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棉织业的勃兴及其历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棉织论文,元代论文,历史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元代棉织业的勃兴
海南和云南两地是我国境内棉织生产最早的地区。海南的种棉织布始于西汉武帝末年。云南的棉花生产在东汉初年已见端倪。到南朝梁武帝时，四川和新疆亦开始种植棉花了。两宋时期，海南的棉花又移植到闽广地区（注：赵翼：《陔余丛考》。）。
我国人民种棉织布从汉武帝末年即公元前87年算起，经魏晋、隋唐、两宋几个朝代，到1279年元灭南宋统一中国，共计1366年，才由海南岛扩展到闽广地区。可见它的发展的确是蹒跚前行，步履维艰。
蒙元立国后，由于元世祖忽必烈采取了积极鼓励农桑，大力提倡种棉等一系列重农政策，使元代的种棉与棉纺业获得了迅速的勃兴。兹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从地区分布方面来看，元代棉花生产和棉纺织业已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
元朝时，江浙行省不仅是著名的产粮基地，也是盛产棉花和棉布的地区。根据现有材料，江浙棉花产地大致有：
金华 元朝官员程钜夫在《送人赴浙东木绵提举》诗中说：“曾历金华三洞天，风流历历记三川，……访古但闻羊化石，因君又喜木生绵。”（注：《元诗选》乙集·程钜夫。）程钜夫（1249～1318），名文海，建昌南城人。至元十六年（1279）授翰林应奉，武宗朝，官至翰林承旨。金华为浙东婺州路辖县。该诗说明元朝初年婺州金华地区已在植棉和纺织。
杭州、泉州 元贞元年（1295），元朝政府开始在杭州折收木棉。大德七年（1303），元朝政府又派人“前来杭州、泉州等处，催办胖袄”（注：《元典章》卷三七《兵部·铺马不搬运诸物》。）。胖袄就是棉袄。说明元朝初年，杭州、泉州的种棉纺织生产已有一定发展。
瑞安州、句容县 大德十一年（1307）瑞安州“民户吴瑞告状本州王同知下乡体覆折收木绵，取受钞定”（注：《元典章》卷十六《户部·枉被赃诬停职俸例》。）。《元典章》卷四九载：至大四年（1311），句容僧人华祖仁被盗去“棉线三十两，红绢一匹，又苎布一匹”（注：《元典章》卷四九《刑部·僧徒偷盗师叔物件刺字》。）。
镇江《至顺镇江志》卷四载：“布……近土人亦有木绵为布者。”说明元文宗至顺年间（1330～1332），植棉纺织生产又发展到镇江地区。
嘉定州、平阳州 王逢《简夏嘉定》诗云：“百里绕吴烟，重过喜地偏，……暮汐蛏开甲，秋原木放绵。”（注：《元诗选》辛集·王逢。）嘉定州为浙西平江路辖地。王逢（1319～1388），字原吉，江阴人。至正中，尝作《河清颂》，台臣荐之，称疾辞。诗当作于至正年间。陈高在《种橦花》诗中说：“炎南有橦树，衣被代蚕桑，舍西有闲田，种之漫成行。”（注：《元诗选》庚集·陈高。）陈高（1315～1367），字子上，温州平阳人，至正十四年（1354）进士，授庆元路录事，诗作于未仕之前。以上材料说明，元朝末年平江路嘉定州和温州路平阳州种棉织布已有相当的发展。
松江府 《辍耕录》载：“松江府东面的乌泥泾，“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当地群众为了维持生活，遂从闽广引种了棉花。但在初期，棉纺织技术十分低下。杰出的纺织家黄道婆在元贞年间从崖州回到故乡乌泥泾，带来了黎族人民先进的棉纺织生产工具和织布方法，并把先进技术传授给当地群众，使织成的被、褥、带、帨都有图案，深得时人的喜爱（注：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四《黄道婆》。）。在黄道婆的带动下，松江、上海一带的棉织业很快发展起来。
除上述地区外，两浙的嘉兴路、江阴州、庆元路都种植了棉花。其中庆元路的土产还有吉贝布、木棉三幅布罩、番花棋布、崖布等项（注：《（至正）四明续志》卷五《土产·市舶物货》。），名目相当繁多。
福建 前文说过，两宋时期，海南的棉花移植到闽广地区。入元以后，福建的种棉纺织不是个别地区得到发展，而是“诸县皆有”（注：王祯：《农书》卷十《百谷谱·木棉》、卷二一《农器图谱》。）。说明福建的棉花生产发展异常迅猛。
江西行省是仅次于江浙的第二大产棉省份，江西棉花主要产地是：
吉州路
史载大德十年（1306 ）元朝政府在吉州路一次和买木棉66200多匹（注： 此数系史学通等根据大德四年元政府在吉州路收到的和买税钱和当时江西棉布市场价格折算而成。参见《元代的植棉与纺织及其历史地位》，载《文史哲》，1983年第1期。）。吉州路领吉水、 安福、太和、永新四州，庐陵、永丰、万安、龙泉、永宁等五县。另据《江西通志》载：大德四年（1300），王祯在永丰县推广木棉种植，他“以农兴学为务，常买桑苗及木棉子导民分艺”（注：《江西通志》卷六三引《元诗选·王祯小传》。）。至大四年（1311），永丰、万安的夏税中有木棉布匹等物。万安县还“收到税钱至元钞二锭二十两二钱六分七厘”（注：《元典章》卷二二《户部·折收物色难议收税》。）。
建昌路 《元典章》卷二二载：至大三年（1310），元朝政府从江西建昌路折收“木绵布七千匹”，“收点到税钱至元钞一十四锭”（注：《元典章》卷二二《户部·折收物色难议收税》。）。在建昌路一次折收木棉布七千匹，既反映元朝政府赋税之苛重，又说明该路植棉纺织生产已有较大的发展。
临江路 《通制条格》载：大德六年（1302）四月，江西行省临江路申：“贫人冬衣布絮，依旧例每名支给土麻布二匹，稀疏岂能御寒，徒费官钱，不得实惠，合无支给木绵布匹，庶望贫民温暖。户部议得：临江路鳏寡孤独贫人冬衣，不出元拟土布尺数，抵支单线木绵……都省准拟”（注：《通志条格》卷四《户令·鳏寡孤独》。）。这则史料说明，以前由于棉花产量不多，贫民冬衣每人只支给稀疏的土麻布二匹，不能御寒。至大德六年，临江路棉花生产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棉布产量甚多，故贫民冬衣质料，开始使用棉布了。
广州路 前述宋时岭南即盛产木棉。元朝时期，这一著名的棉产区当不至遽然衰落。尤其是广州路的南海、东莞诸县均普遍种棉（注：《元一统志》卷九《广州路土产》。），而且产量甚丰。
湖广行省种棉纺织的主要地区是：
海南岛 海南的棉业具有悠久的历史。西汉时期海南琼山黎族人民已在种棉与纺织。宋元时期，崖州的植棉与纺织也发展起来。崖州棉织技术发达，所产崖布极负盛名。松江地区所出的松江布，庆元地区所出的崖布（注：《（至正）四明续志》卷五《土产·市舶物货》。），其纺织技术都是从海南传入的。
谭州路 《元典章》卷四十载：湖南道宣慰司规定：谭州路罪囚“每名支木絮纸被各一床，衡州路依孤贫人例，每名支土布二十尺”（注：《元典章》卷四十《典部·罪囚衣絮》。）。说明谭州路植棉纺织发展快，棉布产量多，因此不仅一般百姓的衣被已用棉布代替了麻布，而且狱中罪囚的衣被亦使用棉布了。
河南行省的种棉与纺织发展较早。元朝官员马祖常在《淮南田歌十首》中云：“江东木绵树，移向淮南去；秋生紫萼花，结绵煖如絮。”淮南，指今安徽淮河南岸一带，元朝时为河南行省辖地。马祖常（1279～1338），延祐进士，官至御史中丞。该诗说明，元代中期淮南地区已开始种植棉花了。
诗人迺贤在《新乡媪》中说：“蓬头赤脚新乡媪，青裙百结村中老。田间炊黍饷夫耕，夜纺棉花到天晓。……两儿不归又三月，祗愁冻饿衣裳裂。大儿运木起官府，小儿担土填河决。”（注：《元诗选》戊集·迺贤。）。从后两句看，该诗当写于贾鲁治河之前，即顺帝初年。可见元朝末年今新乡地区的植棉纺织生产也发展起来。
山东的种棉纺织大概在13世纪90年代初期已经开始。《元典章》卷三五载：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东平路成造的军用品中就有胖袄（注：《元典章》卷三五《兵部·禁约擅造军器》。）。到明朝，东平路为兖州府属地。兖州乃是山东最著名的产棉地区之一。史载：兖州木棉，“商贾转鬻江南”（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二三○《兖州府部·风俗考》。）各地。根据以上史料，我们认为元成宗元贞年间东平路所领各县已在植棉纺织当无问题。又，《明实录》记载：洪武九年（1376），明政府令山东“运绵布二十万匹，绵花十万斤”赴辽东。山东在明初一次能拿出数目如此之大的棉花和棉布，说明元朝末年山东种棉与纺织已有相当的发展。
新疆在梁武帝时已开始种棉织布，但那时新疆只有高昌一地植棉。到元代，新疆的棉花种植除高昌外，又扩展到其他地区。马可波罗在新疆可失哈尔（今喀什）见到当地出产棉花很多（注：《马可波罗游记》，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忽炭（今和阑）“各种出产皆丰富，产棉花极多”（注：《马可波罗游记》，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雅儿看（今莎车）“出产各种东西皆极丰富，棉花尤多”（注：《马可波罗游记》，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
陕西的棉花是至元初年从新疆传入的。《农桑辑要·论苎麻木棉》说：“苎麻本南方之物，木棉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苎麻艺于河南，木棉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古代西域泛指玉门关以西之地，包括今新疆和原苏联中亚撒马尔罕等地区。《农桑辑要》于至元十年（1273）完成，近岁当指成书前不久。可见新疆的棉花在至元初年已经传播到陕西。
综上所述，元代的种棉纺织在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河南、山东、陕西、新疆等地区迅速发展起来。种棉纺织生产在短短数十年间遍布神州大地，是元代棉织业勃兴的突出表现。
其次，从生产工具的革新方面来看，棉纺织生产工具得到不断改进和创新。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工具是社会生产力中主要因素之一。社会生产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上开始的。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和日益复杂化、精良化，标志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强。元朝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改革了许多棉纺织生产工具，其中有些属于他们的首创。现将元人改进和创新的几件主要棉纺织生产工具略述如下：
木棉搅车 搅车是轧挤棉子的工具。王祯《农书》在谈到搅车的构造时指出：“夫搅车四木作框，上立二小柱，高约五尺，上以方木管之，立柱各通一轴。”（注：王祯：《农书》卷十《百谷谱·木棉》、卷二一《农器图谱》。）使用时，“二人掉轴，一人喂上绵英，二轴相轧，则子落于内，绵出于外。”（注：王祯：《农书》卷十《百谷谱·木棉》、卷二一《农器图谱》。）显然，用搅车轧棉比用手剖除棉子或用铁杖赶出棉子，其效率要大得多。王祯说：使用搅车“凡木棉虽多，今用此法即去子得棉，不致积滞”（注：王祯：《农书》卷十《百谷谱·木棉》、卷二一《农器图谱》。）。故“比用辗轴，工利数倍”（注：王祯：《农书》卷十《百谷谱·木棉》、卷二一《农器图谱》。）。
弹弓 弹弓是弹松棉花的工具。元初的弹棉工具还是线弦竹弧身长一尺四五寸的小弓，但到元代中期，就将这种小弓改为大弓。王祯《农书》说：这种大弓“长可四尺许，上一截颇长而弯，下一截稍短而劲，控以绳弦，用弹棉英如弹毡毛法，务使结者开，实者虚，假其功用”。元朝末年，又发明了檀椎。檀椎就是檀木制成的椎子。元末诗人李昱说：“铁轴横中窍，檀椎用两头，倒看星象转，乱卷雪花浮”（注：《李草阁诗集》卷三。）。可见，弹弓的改进和檀椎的发明与应用，使元代弹棉效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卷筳
卷筳是卷棉为筒的工具。王祯《农书》载：“淮民用黍稍取其长而滑，今他处多用无节竹条代之”（注：王祯：《农书》卷十《百谷谱·木棉》、卷二一《农器图谱》。）。将弹就的棉花卷为筒，使“每筒牵纺易而匀细”。
纺车 纺车是纺纱用的工具。王祯《农书》曰：“木棉纺车，其制比苎麻纺车颇小。夫轮动弦抟，莩繀随之。纺人左手握其棉筒，不过二三，绩于莩繀，牵引渐长，右手均繀，俱成紧缕，就绕繀上。”这说明木棉纺车是由苎麻纺车改制而成，其构造有纺轮、车架、踏轴三部分，车之顶端置有繀莩，轮上绕有车弦与莩繀相联。操作时手足并用，两足踏动踏轴带动纺轮，则轮动旋抟，“莩繀随之”。两手可握棉筒二、三个， 即同时可纺出二、三根纱。这种三繀纺车的利用，使纺纱生产率大大提高了。
拨车 拨车是制线纴的工具。使用方法是将纺好的棉繀，放在稀糊盆内过糊，待稍干后，将棉繀头绪拨于拨车之上，棉繀则成棉纴。但这种拨车只能拨动一条棉繀，所成棉纴也只是一繀之纴，效率是很低的。由于织布需要经线数量大，仅靠拨车牵经治经，显然不能满足需要。于是比拨车更进步的制纴工具必然会产生出来。元末，这种先进的制纴工具——軠床最先在福建问世，以后逐渐推广到长江流域。王祯《农书》说：“木绵軠床，其制如坐交椅，下控三軠。四股軠轴之末，置一棹枝，上椅竖列八繀，下引绵丝抟动掉枝，分络軠上。丝纴既成，次第脱卸。”由于軠床一次可制成八繀的棉纴，故木棉軠床的生产效率“比之拨车，日得八倍”（注：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
制纴完成后，“而后经纬制度，一仿紬类；织纴机杼，并与布同”（注：王祯：《农书》卷十《百谷谱·木棉》、卷二一《农器图谱》。）。这说明棉布织机的原理与麻布织机的原理是一样的。从上可知，从轧棉到织布的各个工序上许多生产工具都得到了革新和改进。元代棉纺织生产工具的不断革新和改进，正是元代种棉纺织业迅速勃兴的重要表现。
此外，在棉花栽培方面，王祯《农书》亦总结了时人一整套种棉生产经验，如择地整地、选种施肥、田间管理等等。这些经验也是元代种棉纺织生产得到迅速勃兴的反映。
元代棉织业勃兴的历史意义
在元代，由于棉花生产迅速扩展到全国，棉纺织生产工具不断得到革新和改进，致使棉织业跨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元代棉织业的勃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1.活跃了城乡经济，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从农村棉纺织生产来看。毋庸讳言，元代农村经济仍然是以个体农民家庭为单位的封建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棉纺织业则是作为农民家庭副业而存在，生产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消费或缴纳赋税。但农民为了添置器具、操办婚丧，不得不省吃俭用，出卖少量大米和布匹等，以换取一定数量的货币。就单个农民来说，数量有限，但积沙成堆，从全国范围来看，数量还是不少的。仅以江西为例：至大三年（1310），元朝政府在江西和买“木棉八万匹，双线单线四万匹”（注：《元典章》卷二六《户部·和买诸物对物估体支价》。）。这虽然不完全是从江西个体农民家庭和买得来，但大部分是从他们那里购买而来是没有问题的。可见江西农户出售棉布数量之多。
从城市棉纺织生产来看。在元代，随着棉花种植的迅速推广，在靠近产棉区的一些城镇棉纺织生产成为当时主要的手工业部门，不少城镇贫民均以“织纱为业”，成为独立的小手工业者。也有一些手工业者自备原料和设备，雇佣若干工人，开办棉纺织手工工场。泉州、福州、杭州、松江、襄樊等城市均有这样一些手工工场。
马克思指出：“城市工业本身，一旦和农业分离，它的产品一开始就是商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1页。） 既然许多城市都有一些棉纺织手工工场，这些工场的“产品一开始就是商品”，因此，大量棉布投入市场是有其物质基础的。有元一代全国市场上的确有不少棉织品货卖。例如至元四年（1267）七月，樊城的棉布200 多匹经过山西运往山东货卖（注：《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入门不调引者同匿税》。）；至元十七年（1280），泉州、福州等地出产的棉布和铁条已作为土产运往上海（注：《元典章》卷二二《户部·泉福物货单抽分》。）；福州的棉布“是由五颜六色的棉纱织成的，行销蛮子省各个地方”（注：《马可波罗游记》，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松江棉布，商贾贩鬻，成为远近闻名的商品（注：王逢：《梧溪集》卷三《黄道婆词》。）；云南棉布投入集市，那里的人民“以毯、布、茶、盐互相贸易”（注：李京：《云南志略》。）；贵州苗族人在交易时，“以手量布长短，用拳量马高低”（注：严如煜：《苗防备览·风俗》上。）；新疆的棉布在市场上异常活跃，它可以用来交换其他商品，起着一般等价物的作用。这些史料说明，元代全国许多城镇都有棉布生产，棉布已经成为行销各地的大宗商品。大量棉布投入市场，更加活跃了城乡经济，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大发展。
2.推动了新城镇的建立，促进了城市的繁荣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曾经指出：“织布是一种多半不需要很高技艺并很快就分化成无数部门的劳动，由于自己的整个内在本性，它同行会的束缚是对立的。因此，织布业多半是在不受行会组织限制的乡村和小市镇上经营的，这些地方逐渐变为城市，而且很快就成为每个国家最繁荣的城市。”元代江南地区的一大批小镇和许多新兴城市就是随着棉织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而逐渐繁荣起来的。如松江府的乌泥泾、海宁州的长安镇、富阳县的南新镇以及上海、福州、泉州、嘉定、扬州、松江等就是这种类型的新兴城镇。如上海，在宋代仍是一个小镇，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以户口繁多，置上海县”（注：《元史》卷二六《地理志》。），成为华亭东北一巨镇。到元末，上海不仅是一个粗具规模的贸易海港，也是华亭、嘉定等地棉布的集散地。
扬州不仅盛产大米，也盛产棉花和棉布。方夔说：“扬州旧服卉，木棉白茸茸。缕缕自余年，纺绩灯火中。织成一束素，上有浴海鸿。”（注：《元诗选》甲集·方夔。）说明扬州棉织手工业生产搞得很红火。扬州交通十分便利，百货堆积，“商贾云集，舟楫溯江，运及长沙”（注：《牧庵集》卷二三《吕郁神道碑》。）。充满生机的棉织手工业生产与兴盛的商业交织在一起，使扬州更加繁荣。
松江府是元代最著名的产布区。前述黄道婆从黎族人民那里学习而来的先进棉纺织生产工具和工艺，推动了松江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元朝末年，仅松江一地从事棉纺织业的就有1千多家。 所制棉布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很高。“布，松江者佳”（注：《嘉禾志》卷六。）。于是该城很快成为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
3.改进了衣着质料，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
在元代，蒙古人的衣着主要有长袍、系腰、答忽、搀察、裤子等。汉族士庶及贫民衣服主要有团衫、上盖、汗衫、背子、唐裙等。由于民族不同，上述各种衣着质料亦有区别。以蒙古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衣着质料多为家畜或野兽毛皮，蒙古的贫苦百姓穿的是羊皮袄。草原贵族穿的是貂鼠袄子、银鼠袄子。汉族等定居的农业民族衣着主要是丝、麻、棉纺织品。但是，普通的元朝人无力购置丝织品，而麻织品既粗糙又易破，故质优价廉的棉织品格外受到时人的欢迎。《元诗选》载：“七十老兄生理浮，未寒先试木棉裘。”（注：《元诗选》乙集·刘诜。）《全元散曲》载：“留待晴明好天气，穿一领布衣，着一对草履，访柳寻春万事喜。”（注：马彦良：《春雨》，载《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年版。）《全元散曲》又载：“罢念荣华，间别官家，泥布袜。”（注：张可久：《题钓台》，载《全元散曲》。）诗人张雨云：“钟动鸡鸣雨还作，依然布被拥春寒。”（注：《元诗选》壬集·张雨。）诗人王冕也说：“老翁老妇相对哭，布被多年不成幅。”（注：《元诗选》庚集·王冕。）说明元朝士庶和广大贫民的衣服、被子、鞋袜都是用棉布做成的。不仅普通百姓的衣被主要以木棉为原料，元朝军队和狱中囚犯的衣被也是棉布制成的（注：《元典章》卷三五《兵部·禁约擅造军器》。）。大德六年（1302）江西行省规定，对没有依靠的囚犯，每人“支粗布二丈六尺，或造絮袄一领”（注：《元典章》卷四○《刑部·罪囚衣絮》。）。这些史料说明，使用棉布制作衣服已很普遍了。
在宋代，由于棉花生产甚少，棉布产量无多，以蚕丝为原料的丝织品价格日益增高，故一般贫穷人常用纸做衣冠。王禹偁《道服》诗云：“楮冠布褐皂纱巾。”（注：《小畜集》卷八，《四部丛刊》本。）楮是当时造纸的主要原材料，故称楮冠。“幸有藜烹粥，何惭纸为襦。”（注：《剑南集》卷四八《雨寒戏作》。）此外，还有纸帐、纸被、纸衣等。到元代，有了产量丰富的棉花和棉布，普通老百姓也能穿上棉布制成的衣服，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我有大布衣，不忧天早霜”（注：《元诗选》丙集·赵孟頫。）一语说出了他们对取得这一进步而产生的喜悦心情。
元朝时，棉布又是对外输出的大宗商品。据《（至正）四明续志》记载：元代与亚非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均有贸易往来， 其中很多国家和地区使用元朝的棉花和棉布。当时东西洋各国都称中国人为唐人，中国衣服为唐衣。安南人“俗尚礼义，有中国之风”，“穿唐衣，皂褶”（注：《岛夷志略校译》，第51页。）。云屯港（在今越南北部）人“其俗以商贩为生业，饮食衣服，皆仰北客（指中国商人）”（注：《大越史记全书》卷五《陈纪》。）。也有从元朝输入棉种，在本国内积极推广的。据高丽《李朝太祖康献大王实录》和《李朝太宗恭定大王实录》记载，至正二十一年（1363）高丽使臣书壮官文益渐奉使元朝，带回棉种在高丽晋阳试种，尔后又推广到全国，使高丽人民除丝绸外又能穿上棉布衣服。以上分析说明，种棉与纺织在元代的勃兴，改进了元朝人的衣着质料，同时通过对外交流，也丰富了世界一些国家人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