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183;邶风#183;二子乘舟》诗史稽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史论文,国风论文,二子论文,邶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风·邶风·二子乘舟》：“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二子乘舟，泛泛其逝。愿言思子，不瑕有害？”①自清中期始，关于这首诗的内容与《史记·卫康叔世家》中宣公十八年的历史叙述是否有联系的问题，成为学界讨论《诗经》的一个议题。自汉代《毛序》和刘向《新序·节士》篇认定两者有联系以来，少有学者对《二子乘舟》中“二子”即为卫宣公二子伋、寿这一论断有所怀疑。清代的姚际恒、胡承珙率先对此提出疑问，认为《毛序》、《新序》是附会历史，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二子乘舟》所叙述的便是卫宣公两个儿子之事。姚际恒《诗经通论》提到：“大抵《小序》说《诗》非真有所传授，不过影响猜度，故往往有合有不合。如邶、鄘及卫皆摭卫事以合于诗，《绿衣》、《新台》以言庄姜、卫宣，此合者也；《二子乘舟》以言伋、寿，此不合者也。正当分别求之，岂可漫无权衡，一例依从者哉！”②此后，质疑《二子乘舟》包蕴宣公二子史实的学者渐渐增多，随着20世纪初史学界疑古风气兴盛，不少学者提出回归《诗经》原貌、反对以经学的眼光附会历史的主张，对《毛序》可信度的怀疑也与日俱增。顾颉刚认为：“二千年来的《诗》学专家闹得太不成样子了，它的真相全给这一辈人弄糊涂了。”“很希望自己做一番斩除的工作，把战国以来对《诗经》的乱说都肃清了。”③傅斯年认为《二子乘舟》：“鲁说以为伋寿二子傅母作，毛以为国人伤伋、寿二子而作，然诗中无可证此义者。”④本文拟从文献入手，廓清有关史实，以求正于高明。
关于《二子乘舟》所指，汉初《毛序》认为：“二子乘舟，思伋、寿也，卫宣公之二子争相为死，国人伤而思之，作是诗也。”“二子，伋、寿也。宣公为伋取于齐女而美，公夺之，生寿及朔。朔与其母愬伋于公，公令伋之齐，使贼先待于隘而杀之。寿之知，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寿窃其节而先往，贼杀之。伋至曰：‘君命杀我，寿有何罪？’贼又杀之。国人伤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无所薄，泛然迅疾而不碍也。愿，每也。养养然忧不知其所定。”⑤稍后的刘向同样认为《二子乘舟》与卫宣公二子之事有联系，但在二子“乘舟”的历史细节上，给出了不同的说法。《新序·节士》：“卫宣公之子，伋也，寿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寿与朔，后母子也。寿之母与朔谋，欲杀太子伋而立寿也，使人与伋乘舟于河中，将沉而杀之。寿知不能止也，因与之同舟，舟人不得杀。伋方乘舟时，伋傅母恐其死也，闵而作诗，《二子乘舟》之诗是也。其诗曰‘二子乘舟’云云，‘养养’，于是寿闵其兄之将见害，作忧思之诗，《黍离》之诗是也……又使伋之齐，将使盗见载旌，要而杀之。寿止伋，伋曰：‘弃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寿又与之偕行。寿之母知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寿无为前也。’寿又伪前，窃伋旌以先行。几及齐矣，盗见而杀之。伋至，见寿之死，痛其代己死，涕泣悲哀，遂载其尸还，至境而自杀，兄弟俱死。故君子义此二人，而伤宣公之听馋也。”⑥另者，今文三家诗对《二子乘舟》解释与《新序·节士》几乎一样⑦，不赘举。
以上构成汉儒释经一条基本线索，即从《毛序》到刘向《新序》、三家诗，皆以《二子乘舟》为记叙卫宣公十八年公室的事迹。但细读又可发现，上述文献对事迹的叙述有出入：《毛序》认为公子伋被贼人害于齐，《二子乘舟》乃“国人”作于二子死后；而《新序》认为公子伋载寿的尸体回到卫国后自杀，乘舟诗是“伋傅母”作于伋、寿乘舟之前。关于伋是自杀或是他杀、寿于其中起何作用等，《毛序》与《新序》的记叙不尽相同。
我们再来看看《史记·卫康叔世家》对卫宣公时期历史的记载。《史记》对伋死因的记述可能参考了《左传·桓公十六年》⑧的记载，与《毛序》说法相同，即认为伋不是返卫自杀，而是见杀于齐：
宣公得齐女，生子寿、子朔，令左公子传之。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与朔共谗恶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夺太子妻也，心恶太子，欲废之。及闻其恶，大怒，乃使太子伋于齐而令盗遮界上杀之，与太子白旄，而告盗界见持白旄者杀之。且行，子朔之兄寿，太子异母弟也，知朔之恶太子而君欲杀之，乃谓太子曰：“界盗见太子白旄，即杀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寿见太子不止，乃盗其白旄而先驰至界。界盗见其验，即杀之。寿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谓盗曰：“所当杀乃我也。”盗并杀太子伋，以报宣公。宣公乃以子朔为太子。⑨
《史记》这一记载与《左传·桓公十六年》相同。《毛序》显然采纳了《左传》、《史记》的说法，《新序》则不然。但就《二子乘舟》谈的是卫宣公家事这一点而言，《毛序》与《新序》、今文三家诗等是一致的。
汉之后各代的学者，对《二子乘舟》的解读，基本沿用《毛序》的说法。如朱熹在《诗集传》中对此诗的解释，亦引用《毛序》和《史记》的记载⑩。明代陈耀文的《经典释疑》也说：“《乘舟》之诗为伋、寿作也。”(11)从汉儒到宋、明儒，释读《二子乘舟》的途径没有大变化。直至清代，古文家沈镐，仍将此诗与伋、寿遇害相联系，认为是辞者“为君讳”，“不忍斥言其死”(12)。这种观点，到了清代至民国时期，才受到质疑。
清代学者首先针对诗与现实的矛盾之处，指出《二子乘舟》与春秋卫宣公之事无关。姚际恒认为《新序》中关于“二子乘舟”的部分内容是刘向编造的，卫宣公十八年之事应如《史记》、《左传》的记载，就史实上看应以《毛序》为准。但又据此认为二子并没有同时乘舟，不会发生“二子乘舟”的景象，因此《毛序》是以宣公十八年历史附会《二子乘舟》一诗，所述不合史实。他说：
小序谓思伋、寿，此有可疑。按《左传·桓公十六年》曰：“卫宣公烝于夷姜，生伋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是为宣姜。生寿与朔，属寿于左公子。夷姜缢，而宣姜与公子朔搆伋子，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寿子告之，使行不可，曰：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有无父之国则可也。’及行，饮以酒。寿子载其旌以先，盗杀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请杀我乎。’又杀之。”夫杀二子于莘，当乘车往不尚乘舟，且寿先行，伋后至，二子亦未尝并行，又卫未渡河，莘为卫地，渡河则齐地，皆不相合。《毛传》则谓“待于隘而杀之”，亦与乘舟不合，其解则为比，谓如乘舟，而无所“薄泛泛”。然迅疾而不碍也，甚牵强，不可从。《集传》则直载其事，而于乘舟以为赋漫不加考，尤疏。刘向《新序》曰：“使人与伋乘舟于河中，将沉而杀之。寿知不能止也，因与之同舟，舟人不得杀。伋方乘舟时，伋傅母恐其死也，闵而作诗”；其后又载杀伋寿之事，与《左传》同。何玄子引之，以为此诗之证。按向之前说，明是因与《左传》不合，故造前一事以合于诗，附会显然。(13)
疑古派崔述从诗作时间上考证，也认为《二子乘舟》与卫宣公之事无关：“邶卫二国风多似春秋以前所作。《淇澳》、《硕人》不待言矣，其余诸篇皆与春秋经传所载卫国之诗无关涉。”“故序虽以春秋中事附会之，而委曲牵强，卒不能合也。”(14)承珙亦怀疑《新序》的真实性：“传云：‘国人伤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无所薄。’明是借喻之语。毛公岂不知二子皆殒于陆而非舟中？又后继往，亦非同舟而济邪。若《新序》谓：‘寿母谋沉伋于河。寿知而与之同舟，舟人不得杀。伋方乘舟时，伋傅母恐其死也，闵之而作是诗’，安知其不即因是诗而附会为此说邪？”(15)为了调和《毛序》与《新序》之间的矛盾，魏源通过解释另一首诗《鄘风·干旄》(16)，来证明《新序》对《二子乘舟》解说的正确性。对此，黄节在《诗旨纂辞》中谈到：“节案：序传皆以此诗为国人作于二子既死之后，而《新序》则谓‘伋之傅母恐其死也，闵而作诗。’则是作于未死之前。魏源取《新序》，谓诗有‘乘舟’之文，则非待隘之役。曰‘泛泛其逝’、‘不瑕有害’，则非既死之词。诗作于事前。不能害诸水，而后改谋害诸陆，至伋载尸还，至境自杀。则当以《干旄》之诗证之。魏氏说良有见，得此则‘乘舟’之疑可释。姚际恒、胡承珙其疑《新序》附会，盖未审此也。”(17)在这里，黄节认同魏源对《鄘风·干旄》与《二子乘舟》关系的判断。魏源在《诗古微》中提出《干旄》叙述的是伋携被害的寿的尸体归国，在卫国的边邑浚自杀的故事，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
曰：诗有乘舟之文，则非待隘之役。曰“泛泛其逝”，“不瑕有害”，则非既死之词。诗作于事前。不能害诸水而后害诸陆，新序胜矣。《水经注》云：“今阳平县北十里有故莘亭，道扼陈蹊要，自卫适齐之道也。望新台于河上，感二子之宿龄，诗人乘舟诚可悲矣。今县东有二子庙，犹谓之孝词矣，此用毛诗以乘舟为待隘，故词事不合。”至伋载尸还至境上自杀，则当以《干旄》之诗证之。史记：“姜予太子白旄，而告界盗见持白旄者杀之。”《列女传》：“宣姜阴使力士待界上，俟有四马白旄至者要杀之。”案：四马即诗(《干旄》)良马四之也。白旄易于识别，故诗言“孑孑干旄”，必三言“素丝组之”也。而左氏言盗待伋于莘，则在阳平。盖自卫过齐渡河在浚，由是东行至莘被杀，故伋载其尸，复于浚，由郊而都而城，遂不复北渡而自杀也，始四马而后五六者。寿先假车马以行，及伋追至，故并寿马为五六也。(18)
魏源经过翔实的地理考证，认为“诗(《二子乘舟》)作于事前”。对“莘亭”，《水经·河水注》五云：“漯水又北，绝莘道，城之西北有莘亭，《春秋》桓公十六年卫宣公使伋使诸齐，令盗待于莘，伋寿既陨于此亭。京相璠曰：‘今平原阳平县北十里有故莘亭，阨险蹊要，自卫适齐之道也。望新台于河上，感二子于凰岭，诗人乘舟，诚可悲也。’今县东有二子庙，犹谓之为孝祠。”(19)可见《左传·桓公十六年》记载“使盗待诸莘”的“莘”，确存在于卫、齐之间，且自古以来莘县便有“二子乘舟”的传说。黄节认为魏源对《干旄》的解释正好阐述了伋的确切死因：回国后在浚自杀而死。“干旄”、“四马”便是证据。《新序》说法是正确的，姚、胡没有认识到《干旄》这一点，才会因情节有矛盾，而认定《新序》之说为附会。黄节总结道：“盖《乘舟》之诗，欲杀之河而不遂；此诗(《干旄》)则杀寿于莘，而伋还复自杀于浚。《新序》与《左氏》、《史记》、《列女传》义互相备，而伋、寿二诗之情事，千载如见矣。节于《二子乘舟》之诗，即采魏氏说；则此诗亦自可从，故并录之。”(20)作为毛诗家的马瑞辰亦认同《新序》，认为《二子乘舟》作于未死之前：“首章‘中心养养’，二章‘不瑕有害’，皆二子未死以前恐其被害之词，非既死后追悼之词。且二子如未乘舟，不得直言乘舟也，新序说是。”(21)
伋的死因自古以来便没有确凿说法，经过清人的讨论，至今仍无确解。而寿死于莘基本上没有什么疑问。就诗与史之关系而言，魏源的说法给姚际恒、崔述、胡承珙的疑问提供了一种解释。姚际恒等提出二子并未乘舟，故与《二子乘舟》无关的观点，也不能成立。
那么，《二子乘舟》与卫宣公十八年的史事有没有联系呢？笔者认为二者间是有联系的。再就几个问题展开辨识：首先，有人认为《二子乘舟》来自《邶风》，并非《卫风》，故该诗情节不是来源于卫国。这种怀疑不能成立。今人冯浩菲对此的解释十分清楚：“由于卫诗39篇均作于卫并邶、鄘之后，当时的邶、鄘只属于卫国的两个地区，已不是昔日的邶国和鄘国了。也就是说，卫为卫土，人为卫人，诗为卫诗。”(22)他还认为作于邶、鄘、卫任何一个地方的诗，都可以以卫国的名义在其他地方流行。朱熹早就言及：“邶鄘地既入卫，其诗皆为卫事，而犹系其故国之名。”(23)傅斯年亦云：“邶鄘卫乃一体，不可分，误为人分为三。”“邶鄘卫篇章皆是卫诗。”(24)可见说《二子乘舟》描写的是卫国史事，是合情合理的。其次，《二子乘舟》作于伋遇害事前还是事后，现已不可考；但若认为此诗与卫宣公十八年二子之事毫无联系，也不妥。从《二子乘舟》成诗时间上看，戴震认为此诗作于东周桓王、卫宣公之时(25)。今人马银琴考证此诗作于卫宣公、卫惠公之时：“按照古籍记载，卫宣、惠时代卫公室极不安宁，卫宣公本是在州吁之乱后成为卫君的，为子伋娶妻而宣公自妻之一事，成为此后卫公室长期不宁的根本原因。此后卫宣公听谗杀子伋而子寿从死，二公子为乱而惠公被逐等事，皆由此而起。公室荒淫和国事日非是这一时期卫国的特点。”(26)从诗言志的角度看，构成上述诗与史的联系也不无可能。
《二子乘舟》列于《邶风》之末，与其相邻的若干邶诗，以及其后的鄘诗，大都是刺卫、刺淫诗。当时卫国动荡的现实撩动国人的情思，从《毛序》对下列《邶风》、《鄘风》诸诗内涵所作的诠释看，《二子乘舟》涉及卫宣公家事的写法，并不是孤例。《毛序》称：《邶风·匏有苦叶》：“刺卫宣公也。公与夫人并为淫乱。”《邶风·北门》：“刺士不得志也。言卫之忠臣不得其志尔。”《邶风·北风》：“刺虐也。卫国并为危虐，百姓不亲，莫不相携持而去焉。”《邶风·新台》：“刺卫宣公也。纳伋之妻，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鄘风·墙有茨》：“卫人刺其上也。公子顽(卫宣公庶长子)通于君母(宣姜)，国人疾之而不可道也。”《鄘风·君子偕老》：“刺卫夫人也。夫人淫乱，失事君子之道。”《鄘风·桑中》：“刺奔也。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至于士族在位，相窃妻妾，期于幽远。政散民流而不可止。”(27)可见与《二子乘舟》同时而作、同时集结的几首邶诗、鄘诗较多反映了卫宣公、宣姜淫乱之事。可以说，无论《二子乘舟》表达的是什么思想内容，或是刺虐刺淫，或是思念二子、赞美孝道，它与卫宣公十八年事迹都有关联。与《二子乘舟》诗意关系尤其紧密的，位于它上首的《新台》。清周象明《韦庵经说》“新台乘舟论”条云：“《邶风·新台》、《乘舟》何为而作也哉？曰：《新台》，齐人所以刺宣公也。《二子乘舟》，国人所以哀二子也……读此二诗，则知卫之三纲沦、九法斁矣，不亡何待乎？卫宣公上烝夷姜，生伋，为娶于齐。宣公闻其美，欲纳之，恐其不从，因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是为宣姜，生寿及朔……自宣公以后，父子兄弟君臣之间相残相贼，不惟毒流子孙，而且酿成王室之乱，袵席之祸，一至于此，可不惧哉！而职为万阶者，则皆为宣公之淫恶为之倡也。”(28)
由上可见，《二子乘舟》是基于时代的作品，与卫公室之事有关联，是“国人所以哀二子”而作。方玉润对《二子乘舟》的诗旨用意提出另一种观点，认为该诗是在讽刺二子违背天理人情、愚孝的行为：“不可泥诗求事，不可执事以言诗，当迂回以求其用心之所在，然后得其意旨之所存。诗非赋二子死事也，乃讽二子以行耳。意以为孝子事亲，尚先揆理，苟有当于理虽违亲命，亦于天理人情无伤？若沾沾固守小节，不达权变，非徒有害于身，亦且陷亲不义，其于理又何当哉？”(29)不论《二子乘舟》的诗旨如何，认为此诗与卫宣公十八年二子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的观点，是能够成立的。我们可以将《毛序》建立起来的以“美刺”为核心的价值评判体系，视作使《诗经》成为文化经典的重要一环。用怨而不怒的“美刺”，用舒缓忧伤的文学笔法写一个凄美的故事，对当权者亦刺亦谏，是《国风》的一种基本手法，《二子乘舟》正是这方面的杰作。一方面，即便这首诗没有经过汉儒的政治性伦理性解读，它传达出当时卫国人的心理情绪也是真实而感人的。如明戴君恩所言：“明知遇害，但云‘不瑕’，悲伤之情更觉凄绝。”“不曰形，而曰影，已有顾影堪怜之意；不曰行，而曰逝，一去不返，影亦不复亲矣。真令人不堪卒读也！”(30)它渲染出苍凉、渺茫而无奈甚至绝望的情绪，与当时卫国人对二子的哀伤怀念、对国事衰微的无可奈何契合在一起，平添一种凄美的哀伤的神秘，赋予这首诗以无穷的魅力。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仅仅认其为‘文学’而否认其经学的研究意义，那么《诗经》的文化意义便会丧失殆尽。”“从文学转向经学，并非是《诗经》的‘厄运’，而是《诗经》的大幸。”(31)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注释：
①(27)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2010年版，上册第120页，第86、99、110、112、117、124、126、131页。
②(13)姚际恒：《诗经通论》卷三，《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2册第55页，第55页。
③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古史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册第309、310页。
④(24)傅斯年：《诗经讲义稿》，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版，第61—62页，第61页。
⑤陈奂：《诗毛氏传疏·诗三》，《续修四库全书》本，第70册第60页。
⑥(28)刘毓庆等著《诗义稽考》，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2册第603页，第587页。
⑦(19)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续修四库全书》本，第77册第457页，第457页。
⑧《左传·桓公十六年》：“卫宣公烝于夷姜，生伋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是为宣姜。生寿与朔，属寿于左公子。夷姜缢，而宣姜与公子朔搆伋子，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寿子告之，使行不可，曰：‘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有无父之国则可也。’及行，饮以酒。寿子载其旌以先，盗杀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请杀我乎。’又杀之。”(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45页。)
⑨《史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593页。
⑩(23)朱熹：《诗集传》，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5—36页，第21页。
(11)转引自刘毓庆等著《诗义稽考》，第2册第602页。
(12)“不瑕有害”条：此诗是害其身过为疑，辞者不忍斥言其死也。此明知其身已被祸而不敢言，非直为君讳也。(沈镐：《毛诗传笺异义解》卷二，《续修四库全书》本，第73册第323页。)
(14)崔述：《读风偶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本，第64册第265页。
(15)胡承珙：《毛诗后笺》卷三，《续修四库全书》本，第67册第116页。
(16)《国风·鄘风·干旄》：“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丝纰之，良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丝组之，良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丝祝之，良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上册第145页。)
(17)(20)黄节：《诗旨纂辞》，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41—142页，第173页。
(18)魏源：《诗古微·卫风答问》，《续修四库全书》本，第77册第167页。
(21)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四，《续修四库全书》本，第68册第407页。
(22)冯浩菲：《历代诗经论说评述》，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66页。
(25)戴震：《毛郑诗考证》，《续修四库全书》本，第63册第553页。
(26)马银琴：《两周诗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38页。
(29)方玉润：《诗经原始》卷三，《续修四库全书》本，第73册第68页。
(30)戴君恩：《读风臆补》，《续修四库全书》本，第58册第182页。
(31)刘毓庆、郭万金：《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