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与《资本论》第一卷——兼评西方学者的文本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资本论论文,第一卷论文,学者论文,文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资本论》是马克思留下的主要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巨著。长期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学研究者对《资本论》进行了大量研究，我国翻译了其中一些著作，学术界也对一些西方学术成果进行了研究和评价。①本文则从文本层面上介绍西方学者关于恩格斯与《资本论》第一卷之间关系的主要观点，并根据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轨迹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学研究者在文本层面上对恩格斯与《资本论》第一卷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马克思生前，恩格斯的理论研究对《资本论》第一卷文本的形成的影响上；二是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一卷后来的版本的编辑上。本文前两部分介绍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后一部分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的出版，简要地分析如何认识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一卷后来的版本的编辑。
1842年11月底，恩格斯和马克思两人在科伦的《莱茵报》编辑部第一次见面了，从此开始了两个思想家长达40余年的交往和学术联系。在恩格斯去世后不久，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学术关系就进入到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学者的视域。卢卡奇和科尔什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对恩格斯的著作进行了一些批判，但是他们并没有从总体上否认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统一性。②1961年，英国学者乔治·利希海姆(George Lichtheim)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一个历史与批判的研究》，成为第一个系统阐述马克思的思想与恩格斯的思想存在对立的著作。后来，西方学术界就出现了以马科斯米里安·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特雷尔·卡弗(Terrell Carver)、J·D·亨利(J.D.Hunley)为代表的“对立论”。近些年，西方又重新出现了以曼福里德·斯蒂格(Manfred B.Sterger)、保罗·凯洛格(Paul Kellogg)、S·H·里格比(S.H.Rigby)为代表的“一致论”。③大多数西方学者都认为恩格斯的经济学研究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文本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一些坚持“对立论”的学者也这样认为。
首先，西方学者考察了恩格斯的“天才大纲”的影响。1844年2月，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959年，马克思在回顾自己的经济学研究历程时，曾把恩格斯的这部著作称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④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贬低这部著作，认为它的“成就显然是很低的”。⑤T·W·哈奇森(T.W.Hutchison)也认为，这部著作“包括许多不成熟的东西”。但是，哈奇森也指出应该科学地认识这部著作的地位：第一，它是由一个23岁的自学者所写，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是从他自己对斯密、李嘉图、萨伊、李斯特及其他人的解读出发的。第二，恩格斯的论文先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并对将马克思的兴趣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具有关键性作用。第三，恩格斯在这里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最有意义并有用的两三个主题(熊彼特也是这样认为的)。⑥西里尔·史密斯(Cyril Smith)认为，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马克思在后来40年里研究的起点”，它“对劳动和地租的阐述包括了马克思后来关于这个主题的萌芽”。⑦
英国学者卡弗和法国学者汤姆·洛克莫尔(Tom Rockmore)坚持“对立论”，但是，他们都认为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和《资本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卡弗一方面认为恩格斯信奉实证论的唯物主义，而马克思没有受到实证论的影响，另一方面指出：“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马克思的影响虽然被普遍承认，但到目前为止却没有被深入考察过。”他认为：“《资本论》中对理论材料的再利用、对经济和政治趋势的相似预测、对共产主义社会特定方面的相同看法以及最令人感兴趣的前提本身的真正核心”，都能从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寻找到踪迹”。⑧洛克莫尔认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分水岭，有着明显的差别，“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⑨。同时，他又指出：“任何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观点起源的概述都需要从恩格斯说起。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3)对马克思产生了强烈而持久的影响。他后来的《资本论》第一卷中四次提到这本著作。”⑩
一些学者甚至据此认为恩格斯的理论地位应该独立于马克思。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认为，恩格斯来到英国比马克思要早，这就是他的一个优势，所以他能够写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实际上恩格斯低估了他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说，他对自己太谦虚。他不是马克思的第二小提琴手，我认为他对马克思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所做的独立于马克思和在马克思前面”(11)。
其次，西方学者考察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一卷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J·D·亨利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活与思想：一种重新解读》中大量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认为“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更重要的著作有巨大贡献”(12)：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探讨了《资本论》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1862年3月2日，马克思致信恩格斯，希望能够听到他关于地租理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理论、剥削等的意见。同年4月8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由于他患痔疮，不能在此时对地租理论进行评论，但是他承认他不清楚绝对地租是否存在。(13)亨利认为，恩格斯可能后来又致信给马克思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这封信明显已经丢失了”(14)。第二，恩格斯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些研究资料。亨利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通信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在1867年1月19日致信恩格斯，要求将曼彻斯特工人罢工或纺织工人的冲突问题“精确地告诉我”，因为“我还可以在书中(《资本论》第一卷——引者)采用它”。(15)同年1月29日，恩格斯回信介绍了关于工人和工厂主的情况。
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他和马克思的通信上，卡普(Kapp)在马克思的女儿艾琳娜·马克思的传记中提到这样一个事实，海伦娜·德穆思(Helene Demuth)告诉艾琳娜，恩格斯出于谦虚在马克思去世之后“焚烧了许多写给他自己的信”(16)。亨利认为，这并不完全是真实的情况，因为它不能解释恩格斯致信马克思和马克思致信恩格斯之间的差距。如果恩格斯想“消灭他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贡献的证据”，他也会烧毁他写给马克思的信，“对消灭的回信的最可能的解释就是这些信在历史事件中正常流失了”。(17)
当然，西方学者也认为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贡献是有限的。亨利认为：“在很多情况下，马克思确实请求恩格斯对他写作《资本论》提供资料上的帮助，但是，没有具体证据表明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巨著以显著方式做出了贡献，至少在第一稿中。”(18)西里尔·史密斯认为：“马克思要求他的朋友提供对待产业工人的例子，关于引入旋转机器的例子，关于在资本主义工厂生产中支付新机器的方式，以及他关于魁奈的《经济表》的意见。但是，恩格斯的回答似乎从来都不涉及本质问题。”(19)
马克思去世前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1867年)、德文第二版(1871-1873年)、法文第一版(1872-1875年)。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是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学术领导者、马克思著作的主要解释者和所有理论争论的最后裁定者”。(20)甚至有的西方学者认为，恩格斯不再是第二小提琴手了，他成为“协奏曲的指挥者”。(21)
恩格斯编辑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1884年)、德文第四版(1890年)、英文版(1887年)。其中，《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是恩格斯“把正文和注解最后确定下来”(22)的，被认为是一个在内容和形式上完善的版本，后来大多数文字的译本都是依据这个版本。但是，一些西方学者却对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一卷的版次与马克思思想是否相符展开了研究，正如洛克莫尔所说：“至于恩格斯对原文的修改与马克思本人的意图到底是否吻合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23)
首先，德文第四版是否充分反映了法文版第一版？西方学者肯定了法文版第一版具有重要的理论地位，K·安德森(K.Anderson)认为：“我们引用法文版中的大量不同例子时，从来不应该忘记法文版并不仅仅是翻译。马克思本人在编辑时不仅仅做出许多更准确的判断，而且他大量扩展了一些部分，特别是关于‘资本积累’的部分以及商品拜物教。”(24)马克思自己也说：“不管这个法文版本有怎样的文字上的缺点，它仍然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25)但是，恩格斯将马克思编辑的法文版仅仅看作是《资本论》第一卷的“大众化”，“马克思留给恩格斯的任务是将法文版的变化融入到新的他在去世时努力工作的德文版中。当恩格斯在1890出版德文第四版时，他说他有顾虑地遵循马克思，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学学者都接受了。但是，恩格斯不仅由于他自己早期的态度和对1867年德文版的偏好而没有完成任务，而且他实际上并没有融入马克思的所有变化。”(26)
法文第一版在内容上详细讲述了商品拜物教和资本积累理论与历史，这与德文第四版存在很大不同。西方学者认为，恰恰是这些内容成为马克思思想和后来理论发展的重要轴心。拉娜·杜娜叶夫斯卡娅(Rara Dunayevskaya)认为法文第一版中的商品拜物教思想反映了马克思思想的演化：“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中将商品形式作为拜物教。甚至在这里强调生产关系所表现的荒谬形式是相互交换。直到巴黎公社失败之后，他的法文版才将强调的重点从表现的荒谬形式转移到表现形式的必要性，因为人们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在生产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和事情之间的社会关系’。”(27)安德森则联系后来的理论发展，突出它们的理论地位，“希法亭、卢森堡、列宁和布哈林讨论1900以后的帝国主义问题时，部分地就是围绕积累，同时，卢卡奇和其他人自20世纪20年代已经使关于拜物教部分成为中心”。(28)
其次，恩格斯负责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是否反映了马克思的真实思想？《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是由艾威林和穆尔翻译的，恩格斯说：“译者只对各自的译文负责，而我对整个工作负全部责任。”(29)B·福克斯(B.Fowkes)是当代《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的译者，他认为英文版中章节的划分不是马克思的思想，而应归为“恩格斯的安排”(30)。艾伦·奥克利(Allen Oakley)也认为“恩格斯选择重新安排”《资本论》的章和节，是因为英文版与德文版存在着差异。(31)但是，克里斯托夫·阿瑟(Christopher J.Arthur)在《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的解读者》一文中认为，这是对恩格斯的误解，“将恩格斯负责的英文版与最初的德文版进行比较，旨在探究他所做的修改是具有缺陷的”。(32)1878年11月15日，马克思在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的信中指出：“关于《资本论》第二版……我希望分章——以及分节——根据法文版处理。”(33)阿瑟认为，“无疑他给恩格斯同样的指示”，“事实是恩格斯做的改动是根据马克思在法文版中所做的改动”，德文版从第二版开始就分7篇25章，“法文版和后来的英文版则有8篇33章”。(34)
阿瑟还比较了《资本论》英文版与之前德文版在标题上的区别。德文版标题是Das Kapital：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的标题是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资本的生产过程》)。恩格斯负责的英文版的标题是Capital：A Critical Analysi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资本论——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分析》)，第一卷的标题是Capitalist Production(《资本主义的生产》)。阿瑟认为，它们“是非常不同的”，德文版的标题“似乎强调资本作为价值形式如何生产自身”，而英文版的标题“更加通俗：存在着一般生产，但是我们具体考察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但是，不能就此认为英文版就不完全符合马克思的思想，因为马克思亲自修订的法文版的标题是Le Capital(《资本论》)，第一卷的标题是Développement de la Production Capitaliste(《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英文版的标题正是前两个版本的交叉部分”。因此，他认为：“如果不仔细考察法文版，就不能评价恩格斯作为《资本论》第一卷的编者所做的工作。”(35)
早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梁赞诺夫曾经计划出版一套学术版的《资本论》第一卷，这个版本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创作或编辑的每一个版本。(36)但是，梁赞诺夫不久就受到批判、撤职和流放，这个计划自然也就搁浅了。
20世纪60年代，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和苏共中央两个马列主义研究院重新开始编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资本论》第一卷学术版又成为MEGA编辑与考证者的重要任务。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之后，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负责出版MEGA。埃米·温德林(Amy E.Wendling)比较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文集》英文版(MECW)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认为MEGA呈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写作的“多种最初语言的初步及补充文本，具有很高的准确性”。“研究马克思著作发展的学者因MEGA扩大了《资本论》的内容而得到了更好的服务，包括英文版的那一卷。MEGA的编辑人员使文本的发展更容易追溯。”(37)近些年，随着《资本论》第一卷学术版的陆续出版，我们认为应该正确认识它的出版和各种版本之间的“差异”。
首先，正确认识MEGA版带来的影响。迈克米·克拉特克(Michael Kraetke)是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MEGA版的编辑成员，他认为：“MEGA深刻地改变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解”，“随着MEGA的进展，随着我们更好地接触他们实际所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版本，我们过去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将会消失。”(38)对于克拉特克的看法，我们认为他过分夸大了MEGA所带来的影响。
《资本论》第一卷学术版的出版使人们更全面地了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的宝贵理论源泉。大村泉(Izumi Omura)是日本东北大学研究生院的经济学教授，也是编辑MEGA版《恩格斯编辑〈资本论〉第二卷的手稿》的“仙台小组”的重要成员，他正确地认为：“MEGA在保护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正如人类的学术史中的共同遗产如歌德、席勒和黑格尔一样。”(39)同时，《资本论》第一卷各种版本的出版确实能够丰富和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正如前文所说，恩格斯对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一卷的重要贡献体现在他们之间的通信中，MEGA版中第三部分书信卷的出版使我们能够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从而，我们不仅能够清楚地看到恩格斯的贡献，而且能够全面掌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剥削等重要的理论问题的看法。
但是，《资本论》第一卷学术版的出版并不能推翻我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不是某些学者在书斋里制造出来的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不断以新的经验、新的知识丰富和发展着的科学体系。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认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40)在一定意义上说，《资本论》第一卷学术版的出版恰恰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
其次，科学认识《资本论》第一卷学术版中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前文已经提到西方学者在探讨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术关系时存在着“一致论”和“对立论”，但是，不论在程度上还是在论证方式上，西方学者关于第一卷学术版中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看法都与“对立论”存在着重要区别。
随着《资本论》第一卷学术版的出版，我们看到恩格斯编辑的版本与马克思原来的版本确实在章节安排和阐述理论的方式上存在着差异。这里涉及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这种差异是不是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或对立)？第二，恩格斯编辑的版本在章节和理论阐述上的变动是不是符合马克思的意图？就前者来说，我们认为二者之间的差异不存在理论上的对立，而是相互补充的整体。针对一些人夸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经济学思想上的差异，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曾经提出这样五个问题：(1)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被说成的差异这么大，他们如何能够写出这么多著作，最有名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共产党宣言》？(2)如果两人的差异这么大，马克思如何允许恩格斯以他的名字写大量文章？(3)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在他们的手稿或他们与其他人的讨论中评论这种巨大差异？(4)为什么马克思不提出对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不满？(5)这些主要的差异(如果它们存在)在四大厚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里怎么找不到呢？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满意的回答，“就无法充分地阐述、解释和判断恩格斯对《资本论》的编辑工作”。(41)就后者来说，我们认为马克思晚年想对第一卷进行一些变动，但是由于身体原因并没有实现。恩格斯在德文第三版的序言中道出了马克思的打算：“马克思原想把第一卷原文大部分改写一下，把某些论点表达得更明确一些，把新的论点增添进去，把直到最近时期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补充进去。由于他的病情和急于完成第二卷的定稿，他放弃了这一想法。”(42)因此，恩格斯所做的变动也符合马克思的意图。
最后，正确认识《资本论》第一卷学术版与恩格斯一生的经济研究之间的联系。一些西方学者之所以坚持认为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一卷版本(以及恩格斯编辑的第二、三卷)背离了马克思的思想，就是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进行了“分工”，恩格斯长期不进行经济学研究。熊彼特认为，恩格斯“虽然在哲学和社会学方面他还算赶得上马克思，在技术经济学方面他却特别欠缺”(43)。M·C·霍华德(M.C.Howard)和J·E·金(J.E.King)认为：“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恩格斯已经同意了与马克思的非正式的学术分工，他集中于政治、军事和科学事务，而马克思则集中于经济理论。到1883年之前，恩格斯已经很少接触这个主题了。”由于恩格斯“缺乏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能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代里“进展缓慢”。(44)
我们认为“分工说”不仅在逻辑上存在缺陷，而且与历史事实不符。如果恩格斯长期不进行经济学研究，不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面临的矛盾，那么在短短12年(1883-1895年)里完成《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四版和第二、三卷的编辑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恩格斯是一名出色的经济学家。他一生中没有中断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和批判，写了大量重要的经济学文章和著作，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反杜林论》等。同时，他为马克思研究和写作《资本论》提供了大量材料，并共同探讨了重要的经济范畴和理论问题，因此马克思甚至要求恩格斯以《资本论》合著者的身份出现。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夕(1866年7月9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你可以了解，如果你能在我的主要著作……中直接以合著者的身份出现，而不只是被引证者，这会使我多么高兴！”(45)
注释：
①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翻译的著作，主要参见《〈资本论〉研究译丛》(周亮勋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比]欧内斯特·孟德尔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关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西方学术成果的研究和评价，主要参见《评介国外部分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陈征等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评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胡代光等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我们注意到，这些翻译过来的著作和我国学者对西方学术成果的研究，都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层面上，几乎没有涉及《资本论》文本研究。
②参见John Rees，"Engels' Marxism",International Socialism Journal,Issue 65,Winter 1994.
③我国学术界关于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术关系的研究，主要参见吕增奎：《近年来国外恩格斯研究概况》，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6期；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9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3卷第9页。
⑤[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页。
⑥T.W.Hutchison,"Review:Friedrich Engels and Marxist Economic Theory",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86， No.2,Part 1 (Apr.,1978).
⑦Cyril Smith,"Friedrich Engels and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Capital & Class,No.62 (Summer 1997).
⑧[英]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
⑨[法]汤姆·洛克莫尔(又译汤姆·洛克曼)：《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⑩同上书，第91页。
(11)Tony Cliff,"International Struggle and the Marxist Tradition",Selected Works,Vol.1,Bookmarks,London 2001,p.117.
(12)J.D.Hunley,The Life and Thought of Friedrich Engels:A Reinterpreta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p.129.
(13)根据亨利的描述，1862年3月2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长达4个印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0卷收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2年的通信中，并没有这两封信。关于这两封信的内容，可参见Marx and Engels Werke (MEW),Berlin:Dietz,Verlag,30：253—268。关于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参见Robert Paul Wolf,Understanding Marx:A Reconstruction and Critique of Capital,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14)J.D.Hunley,The Life and Thought of Friedrich Engels,p.134.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1卷第276页。
(16)Yvonne Kapp,Eleanor Marx,2 vols,New York:Pantheon,1972-1976,p.278.
(17)J.D.Hunley,The Life and Thought of Friedrich Engels,p.179.
(18)Ibid.,p.136.
(19)Cyril Smith,"Friedrich Engels and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Capital & Class No.62 (Summer 1997).
(20)M.C.Howard and J.E.King,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Volume I,1883-1929,Pre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p.6.
(21)W.O.Henderson,The Life of Friedrich Engels,London:Cass,1976,Vol.Ⅱ,p.657.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38页。
(23)[法]汤姆·洛克莫尔：《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页。
(24)K.Anderson,"The 'Unknown' Marx's Capital,Volume I:The French Edition of 1872-75,100 years Later",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15,No.4,Winter 1983.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29页。
(26)K.Anderson,"The 'Unknown' Marx's Capital,Volume I:The French Edition of 1872—75,100 years Later",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15,No.4,Winter 1983.
(27)Rara Dunayevskaya,Marxism and Freedom,Humanities Press,1982,p.100.
(28)K.Anderson,"The' Unknown' Marx's Capital,Volume I:The French Edition of 1872-75,100 years Later",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15,No.4,Winter 1983.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34页。
(30)Marx,Capital: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Volume I,trans.B.Fowkes,Harmondsworth,Penguin,1976,p.110.
(31)Allen Oakley,The Making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3,p.98.
(32)Christopher J.Arthur,"Engels as Interpreter of Marx's Economics",in Engels Today:A Ccntenary Appreciation,Macmillan Press LTD,1996,p.176.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4卷第332页。
(34)Christopher J.Arthur,"Engels as Interpreter of Marx's Economics",in Engels Today:A Ccntenary Appreciation,Macmillan Press LTD,1996 p.176.
(35)Ibid.,p.177.
(36)K.Anderson,"The 'Unknown' Marx's Capital,Volume I:The French Edition of 1872-75,100 years Later",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15,No.4,Winter 1983.
(37)Amy E.Wendling,"Comparing Two Editions of 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Socialism and Democracy,New York:Mar.2005,Vol.19,Iss.1.
(38)(39)转引自Tai Kawabata,"Japanese Scholars Contribute to MEGA",Knight Ridder Tribune Business News,Washington:May 29,2006.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卷第148页。
(41)转引自Susanne-Maria Soderberg,"Engels' Edited Version versus Marx's Manuscripts of Volume Ⅲ of 'Capital'",Capital & Class,London:Autumn 1997,Iss.63.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30页。
(43)[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第13页。
(44)M.C.Howard and J.E.King,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Volume I,1883-1929,Pre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p.6.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1卷第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