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论坛·
构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的思考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科研究为视角
李 俊 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本质和特点在于能够立足实践、回应现实，在“改变中国”进程中对中国问题作出中国式的回答。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科定位和研究方向进行阐释，以及对其研究领域的现状和发展动向进行梳理，能够获得构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的思考路径和研究空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日益成为中国哲学界关注的主题。为了回应世界性的现代化思潮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科的理论研究，在理论创新和方法论创新的双重维度上探索构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的思路。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科体系；哲学学科；“改变中国”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实质上就是提升中华民族的思想力和判断力。近现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复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塑造民族精神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对此，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势在必行，它关涉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科的理论自觉，又彰显着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践自觉。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科发展概况
从1912年北京大学创设哲学学科以来，哲学学科从课程体系、人才培养、专业设置、学术发展等方面逐步形成了八个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科技哲学、宗教学——分立并存的格局和模式。以“改变世界”为实践性本质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使其在传入中国时成为主导哲学界的重要事件，而且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布局的主导学科。围绕学科研究方向和课程体系建设，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基本上设立了哲学基本原理、发展史、现实问题研究、领域(或部门)哲学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等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每个研究领域都有一定数量的教学人员和科研队伍，但并非界限分明，而是互有交叉融通。厘清上述研究领域的发展动向和现状，能够为我们拓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空间，为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提供建设性思路。
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材改革与理论突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中，哲学基本原理属于通识教育课程和基础理论体系，其理论的体系性和方法的辩证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受众程度最大化的思想武器，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发挥着指导作用，并主导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他研究方向。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教科书体系的改革，学界发挥了“思想先行”的引领功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唯物论、认识论、真理观、价值论、历史观和思维方法等问题开展了文本语境和历史线索的重新探索。尽管仍存在着体系差别和争论，至今却形成了“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的理论突破。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最终取决于哲学基本理论研究上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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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考证与文本研究。为摆脱由于“史论分离”和“舍本求末”的研究方式造成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现成的僵化结论的研究困境，20世纪80年代开始，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与发展历史进程的研究工作逐步展开，陆续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单卷本和多卷本等研究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教学和科研得到认可和重视，极大地开拓了研究视野。正本清源的矫正工作激发了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的理论热情，特别是对MEGA2版——德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引进和研究，《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和《重读马克思》等一批成果论著相继出版，从多重视角挖掘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精神，为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做到了正本清源。
就理论本质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改变世界”的哲学，其理论的彻底性在于它积极扬弃以往人类哲学和文化的优秀成果，在获得对世界的科学性解释同时，要解放全人类，促进人的自由个性得到全面发展。正是理论的彻底性和科学性使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只要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本质。”[3]掌握了先进理论的中华民族通过“改变中国”的实践走在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前列。为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既要立足中国国情和本民族特色，树立中国眼光和中国视野，又要兼顾世界发展现状和人类总体图景，具备全球眼光和世界视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中国向度”与“世界向度”的统一。
其四，领域(部门)哲学的兴起和问题研究。伴随着“问题意识”对“体系意识”的替代和凸显，哲学思维从对“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等的抽象追问转向对生活世界、社会发展和人本身的现实关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包括人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价值哲学和文化哲学等领域哲学纷纷兴起，它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源从不同视角和问题域切入中国现实的具体领域开展研究，自觉地对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社会现实进行深刻反思，对中国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多种建设性思路。可见，领域哲学的兴起表征着哲学研究从纯粹思辨的追问转向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理论呼应，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中国”的理论力量在领域哲学中得以彰显。同时，我们应避免领域哲学造成的各自为政和学科壁垒导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式微。
其五，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与借鉴。伴随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教科书体系的改革，中国学界开始对苏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定位，非正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被排斥批评转为积极译介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高校课程日益进入大学教学体系中。近些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度不减，在研究队伍的数量、论坛举办的规模、译著和研究著作出版的数量方面都呈现上升趋势，这些变化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并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理论资源。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上如何把国外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一种内在的思想资源，为解决当代中国现代化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应学习和借鉴世界文明成果，通过学术交流在世界的理论平台上发出中国的声音，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世界眼光。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外国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学术讨论始于20世纪90年代。从文化背景和时代特征而言，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但其科学的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当今世界仍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阐明的发展规律中。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前现代的封建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变革，即促成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研究方法取代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直觉体悟方法，用辩证的否定观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改造，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中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来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传统文化就对其新思想、新文化进行选择和补充。可以确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正确解答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和“改造中国”的实践中获得中国文化身份、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的。
王姐拍拍我肩头，坐到我身旁说：妹夫，听姐一句话，老妹在这件事上想的没毛病，换我也会这样想。换你也一样。这事就应该和你兄弟姐妹打招呼。她不打招呼，你王姐这都说不过去。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状况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科确立之前已经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了研究。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概念的是艾思奇，他以通俗化和大众化的宣传讲解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民众的启蒙意义得以体现。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他在1938年4月发表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明确指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1]。这里所说的哲学研究中国化，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可见，在艾思奇的理论研究和哲学活动中，他最先认识到哲学研究与现实发展的关系，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改变中国”所能发挥的作用，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何种方式完成“改变中国”的任务，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实现的。最早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是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满足中华民族自身的需求。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艰难困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十月革命为俄国及其人民带来了解放与独立，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确定无疑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中国土地革命时期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与苏俄的“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不同的革命道路，但却是符合中国的国情和特点的。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能机械照搬照抄，也不能僵化不变。
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揭示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回答了时代发展的主题，在“改变世界”的进程中实现着人类的解放。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传入中国开始，通过革命实践走进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完成了“改变中国”的阶段性任务——建立新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迈进新时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创新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代，我们面临的重大战略任务是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5]。中国特色哲学体系的构建，需要充分发挥哲学的反思功能和前瞻功能。哲学理论创新本质上是一种批判性的反思活动，它离不开现实生活的基础，不能脱离前人的理论创造，更离不开主体强烈的创新精神。中国特色哲学体系依赖于新内容与新体系的有机整合和动态建构：新内容整合是指对理论新内容以及新内容内在逻辑的整体更新，并非简单地对现有内容做逻辑调整；同时需要结构体系的调整，新体系是内容的逻辑结构和形式，它使哲学研究的新成果在新的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没有一种堪称严密性的理论是没有体系的”[6]。尽管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刻意为自己的哲学构建出一个体系，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却蕴含在其哲学内容之中，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精神是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关键。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历程和重要代表人物研究。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历程的研究基本是以时间顺序、重要事件、重大问题和主体对象等为划分依据进行梳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传入中国开始，逐渐以理论的力量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的民众和社会。以唯物辩证和实践的哲学思维取代民众头脑中的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使中国民众获得了最大程度的思想解放，使百余年的中华民族奋斗史拥有了坚定的信念支撑，为此，“理论自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价值的显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宗旨是实现人类解放，由于不同时期时代主题的变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的中国近现代的发展道路带给中国民众的解放是——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中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自觉。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就是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确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与实践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从内涵上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实现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既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又要按实践发展的需要实现理论创新；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自觉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确立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使命和担当。从中华文明史的深度认识世界，从世界文明史的广度认识中国，既要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特殊性，同时又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接受者在不同时期的实践需要和历史文化背景等方面的特殊性，从特殊性中找出一般规律，说明它是怎样“中国化”的，又在不同时期“化”出了怎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ⅱ): “(2.2)⟹(2.3)” 假设x*是问题(3.2)的最优解。对于∀x∈Hm，则 且 x*∈D∩C。从而我们可知，δD(x*)=0 ,δC(x*)=0。即而有：
从上述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类似的研究和论述依然在继续，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长期面对的问题，而且这种回答并不是一蹴而就和一劳永逸的。持续地对中国问题进行回答具有双重价值：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实维度上兑现了“改变中国”的承诺，二是在思想维度上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为科学地做出这种理论回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我们仍需持续关注两个主要问题。
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一些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越来越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包括早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等，深耕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哲学家李达、艾思奇等，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领袖人物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学界大多以生平传记、思想发展、理论贡献等为视角多方面开展深度研究。研究表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践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双重自觉，即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在“改变中国”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创新和发挥引领作用。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与视野研究。决定科学发展的，不仅是科学的理论和内容，更重要的是科学的结构和形式，这是库恩的“研究范式”予以我们的启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围绕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形成与重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和三种范式：20世纪80年代前的教科书阶段和教科书研究范式，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教科书改革阶段和教科书改革范式，20世纪90年代以教科书改革为背景提出问题的后教科书阶段和后教科书范式。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和新的社会实践需要有新的理论范式进行解释、变革与评价。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已经成为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创新既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改变中国”的理论呈现，也是回应中国文化变革问题、推进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1）智慧城市规划设计需要先进行初步的定位，在对当前城市现阶段的环境质量、资源、地理地质条件、气候条件以及产业与信息化发展等情况做出准确的分析之后，便可以明确其总体定位；
其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历程与理论形态研究。马克思主义从传入中国开始就以其哲学的实践本性成为“改变中国”的理论武器，并在完成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重任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逐步深入，并存在着两种研究进路：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向外燃烧的火焰功能转变成实践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的现实层面通过回答中国的时代主题实现了“改变中国”。另一种是在思想层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实现了对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改造，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改变了中国民众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境界。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题既要立足中国、立足现实，又要放眼世界、放眼未来，做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每年军坡节，祭祀活动体现出情感的历史积淀与文化传承,潜在地影响着社会中每个人的行为方式，节日中的历史认同是重要的历史教育及爱国教育的德育资源。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合法性和内涵。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命题，或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否具有合法性是学界首先需要回答的前提性问题。对这一命题持否定态度的研究者认为，百余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史，早已是公认的事实，那么再去思考这一命题的合法性就是多余之举。但是，事实存在并不排斥逻辑论证，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有差别的；同时已经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下和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间的关联也是需要厘清的。所以，只有通过学理上确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合法性，才能克服僵化的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做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看作为对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创新。
大学老师并非所授的课程都是自己的专项，许多学校的体育老师具备一专多能的水平.这就导致大学体育老师有的既给学生上足球课，同时又给大学生上篮球课.这就牵制了老师的精力，使其不能深入某一特定课程.也有一些老师理论知识很好，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实践能力偏弱，不利于俱乐部模式的开展.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实践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实践方式从中国实际需要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所做的选择。这一方面涉及如何处理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需要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进行准确解读阐释，同时又不能把它看作书斋中按照学科分类进行的“纯学术”研究过程，我们应充分考虑时代发展和现实生活的需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人们的生活世界统一起来，对不同时期的中国问题做出理论层面的指导，回答中国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涉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运用辩证逻辑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进行审视，存在着两种方式——机械结合和有机结合。机械结合只强调理论意义，实践只是证明理论正确性的中介和工具，这种结合要么是用理论裁剪实践，要么是理论落后于实践，这种生硬的结合对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都无益，比较而言，对实践的伤害更甚。而有机结合则强调理论中的实践内容，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实践，这种结合能够促进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实现了哲学发展史的伟大变革，它集真理性和革命性于一体，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类发展实践的有机结合才能发挥理论的本质属性。中国近现代历史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需要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做到了这种结合，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能获得发展。
综上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研究领域尽管有不同的内容和特质，但在总体性上它们会不断实现整合，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启蒙了中国民众的智慧和思维方式，而且能够立足中国实践，回答中国问题。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尽管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存在，但就学界的研究状况而言，无论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还是一种研究路径或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维度上都是不可或缺的。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外国哲学的关系，研究成果更多体现在对早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当时传入中国的外国哲学家的思想研究上，研究的风格大多以批判和否定居多的各种思想论争，如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东西文化论争和唯物辩证法论争等。而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西方思潮热”，则更多地进行了分学科的独立研究。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世界走向对话时代，与外国哲学的对话成为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一种路径。关注和研究西方理论界的动态，关注当今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新进程，对其作出理论上的分析、判断和概括，积极有效地营造思想文化交流的语境。若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不仅形成对话交流，还能够切实做到对中国现实发展的理论借鉴整合，这对于双方都是有所助益的。“共同的时代性语境域和问题域使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在当代相互探讨、相互借鉴成为有意义而且可能。”[4]
三、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概念表述并没有在提出时就确立其完整的内涵，而是提出以后在中国社会发生的大变革中不断地与中国的现实生活和文化传统相结合，在“改变中国”的同时，获得了自身的丰富内涵，也激发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强大的理论生命力。随着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社会转型，为了回应世界性的现代化思潮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主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在学科建制构成、研究队伍数量和研究成果类别方面都得到发展。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无论是其历史、代表人物、问题、关系、经验、规律、意义，还是其内涵、实质、视角、路径、范式和方法都已经有众多论述，可以概括如下。
笔者以为，马克思第一次将“实践”作为哲学理论的基本范畴，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实践观”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发展史的重大转向，由宇宙自然本体转向了人类现实世界。这是包含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新世界观，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7]。为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以实践为基础和标准，不断回应现实，准确回答时代问题，才能继续在完成“改变中国”的历史任务中实现理论创新。一个多世纪的实践历程使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是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性与真理性的认同与验证，彰显了对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的变革。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的指导地位亦在“改变中国”的实践进程中得到确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是中国几代马克思主义者集体智慧的发展过程，在中国近现代发展史上实现了三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三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形态：第一次理论飞跃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种理论形态。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站起来”。第二次理论飞跃是在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具体包括：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核心主题的邓小平理论，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为时代主题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围绕着“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为当代主题的科学发展观，这些思想共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了“富起来”的目标。第三次理论飞跃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历史方位时期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思想指明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方向、目标、动力等重大时代课题，中华民族正迈向“强起来”的发展目标。
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任务已经在“改变中国”的实践活动中得以阶段性完成，但是，对中国时代主题的回答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仍然在途中，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继续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的事业需要在什么样的理论指引下前行，依然是新时代发展的主题，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中心问题一开始就是、并且始终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8]。这意味着，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随着新时代的要求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就推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而言，需要从理论创新和方法论创新上得以展开。
其一，理论创新要以问题研究为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根据新的实践发现、筛选、研究和解决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是与解决不同时期根本性、全局性问题相联系的”[9]。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面临的问题，既有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累积起来的，也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内存的，还有属于时代和实践的新发展中出现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把面临的问题转化提升为哲学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正确思路是，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在三者之间开展真正的对话交流，形成一种开放的、互动的哲学发展态势。同时，把时代提出的新的实践问题提炼出来，作出准确的概括。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指导下实现，我们应创造出一种既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作出贡献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此，以问题研究或“问题意识”为中心，力求做到把如唯物史观、辩证法、社会发展理论、人的发展理论、认识论等基本理论在中国发展中的特殊表现形式和理论形态提炼出来，使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代“改变中国”的实践中得以完善和发展，除此别无他途。
（1）国忌日分，有无乐社会。恃田乐、乔谢神、乔做亲、乔迎酒、乔教学、乔捉蛇。（南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
其二，研究方法的创新。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引向深入，使其更好地成为中国社会实践和当代中国哲学建设的坚定指导，必须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上突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束缚。一方面，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拓展理论视野与研究论域。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中西文化观经历了“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再到“中西互补”的观念变革，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由拒斥到批判继承、再到创造先进文化的过程。我们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外国哲学思潮合理资源融会贯通，积极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另一方面，善于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创新。“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10]。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决定着理论研究的深度与理论创新的程度，在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国外理论思潮的关系时，我们应更多思考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方法论层面的引领功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之路始于对教科书研究范式的反思与改革，当前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研究范式，并运用多重视角、多种维度、多项比较、共性与个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多种方法，才能尝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创新。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创新要进一步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通过研读经典文本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诸多基本问题进行学理上的深入研究，以凝练的理论回答时代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转换和学科体系的完善发展。同时我们要看到，人类社会始终处于马克思所阐明的发展规律之中，新时代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传统的中国哲学，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依然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三大理论成果的研究，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创体系，为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指明方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和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1] 《艾思奇全书》(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0页。
[2] 《毛泽东选集》(第5卷)，阜平：晋察冀日报社1944年版，第2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4] 王南湜：《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有意义的对话何以可能》，《学术月刊》2001年第8期。
[5]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_3.htm。
[6] 高清海：《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
[8] 陶德麟、何萍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81页。
[9] 陈先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5期。
[10]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 2019) 11-0019-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建国以来西方哲学中国化的重要问题及其影响”(12&ZD121)
作者简介： 李俊文，197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朱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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