有很直观的了解：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逖铿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谤，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这篇以文言写就的呼吁白话文“革命”的檄文真是气吞山河。在狂飙激荡的字里行间，对于西方文化的彻底臣服，对于“革命”救世的简单理解和坚信不移，溢于言表。
我今天根本无权要求历史，也无权苛求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或许他们当时坚定不移、悲绝满腔要做的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新文学最大的贡献不在于它留下了多少文学著作，而在于新文学证明了中国文化的不死，证明了中国文化不可思议的生命力。新文学给予中国人的恩泽和滋养，怎样形容也不会过分。但是，也就是那些狂飙突进的先行者，在他们以白话接通了口语之海的同时，在他们引进西方文化来“创造”中国新文化的同时，他们却又要斩断自己历史的根脉。至于他们为什么非要这样做？又为什么认定自己可以这样“自由”地“创造”一种新文化？对此，已经有过许多的分析和研究，有过许多的对于得失和是非的判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以当时世界性的思想潮流并没有能脱离一种本质主义的方法论，并没有能脱离一种普世拯救的理想模式，并没有能脱离西方中心的思维定向，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中国的文化先行者们有超脱人类历史的特殊选择，我们在这儿又一次的遇到了历史的限定，这一次，是世界历史对于中国的限定。问题的实质是，他们当时就那样做了，他们当时把对西方文化激烈的肯定、对中国文化激烈的否定，以“文学革命”的名义，同时写进了最初的现代汉语之中。影响所及，让我们今天仍然无法摆脱最初的轨迹。这样的问题，新文化运动那些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师们真的一点考虑、一点犹豫都没有吗？中国的文化真的一文不值吗？文化传统真的能像穿旧的衣服一样随手脱下来扔掉吗？白话文真是一下子由“革命”创造出来的吗？司马长风先生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曾经引用过胡适先生的一段话，说得既精彩又明白：
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不是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又很光荣的历史的。我要人人都知道国语文学乃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国语文学若没有这一千几百年的历史，若不是历史进化的结果，这几年来的运动绝不会有那样的容易，决不能在那么短的时期内变成一种全国的运动，决不能在三五年内引起那么多的人的响应与赞助。现在有些人不明白这个历史的背景，以为文学的运动是这几年来某人某人提倡的功效，这是大错的。我们要知道，一千八百年前的时候，就有人用白话做书了；一千年前，就有许多诗人用白话作诗作词了；八九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话讲学了；七八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话做小说了；六百年前，就有白话的戏曲了；水浒、三国、西游、金瓶梅，是三四百年前的作品；儒林外史、红楼梦，是一百四五十年前的作品。我们要知道，这几百年来，中国社会里行销最广，势力最大的书籍，并不是四书五经，也不是程朱语录，也不是韩柳文章，乃是那些“言之不文，行之甚远”的白话小说！这就是国语文学的历史背景。这个背景早已造成了，水浒、红楼梦……已经养成了白话文学的信用了，故国语文学的运动者能于短时期中坐收很大的功效。……我们懂得了这段历史，便可以知道我们现在参加的运动已经有了无数的前辈，无数的先锋了；便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的责任是要继续那无数开路先锋没有做完的事业，要替他们修残补阙，要替他们发扬光大。
在隔了四十年之后，“文学革命”的倡导者说的这一番话，已经明显地不在强调“革命”，而在强调继承了。四十年前，胡适和他的战友们慷慨激昂，拖着“文学革命”的大炮，与文言妖魔开战。四十年后，胡适先生却已经痛心疾首的呼吁，一千八百年以来的无数白话的文学前辈了。这些话是胡适先生1958年在台北说的，说的是四十年前的“文学革命”，可他却断然采取了现在时的语气，仿佛是又站在了北大的课堂上。胡适先生并非是糊涂了，他是在动情之下又回到了历史现场，他分明是想要尽力纠正那道偏颇的历史轨迹。在那场狂飙突进的革命中，“守旧”一方的反抗实在是溃不成军，林琴南的叫骂，严复的“听其自鸣自止可耳”，《学衡》的三枪两刀，既不能在学理上辩倒对方，又不能在气势上压倒对方，他们的存在不过是更加衬托了文学革命的英雄气概。而被冠以“守旧”二字，就早已经是不辨自明的僵尸了。推动文学革命的主将们虽然也从白话的角度，对传统文化做了许多钩沉考证和开创性的著述，比如鲁迅先生1923年就写成的《中国小说史略》，比如胡适先生对于《红楼梦》的考证，等等。但是以当时火热的革命气氛，这一切似乎都不能当作新文学的组成和营养。以这种对于西方文化艺术彻底臣服的热情书写的现代汉语，一直到现在仍然左右着、决定着许多人的书写；仍然是许多人惟一的评判尺度。以致有人按照博尔赫斯的样子写了几篇小说，就有人出来宣布：从此以后，中国的作家都得在此人的阴影下写作了。一种对于自我的自动取消，一种“自然而然”、“下意识”的“自我殖民化”，已经成为中国读书人当中最常见、最顽固的遗传病。在这种普遍的遗传和传染中，你很少能看见几个健康一点的独立的人。
现在冷静下来回头看去，文学革命之所以能狂飙突进、摧枯拉朽，并非是文学革命的英雄们有超人的力量，那实在是水到渠成的历史使然。白话文运动，文学革命，打倒孔家店，汉字拉丁化之所以能轰轰烈烈，那是因为在1911年皇帝已经被打倒，而在满清皇帝被推翻之前的1905年又早就废除了科举，建立了新学。没有了皇帝和科举，文言文就已经断气了。文学革命不过是把一具尸体抬了出去。包括“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英雄气概，也都是皇帝打倒了才能有的风光。远的不说，1898年几个文人只不过想在皇帝手下，替皇帝办办“变法”的事情，立刻就有六君子在菜市口被砍头示众。鲜血淋漓，触目惊心，百年之后的今天仍叫人悲叹不已。把这一切历史的沧桑，放进现代汉语形成的显影液里看一看，你怎么能不感慨万千！
其实，胡适先生的这段话还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不管文言文还是白话文，书写他们的都是中国象形的方块字。以殷墟甲骨文作为历史的证据，中国人的文字最少也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了。即便从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算起，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历史传统怎么可能被割断？怎么可能被革命割断？谁说我们用现代汉语就能写出从自己开始的崭新的历史来？做这样的梦，岂不是以为自己可以“创世纪”？我们还是“谦虚”一点，想一想自己到底可能有多新？到底可以在怎样的意义上为汉语“创”新。如果以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之间的不同做一番比较，肯定会看到人类不同类型智慧的巨大差别，和这差别对人的不同的塑造以及它们各自的优劣，关于这，可以写不知多少套丛书。可惜，当时最有学术资格做这件事情的文化大师们，急着要做的是“汉字拉丁化”。而在一些西方人眼里，象形的方块字纯粹就是一种原始落后的证据，是被他们在“远东”发现了的出土文物。好在现在已经有人来做这件事了，以我极其有限的阅读，已经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树人、喻柏林两位先生就有这方面的著作。虽然还远远的不够。
有了胡适先生这段话，我们还可以看到现代汉语中另外一个巨大的蒙蔽：那就是，白话文，不仅仅是平民的庸俗的，它也更是文人的高雅的。中国的文学和文化，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平民和文人间的相互滋养与融合，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民间对于庙堂的支撑和进入。这个传统从孔子编纂《诗经》的时候起就已经有了杰出的成果。那些美妙绝伦意境深远的“风”不是民歌是什么？可这样的“风”如果不进入“庙堂”，不变成“高雅”的古汉语，我们还有可能听到一句吗？由此还可联想到元杂剧、《水浒》、《三国》、《西游记》，有哪一个不是经过文人的锤炼提高而才成为“经典”的？更不要说千古绝唱的《红楼梦》了，它纯粹就是中国文化精粹的集大成。
四年前，我和妻子一起与二三好友同游黄河，站在河津县黄河“龙门”的山岩上，放眼远望，被晋陕峡谷挟持千里的黄河从龙门挣脱而下流入广袤的平原。山崖高远，地阔天低，被峡谷束缚的黄河忽然变得像海一样的宽广。浩荡的山风撩乱了头发和衣角。深深的感恩和悲情在大风中没顶而来……
我知道，九曲十八弯的黄河历尽阻隔，从此，它再也不必曲折了，再也不必被束缚了，可它的宽广自由是从万里曲折和颠簸中挣扎出来的，它现在的宽广自由是和它曲折万里的源头永远分不开的。站在这山崖上，忽然觉得听懂了一句话，那是两千多年前用文言文记录下来的一句口语，那个老人说：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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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深深的感恩和悲情之中体会现代汉语的。我就是在这样巨大的矛盾之中看待现代汉语的。在对现代汉语不断的沉浸、品味、挑剔、批判中，我希望能够看清他，我希望能获得一种自觉。我知道，我自己就是现代汉语的子孙，我自己就是现代汉语的一部分。我几乎没有可能逃脱现代汉语留给我的先天的限定和遗传。鲁迅先生所说的“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说的就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想要认识自己的绝境。现代汉语在他形成的同时，却也不幸正是中国文化跌进深渊的时刻。现代汉语不幸或是有幸，竟然做了中国文化最后的呼救。我们所有的言说和书写也就都不幸，或有幸成为这深渊里呼救的一部分，呼救的声音是不可能有多少优雅、大度和从容的。呼救的声音也从来不会被人拿去做生存的榜样。一种文化的存活、存在，有的时候甚至不在于他是否一定要有一个“国家”来做依托，而在于他是否能对人的存在给予回答。用中国的说法就是能对“天下”有一个完整的回答。汉语文化就曾经有过多少次外族占领的经历，也有过魏晋南北朝时期数百年的混乱，有过许多次的改朝换代，可是都没有能乱了“天下”，没有能超出汉语文化的回答能力。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元朝。在元世祖忽必烈的统治下人分四等，汉人被列为贱民（其中又有北、南之分），不许私有武器，最致命的是废除科举八十多年。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那是最为彻底的“殖民化”了。可是马上治天下的统治者还是失败了，最后还是彻底的被包围在汉语对于“天下”的解释和回答之中。汉语写作非但没有因为科举的中断而中断，反而结出了元杂剧这样光辉灿烂的文化成果，留下无数“书会才人”和“勾阑美女”的佳话。可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汉语原来自认为的“中心”地位破灭了，汉语对于“天下”和世界畅通无阻的解释、回答，突然中断，突然卡壳，突然失效了。中国文化不但跌入了深渊，而且在西方文化“全球化”的进逼下，变成为一种“区域文化”，汉语也变成为一种“方言”。尽管现在已经有了“后殖民”理论，有了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可也还是不能改变汉语作为“方言”和“区域文化”的次等身份。这不仅仅在于“强势”和“弱势”，更在于汉语对于人类现在的“全球一体化”的处境没能做出有力的回答。落在这样的文化深渊中，汉语的写作和言说，常常会是，也不得不是一种散落的碎片。我们的许多悲情和无奈都是因这碎片而生。我们的许多悲情和绝望，都是因为看明白了这碎片所填不满的无底深渊。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突然生出走出深渊的虚幻。比如在毛文体的书写中，新中国的建立，真不知感动、打动、激发出多少中国人的胜利感和实现感。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自谴，海外游子的忘情归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激动宣布，无不是在这个虚幻的胜利面前发出的。“文化大革命”一场浩劫，把虚幻的“新中国”煎熬得遍体鳞伤。中国还是原来的中国，到底“新”了没有？到底“新”了多少？以为可以“创造”的奇迹，以为可以在历史中任意添加的“伟大”的书写，到头来尘埃落定，浮云吹散。被最大限度神化的中国大众，从十年的语言高烧中醒过来，发现自己仍然不过是站在社会的最底层，所不同的是这个底层如今一贫如洗，混乱不堪。真的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曹雪芹一百多年前对中国感伤的叹惜，竟然真的变成了事实。这是一片从物质到精神，从感情到语言真正一穷二白的大地。“文化大革命”成为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大灭绝。语言的神话终于变成现实的废墟。神化的大众终于在中国大地上完成了对“人”的扑杀，那是从肉体到精神对任何“异端”的彻底扑杀。“文化大革命”不但向全体中国人再次证明了现代汉语书写中的巨大的蒙蔽性，它也向全世界再一次证实了中国文化的无效，又现代汉语对于人类处境回答的荒谬。如果说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毛文体还有什么用处，那就是它再一次为中国人丈量了自己的深渊。（如果把毛文体也放到现代汉语形成的显影液里来看一看，那会对它的思想来源、文化构成、观点流变、价值取向、先天遗传、甚至习惯用语等等都有一番深刻的呈现；对于这样一种为害最惨烈的文本为什么会在中国发扬光大，并最终走向“文化大革命”狂欢式的自毁也定会有一番全景式的回答。）对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常用词汇、语句稍加对比，你就会发现它们有许多惊人的相似和雷同。而前文所引用过的那段《湘江评论》的创刊词，几乎就可以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纲领。神化大众和反智主义这两面狰狞的旗帜，终于借着“文化大革命”的语言膨胀，走上了现代汉语的最高峰。鉴于篇幅所限，我不能在此多做论述和对比。以我知识和理论的简陋也根本就无力承担此任。但是，我真心的希望有人来做这件有关清理现代汉语的大事。
顺便在此做一个简短的说明。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人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文体有完全不同的看法。现代汉语中这样一种巨大的蒙蔽，流变转移之后变成了一种东方式的理想，一种可以拿来对抗资本主义文化体制的革命性的“毛主义”，一种对于“现代化”充满了反思和批判的理论和实践。尤其是一些欧美的学者、教授谈论起“毛主义”和“文化大革命”，在他们冷静而又学术的种种肯定之后，当然也会对“许多人的痛苦”做一笔带过的“同情”。坦白地讲，我对这一类全无心肝的学术和理论厌恶之至！任何一种理论和学术，不管它多么深刻多么伟大，如果它深刻伟大到可以对亿万人的生死都保持“冷静”，那这理论就是该诅咒、该埋葬的理论，那这理论就肯定是骗人的理论。物理试验室里的理论变成原子弹投进人群的时候，还能保持理论冷静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欧洲的浩劫”，（暂且接受这样过分“欧洲”的地理限定。）“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的浩劫。可我至今没有看到有谁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总结出什么正面的学术和理论来。要知道纳粹党的全称叫做“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它从心脏地带对于资本主义文化体制的“反抗”和“破坏”，真不知比“毛主义”强烈多少倍！为什么纳粹主义、奥斯维辛在西方就成为永远的批判和忏悔之源，而“毛主义”、“文化大革命”就要被理想化？就要总结出什么“正面”的理论来？是有意的疏忽？还是又一次“下意识”的“东方主义”？
在这里我绝不想对毛文体有任何“漫画”化的理解。尤其想到毛文体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成为现代汉语的主宰，我就更加“漫画”不起来。我非常反感一提起“文化大革命”，一提起毛文体就要么谩骂要么嘲笑。好像那是一件根本与己无关的事情，可以任由笑骂。说到底，对于历史的嘲笑和谩骂也都是对于自己的嘲笑和谩骂。说到底，毛文体成为现代汉语的主宰，是现代汉语自己的筛选。我们总是舍不下在“如果”当中设想历史，如果不是毛泽东而是另外一个人，历史也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可事实上，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已经一一被历史筛选过了：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绞杀了，陈独秀在政治斗争中下台了，胡适去搞学问了，鲁迅去写杂文了……在一个皇权倒地，军阀林立的世界上没有留下任何“如果”，只留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血腥道路给中国人走。从这样一条道路走上主宰地位的任何文体，不管他是毛文体还是什么别的文体，都不可能有根本的差别。让我们放下“如果”，稍稍地看一眼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亲历的现实：1926年3月18 日为抗议辛丑条约八国的“最后通牒”，请愿的师生、民众与北洋政府卫队发生冲突，“卫队开枪，当场击毙四十七人，击伤二百余人”；“十九日政府更下令通缉国共两党居京要人”；“1926年4月奉军入北京，26日查封《京报》， 逮捕枪毙该报社长邵飘萍，并搜查各报社及大学。使‘北京进入恐慌时代，大学教授及新闻记者多离京’”；“1927年4月6日，北京武装警察队，会同奉军宪兵，得外交使团默契，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包围搜查俄国大使馆及所属远东银行及中东铁路办公处，拘获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六十余人，检获大批苏俄赤化中国秘密文件。李大钊等旋被处决”。在此之前几年，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人的著作早已被政府禁售，警察厅定期焚烧“败坏风俗小说及一切违禁之印刷物”。1925年8月， 鲁迅先生因支持女师大学生请愿，被教育总长章世钊革除公职。在一系列查封和压制下，胡适办的《读书杂志》以及当时北京最主要的刊物《语丝》、《现代评论》也在1927年相继停刊。“徐志摩、闻一多等也被迫离开《晨报》，孙伏园因《京报》被查封，也只好离开北京。在《晨报》写稿的沈从文等，为京报编《民众文艺》的胡也频、丁玲等都不得不南下避难了”。（以上引文、资料均出自司马长风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而在此之外的是更大更多的战争：北伐战争，各省间军阀的战争，为讨伐割据军阀的战争，国共两党间长期的军事对峙、围剿反围剿，八年抗日战争，紧接着又是国共两党全国范围的三年内战，自从辛亥革命以来一直到1949年，中国本土几乎始终处于战争状态。硝烟和鲜血之中哪有“德先生”、“赛先生”存活的缝隙？近一个世纪以来，现代汉语的书写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鲜血。每想至此，除了满腔透骨的悲凉，我实在笑不起来，也骂不起来。
如果一定要在“如果”的条件下，对现代汉语做一点想象的话，那么新中国的建立也许真的有可能带来转机。中国百年来第一次可以用国家主权的声音，在中国大陆上畅通无阻地使用现代汉语了。结束了“内忧外患”的中国，果然也开始了对现代汉语简化字的推行。简化字的目的简单明确，就是为了让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可以更容易地学习汉字。可惜，现代汉语来到新中国的同时，也就来到了别人早就安排好了的世界冷战格局之中，接下来的朝鲜战争，和紧接着的中国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使得现代汉语立刻变成了文化意义上的孤岛语言。现代汉语从此割断了同外部世界通话的可能，只好关起门来“自力更生”，自言自语。可惜，汉语在两千多年的农耕文明中有过太多的自力更生，自言自语。又可惜，在这场漫长的以毛文体为主宰的自言自语中，只有一个动词，就是阶级斗争。于是，现代汉语只好在这个惟一的动词推动下，开始了频率越来越快的自语。这场只有一个动词的自言自语，越来越激动，越来越狂躁，越来越没有调节和平静的可能。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切条件都已经限定， 剩下的只是什么时候发疯。 这一天终于来了——1966年8月7日，毛泽东从最高权力的宝塔尖上，向全中国“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人民日报》社论）。这一天，大炮再一次派上了用场。毛泽东把自己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印成文件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散发。从此，“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烧起燎原大火。那一年，我十六岁，戴上红袖章投身大火的勇气和热情，不比任何人低。没有“如果”，只有“可惜”。现代汉语沿着这条由“可惜”限定的路，只能走进“文化大革命”的语言疯狂。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凡是说现代汉语的无论狂热还是恐惧，都是毛文体忠实的重复者，都是毛文体或狂热或恐惧的奴隶。为了把这疯狂的自语推向极端，发明了造纸和活字印刷的汉语文化，又一次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把一种叫做《毛主席语录》的红色手册，在两三年之内，以上亿的天文数字印刷出来。现代汉语的“最高统帅”穿上军装，戴上红袖章，站在最高权力的天安门城楼上面对红海洋频频挥手。反什么体制？反谁的体制？“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毛文体的体制从来没有这样坚固过。毛文体的体制滚烫坚固得就像一只呲呲作响的高压锅。八亿中国人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每天手举《毛主席语录》面对领袖像，“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舵手”歌。任何一次正式的发言和会议，都必须在开始和结束时“祝福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工、农、兵”被派到所有的机关、学校、出版社、报纸杂志社，以及各种各样的学术研究院所，叫做“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知识分子被排在“走资派、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之后，列为第九类政治贱民，被当成是“阶级异己分子”称做“臭老九”。所谓“越有知识越反动”。“反智主义”和“神化大众”的旗帜，借革命之名，再一次被高高地举起来。“文化大革命”十年有两个使用频率最高的词，那就是：“万岁”和“打倒”。“万岁”只属于“伟大领袖”一个人，“打倒”却属于除“伟大领袖”之外的任何一个人。在“万岁”的天堂和“打倒”的地狱之间，跪伏着八亿颗头脑，跪伏着八亿人的独立和自尊。对于下跪的补偿，就是“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可以借“人民”之名自我神化。谁能想到，刚刚从民间走进庙堂的现代汉语，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竟然完成了中世纪的造神运动！
为了对三十二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有一个“语言”上的了解，也为了看看毛文体到底对中国人达到了什么样的彻底征服，我特地找出两份文字来请大家读一读。这是两份绝笔，是两个人自杀前给世人留下的最后文字。先看看原《收获》杂志副主编以群先生跳楼自杀前给家人的留言，时间1966年8月1日：“素明及孩子们：我对党，对社会主义犯下的罪行，千言万语也说不清楚。党对我一向爱护、宽大，只是由于我的旧思想、旧习惯改不过来，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没有破除，所以错误一犯再犯。现在事已太迟，已经无法清偿，也不可能立功赎罪……思想上几经反复，只好最后走自己处决的路。以后，惟一要求你们的，就是坚决听党的话，坚决站在党的立场上，逐步认清我的罪恶，激起对我的仇恨，坚定不移地与我划清界线！……孩子稍大一点，都尽早争取到边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家庭里去……你们应该忘记我的一切，但不要忘记我们这辈人所犯的罪恶，并要从中吸取教训。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求你们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共产党的话！为党立功！”（见《收获》1996年5期《一瓣心香》，作者：周而复）以群先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左联组织部长，自杀时五十五岁。再来看看1966年9月2日，翻译家傅雷先生投缳自尽前留下的一段话：“……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笔者按：所谓罪证是指红卫兵抄家时，从傅家一个旧纸箱内搜出的一面小镜子背后有蒋介石的像片，一本旧画报里有宋美龄的照片。）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见《傅雷传》，作者：金梅）傅雷先生与夫人朱梅馥双双自尽时只有五十八岁，1958年4月30 日他曾被划为“右派分子”。所谓“千古艰难惟一死”，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上面的这些文字，都是临死前最后的话，都是站在最黑暗的死亡的阴影里写下的文字。但一个人可以面对死亡的勇气，竟然都没能叫他们对这个残酷的世界说一句正面抗议的话。在用死亡求得解脱的同时，他们口口声声“罪行”、“渣滓”的自我谴责中，所运用的竟然都是毛文体为他们规定好的语句和词汇。以这两位先生一生为文的经历，真不知有多少感慨要临终一叹。可惜，什么都没有。你在这些绝笔中看不见一句他们自己真正想说的话。是不能说？不想说？不会说？不敢说？还是根本就无心多置一词一字？行文至此，你不能不感叹“哀莫大于心死”，你不能不感叹“语言”之不得不死！
作为一个十六岁的红卫兵，我曾亲历，亲见，亲自参加过1966年的“红八月”，在伟大领袖“造反有理”的号召之下，我也曾狂热的投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三十二年之后，面对这样的绝笔，面对这样的死亡，心中的愧疚和自惭绝不是“负罪”二字可以尽述的。尽管后来我自己也经历了被抄家、被批判，也经历了家破人亡的悲剧，可我明白死亡和对世界的绝望是不可以互换的，是不可以抵销的。我们这“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诞生在一个毛文体的时代，所有现在看来荒谬残忍的一切，在当时却都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自然而然的存在。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正狂热地，和整个中国一起走进现代汉语的深渊。在这个“人死”，“心死”，语言也不得不死去的黑暗深渊里，你看不到任何一点可以叫做良知的光明。所有以“最最最”为前缀语的“理想”、“道德”和“革命”，正在把现代汉语燃烧成一片惨白的灰烬。
四十八年前，现代汉语这孩子在狂飙中哇哇落地的时候，就曾经有过“迫害狂”的病史记载，想不到四十八年后旧病复发，本来写在日记里的那一切人吃人的恐怖，竟然全都变成眼前的事实！鲁迅先生黄泉有知，该笑？该骂？该哭？可惜，先生不在。“过客”远去的坟场上，竟是如此的空旷荒凉……
以一种在自我封闭中发疯的语言和“文本”，去挑战对抗资本主义的全球话语霸权，到底有什么意义？如果真的有一点“冷静”和理论的清醒，倒是该问问自己为什么如此的一厢情愿？事实上当疯狂结束之后，被毛文体主宰多年的现代汉语，毫无理性的根基，毫无对霸权话语的免疫力，几乎是立刻就跪倒在资本主义的霸权话语之下，看遍“神州”，当年的“尧舜”，如今的精神侏儒们的欢乐和庆幸，真叫人肝肠寸断！
现在，隔着滔滔的忘川之水，与这些死去的灵魂和亲人遥相对视，面对着从深渊里打捞出来的我们共同的语言证据，我无权推卸自己的负疚，我更无权推卸自己对现代汉语的追问。这件事情的可悲之处不仅仅在于我一个人做了红卫兵，更在于整整一代人做了红卫兵；这件事情的可悲之处不仅仅在于整整一代人做了红卫兵，更在于这整整一代人除此而外并无别的可能；这整件事情——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悲之处，不仅仅在于它的发生，更在于它是从新文化运动的巨大的合理性走上了荒谬和疯狂的；更在于它是从1840年就开始的这场艰难的再生中，是从为了逃出深渊而走进地狱的；是从为了富国强民、为了现代化而走进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权力之争的宫廷把戏。“文化大革命”更不是仅仅推给“四人帮”就可以了事的儿戏。“文化大革命”尤其不是某些西方人出于“理论”的偏好，就可以“合理化”的东方论据。有历史在，有现代汉语全部的语言证据在。所有用谎言和美化来对待“文化大革命”的举动，都是对死者的亵渎，都是对历史的亵渎，都是对中国的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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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脱龙门的黄河终于来到了广阔的平原——这样一种自然景观是不宜拿来比喻现代汉语的境遇的。这种联想太容易叫人落入精神撒娇的自欺。
其一，龙门不是黄河挣脱的，而是黄土高原到此中断了，前面无山可挡。现代汉语从毛文体主宰下的解放是因为毛泽东去世了，并非是因为现代汉语自己的挣脱。这期间虽然有过“四·五”运动，和一些“地下”的火星，可都无法停止现代汉语总体的自语癫狂症。一种语言居然在一个人的面前臣服数十年，现代汉语的孱弱无力也可见一斑（而且至今还患有毛文体孱弱后遗症）。对比一下古汉语在历史中的表现，我们不禁要问：同样使用象形的方块字，为什么古代汉语的各种残酷艰难的境遇中有那样杰出的表现（这道古、今的分界线姑且从1840年划起）？而已经被新文化运动“革命”过、“创新”过、“全盘西化”过的现代汉语， 为什么如此的软弱无能？ 对于“天下”的解释已经彻底地更换过了，不只是解释更换，现代汉语更以其“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使自己成为西方文化成果的一部分——要知道所谓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全都是西方文化最本土的文化产品。但为什么这种解释和国家制度的更换，竟然带来了如此“择劣”、“去优”的后果？仅仅是因为中国的读书人“没有现代知识分子人格”？难道元朝的读书人竟比我们更有“现代知识分子人格”？如果说来说去，还要以“人格”来立天下，那又何必费这样大力气“全盘西化”？儒家学说“内圣外王”、“天人合一”的理想所要求的不就是人格的完美？如果说还需要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基本的生产方式等等一套社会“硬件”来支撑语言文字这样的“软件”；那么元世祖忽必烈的跑马占地、废除科举、人分贵贱，是比宋朝成熟、精致、繁荣的社会体制更“进步”？忽必烈的“退步”为什么没有能导致古汉语的退步？而现代汉语的“进步”，为什么导致了如此恶劣的文化后果？……这一切的一切，怎么能不令人心事浩茫？这一切的一切，岂又能以黄河雄壮伟大的“挣脱”来置换？
其二，山高于上，水泄于下，黄河来到宽广的平原，不是因为它“伟大”，不是因为它有“旺盛的生命力”，也不是因为它“酷爱自由”，只是因为地势使然。毛文体终结之后的改革开放，使得国门大开，现代汉语才终于不再自言自语，终于可以听见这个世界上别人说话的声音了，终于才听见现代汉语在另外的地方，在另外的一些人那里还有完全不同的书写和言说。铁屋子打开了窗户，外面的世界竟是如此的丰富嘈杂。但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并不等同于自己就可以跟着一模一样的精彩。毛文体的终结，也并不意味着现代汉语粗鄙时代的终结。语言的时代常常要比历史的时代长很多很多。更何况，外面那个世界的尴尬和严酷，立刻就把现代汉语放进一种双向的煎熬之中。——宽广的平原绝对不是又一个可以安放“理想”的好地方。
大道无情。精神撒娇没有用。
当年，我懵懵懂懂跟着新时期文学“伤痕”，“反思”，“改革”，从一种语言的麻木和冰冻中慢慢苏醒，慢慢解冻。不管现在理解到“伤痕”、“反思”、“改革”的种种表达，水平有多么低，多么有限，我也还是怀着深深的感恩之情。因为现代汉语，或者说中国大陆上的现代汉语，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苏醒的。我自己也就是这样跟着现代汉语慢慢苏醒的。当年白话文借着新文学而成为国语。现在现代汉语又一次借着文学而复苏。随后，朦胧诗的兴起，寻根文学的发生，开始了现代汉语从内在根源到表达方式的急剧延伸。与此同时，随着流行歌星邓丽君和校园歌曲的风靡大陆，余光中、痖弦、林海音、白先勇、聂华苓开始被人们传阅，紧接着金庸、高阳，港台电视剧铺天盖地而来……大陆的中国人才体会到现代汉语完全不同的书写和言说。随后，沈从文被“重新发现”并很快被重新摹仿；汪曾祺在花甲之年以《受戒》奇迹般地开始了他的文学“新生”；“现代派”小说，先锋小说又蜂拥而起……《走向未来》丛书的轰动效应，各种外国文学、学术名著潮水一般地翻译出版，《读书》杂志渐渐成为知识圈的共同读物和讲台……这一切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像爆炸一样发生。现代汉语再一次经历了他的狂飙突进。我至今记得第一次读林毓生先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是从别人手里借来的一个影印本。我至今难忘和杜维明先生的第一次见面：那是我们几个山西的文友结伴同去北京，参加由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中外文化讲习班。杜先生的“新儒家”学说我就是听他自己宣讲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人挤满了冬天的大剧场，暖气很差，杜先生穿了一件笨重的羊皮大衣，雪白的山羊毛在领子外面翻着。课毕之后，我挤开人群，跑上台去向他约稿。杜先生很礼貌也很困惑地笑着，他大概是搞不懂，他能给一份叫做《山西文学》的杂志写些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他说了些什么，我只记得，他那件显然是会议组织者临时借来的黑大衣的外面，粘满了一根又一根的白羊毛。天很冷，人头和肩背之中的杜先生被冻得很精神。他不可能记得这种一闪面的交谈。可我却一直记得。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对于毛文体主宰下的现代汉语的自觉，就是被他们这些完全不同的言说和书写所惊醒的。在他们那儿，我看见一种现代汉语面对世界的表达。他们的表达对与不对，好与不好，姑且另当别论（我自己对杜先生的看法就并不完全赞同）。但是他们要与世界平等对话的立场，却是大陆上的现代汉语中几乎没有的意识。是这种对比让我看清了为什么会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文化小国，为什么十亿人只能说一种方言式的小语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汉语早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界。当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打破了所有的文化、国家、民族界线的同时，在资本主义把全球一体化的同时，它也把西方文化自己变成了一体化的一部分，把西方文化变成了一种区域性的文化。正是因此才能有了后殖民时代的众声喧哗。
可是，其后的历史风暴再一次让欢呼解放的现代汉语停止了呼声。现代汉语再一次“……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现代汉语再一次“于天上看见深渊”……
但这还不是最大的煎熬。
在突然的失语后，现代汉语又在权力和市场的夹击之下，陷入到后现代主义摧毁性的质问当中。门窗大敞的中国，已经挡不住外面的声音排山倒海的涌入，在商品、商人后面跟随而来的工厂、公司，在各种文化交流后面跟随而来的学者、学术，在所有的电影院和电视频道里夺走“黄金时间”的电影、电视，排满了书架的各种各样的学术丛书，今天宣布的任何一个什么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不出一两个月有关他的书籍就会涌进各种图书市场。在这一片嘈杂无比的喧嚣中，后现代主义的声音就像是酷暑中落下的冰雹。福柯、德里达、哈贝马斯、萨义德、詹明信等等这样一些人冷峻坚定的声音，成为现代汉语狂奔的制动闸。现代汉语听懂了他们的追问和批判，是针对着西方文化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全部语言蒙蔽，是针对着资本主义全球化以来全部的话语霸权，是针对着整个西方文化的合理性的质问。在两次世界大战血腥残酷的事实面前，在后工业化社会的种种弊病面前，“德先生”和“赛先生”，“人”和“至高无上的理性”，都被扯下神圣和真理的外衣，而暴露出相当的荒谬。同时也暴露出眼前这场喧嚣所隐含的可怕的蒙蔽。事到如今，现代汉语才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事到如今，以“德先生”、“赛先生”为依据而立足、而出生的现代汉语，在西方文化后面亦步亦趋的现代汉语，猛然看见了脚下深渊里的深渊。现代汉语应该自问：以西方文化那样深厚的民主、科学和理性传统尚且不能避免的浩劫，不能逃脱的灾难；只有八十岁年龄的现代汉语怎么就敢认定自己能走进天堂？自己在这八十年里到底又受了多少蒙蔽？这蒙蔽到底又有多深？事实上，中国人已经在西方人指出的共产主义天堂里掉进过一次地狱了，而且是刚刚才爬出来，刚刚才改革开放；现在，难道又要在西方人推行的全世界市场化的天堂里再一次掉进地狱？中国人什么时候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现代汉语什么时候能自己做一次判断？……来到深渊和蒙受鲜血的现代汉语落在这双向的煎熬之中痛不欲生！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这四句诗已经被我在很多地方，很多次的引用过了。可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话更能道尽中国人眼下倍受煎熬的精神处境。此情此景何人可知？即使知道了又能怎样？于深渊和鲜血之中煎熬的现代汉语，只能把这一切深埋于心，又只能在无语的深埋中面对自己的煎熬。
三十年前，我从一个红卫兵变成一个知识青年，来到黄土高原的吕梁山插队落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终于“很平等”地做了一个和所有的农民都一样的农民。随着父亲母亲在“审查”中的相继去世，我成了一个和城市没有关连的乡下人。那时候，为了挣一点零用钱，我们几乎每年秋天都要上山去捡拾橡树的树籽，脱皮晾干后再卖给收购橡籽的供销社。带了干粮、口袋大家结伴而行，到了山上就分开，各自钻进密林。等到累了，饿了，就随地坐下，打一堆火，等火灭了，把带着的窝窝埋进炭火里，一会儿就会烤得又焦又黄。就这样，在地老天荒的山林里常常有一人独处的时候。把装了橡籽的口袋放在身边，随便靠了一棵树，坐下，林间幽深，到处落满了枯叶。山风刮过，万树发声。那是每一片叶子，每一根枝条同时发出的声音。有人把那叫做林涛。可我知道村民们从来都不这样叫。他们只说，听，听，看看风大么！就那样一人独坐在大风中，觉得大风穿过心底，觉得整个生命被风声和树声淹没。那时的心中没有任何“知识”和“理性”，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的心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抹不去的空白和茫然。在空白和茫然中听山风震野秋树悲鸣。我没有意识到，心中所想所念所感所体悟到的一切，所有这根本无法用语言说出的一切，都是以汉语的方式弥漫出来的。现代汉语或许就是从那时候起，生根在空白、茫然的心底之中。那是现代汉语在生命中最无意识也最深厚的底蕴。那几乎是“理性”和“知识”难以抵达的深层。这最深厚的底蕴，或许就是汉语在所有的理性和知识的煎熬之后而能不死的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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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对现代汉语的理解。这就是我对现代汉语的自觉和批判。这就是我对我的理解和自觉。这就是我对我的清理和批判。这就是我所谓的，在“语言自觉”的前提下的现代汉语写作。这就是我之所以想打破、拆除现代汉语的堤坝，重返口语之海的原因。以我之见，没有语言自觉的现代汉语写作（倒并不在于非用口语还是书面语），要么陷入盲目，要么陷入麻木，不可能有自己深刻的“独唱”。没有语言自觉的汉语写作，不可能超越粗鄙时代的致命约束——在语言也被市场化一体化的今天，现代汉语的粗鄙化（无论海内海外）已经到处泛滥成灾。近几年来我一直想做这样的清理和批判。可又一直不知从何做起，从何谈起。现在好了，我终于借着这样一个话题把想说的话说出来了。它所有的浅薄和漏洞都在那儿摆着。我用不着假装谦虚说：“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妥之处……”我自己在这儿说话，当然是我个人的看法，而不可能是任何一个别人的看法。我只是真心地希望有人能指出我的偏颇和漏洞，指出我的“自然而然”的“下意识”的语言蒙蔽。现在，我的话说完了。大家可以看到我没有任何“理论”（连关于毛文体的这个提法也是我临时从李陀先生那儿借来的）。我只不过以稍加打磨的石块和树枝做了上边这一番粗枝大叶的妄谈。我这原始的武器，是不足以和任何时髦的武装到牙齿的理论家们同日而语的（可惜，有些理论家仅仅用理论武装牙齿）。可小说家能以原始的石头和树枝来作这样的表达，也还能说明小说家的一点用处吧。必须强调的是，我的立论常常是从中国大陆的现代汉语状况出发的，这就限制了我的视野，这属于先天的缺陷，绝无“大陆中心主义”的优越。更何况，所谓汉语写作，在海外说起来似乎很自然，不这样说，这样强调“汉语”的旗帜，你几乎立即就会被淹没在金发碧眼的什么语的包围中。可在大陆，这种强调是一种“大汉族主义”的“自然而然”的流露。因为在中国还有许多其它的语言的存在。至于蒙语、藏语、傈傈语、赫哲语、维吾尔语、傣语，等等，到底应该怎么说，怎么写，那不是汉语可以包办代替的。由于篇幅所限，我只谈了对现代汉语的理解，没有能谈写作，那又是一个极大的题目，而且是一个我自己还没有想好的题目，也许是一个永远也想不“好”的题目。我自己以口语倾诉的方式把“叙述的语言颠倒成语言的叙述”（李陀语），也只是我尝试的一部分。只要你用汉语写作，你就必须面对一种和整个现代汉语的关系。这其实也是所有作家都会面对的挑战。不管他或她使用的是什么语言文字，一动笔，挑战随之而来。感觉不到挑战，不打算挑战的，都不是文学，只是文字书写，可以娱乐，可以卖钱，可以实用，但和文学无关。又由于我只偏重于谈清理和批判，而没有多谈现代汉语对于中国文化，对于现代中国人再生的决定性意义。没有谈鲁迅和沈从文的写作对于整个现代汉语的超越，他们正是在这种超越中成为了人类情感和智慧的一部分。正是在他们的这种超越中，使现代汉语成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使我们能有勇气继续用汉语写作，使我们在用汉语写作的时候不至于太感孤单。如果只孜孜于一种语言，孜孜于一种文化，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会被那么多毫无共同文化传统的不同的文学艺术所打动，所启发。我们甚至无法解释为什么“楚国”的屈原，竟然能在几千年的时间里打动了那么多不是楚国的陌生人。关于这个问题又可以写不知多少文章，还是让我打住吧。
最近几年来，在一种几乎令人窒息的语言气氛中，“语言自觉”成为我越来越明确，也越来越强烈的要求。“语言自觉”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写小说、写文章才需要的一种认识上的准备。“语言自觉”已经成为我精神存活、生命扎根的最后土壤。在当今中国大陆，体制强权的语言，商品神话的语言，借着权力和市场的加速器，借着现代传媒铺天盖地的能量，无孔不入，无坚不摧。更加上大批“知识人”、“学者”、“作家”，要么全无心肝的向权力和金钱下跪，要么全无学术品格全无独立人格的向一切洋人的东西下跪。即使如此，照样有时髦的理论家昨天欢呼中国“后现代”的“文化狂欢节”；今天欢呼“分享艰难”的“新现实主义冲击波”！被这样的气氛包围着的我尤其感到“语言自觉”对于我的重要，对于我的生死攸关。被这样的气氛包围着，难免心情被毒化。我尽量以语言的自觉与之对抗，以不被毒化所淹没。这就是我最真实的反省现代汉语的出发点。我的反省不是出于理论的热情，而是出于生命的抗争。可是，反思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汉语，理论的缺失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缺陷。正是这个缺陷给粗鄙化和一切泛起的沉渣，留下了涌入的缺口。我无意因为自己的从事创作，而故意贬低理论。我只是反感所有从理论到理论的理论。我只是反感所有刚刚听了两句洋人的理论，就立刻回过头来鄙视、领导现代汉语的理论。
我明白，现代汉语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语言。现代汉语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有些像是一条河，一条滔滔的大河。一条有着深远来源，和包容了无数支流的大河。去年香港回归中国，这场打了一百五十七年的鸦片战争，终于有了另外的结局。这是一个双方原来都没有想到的结局。这是一个深远的象征：现代汉语从此将包容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现代汉语将从此彻底结束一元的话语方式。1997年7月1日零时，在庄严的国歌乐曲中，中英两国的国旗升降如仪，当这一切结束的时候，现代汉语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他新的纪元。我们不敢奢望历史对现代汉语有特殊的眷顾，我们也不会再拿“理想”去和历史做简单的置换，我们惟有时时提醒自己，不要辜负了前面那么多人的思考、探索、牺牲、绝望、迷茫，不要辜负了那么多虽九死而不悔的言说和书写。今年又恰逢戊戌百年纪念。站在这条滔滔的大河之边，我们定会感慨良多。最近两年，关于“世纪末”、“新世纪”的种种说法渐渐多了起来。好像一切都会因为世纪的“末”或是“新”而产生什么了不得的变化。其实，使用世纪来计算时间，是西方人的方法，是许多方法里的一种。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人对时间的计算方法不同而发生任何特殊的变化。以汉语写作的时间观念来看，一百年不过是白驹过隙的一闪。所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是人对这个悠悠世界的感叹。我知道，这一类的情感和情绪，是最被理论家们看不起的，是最被老到冷静的成熟者们所看不起的。可我相信，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大河之所以曲折万端，之所以永远不能被关进理论而冷静的渠道，是因为在这滔滔的河水里，翻滚着永远无法冷静也永远无法“理论”的万千情感。
1998年4月9日傍晚完稿，11日改，16日增写，30日再增写，5月2日改定于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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