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实践观：21世纪中哲、西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汇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交汇点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在对21世纪中国哲学走向的展望中，我们无可回避地面临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什么将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展开“对话”、交流和互动的交汇点呢？
笔者认为，尽管答案的选择可能是多元的，但是，交往实践观必将是其中极其重要、甚或是主要的答案。究其根据，无非有二：其一，交往实践观既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色，又是现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趋向，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视界，因此它是三大思潮内在贯通点、融汇点。其二，交往实践观是21世纪全球主题的辐辏点、时代精神的凝聚点。因此，交往实践观必将成为21世纪中国哲学三大思潮对话的主题，融合视界的交汇点，进而成为中国哲学的基本走向。
一、交往实践观：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色与走向
21世纪中国传统哲学之所以要走向交往实践观研究，是由它的本性、本色或底蕴使然。要追问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色、底蕴，莫过于重审先秦哲学、“返本而开新”。先秦诸子思想，蔚为大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在当代中国学者视野中，先秦诸子哲学思想，无论是儒、道、墨，还是法、兵家等，均被冠之以“人文化”、“人伦化”并具有“实践精神”、“实践理性”的文化。其实，在笔者看来，所谓“人文化”、“人伦化”，是指这一类哲学文化指向日常生活世界，指向人世的社会关系，即指向“主体际（Intersubjective）”。即是说， 先秦哲学具有高度的“主体—主体”交往关系指向性，这甚至成为中国哲学的主要向度。虽然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在探索自然界，究天人之际方面曾取得过举世瞩目的成就，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列出的近百种“世界第一”，但这些成就只是为了铺垫、衬托“主体际”人伦交往关系的一种“末学”工具而已，它们从未取得过象西方近代科学那样即成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人文理性”、人伦大端，即主体际意识。谓之“实践理性”，是指其哲学思想的重心不在“超世”，而在于“在世”，即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如孔子所言：“天何言哉！”（注：均见《十三经注疏》下，第2526页。）“六合之外，存而勿论”，重心始终放在人伦向度，做“笃行勿失”的功夫。这种主体际化的又是实践理性化的哲学取向，正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色——传统交往实践观。为此，我们不防对先秦诸子哲学稍作分析，以便看得清楚些。
孔孟儒学，作为中国哲学的主脉和正统，其实是以伦理包装的传统交往实践观。它运思博大，至少有以下三方面内容：其一，关于传统交往实践本性、内涵及其取向性的学说；其二，关于交往主体、活动方式、外在形式、总体结构的学说；其三，关于交往实践的意义论、辩证论和求知论，等等。如果对之作系统研究，非本文所能及，在此仅撮其大要而言之。
仁——孔孟儒学的核心范畴，亦是传统交往实践观的本性之所在。仁者释义，在“爱人”，从人从二，主体际或多极主体之义，交往实践行为之功。《论语》中曾记载着孔子针对不同资质的学生问仁给予了不同的释义。如“仁者爱人”（注：均见《十三经注疏》下，第2504页。）、“孝悌”（注：均见《十三经注疏》下，第2457页。）、“克己复礼”（注：均见《十三经注疏》下，第2502页。）、“忠恕之道。（注：均见《十三经注疏》下，第2471页。）、“由己及人”（注：均见《十三经注疏》下，第2502页。）等等。尔后，孟子曰：仁为“恻隐之心”（注：均见《十三经注疏》下，第2749页。）、“仁，人心也”（注：均见《十三经注疏》下，第2752页。），都将仁界定于“主体际”之道。汉董仲舒说：“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注：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也将仁定为“人我关系”。当然，仁之“泛爱众”是从属于“亲亲”原则的，而不是社会化的主体际范畴，正是在这一点上，儒、墨的主体际观有根本的差异。孔孟仁学奠基于血缘宗法关系之中，因而仁即“伦”。仁、伦合一。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注：《十三经注疏》上，2771页。）“亲亲”是仁、伦之源，也是主体际的基本界域。
义——交往实践观的内在规范向度。义之繁体字为“羲”，从羊首（意指公正、正义），从我身。我，古为兵器，衍伸义为执利戈的兵士，在维护交往的公正规则，从事执法。孟子曰：“仁内义外”、“内圣外王”。庞朴先生在《儒家辩证法研究》中也认为，义与仁是对立统一的。“仁者”能“爱人”也能“恶人”，而要“恶人”就需用“义”。义，宜也，古有杀人以匡扶公正（仁的交往规范）之意。（注：庞朴：《儒家辩证法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页。）它实际上是仁之交往取向的内在规范化。
礼——交往实践外在规范、礼仪，是仁义的外化。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注：均见《十三经注疏》下，第2466页。）即是此意。礼虽不同于政，但却是为政之本底，它遵行“尊尊原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有礼数，不能错位。“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注：均见《十三经注疏》下，第2502页。）交往行为中的一视一听、一言一行均要符合规范，切莫失礼。政，不过是由礼向政治的外扩，是出于仁而入于礼治的。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注：均见《十三经注疏》下，第2723页。）礼是“周公之典”，可成为交往实践的行为准则。乐、法，均是如此。
智——知仁、释仁和求仁的智慧。实际上是理解交往实践之多极主体性及其交往意义的过程，可说是为达致以仁为中心的交往实践规范而实行的“理解论”。哈贝马斯认为，意义理解是达致交往合理性的核心，同理，“知人者智，知己者明”，对交往各方主体的透彻理解及其对仁的体认是达致仁化交往结构的核心条件。没有对交往主体的了解，没有对交往规范——仁的体悟、学习，不理解他者和交往规范，就不可能达致仁化交往的共同体。这一“认识论”绝不是去学“稼穑”之道，即引导参与交往者去如何面对客体，而就是体悟、学习、理解他者，学会与他者交往，在交往中体悟仁、学习义，掌握交往的规范。
信——信守交往规则。“朋友有信”，这是在君子之间的交往承诺。
交往实践的多极主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均存在着差异性，因此交往共同体内的关系也彼此相异：君臣有义、父子有孝亲、夫妇有顺、朋友有信、兄弟有悌。对于其他主体则实用一般性交往规则：“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注：均见《十三经注疏》下，第2479页。）各种具体的交往实践双向建构：一方面建构具体的交往主体和共同体，另一方面同时就建构具体的交往关系结构，从而形成以仁为核心的交往实践观体系。这构成了孔孟儒学的交往实践辩证法。
可见孔孟儒学的本色是传统交往实践观，与当代交往实践观有基质向度上的一致，它内在规定了其未来发展之趋向当代交往实践观。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才有可能实现当代新儒学倡言的“返本开新”。当然，由于二者产生的社会基础、总体性质上的差异（前者是血缘共生结构的产物，是“亲亲”交往结构；后者是高度社会化、全球化的产物，是社会化、全球化交往结构），因此从传统交往实践观向当代交往实践观转型，必然要经历一个现代化的变革过程。
道家学说的核心——道，在老子那里具有在先的本体论地位。但道这一范型，即生成万物的方式，仍是从日常生活交往实践、特别是生殖性交往实践中化解出来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注：老子《道德经·四十二章》。）阴阳是古老的血缘交往共同体的核心观念。阴阳若指男女生殖器官的符号，那么，它们必定是血缘交往共同体祖先崇拜和生殖崇拜的理念。正如《周易》中所云：“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注：《十三经注疏》上，86页。）“——”（阳）和“——”（阴）首先是“近取诸身”的结果，然后根据“万物有灵”观念，外扩为“万物之情”的。这当然是一种神明之德，因为原始宗教从来都是支配原始共同体行为的规范，也被视作支配天下万物的规范。“道一”即此规范。而规范不过是异质主体际：阴阳的构成。实际上，可视为以生殖性交往行为为中心性的整体世界观，认为万物莫不由两仪——阴阳化生。这是一种生殖性交往实践自然律的外衍图景：八卦生六十四卦，是以生殖性交往实践为主范式外扩推演到“万物之情”的辩证逻辑展开过程，或就是一个“生殖性交往实践的宇宙系统论”。其中心环节，是植根于先民血缘交往共同体的神圣交往实践——生殖性交往。至于生万物的“三”数，便是由阴阳交合的“合子”，它成为万物的种子。不同卦象可能是不同阴阳（交往主体）交合的形态，即生殖万物的具体交往结构，它分类分型地产生各不相同的事物，这是由约而繁的外衍图景。当然，老子论证的重心在于用“道”观说明社会人生的处世方式。关于道的一番宏论原本是作为社会交往实践的理论铺陈。“小国寡民”说、“弱能克刚”说，都是部族社会心态的反映。至于“大道废，有仁义”说，“大道”当指部族社会“天下为公”的交往规则，而仁义是“天下为私”的交往共同体中的交往规则。而道原本是血缘交往共同体的“公道”——交往规范。
与儒道的血缘交往观不同，墨家的基本主张是“兼相爱”、“交相利”，“尚同”和“尚贤”。这是以私有化小农和小工商户为交往主体的交往实践观，是在肯定社会分工基础上的对社会交往实践结构规范的分析，它比儒道观更接近于现代交往实践观。其特点在于：其一，其交往主体不再是血缘交往共同体的成员，而是在社会分工条件下出现的社会主体：私有化小农、工商户。其二，其交往实践也不再是血缘伦理、自然生殖交往，而是私有者之间的平等交换、互利互惠。“兼相爱”，主张“爱无差等”之仁，这被儒学攻击为“无父无君之论”，其实正是从事平等交换的前提。其三，“兼相爱”、“交相利”、“尚贤”、“尚同”，这都是商业文明的基本主张。自由、平等（尚同）、博爱（兼爱），推崇杰出人才（尚贤），相互承认他者的利益主体资质，这都是与早期商品经济相联结的进步的交往实践观。
法家的基本主张虽与儒家相悖，但仍然是一种交往实践观。儒家以“亲亲”原则为蓝本，主张“家”、“国”一体，反对区分上述两类交往共同体、两类规范（国法与家法、政治与家规），以“内圣”开出“外王”，以礼治国。反之，法家则主张区分“国”与“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国法与家法，并以“严刑峻法”治天下。其“变法”即变革传统的原始共同体之规范、礼制之规，实行社会原则。这乃是交往实践规范结构的历史变革。当然，法家过分倚重刑名法规治国，较少启用生活伦理手段，不能不走上另一个极端。
兵家在敌我战争对奕的交往实践的范型、谋略和布阵结构演化上自创了一系列新理论。战争的基本构架，是由“敌（主体）——战争（交往实践）——我（主体）”三体构成。由此观之，兵家致思取向，仍然是主体际的交往实践观。
可见，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色在于交往实践观。重“主体际”关系、轻“主体——客体”关系，是其基本的特征。因此，这种“主体际向度”的哲学才被称之为“人文化”哲学。
二、交往实践观：现当代西方哲学转向的旨归
交往是全球性现象，跨世纪的问题。作为解答，现当代西方哲学主题曾历经两度世纪性转折，其转向的旨归在于交往实践观。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中叶，全球的哲学主题或主导话语发生了“实践的转向”，即从近代以来的以存在论（ontology）和认识论为主题的哲学阶段向以实践为主导话语的阶段转变，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也无论是英美哲学还是大陆哲学，都在这一转向的主宰之下演化为这种或那种形态的实践哲学。所谓实践哲学，实际上就是将实践作为建构哲学体系的起始点、一以贯之的基础和总体性指导原则，所建立的哲学形态。自康德开始的德国古典哲学，连同赫斯等人的“行动哲学”是这一转向的起点。马克思早在创立自己新世界观大厦时就自称“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将“感性人的活动”即实践作为新哲学建构的基础和本质特征，借以与诉诸“感性直观”的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以及诉诸“精神劳作”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相区别。实证主义继承康德哲学传统，一直以“拒斥形而上学”、以实践作为实证原则来建构哲学。此后，理性批判主义者波普、历史主义者劳丹、夏皮尔等人均沿此思绪发展哲学。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的实证的概率支持，还是波普的“证伪”或判决性实验，或是库恩的“规范突变”——都是科学的实践哲学，而不是自然本体论或认识论。拉卡托斯强调科学理论的划界在于两种理论（科学纲领方法论）的竞争，但最终标准是实践及其经验的“超量证认”和支持。这表明了科学哲学的实践哲学本性。
分析哲学主流之一的语言哲学，本质上是语言实践论。这一本质如果说在弗雷格、罗素和前期维特根斯坦那里还不太鲜明，还在认识论范围内徘徊的话，那么，经后期维特根斯坦所倡导的“语言游戏论”或塞尔、奥斯汀的“语言行为论”，就将语言即实践和行为的哲学主题点透说明了。不仅如此，甚至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也转向实践哲学。如果说，早期的结构主义者如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还企图在语言自身及其野蛮人心灵和神话、亲属关系和称谓体系中发现“无意识结构”本体的话，那么到皮亚杰、戈德曼等人的“建构主义”那里，就将实践、活动及其导致的“主—客”双向分化作为建构之源，从而摆脱了先在的预成论观念。
人本主义的实践论转向更为明显。实用主义哲学公开将“实践”及其“效用”作为哲学建构的主导原则，借此来作为反叛传统本体论的标准。继此之后，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将人的本质归结为“实践”。在他看来，“存在先于本质”，而“人本”不再像黑格尔等人所指称的由先在抽象的某种本体决定的，而就是在行动、实践中“后天地”形成的。个体实践怎样活动、实践，人的本质就怎样。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认为，人的实践，是人本的直接证明，因而也就是人化与异化的总根源。
以上笔者作粗略的勾勒，旨在描绘现代哲学在总体上出现的“实践论的转向”，将哲学推进到实践哲学这一历史的新台阶。
然而，从本世纪中叶开始，到世纪之交，哲学主题开始了第二轮转变，即在实践论基础上，从传统的“主—客”两分式实践观向“主—客—主”交往实践观转变。交往与主体际，日益成为新的哲学主题。
从历史学派到后历史学派，科学哲学日益走向主体际研究，趋于交往语境。如果说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之间的“竞争”还以“超量证认”的事实为中介展开交往式结构，那么，费耶阿本德干脆宣布“反对方法”，主张多元主体性的平等，“什么都行”。劳丹、夏皮尔等人也只是在“进步问题”和“信息域”等问题上作了新探索，但从根本上仍未脱离这一主调。而建构实在论则直接弘扬多元文化交往理论。（注：参见：弗里茨·瓦尔纳：《建构实在论》，江西高校出版社，第94—96页。）
语言哲学的“交往实践转向”更加鲜明、突出。《逻辑哲学论》时期的维特根斯坦还囿于“主—客”两极论语言模式，认为“语言是世界的图象”，“命题”针对着“原子事实”：而罗素则主要探索“指称”问题，将“摹状词”理论作为他展开“主—客”两极思维的核心问题加以考察。显而易见，这时的语言哲学旨归仍然在“主体（语言主体）——客体（客体世界）”两极框架之内。但是，语言的本性在于交流、交往，在于指向主体际性。后期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抛弃了仅从逻辑句法中探求语言意义的思维意绪，转向日常生活形式中的“语言游戏”论。日常语言学派的塞尔、奥斯汀等人将语义探寻回归日常生活与行为的同时就诉诸交往，考察在日常生活交往的“语境”中确定的语义和语用。语言即交往，这是其基本命题。
人本主义大师们在探索实践论之时就关注交往问题。如果说，在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中对“主体际交往”还持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态，那么到海德格尔研究与“他人”之“共在”结构时，就成为他澄明“此在”情境的一个主要环节；而萨特则将“他人的目光”作为一种“主体际”境遇详加分析。当代解释学，比较哲学，后现代哲学，等等，均将目光投向交往、投向主体际。伽达默尔在阐释“本体论解释学”时，实际上在展示解读者主体与作者主体在“本文（Text）”的中介关系下意义、视界交往及其“融合”的结构，这是一个具有“效果史”的“主—客—主”三体结构。而文化的比较哲学则是以多元异质文化为主体展开对话、交往的理论分析和价值关怀，因此本质上也是交往实践观。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德、罗蒂等人在反对单一中心性、等级秩序、基础主义哲学观的同时，就将后现代哲学视为具有多极主体性（多元的）之间无底板的对话结构。因为多极主体性，故反对单一中心性（主体）；因是无底板，故主体际间交往是平等的和无真理性的；因无真理、基础，故对话是一种“游戏”——只有建构的主体际交往规则即游戏规则，而无真正的不变的交往规律。每一交往共同体中的游戏规则都是独特的、不可通约、没有普适性的。规则的相对性和开放性，使交往的共同体处于不断随机飘游之中。直至“主体死了”，交往及其本文就是一切，“本文之外无他物”，解读者与作者的意义交往被“延搁出场”，只有“能指链”的无限扩展。
哈贝马斯在普遍语用学的基础上努力构建一个“交往行动的哲学”，以此来批判异化的社会，促成“交往合理性”社会的完成。由此可见，交往实践，成为20世纪末期西方哲学演化的主要趋势。
三、交往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视界
交往实践观和主体际向度不仅是西方哲学转向的旨归，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视界。究其原因，这都是由于全球化进程加速的结果。
一个半世纪前，当资本主义用商品和武力将世界凝聚成一个整体、使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之时，马克思、恩格斯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一历史进程。阐明了交往在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在他们新哲学世界观的奠基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从世界普遍交往的角度系统论述了“交往实践”及由此产生的“精神交往”和语言交往在人类历史上的巨大作用，认为由“自主活动”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新旧更迭，创造新的交往形式是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的理想形式。
马克思认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异化的交往实践体系。这一体系包括着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无论是交换价值的生产、分配，还是流通和实现，均是主体际的交往实践行为。商品的二重性表明，使用价值作为“物的有用性”是“为他的”存在，而价值本身就是主体际关系（劳动关系）在商品中的凝结。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和“全面的媒介”，本身就是商品交往（交换）体系的必要形式和集中表现。资本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处在“资本——劳动”两极主体的对立关系之中。劳动过程表面上看来仅仅是工人们作为主体有目的地使用劳动资料改造劳动对象的“主体——客体”两极化过程，但在实际上，它必然呈现“劳动者（主体）——生产劳动——资本家（主体）”的交往实践结构。劳动者在创造客观物质产品的同时就生产着或再生产这种交往关系，劳动者（无产阶级）越是作为劳动主体，越是更多、更广泛、更高效地作用于物质客体，就越是贫穷，就越是为另一极主体——资本家增殖财富，从而使这一异化的交往实践关系日益畸形化，导致这一交往实践活动的停滞，于是客观的、消灭异化和改变交往关系的革命便到来了。
马克思还认为，从世界普遍交往体系的角度来看，东方社会由于其特殊的主体条件，在其早发的革命中有可能作为“信号”而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相互作用，从而跨越“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
由此可见，交往实践观始终是马克思洞察历史，把握人类发展总体的基本视界。
四、交往实践观：当代全球的新视野
世纪之交，当代中国哲学面临“交往实践的转向”，这不仅因为交往实践观是中、西与马克思哲学对话的内在贯通点，更主要的，它是当代全球关注的主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
首先，交往实践是全球化的内在运作机制，也因此而成为人类发展的共有视界。二战以后，随着全球高科技的发展，卫星和光纤通讯、超音速飞机和电脑交互网正在将地球变成一个村落，国际间日新月异的交往方式加速着全球化的进程。席卷全球的各种交往：区域、民族和国际间的对话，科技、经贸合作与竞争，文化交流，既使世界高度一体化，又使之多元化，这已成为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普遍方式。这表明：任何民族、区域、国家甚至个人的发展均不能孤立地闭关操作，作“孤立鲁滨逊对无声自然客体”的“主—客”式幻想，而必须要“开放”，与世界“联网”和合作。因此，人类发展已进入了一个高密度、全球化的交往实践时代。作为时代精神的主题，交往实践观上升为哲学主题势在必然。
其次，后工业文明的崛起，亦使交往实践与主体际问题被推到历史的前台。如果说，传统农耕文明是自然客体（自然之天）对人的统治，即客体大力统摄主体的关系，那么，工业文明则是主体翻转过来对自然客体加以拷问、改造、统治和驾驭的时代，建立的是以“人类中心论”为轴心的“主体—客体”关系。这时，哲学的重心必然从考察自然本体论（原先统治人的必然大力）转向人本身，转向作为主体的人如何改造自然客体的实践，建立“实践哲学”。而实践，此时也必然被相应地界定为“人有目的地改造客观对象的物质活动”，是“主体——客体”两极关系结构。在当代，后工业文明的崛起，人类绝对中心主义观念受到严重挑战，西方中心论的现代化模式在全球遭致失败，世界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霸权、强权和新殖民主义已遭世人唾弃，任何民族国家的主体在多元文明交往中切切实实地遇到另一个具有自我意识、自我实践定位功能的主体，因而迫使人们在全球发展中平等交往；在交往中必须确立“多极主体”的观念。在可持续发展中，人们不仅将“他人”、后代当作另一个有平等发展权的主体来看待，而且要求将自然界也作为“另一个主体”去体认其“生存的独特权利”。这表明了：在当代世界，交往实践与主体际成为全球的主题，亦成为当代人类共有的思维方式的辐辏点。
最后，交往实践观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之一。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当代中国的发展哲学。全球发展哲学经历了“发展客体论”（以“经济发展”为发展的本质的发展观）、“发展主体论”（以“人的现代化”为中心的发展观）、“主客体统一论”（以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为基准的发展观）、“世界体系论”（以“中心—边缘”为框架），进而转向以多极主体和交往实践结构为主要构架的可持续发展观。邓小平理论强调了中国在发展起点（“国情论”）、动力（“改革”、“开放”论）、目标模式、道路和阶段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的“中国特色”，这充分展现了全球化多极主体的交往发展论。进而言之，就其基本内容：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开放”这两个基本环节而论，其本质正是交往实践观。对此，笔者曾有专论，故不重复。
总之，交往实践观必将成为21世纪中国哲学的主题，这是时代的选择。
五、21世纪交往实践观：在对话中重建
交往实践观作为中、西与马克思哲学内在贯通点，又受全球化发展大潮的推动，应当成为哲学主题。但这并不等于说，它不经对话能被自发地确立为主题。事实上，三派哲学对话恰恰是一种批判性的精神交往：它成为重构21世纪中国哲学基本视界的内在机制。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一直是在通过与其他哲学对话中实现的。同样，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而且也只有通过对话，才能批判地汲取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西方哲学有关“交往实践观”和“主体际”理论的积极成果，也才能更准确地把握时代精神，在面向未来的新时代水平上重建“交往实践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对话，实质上是前者对后者的历史精华和根本缺陷的真正体认和超越。就交往实践观而言，中国传统哲学的交往实践观具有以下特点：其一，自然性与合性。中国传统的交往实践观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的，它强调交往的血缘性、宗法性与和合性。儒家强调“亲亲原则”，以血缘交往的自然原则去外扩社会交往，建立一个血缘宗法式的交往本体论；道家主张“道法自然”，以生殖性交往行为作为统摄万物、体悟人生的思维范式。墨家虽然以个体为本位，但所主张的“兼相爱”、“交相利”原则适用于社会分工尚不充分、社会交往尚未完善的小私有者交往共同体。正是在自然化交往系统中，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和合共生”性。其二，人文的“主体际向度”。中国传统交往实践观着重体悟“主体际”关系的和谐，而较少地论及“主体对自然客体的改造”，从而相对缺乏“工具理性”而相对充盈“人文理性”。进而，它重人伦—价值向度，即交往实践的意义—价值结构，而轻视理性向度，即交往实践的实体结构。其三，由于“尊尊”等宗法等级关系束缚，缺乏真正的平等的“多极主体”观，因此也缺乏真正的社会化交往机制。其四，建构以祖宗崇拜和“家族本位”为中心的交往规范观。由血缘宗法纽带维系和化生，中国传统交往实践观强调祖宗崇拜，宗法正统和家族本位的中心性，求此规范稳定、有序和和睦，而反对规范革命，即在交往实践的辩证结构中相对强调其规范性侧度，而相对忽视和反对否定性侧度。道家强调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返朴归真”的自然交往是其旨归。超越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在扬弃其自然—血缘性的同时，积极汲取其“和合性”特征；在肯定其人伦向度的价值时大力弘扬科学技术，将“主—客”与“主—主”结合起来，构成了“主—客—主”交往实践观；破除“尊尊”宗法关系束缚，建立在真正社会化主体平等交往的基础上的实体结构、意义结构和辩证结构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对于当代西方后现代交往观的积极扬弃也必然在对话中实现。当代西方后现代交往观是对现代“主体—客体”实践观的超越。但这一超越及向交往实践观的转向，亦具有一系列的根本缺陷：其一，主观性。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的概念》、《交往与社会进化》等书中将“交往行动”界定为一种“为达致相互理解而产生的主体际行为”，本质上是“主观际”关系。因此，其交往实践观实际上是“交往实践的唯心主义”。其二，无底板、无真理性的相对主义交往观。反对基础主义和底板，主张多元主体间无底板的对话，没有真理，这是罗蒂在《后哲学文化》中主张的基本观念，它必导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其三，反对统一的、宏大的叙事规则，而主张多元的交往共同体的交往规则，主张交往即“游戏”。福柯等人反对的权力叙事，反对“宏大叙事”，德里达主张“分延”或“延异”，均为此意。其四，主张交往境遇的随机性、无定型性，反对意义的固着、规范的守恒。总之，多元、相对、多变、反规范，这就是当代西方交往实践观的基本特征。
在批判地汲取西方交往实践观对“主—客”实践观超越精神和建设性向度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话中着重强调以下几方面：其一，坚持交往实践的客观性，以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反对交往实践的唯心主义；其二，坚持交往实践具有中介客体这一底板，以“主—客—主”结构超越和扬弃单纯的“主体际”观；其三，坚持交往实践的客观规范性，但同时强调规范侧度与否定侧度的辩证统一，而这正是历史辩证法，总之，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将是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主要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