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振城墓志铭与唐国子监察_国子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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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千年墓志惊现西安

2004年10月10日,中国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西北大学从民间收购一方唐代墓志。这块方形墓志貌不惊人:上部覆斗形的“盖”为青石,边长约37厘米;下部的“底”为白玉石,边长约39厘米。上下石料既不统一,墓石的尺寸也偏小,在现存的唐代墓志中规格不算很高。

然而,墓志记载的内容,引起世人广泛关注。盖面用篆书分四行刻有12字:“赠尚衣/奉御井/府君墓/志之铭”。底面用楷书分12行刻有171字(方框内为阙字,异体字照录):

关于墓志文的句点、判读、补字,中日学者间存在较大分歧,中国学者间意见也未趋统一,笔者的解读方案如下(文字置换为通用简体字):

“赠尚衣奉御井公墓志文 并序

公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才称天纵。故能命远邦,驰聘上国。蹈礼乐,袭衣冠;束带朝,难与俦矣。岂图强学不倦,问道未终;遇移舟,隙逢奔驷。以开元廿二年正月□日,乃终于官弟,春秋卅六。皇上伤,追崇有典;诏赠尚衣奉御,葬令官。即以其年二月四日,窆于万年县浐水原,礼也。呜呼!素车晓引,丹旐行哀;嗟远兮颓暮日,指穷郊兮悲夜台。其辞曰:‘乃天常,哀兹远方;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

墓主井真成是一位埋没千余年的日本遣唐使。他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去世,年仅36岁。唐玄宗追赠从五品上的“尚衣奉御”,敕令以官费安葬,堪称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段美谈佳话。

查检日本遣唐使年表,井真成入唐时间框定在717年或733年,综合考量各种因素,笔者判定717年随第九次遣唐使来华的可能性最大,同一批遣唐使中还有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玄昉等名垂青史的人物。

这方墓志在学术界引起轰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在现存实物中最早出现“日本”国号,引发日本国号乃唐朝所赐之类的议论。而对一般民众来说,真正感人的是铭文中的最后两句:“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

墓志还传递着鲜为人知的诸多信息,在某些局部问题上很可能会改写历史,因此中日两国学者都在潜心破译,提出不少富有创见的观点。笔者在此不揣浅陋,围绕井真成与唐国子监的问题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大方高贤。

二 “留学生”与“学生”

从中日两国的媒体报道看,几乎均称井真成为“留学生”。这个称呼看似无可厚非,但还是有些商榷余地的。

首先,“留学生”这个词汇,除了《旧唐书》、《太平御览》提到日本“留学生橘免势”外,《四库全书》未见其他用例,推测是日本独创的“和制汉语”;其次,成书于720年的《日本书纪》对入隋唐求学者,一概不称“留学生”;再则,成书于797年的《续日本纪》中,“留学生”一词最初出现于735年的记事。

据墓志记载,井真成于734年去世,推测717年随第九次遣唐使入唐,那时“留学生”作为专用术语,大概还没有问世。值得注意的是,608年日本首批派往隋朝求学的僧俗,《日本书纪》对两者的身份明确区分:学习佛教的称“学问僧”,学习其他的叫“学生”。①

在《续日本纪》以后的史书中,称呼呈现细化趋势,如出现“请益”、“住学”、“留住”、“留学”、“还学”、“游学”、“求法”等词。这些称呼随时代而变迁,不仅是东亚局势互动的产物,同时标示求学者特定的身份。比如说,日本向隋唐派遣僧俗求学,但派往朝鲜半岛的仅限于“学问僧”,说明“学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特殊形态。

“学生”和“学问”均是中国词汇,从“学问”派生出“留学”与“还学”,则属日本独创,区别在于求学时间的长短。“学生”的原意指隶属官学的生徒,以学习经史为业,日本遣唐专攻一门技艺者,称作“请益生”,两者虽有时间长短之分,但主要在学习内容不同。

《日本书纪》中凡言“学问”必指僧侣,如称“学生”定为俗士。《续日本纪》以后,也基本遵此惯例。虽然“请益生”和“请益僧”、“留学僧”与“留学生”逐渐互用,但僧侣不言“学生”,俗士不称“还学生”,说明区别还是存在的。②

花费如许笔墨推敲称呼,目的是为了确定井真成入唐时的身份。如果推定井真成于717年入唐,那么同行者中的“学生”可举出阿倍仲麻吕、吉备(下道)真备,“请益生”则有大和长冈,“学问僧”如玄昉等。井真成长期滞唐,墓志说他“强学不倦,问道未终”,应属于“学生”身份。

“留学”是一个后起的日本词汇,相对于“还学”而言,指不搭乘原船回国、滞留唐朝求学的僧俗,而“学生”则是与中国科举制度关系密切的术语,特指入籍官学、修学经史的生徒。如然,则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井真成三位“学生”,与专攻律令的大和长冈不同,其目标俱为进入唐朝的官学。

“学生”和“留学生”虽一字之差,但前者是中国词汇,后者是日本词汇,两者的文化背景及文章脉络有所不同。“学生”是《日本书纪》的专用术语,特指求学中国传统文化者,“留学生”则始出《续日本纪》,兼指长期求学的僧俗,两者的使用时代及学习目的应加以区别。

三 国子监入学的年龄规定

井真成在唐的求学经历,关乎其生前有无任官以及墓志内容的解读,所以颇受关注,争议也多。问题的焦点之一是,井真成有无进入国子监学习?日本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此持否定意见。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弄清井真成的年龄,因为进入唐朝国子监学习,年龄是有限制的。唐代国子监隶属尚书省礼部,管辖六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③ 据《新唐书》(选举志):“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学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除了律学条件稍稍放宽,其他各学入学年龄相同:14岁以上、19岁以下。这个年龄限制是有根据的,中国古代称15岁为“成童”、20岁为“弱冠”,即入学年龄正值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少年。④

如果遣唐使有意让随同的学生进入国子监,在选拔阶段就得考虑年龄因素。先看阿倍仲麻吕,储光羲《洛中贻朝校书衡》提到“伯鸾游太学”,杨亿《谈苑》说他“太学应举”,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并序》则云“晁司马结发游圣,负笈辞亲,问礼于老明,学诗于子夏……名成太学,官至客卿”,其入太学当无疑问,而且年龄为“结发”。

所谓“结发”,犹言“未冠”,即20岁之前。《唐摭言》载李华寄赵骅诗云“未冠游太学”,韦应物《赠旧识》诗有“少年游太学,负气蔑诸生”句;检索唐代文献,士人“游太学”多在少年,鲜有例外。⑤ 周边民族学子入太学,似也遵循这一原则,如《新唐书》(吐蕃传):“吐蕃遣大臣仲琮入朝,仲琮少游太学,颇知书。”阿倍仲麻吕生于698年,按中国实足年龄算法,717年恰好19岁,与“结发”的称呼契合。

再看井真成的年龄。日本学者(如铃木靖民教授)有把其生年推定为699年的,即比阿倍仲麻吕小一岁。⑥ 也有中国学者推定井真成比阿倍仲麻吕大三岁,则阿倍仲麻吕出生于701年。铃木靖民教授是按照虚岁算法,所以得出入唐时井真成19岁、阿倍仲麻吕20岁的结论。如果依据足岁算法,734年36 岁去世的井真成应该生于698年,即与阿倍仲麻吕同岁,入唐时刚好19岁,具有进入国子监学习的资格。

至于吉备真备,其生年还是个谜团,虽然一般工具书采纳“695年”的说法,但此外还有693年、699年的异说。⑦ 如果是693年或695年出生,即已过“弱冠”,按理失去入学国子监的资格。日本选拔人才既不易,怎会派遣无望进入国子监的学生呢?如果是699年出生,则为18岁,与阿倍仲麻吕、 井真成同样具有入学国子监的资格。为什么会出现年龄不一致的说法呢?

这里想起《古今和歌集目录》引载《国史》(《日本后纪》逸文)中的一段,提到灵龟二年(716)入选留学生的阿倍仲麻吕“年十有六”(实际18足岁)。联想到遣唐使来华前有所谓的“借位”制度,大使级的官员甚至使用日本不存在的官名以迎合唐朝(如粟田真人的“民部尚书”),以及入唐前后改换姓名风气颇盛,为了进入国子监而隐瞒年龄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吉备真备生年出现多种说法或许与此有关。

四 四门学入学的身份资格

国子监对所辖各学的入学资格,除了年龄要求之外,对学生的“门荫”(父祖官阶)也有具体而详细的规定。

依据《唐六典》(国子监),国子学生300名, 要求“文武官三品已上及国公子孙、从二品已上曾孙”;太学生500名,接纳“文武官五品已上及郡县公子孙、 从三品曾孙”;四门学生500名, 取“文武官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子”及“庶人子为俊士”者;律学生50名、书学和算学各30名,资格均为“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之”。

阿倍仲麻吕得以进入太学,大概与他的“门荫”有关。前引《古今和歌集目录》说他是“中务大辅正五位上船守男”,如果将日本的位阶对应于中国的品阶,则阿倍仲麻吕具备进入太学的资格。

正因为有这样的比对,人们就对门户低微的吉备真备、井真成入学国子监表示怀疑。至少是井真成,目前我们还无法确定他的家系。不过,日本有些学者论述国子监制度时,还是疏忽了一些重要史料。

据《玉海》(唐四门学),四门学生总数为1300人,其中500 人选录标准大抵同《唐六典》,问题是余下的800人,要求是“庶人之俊异者为之”, 同时引录一通开元七年(719)的敕令:“通一经及未通经而聪悟有文辞史学者, 入四门学为俊士。”这条敕令同时也出现在《新唐书》(选举志)中,应当是可信的。按照《唐六典》的要求,吉备真备和井真成进不了国子学、太学,大概也进不了四门学。但按照开元七年的敕令,他们完全有资格入选四门学的800人中。这道敕令虽然是719年下的,但四门学中增加的800个名额,从语气推测应该此前就已经有了。

五 四门学助教赵玄默

谈到这里,笔者又想起《旧唐书》中的记载:“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此记事有些唐突,遣隋、遣唐使数十次来华,请一位国子监教官在鸿胪寺授课,可谓空前绝后。

日本有些学者对此做出种种推断,如认为“赵玄默也许兼任鸿胪寺官员”,“日本留学生因为数量稀少……像井真成、吉备真备那样私淑特定学者的形态属于主流”等。⑧ 从中国史料来看,上述推断难以成立。

如果几次应举而不中,转而私淑某位老师尚可理解,刚刚入唐就放弃进入国子监的念头,则日本选派的学生素质有问题;如果是入学资格不具备,则日本选拔制度存在缺陷。更何况四门学的大门是敞开的,即使对经书一窍不通,只要“聪悟有文辞史学”就能以“俊士”入学。

顺便提一句,到了开元二十一年(733)五月, 唐玄宗又下了一道敕令:“诸州县学生年二十五已下八品九品子,若庶人生年二十一,通一经已上及未通经精神超悟有文词吏学者,每年铨量举选,所司简试,听入四门学充俊士。即诸色人省试不第情愿入学者,听。”(《唐会要》(学校))连年龄的门槛也放低了,甚至省试落第者也能自由入学。

唐玄宗下的二道敕令,内容上前后连贯,宁可降低标准,也要积极鼓励有志学习者进入四门学。有这样优厚的条件和宽松的环境,唐人誉为“好学”的井真成、吉备真备为何踌躇门外呢?

笔者推测,《旧唐书》所说的“请儒士授经”,大概是为三名学生进行入学辅导,时间不会太长,决不会是一种常态。遣唐使于开元五年(717)十月抵达长安,即使赵玄默立刻奉诏开课,他在“四门助教”的任上最长也不过两个月。

赵玄默为学官,乃国子祭酒阳峤所荐,时与尹知章、范行恭等齐名,号为“名儒”。《旧唐书》(阳峤传):“阳峤……又除魏州刺史,入为国子祭酒,累封北平伯,荐尹知章、范行恭、赵玄默等为学官,皆称名儒。”

据《新唐书》(马怀素传),开元初以直国子监身份参与编写《续七志》,《玉海》(卷五十二)则把时间框定在“开元五年冬”。开元十三年(725),改集仙殿为集贤殿,丽正书院为集贤院,诏院内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上为直学士,时赵玄默以四门博士为直学士。

赵玄默曾与群臣向玄宗献诗,玄宗赐各人赞辞。据《古今事文类聚新集》辑录的《赐赞褒美》,玄宗皇帝赐予赵玄默的赞辞为:“赵玄默才比丘明,学兼儒墨,叙述微婉,讲论道德。”

六 简单的结语

井真成墓志记述简练,他在唐朝17年的生活不得详知,我们只能从唐代的背景资料及墓志的片言只语做些揣摩。

按照以上推论,井真成应该进入四门学,接受朝廷衣粮资助⑨,基本生活就也有了保障。难以想像他在入唐时带来供近20年生活所需资金,也无法期待从本国托寄经费,这在9世纪民间商船发达后才有可能。

但是,国子监学生是有年限的,唐宪宗元和初上奏的《科处应解补学生奏》(见《全唐文》),五年不堪应举、九年应考落第者一概除名。所以井真成即使进入四门学,最长不过九年。如果井真成参加考试,可能选择比较容易过关的明经。

墓志说他“袭衣冠”、“束带朝”⑩、“终于官弟”、“葬令官”,俱暗示他已经出仕。“衣冠”不仅仅指鲜丽的装束,唐代有所谓的“衣冠户”,特指科举成名者;“束带”往往与“布衣”连用,表示身有官职(《柳宗元集》卷二十三);“官弟”、“官给”更说明墓主并非布衣,唐玄宗追赠“尚衣奉御”,是个从五品上的高级官职,属于“士”的阶层,应该与他生前的官历有关。

最后一个问题,相对于“尚衣奉御”的官阶而言,井真成的墓葬显得简陋。这大概与外国人有关,墓葬主要有家人、亲戚、宗族操办,身在异国的井真成不具备这个条件,就连官阶更高的阿倍仲麻吕也是“葬礼有阙”(《续日本纪》),所以不能完全以唐人的墓志标准相比照。

注释:

① 《日本书纪》(卷二十二)推古十六年(608)九月十一日条:“是时,遣于唐国学生倭汉直福因、奈罗译语惠明、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国,学问僧新汉人日文、南渊汉人请安、志贺汉人惠隐、新汉人广齐等并八人也。”

② 六国史仅见一例“学问生”,即《续日本纪》(卷十九)天平胜宝六年(754)十一月十一日条:“大唐学问生无位船连夫子授外从五位下,辞而不受,以出家故也。”大概因出家缘故。《怀风藻》称入唐僧为“大唐学生”、“唐学士”,与这部汉诗集刻意使用唐式姓名、官衔有关。

③ 广文馆亦属国子监管辖,加之则成六学一馆。此外,还有尚书省祠部下的崇玄馆,门下省所辖弘文馆,东宫属下的崇文馆,中书省太医署下的医学、秘书省下的小学,以及地方的州学、府学、县学等。

④ 刘熙:《释名》卷三《释长幼》:“十五曰童,故礼有阳童。 牛羊之无角者曰童,山无草木曰童,言未巾冠似之也。女子之未笄者亦称之也。二十曰弱,言柔弱也。”又卷四《释首饰》:“帽,冒也。巾,谨也。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当自谨修于四教也。”

⑤ 偶有例外,如《旧唐书》(高子贡传)载:“高子贡者,和州历阳人也。弱冠游太学,遍涉六经,尤精史记。”

⑥ 铃木靖民「中国西安の日本遣唐使墓誌と墓主井真成」、『ァジァの古代文化』総123、2005年。

⑦ 中西進「遣唐使——吉備真備」、『日中文化交流史業書10人物』、大修館書店、1996年。

⑧ 2005年1月专修大学与西北大学联合举办“新発见 遣唐使の墓誌をめぐって”研讨会,矢野健一教授发言认为:“たしかに、鸿臚寺におぃて趙玄趙に師事した学生の一人が吉備真備であったことに異論はなぃが、されを直備一に限定する必要はなぃょに思ぁれゐ。墓誌に井真成の官厲はもとょん、学厲にっぃても触れりれてなのは、国子监の所管すゐ正式な教育機關に属さず、皇帝の特命で鸿臚寺におぃて四門助教趙玄默に私淑すゐ特殊な形態をとったためでぁぅ。”参见日本專修大学编『井真成墓誌研討会資料』。

⑨ 据石见清裕先生估算,每位学生年得“绢二十五匹”,相当于50 名男子缴纳的调。此外还有“四季时服”。

⑩ 检索《全唐文》,“束带立朝”、“立朝束带”的用例颇多, 均是针对生前任官者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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