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经济学派：一个文献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奥地利论文,学派论文,文献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8）04－0055－09
一般认为，奥地利经济学派形成于1871年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国民经济学原理》（后文简称《原理》）的发表，事实上，“奥地利学派”这一冠名发生在此书发表后的十多年。门格尔的两位追随者庞巴维克和维塞尔大肆宣扬他的经济理论，特别是由于门格尔本人发表了一本有关方法论的著作《经济学方法论探究》（1883），他们的观点开始引起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此书的出版，导致他们与德国历史学派之间激烈的方法论之争，“奥地利学派”正是论战敌手给予门格尔及其追随者的不怀好意的指称。
一、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传统
在经济思想史上，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与英国的杰文斯（Jevons）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瑞士的瓦尔拉斯（Walras）1874年发表的《纯政治经济学要义》，被认为是“边际主义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① 但新近的研究表明，代表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所开创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取向与另外两者有很大不同。他的《原理》着力于重建经济科学的基础，即在保留经济学抽象与理论特色的同时，对价值与价格提出一种与古典派学说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经济学家们认为，价值受以往资源成本的支配；门格尔则认为，价值是对今后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实用性的判断。庞巴维克（Eugen yon B
hm-Bawerk,1851～1914）甚至说：“这个问题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意义就像托勒密体系与哥白尼体系之争对于天文学的意义一样。”②
随后，庞巴维克、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1851～1926）等人的著作，详尽阐述或探讨了门格尔在价值、成本与价格方面的核心思想和主观主义观点。维塞尔是门格尔价值理论的早期和多产的阐述者。在1889年出版的《自然价值》一书中，他从主观估值这一事实演绎、研究了生产分配活动，提出关于“机会成本”的概念：成本只是一种为了获得更高的偏好效用而被有意牺牲的预期效用。他有关经济学的综合性论著《社会经济学》（1914）总结了他毕生的贡献。庞巴维克不仅阐发和传播了门格尔的基本主观价值论，还出版了三卷本的长篇巨著《资本与利息》（1884年第1卷，1889年第2卷，1909年第3卷）。在消费者和生产者决策的分析中引进时间因素后，庞巴维克发现有可能对利息现象作出解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0年里，庞巴维克当了几年奥地利财政部长后重新开始学术生涯并主持的“学术讨论会”成为奥地利学派著名的学术中心。参加这个讨论会，此后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有约瑟夫·A·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
米塞斯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第三代代表人物，在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主义大论战中出尽风头，他在1920年发表了一篇名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的论文，其观点后来融合在一本全面批评计划经济的著作《社会主义》（1922）中，最后又再现于他本人晚年的综合性专著《人的行为》。③ 米塞斯认为，在离开了市场价格体系的计划经济中，根本不可能理性地计算成本或配置生产要素以有效满足最紧迫的需要。据说，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在回忆自己年轻时受米塞斯的影响时说，米塞斯的思想改变了他那一代年轻人的看法。甚至其论战对手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也承认其论证的力量，他说：“社会主义当然有充分的理由感激米塞斯，这位批评他们的事业的‘魔鬼辩护者’，正是他有力的挑战迫使社会主义者认识到，恰当的经济核算体系对于引导社会主义经济的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米塞斯教授的雕像应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央计划委员会的社会化部的大厅中占据一个非常尊贵的位置。”④ 另外，米塞斯在《人的行为》中发展了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彻底抛弃了前期奥地利学派的心理学基础，仅仅从“行为是有意识地达到某一目的的行为”的这一事实出发，以纯粹演绎推理的方法来阐发一切行为学理论。因此，在米塞斯看来，他的行为学理论就像数学和逻辑一样，是“先验的”科学理论，是不依赖于历史经验材料检验的，他反对一切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
二、奥地利经济学派被人遗忘的年代
上个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奥地利经济学派几乎成为一种历史名词，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完全统一在凯恩斯主义和经验实证主义的旗帜下，世界政坛上盛行的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西方的积极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尽管米塞斯在极力抨击凯恩斯的宏观分析方法，哈耶克也在呐喊计划经济是“通往奴役之路”，仍然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这些问题的实质所在。那么，为什么曾享誉世界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在这段时间几乎完全被经济学界和整个世界遗忘了，沦为一个经济思想史上的名词呢？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分析，有以下几种观点：
（1）凯恩斯主义的崛起。面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虽然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阐发了通货膨胀的危险性，预示了经济萧条的不可避免，可是，他们缺乏积极的政策去迎合短视的政府来消除民众的悲观怨恨情绪，以至于许多人把他们称为“保守的自由主义”。⑤ 在这种背景下，凯恩斯的《通论》无疑迎合了积极改变萧条局面的政府干涉哲学，凯恩斯找来几大心理定律，对经济体中的总体产出、总体价格水平、总需求等等总体指标做了全面的分析，从而创立了宏观经济学，并开出走出“总需求不足”的政府干预政策的药方。显然，凯恩斯的药方成了衰退经济中岌岌可危的政府的救命稻草，迅速统治了整个西方政界和经济学界，凯恩斯主义者根本就不屑于反驳奥地利学派的观点。罗斯巴德在《米塞斯的精髓》中追忆道：“在这场大规模的失忆潮流中，最大的悲剧可能是米塞斯最有才华的追随者也分道扬镳了。投入到凯恩斯主义怀抱的不仅仅有哈耶克在英国的学生们，不仅有艾尔文·汉森（Alvin Hansen）——他成为美国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还有那些更深入地掌握了奥地利学派思想的人士，他们也飞快地抛弃了奥地利学派，跑到美国去谋求高级学术职位去了，并且形成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温和的一支。”⑥
（2）二战期间法西斯战争的破坏和二战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潮的泛滥。由于米塞斯本人是犹太后裔，在奥地利实际上一直受到某种歧视，不仅从未获得过正式的教职，而且由于反对集权主义的言论，他甚至被列入法西斯希特勒集团通缉的黑名单中。米塞斯幸好出于事前的警惕和远见，1934年逃离奥地利，流亡日内瓦，奥地利学派从此也离开了滋养它的本土大地。自此以后，无论米塞斯还是哈耶克身边，都很难聚集一批忠实的追随者，他们的学说也不再那么受经济学界欢迎。似乎也很少有人认为还真有所谓的“奥地利学派”。另外，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多数国家相继效仿前苏联斯大林计划经济模式，也无疑助长了西方的福利主义、政府干预势头的气焰。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不仅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人，就连西方很多学者、思想家，也都热衷于社会主义乌托邦式的构想，这当然使得以批判社会主义和干涉主义为己任的米塞斯和哈耶克被遗忘在偏僻角落。
（3）普及的障碍。米塞斯1912年出版的《货币与信用理论》迟至1934年才翻译成英文出版，还有1940年出版的《经济学：行为和交换的理论》（《人的行为》的前身，德文版）丝毫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当然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战争的硝烟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也由于语言的障碍，英美学者无法了解到它的真实价值。至于米塞斯在来美国之前的其他著作以及早期奥地利学派的著作，就更不用提，它们更难进入人们的视野。除了语言障碍外，缺乏系统介绍奥地利学派核心思想的入门教材，很难让学生们理解他们的分析方法并了解其观点。著名台湾学者黄春兴在《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的一个学习架构》（2005）中提到，⑦ 米塞斯和哈耶克的主要精力集中于批判社会主义的危险性和奥地利学派理念的奠基工作，所以未能出版像马歇尔（Alfred Marshall）那样的学习教材。
三、奥地利经济学派在西方的复兴
自1970年代后，西方国家面临新一轮“滞胀”的经济萧条局面，经济学界逐渐开始怀疑凯恩斯的干预政策，他们的眼光终于逐渐转向奥地利学派，尤其在哈耶克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更有一大批年轻学者开始认真研究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开始重新阅读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米塞斯的著作，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典作品先后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发行。1990年代以后，由于东欧国家相继脱离社会主义，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相继迎来了自由市场研究和奥地利学派研究的新高潮。各种各样以自由或保护个人权利为导向的组织和协会纷纷成立，他们大都对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和哈耶克有着浓厚的兴趣，更有以米塞斯命名的“米塞斯研究所”成为奥地利学派复兴的中坚力量。⑧
下面从方法论、资本与利息学说、市场过程和企业家精神、自由主义思想等四个方面简要介绍新一代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发展动向和相关的文献资料。⑨
首先，在奥地利学派方法论的研究方面，W·格拉斯尔（W.Grassl）和巴利·史密斯（Barry Smith）将门格尔及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独特思想与19世纪后期奥地利更为广阔的思潮和哲学思想联系起来。⑩ 史密斯认为，奥地利学派方法论思想来源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某种本质主义和先验主义，而且，这种先验主义在门格尔那里体现为纯粹的可认知的反映论，即先验的命题反映着那些实在中存在的本质；而在米塞斯那里多少有些混乱地掺杂了某种康德主义的强加论，即先验的范畴是人的心智创造出来的，反映的是心智的逻辑结构。(11)
路德维希·拉克曼（Ludwig M.Lackmann）和G·B·麦迪逊（G.B.Madison）则从19世纪后期兴起的现象学来看奥地利学派方法论的思想渊源。麦迪逊在二者之间找到了很多类似之处：现象学中对时间的看法无疑与奥地利经济学的时间观念有重要相似之处，哈耶克对自发秩序的阐发也与现象学中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有某种契合；米塞斯的一些论点，如“行为人一定具有某种目的和有意识的行动”和“观念理论指导人的行为”等，都可以从现象学中的解释学上找到很多类似的看法。(12) 拉克曼还在为《人的行为》写的书评中声称，“这里所阐述的其实是马克斯·韦伯的思想。韦伯一直坚持认为，理论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独立于自然科学，他强调的是手段和目的作为人的活动的基本范畴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韦伯的方法（解释学的或移情的方法）也是奥地利学派无意识地利用的一种理论方法。(13) 拉克曼（1976）也强调奥地利学派（尤其是米塞斯的）主观主义的分析方法，他的论著（1973、1977、1986）也顺着这条思路强调了个人选择和市场结果的不确定性。
弗农·L·史密斯（Vernon L.Smith）（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则从实验经济学的角度对米塞斯的行为学方法论作出不同的评价，在《50年后对<人的行为>的再思考》一文中，(14) 对米塞斯阐发的类似斯密的“交换倾向”、人类某种共同的心智结构、机会成本的观念以及人类合作秩序等等观点，都给予了相应的实验经济学和行为心理学的支持；但是对《人的行为》中提出的“不存在无意识的行为”、“人的行为都是理智的”等观点则阐明了实验经济学上的不同看法，他提到，理智不但为经济秩序、产权的建立提供了基础，而且也提供了政府的干涉主义的倾向，尽管如此，他依然承认米塞斯对理智的论述对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巨大贡献。
其次，在资本与利息学说方面，特别强调生产的时间尺度和生产率的迂回性。曾为此著书立说的学者有希克斯（Hicks，1973）、伯恩霍尔茨（Bernholz，1971、1973）、费伯（Faber，1979）和奥洛塞尔（Orosel，1981）。希克斯的《资本与时间》（1973）对保存庞巴维克关于生产和资本理论的某些突出贡献，尤其是强调时间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这一点，作出了创新性的尝试。他使用现代理论框架，再一次试图进行一种动态分析。这种分析着重于从一种静态向另一种静态“转移”的概念，相对于1930年代的经济分析，则是一种考虑得更为长远的经济动态学。这是一个大有希望的途径，同时也证明庞巴维克的思想是多么富有生命力。(15) 另外，罗杰·W·加里森（Roger W.Garrison）的《时间与货币：资本结构的宏观经济学》（2001年初版，2006年再版）是这方面研究的最新成果，他采用了很多数学模型的处理方法，通过对比凯恩斯的模型，来阐释奥地利学派对资本、利息等宏观经济学的不同看法。
然后，在市场过程和企业家精神方面，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著，主要包括罗思巴德（Murray N.Rothbard,1962）、柯兹纳（Israel M.Kirzne,1973）、杰拉尔德·P·奥德里斯科尔（Gerald P.O'Driscoll,1977、1985）、马里奥·J·里佐（Mario J.Rizzo,1985）以及罗杰·W·加里森（1978、1982、1985）的著作。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复兴的过程中，不管是从学术上还是组织上，最重要的人物应该是柯兹纳。甚至有人不失公正地说，如果说米塞斯可以被恰当地称为奥地利学派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教父”的话，那么很显然柯兹纳就是1980年代的“教父”。
柯兹纳一贯坚持米塞斯的洞见，坚定地抵制机械论的市场观。他不断地指出，经济学家的眼光应该超越均衡状态，转而阐述市场过程的法则。柯兹纳整个学术生涯都在致力于此一使命，他的《市场理论与价格体系》（Market Theory and the Price System,D.Van Nostrand,1963）就试图从一种市场过程的角度提供一本价格理论教科书。在他最重要的著作《竞争与企业家精神》（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中，柯兹纳指出，为了理解资本生产过程，理论家必须把经济现象回溯到个体决策者的目的和计划，并承认资本市场跨越时间的协调作用。在他看来，企业家精神是所有人类行为的一个方面，而并不仅仅是生意人或冒险商人的特殊技能。就我们都具有有目的的行动能力这一点而言，我们所有人都是企业家。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就是对以前未被认识到的机会的敏感机警（alertness）。正是在企业家追求利润的活动中，才能生成市场参与者协调其计划所必需的知识。(16)
最后，在自由主义思想方面，米塞斯在美国的另一主要追随者罗斯巴德是其主要代表之一。罗斯巴德试图将奥地利经济学派与古典自由主义和个人无政府主义结合起来，他也是“无政府资本主义（Anarcho-capitalism）”一词的创造者。罗斯巴德的无政府资本主义理论强调个人主权的至高无上以及互不侵犯的原则。他很可能是第一个使用“利博塔伦（Libertarian）”一词来描述拥护资本主义或者古典自由主义的态度。(17) 他所受的是经济学的教育，但相当精通历史和政治哲学领域。罗斯巴德反对将学术领域过度特定化，他试图将包括经济学、历史、伦理学和政治学在内的多门学科融合为一个“自由的学科”，他在许多书籍和文章里都述及这个概念。罗斯巴德试着以米塞斯的“人的行为”概念来引导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在经济史的研究上，他也将其套用于《构想自由》（Conceived in Liberty,four volumes,1975～1979）一书中对美国革命的研究上。罗斯巴德的著作，如《人、经济与国家》（Man,Economy,and State,1962）、《权利和市场》（Power and Market,1972）和《自由的伦理》（The Ethics of Liberty,1982）都被大部分人视为自由主义思想的经典作品。
四、国内相关研究的综述
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国内逐渐有些学者开始注意到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一些学者将其经济思想与其他学派的思想（如新制度学派、公共选择学派、行为心理学、实验经济学等等）联系起来，来探讨当今国内的市场化进程的现实，大都主张进一步推进自由市场体制、个人表达自由，甚至是民主政治体制的改革方向等等。(18)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的研究正在逐渐升温，许多学者在从事奥地利学派作品的翻译引介工作。(19) 国内的研究暂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翻译引介工作，二是评点和梳理国际上奥地利经济学派新近发展的思想，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做一些研究。
我们首先看看国内（主要是大陆地区）的翻译引介工作，国内对奥地利学派的了解是从引介哈耶克的思想开始的。1990年代以来，哈耶克的几乎全部著作都由邓正来、冯克利等先生翻译成中文陆续出版，包括《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科学的反革命》、《自由宪章》（即《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与自由》、《致命的自负》及一些论文集。《通往奴役之路》由王明毅翻译。秋风也翻译了关于哈耶克的一些二手文献，包括《哈耶克传》、哈耶克编辑的《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还有2007年8月出版的《货币的非国有化》。
米塞斯的著作也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德文版原名《自由主义》）由韩光明等译，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由梁小民译，2001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8月新星出版社出版了冯克利、姚中秋（即秋风）译的《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的心态》和《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
此外，“奥地利学派译丛”（2007）还出版了门格尔的《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和罗斯巴德的《权利与市场》。还有此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名著系列中的早期奥地利学派的著作：维塞尔的《自然价值》（1982）、哈耶克的《知识的虚伪》（见《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2辑，1982）、理查德·豪伊的《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1999）、庞巴维克的《资本实证论》（1995）等。
上述这些译者大都对相关经典著作或思想有过一些评论性的和介绍性的文字，在此我们不一一列举。下面主要梳理近年来其他学者对奥地利学派研究的相关文献。
汪丁丁教授在他宽泛的经济学跨学科研究中，多次向国内读者介绍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及其关于“知识”、“时间”等核心观念。在《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一文中指出，以往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忽视了奥地利学派关于“知识”和“市场过程”的观点，所以很难为制度经济学建立一个类似“一般均衡”理论的坚实基础，制度经济学至今仍然是一种“部分均衡”分析。(20) 在《制度分析的特征及方法论基础》中，他又讲到，米塞斯承接了门格尔的思路，写了一本《经济理论的认识论问题》，看上去挺简单，其实没有多少人看懂。米塞斯的巨著《人类行为》的“导论”，几乎全都是康德思路的，也就是说，全都是门格尔的。他指出，经济学应当变成一门纯粹科学，而不要诉诸任何经验。后来，哈耶克和波普的哲学，就反对米塞斯的这一看法了。(21)
叶航、汪丁丁和贾拥民在《科学与实证——一个基于“神经元经济学”的综述》一文中提到，奥地利学派的杰出代表哈耶克曾经深刻批判过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伪个人主义”倾向，哈耶克指出，在各种误解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观点中，“伪个人主义”乃是最愚蠢的。因为这种观点竟然把方法论意义上假设的“个人”，理解成本体论意义上先于社会存在的、孤立的个体，而人的整个性质和特征，事实上都取决于他们存在于社会之中这样一个基本的前提。(22) 因此，哈耶克所理解的个人，一如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在性质上乃是一种“社会的动物”。(23)
韦森教授是向国内学界介绍和阐发哈耶克自发秩序思想较早的学者之一，他在一系列文章和专著中对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思想渊源、理论进路进行了深入探讨。韦森在《社会制序的经济学分析导论》一书中，详细梳理了从斯密、门格尔到哈耶克的演进理性主义的制度分析理路，同时将其与另一工具理性主义理路（从凡勃伦、康芒斯到诺思）进行对比分析。他指出，人类社会制序（institution）并不是按照上述两分法的路径发展的，而应该理解为一个从习惯（usage）到习俗（custom）、从习俗到惯例（convention）、从惯例到制度化（systematization）这样一个动态的逻辑演进行程。(24) 在随后的著作中，韦森教授从博弈论、语言哲学、文化研究、道德哲学等维度来进一步深入探讨制序的演进历程。
2005年，韦森又撰文讨论奥地利学派方法论对经济学的深刻影响，提醒国内学者注意奥地利学派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和主观主义认识论。他在《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及其在当代经济科学中的意义及问题》中讨论了奥地利学派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对制度经济学、演化博弈论等学科的贡献，同时也指出奥地利学派思想方法论可能存在的问题之一：“如果把种种社会秩序和制度规则都还原为个人行动的结果，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决定了人们的社会选择和人们行动的原则？”如果是先验的人类行为模式，则很可能走向历史决定论。(25) 在随后的《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认识论与交易费用经济学范式的未来发展：一个偶然的理论猜测——为张五常教授七十寿诞而作》一文中，回顾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认识论的思想方法，并作出猜测：未来交易费用经济学范式的复兴和发展可能有赖于其吸纳奥地利学派的主观成本论。(26)
无独有偶，广东师范大学刘志铭在《经济思想成长中的自发秩序传统：从斯密、门格尔到哈耶克》一文中也分析了自发秩序的演进路径，指出：“如果说经济学的历史就是一部经济自由主义兴起、发展和受到挑战的历史，那么毫无疑问，经斯密——门格尔——哈耶克发展的自发秩序思想是了解经济学历史和推知其未来发展的最重要线索之一。”(27) 近年来他也积极介绍哈耶克的思想，讨论竞争市场过程的相关问题，在《奥地利学派与制度经济学：能否架起沟通的桥梁》一文中探讨了奥地利学派与新老制度经济之间的方法论上的联系，认为，“从方法论来看，奥地利学派与老制度经济学之间显然要比它与新制度经济学之间具有更强的兼容性。而在奥地利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之间，虽然在方法论上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冲突，由于两者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使得双方可以从对方相互吸取一定的思想素材”。(28) 刘志铭另一篇文章《作为政府经济活动基础的公共物品理论：奥地利学派的反思》则指出，奥地利学派对于公共物品理论的反思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政府经济活动的基础和范围。因为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看来，公共物品理论不足以作为政府生产的依据：首先，很多公共物品成功地得以在私人部门进行生产；其次，现实中政府提供的很多物品根本不符合经济学家对于公共物品的定义。(29)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的刘宪法则主要从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出发，分析了当前宏观经济的形势和发展。在《从大萧条前的美国经济看当前中国经济》一文中引用现代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指出货币信用扩张不一定反映在物价水平上，特别是消费品价格CPI上，还可表现在资产价格的上涨、社会资源流入资本品生产部门、囤积货币等，所以判断中国经济是否出现通货膨胀不能只看CPI，还要看货币量。(30) 在《是总量失衡还是结构性失衡》一文中，认为用“流动性过剩”和采取总量均衡分析方法，不能准确地解释当前中国出现的各种宏观经济现象。他运用现代奥地利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尤其是Roger Garrison建立的以资本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Capital-based macroeconomics）框架，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重新分析后认为，中国宏观经济所面临的不是总量失衡，而是结构性失衡，是货币市场的不均衡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31) 在《宏观调控与中国证券市场》一文中又重述了这一观点，他指出，采取美国新奥地利经济学家罗思巴德对通货膨胀的定义，对流动性过剩与通货膨胀关系理解可能会更为深刻。按照罗思巴德的定义，通货膨胀即为货币信用膨胀，货币信用膨胀不一定会引发物价普遍上涨，货币信用膨胀的结果可能引发资产市场价格的上涨，造成经济的泡沫化。(32)
南开大学的贾根良近年来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和讨论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企业组织理论以及与演化经济学的关系等等问题。在《奥地利学派的演进：传统与突变》一文中，他提到奥地利学派在方法论上有三大传统：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以及理论的注意力放在过程而不是均衡上，这是自门格尔以来奥地利学派统一的工作与方法，并且具体分析了这三大传统的演变历程，重点介绍了拉克曼的激进主观主义对奥地利传统的发展，并作简要评论。(33) 在《演化经济学：现代流派与创造性综合》(34) 和《奥地利学派的解释学转向与演化经济学的综合》(35) 两篇文章中，从更广的思想领域和发展方向上讨论了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问题和发展趋势。在《奥地利学派企业理论的诞生及其重要意义》一文中着重讨论了奥地利经济学派近十年来对企业理论的贡献和观点，他指出：“从总体上来说，奥地利学派的企业理论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企业理论和奥地利经济学的发展。”(36) 南开大学的项后军对“奥地利经济学与企业理论”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37)
此外，王廷惠也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市场过程和企业家精神方面，指出建立在时间、知识和人类行动的独特解释基础上，市场过程理论特别强调将市场理解为一个争胜竞争的企业家发现过程。哈耶克注意到竞争作为发现知识过程的重要意义，其立足点正是对真实时间和全然无知状态下企业家行动的正确洞察。米塞斯和柯兹纳更关注企业家推动市场过程的力量，继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逻辑依据仍然是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时间观、知识观以及对市场主体的深刻理解。在市场过程理论看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企业家发现和利用知识的争胜竞争过程，就是经济增长的过程。(38)
夏大慰《新奥地利学派：产业组织学的行为流派》一文指出，新奥地利学派是20世纪70和80年代美英等国兴起的产业经济学流派之一，其代表人物是米塞斯和哈耶克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其核心思想在于注重市场竞争的行为性、过程性，这与哈佛学派的市场结构取向、芝加哥学派的市场绩效取向截然不同，它事实上就是产业组织学中的行为学派。(39) 李文广则从政策分析角度来认识和理解米塞斯的相关思想，他指出，米塞斯著作中所提到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计划经济”，和今天我们所谈论的社会主义在内涵上已有较大区别。如果说米塞斯在批判社会主义时没有把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区分开来，那么在意识形态上对米塞斯的攻击，对米塞斯思想乃至自由主义思潮进行的批判，也犯了同样的错误。(40) 任重道则主要从反实证主义的角度简单介绍了米塞斯的经济学方法论。(41)
五、简短的评价
尽管我们看到国内很多奥地利学派研究的文献资料，但除了上述学者有相对集中和系统化的作品问世，进行了有深度的思考外，学术界似乎总体上还停留在初步形成意向性的阶段，严肃的学术性文献较为罕见。(42) 近年来，国内关于奥地利学派经济思想的研究，虽然也发表了不少作品，但是，这些作品多半还是对几十年以前的国际学术界已有的观点的重复，很少有新的观点见解。很多作者甚至完全不了解国际学术界在这方面的最新进展，几乎也不了解奥地利学派过去的传统，仅凭个人直觉或者以前不甚准确的模糊印象来空谈大谈，甚至对研究奥地利学派的学者横加批评、无理讥讽。因此，对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典著作的文本解读，深入挖掘其思想核心，把握其思想渊源、发展历程以及当前的最新发展对国内经济学界尤为必要。
国外关于奥地利学派的相关文献的研究，尽管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继承人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很多重要的研究方法、经济观点并没有被深刻挖掘，也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也有许多学者并没有透彻把握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精神实质，甚至存在对其思想的曲解。例如，某些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继承人为了让主流经济学家接受他们的观点，试图将米塞斯的许多经济观点模型化，加里森（Garrison）的很多工作就是将其商业周期的理论数学模型化，某种程度上已经偏离了奥地利学派的传统，因为对经济问题，尤其是宏观经济问题，数学模型化的研究方法一直就是米塞斯和哈耶克批评的对象。
关于方法论的挖掘，更是众说纷纭，任何学派都可以与米塞斯的行为学方法论扯上关系。很多学者提到米塞斯的人类行为，并不是在讨论或者研究米塞斯，而是借用米塞斯的名字在说明自己的研究，譬如，许多哲学领域的学者在讨论米塞斯方法论的时候几乎都曲解了米塞斯的本意，也有许多实验经济学派的代表在谈到人的行为的时候并没有从米塞斯的思想路径来探讨问题。甚至奥地利经济学派内部，各个代表人物的方法论也不尽相同，最典型的就是哈耶克晚年在研究文化演进的过程时，也不是那么坚定地坚持米塞斯个人主观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哈耶克经常谈起文化的自然选择，有时还涉及生物学上“种群”（Group）选择的概念。因此，讨论米塞斯的方法论问题时，我们必须着重研究这些继承者对他的思想的发展变化（或者说偏离）。
我们期待着国内学者对奥地利学派经济思想的更深入思考和更进一步研究，正如韦森教授所言：“在世界未来的经济学发展中，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方法和理论洞识，还将会为学术界进一步挖掘，并将会得到进一步张扬和重新进行理论阐释。”(43)
注释：
① 关于边际革命更详细的讨论见理查德·豪伊（Richards Howey）：《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晏智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② 庞巴维克为1891年《美国政治及社会科学学会年刊》第1卷撰写的关于奥地利经济学派思想的介绍。
③ 《人的行为》英文版（Human Action:A Treatise on Economics）第1版出版于1949年，1963年的第2版对第1版进行了修订和扩充，1966年的第3版只是纠正了第2版的一些打印文字错误，1996年的第4版增加了Bettin Bien Greaves撰写的索引和前言，1998年还出版了“学术版”，重印了第1版，收入从未发表的Crwford（1954）的索引。到2000年为止，已经先后被翻译为意大利文（1959）、西班牙文（1960）、中文（1976）、法文（1985）、葡萄牙文（1990）、日文（1991）、俄文（2000），其中，西班牙文甚至先后出过4版（第4版出版于1986年）。中文版指的是湖北籍台湾著名学者、翻译家夏道平先生（1907～1995）的译本，台北：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
④ 阿兰·艾伯斯坦（Alan EBenstein）：《哈耶克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08页。
⑤ F.A.von Hayek在“Tribute to Ludwig von Mises”中提到：“我听到Mises教授被人们称为保守主义者时不禁失笑。的确，在他的国家的那个时代，他的观点可能会得到具有保守思想的人的赞同。但是当他开始倡导这些观点时，就没有他能够支持的保守团体了。不会有什么比他对崇尚自由的主张更加革命、更加激进的东西了。对于我来说，Mises教授首先是而且将永远是伟大的激进论者，智慧和理性的而且是站在正确的方面的激进论者。”摘自Margit von Mises的My Years with Ludwig von Mises,1978,p.191。
⑥ 米塞斯：《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戴忠玉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347页。
⑦ 此文点击“人大经济论坛”网站即可查到。
⑧ 在1981年米塞斯诞辰100周年之际，以他名字命名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在他的遗孀玛吉特·冯·米塞斯的应允下于次年正式成立。近年来，米塞斯研究所还极力借助互联网，将奥地利学派各种各样的文献书籍资料做成电子版本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给世界其他地区热衷于奥地利经济学的学者和爱好者提供了难得的研究资料和阅读材料。
⑨ 伊特维尔、米尔盖特、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陈岱孙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奥地利经济学派”词条（伊斯雷尔·M·柯兹纳著）。
⑩ 伊特维尔、米尔盖特、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陈岱孙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奥地利经济学派”词条（伊斯雷尔·M·柯兹纳著）。
(11) 门格尔：《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姚中秋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253－259页。
(12) 门格尔：《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姚中秋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283－295页。
(13) 门格尔：《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姚中秋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323－325页。
(14) Smith,Vernon L.,“Reflection On Human Action After 50 Years”,Cato Journal,Vol.19,No.2,1999.
(15) 伊特维尔、米尔盖特、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陈岱孙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奥地利经济学派”词条（伊斯雷尔·M·柯兹纳著）、“庞巴维克，欧根·冯”词条（K.H.亨宁斯著）。
(16) Peter J.Boettke：《当代奥地利学派掌门人：ISRAEL M.KIRZNER》，秋风2001年译自Peter J.Boettke先生个人网站。
(17) 在此感谢在韦森教授的研讨会上，方钦、梁捷和赵亚奎提出的意见，为防止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和曲解，这个词采取直接音译，而没有译为“自由意志主义者”、“保守的自由主义者”或者“古典自由主义者”等等，关于自由主义英译的更多讨论请参考任赜：《自由主义：法权自由的底线与实质自由的目标——从两对英文概念Freedom/Liberty和Liberalism/Libertarianism谈起》，北大法律信息网，2000年8月31日。
(18) 这方面有很多学者，如冯克利、邓正来、梁小民、汪丁丁、韦森、秋风等等。
(19) 2007年8月，由新星出版社出版了冯兴元主编的《奥地利学派译丛》，可算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幸事，也是这一研究方向升温的明证。
(20) 汪丁丁：《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经济研究》1995年第9期（收入汪丁丁的文集《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21) 汪丁丁：《制度分析的特征及方法论基础》，《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6期。
(22) 叶航、汪丁丁、贾拥民：《科学与实证——一个基于“神经元经济学”的综述》，《经济研究》2007年第1期。
(23) 邓正来：《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研究》，《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
(24) 韦森：《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年，第153－154页。
(25) 韦森：《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及其在当代经济科学中的意义及问题》，《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
(26) 韦森：《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认识论与交易费用经济学范式的未来发展：一个偶然的理论猜测——为张五常教授七十寿诞而作》，《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27) 刘志铭：《经济思想成长中的自发秩序传统：从斯密、门格尔到哈耶克》，《东南学术》2002年第1期。
(28) 刘志铭：《奥地利学派与制度经济学：能否架起沟通的桥梁》，《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
(29) 刘志铭、骆立骞：《作为政府经济活动基础的公共物品理论：奥地利学派的反思》，《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30) 刘宪法：《从大萧条前的美国经济看当前中国经济》，《开放导报》2005年10月第5期。
(31) 刘宪法：《是总量失衡还是结构性失衡——如何解释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现象》，《开放导报》2006年第4期。
(32) 刘宪法：《宏观调控与中国证券市场》，《开放导报》2007年第4期。
(33) 贾根良：《奥地利学派的演进：传统与突变》，《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3期。
(34) 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现代流派与创造性综合》，《学术月刊》2002年第12期。
(35) 贾根良：《奥地利学派的解释学转向与演化经济学的综合》，《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
(36) 贾根良、项后军：《奥地利学派企业理论的诞生及其重要意义》，《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37) 项后军：《奥地利经济学与企业理论》，《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
(38) 王廷惠：《争胜竞争的企业家发现过程——市场过程理论的市场观》，《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39) 夏大慰、王步芳：《新奥地利学派：产业组织学的行为流派》，《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40) 李文广：《经济学、哲学的视角：政策失效——米塞斯政策思想研究》，《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3期。
(41) 任重道：《论米塞斯的经济学方法论》，《北方经济》2007年第8期。
(42) 至今，笔者仅看到辽宁大学的王军博士以《现代奥地利经济学派研究》为名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但尚未仔细研究他的文本，无法作出评论。
(43) 韦森：《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及其在当代经济科学中的意义及问题》，《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