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性与当代启示
——以英国早期新左派的分析为中心
陈金山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教学科研部，陕西 延安 716000)
[摘 要] 二战以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面临停滞，社会主义运动陷入困境。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试图将英国文学批评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从文化维度来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基本理论主张是坚持文化的大众立场，宣扬工人阶级文化的正面价值；坚持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这种理论阐释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具有明显不同，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但其也存在明显的理论局限，过于重视文化的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基础的根本作用，没有充分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 新左派；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与文明；斯大林主义；文化唯物主义
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生成是英国早期新左派尝试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结果。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面临理论和实践困境。为此，以汤普森、威廉斯和霍尔等人为代表的早期新左派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探索，试图克服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消极理论影响，强化马克思主义对英国社会现实的解释活力。考察英国早期新左派发展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的努力，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面临双重困境
自19世纪后期以来，英国改良主义长期遮蔽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使后者未能形成本土化的理论传统。1920年英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成立以后，直接将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奉为圭臬。这一时期，英国共产党党内成员主要以产业工人为主，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对于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形成自觉意识。30年代，在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大批英国左派知识分子和年轻学生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思考英国社会现实问题。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基、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文学家考德威尔和历史学家莫顿等人是其中的代表，他们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各自学科领域的问题，逐渐形成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文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然而，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总体上深受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影响，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相对粗糙，未能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更进一步理解[1]43。冷战开启后，这些理论家对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继续保持亲近，特别是英国共产主义历史学家小组在冷战中不加批判地维护苏联和斯大林[2]28-29。他们相信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相较于资本主义理论体系，是一种变革社会的更好范式，是重新书写英国历史、瓦解英国资本主义的理论武器。因此，他们对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保持了持之以恒的“道德上的乐观主义”，[3]59坚信其能让英国的未来变得更美好。英国政治学家迈克尔·肯尼曾阐述当时的情形，“在1956年以前，(英共)党内很少有人联合起来共同反对长期存在的斯大林主义的正统观点”[4]19。不过，随着1956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在西方社会被公布，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受到强烈冲击，对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也随之发生根本转变。同时，由于英国本土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贫乏，欧洲大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尚未引进，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经历一个理论困惑期，被迫寻求从英国本土经验出发发展马克思主义，重新探索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方向。
为重新探索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方向，以汤普森、雷蒙德·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等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了法国理论家劳德·布尔特和英国老左翼乔治·柯尔所主张的“第三条道路”，决意开辟不同于“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新社会主义观念，即“全力以赴的社会主义”。汤普森等人也因此以“新左派”自居，以区别于自己以往的理论身份。在此基础上，汤普森等人积极参与了1956-1963年的英国“新社会运动”，试图从中凝聚对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抵抗力量。自1956年开始，英国社会先后爆发了反对英国介入“苏伊士运河运动”和“核裁军运动”这两大新社会运动。新社会运动采取静坐、罢工、募捐、游行示威和政治游说等方式来实现政治诉求，最多时曾吸引了多达15万民众参与，包括罗素这样的名人也参与其中。汤普森等人据此认为，和平政治运动相较日益式微的英国工人运动，更有可能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某种路径。汤普森宣称：“在工人运动内部或者边缘，已经存在许多有价值的组织和压力团体：核裁军运动、为社会主义胜利而斗争运动……以及许多其他组织，它们都值得得到社会主义者的支持”，新左派将为他们提供“特定的思想议程，以及特定的实用设施(杂志、俱乐部、学校，等等)”[5]222。不过，尽管早期新左派投入了巨大的精力，英国新社会运动还是在1963年走向了终结。究其根源，除了1963年英美苏三国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后部分满足了运动诉求外，英国社会的繁荣稳定使得民心思定是根本原因。
总体来看，英国马克思主义在二战以后面临理论与现实双重发展困境。现有的理论资源不足以对英国社会出现的最新情况做出有力解释。例如，应当如何认识战后英国出现的新消费结构？新的社会消费结构是否会将工人阶级收编到资本主义体系中？工人阶级生活和观念的日益中产化是否会导致工人阶级文化消解？新社会运动的经验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具有哪些借鉴？要回应这些问题，早期新左派“必须承认消费社会和福利国家的广泛影响，必须创造一个建立在人民日常生活经验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政治。”[6]58
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大众立场与人道性主张
在探索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过程中，英国新左派选择了从文化维度切入。做出这样的理论选择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因素。其一，在反思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英国新左派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出现严重弊端，根源在于僵化地坚持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实证化理论框架。自第二国际以来，科学化、实证化的分析方法导致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机械化、简单化，越来越不重视人的因素。因此，早期新左派试图通过人道性来反思“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框架，修补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不足。其二，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中，早期新左派中的霍加特、威廉斯等人基于自身的文学研究背景，力图从文化角度拓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他们运用经验主义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尝试从英国文化传统中挖掘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的思想资源，建构文化唯物主义。在理论探索中，新左派最终坚定了大众文化立场和人道马克思主义主张，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做出了努力。
本机制动管充风，平均管压力排空，制动作用缓解。补机（重联机车）接收制动管压力增高的变化，通过DBTV模块将16TV作用管风压排空，同时给补机副风缸充风；补机接收平均管压力排空的变化，通过BCCP将制动缸压力排空，补机缓解。
首先，文化背景差异决定了两者所面临的理论问题具有很大不同。英国早期新左派所面临的是战后英国社会繁荣稳定和生活方式剧烈变迁的双重现实：一方面繁荣富足的生活使工人日益中产阶级化，安于满足生活现状，不再具有革命的冲动；另一方面不从文化维度出发，就无法准确认识英国社会出现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也无法完成对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反思。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阐释则是基于对理论和现实的双重不满。在理论上，经典马克思主义被第二、三国际的理论家所进行的科学、实证分析所严重歪曲，变成了丧失辩证法和文化特性的理论体系。在现实中，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力度在强大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日益被消解，社会主义希望的火种在欧洲渐渐暗淡，尤其是纳粹在社会主义革命重镇德国和意大利的兴起造成了马克思主义者普遍的心灰意冷，被迫在学院化研究中反思革命教训，寻找社会病理。
没错，是人头！青辰揉揉眼睛，确定了一下自己没有看错。那颗人头生在它身体的前端，大如斗，光秃秃无毛无发，脑壳膨大，下颌尖瘦，像一颗倒着的水滴，脸上眉眼口鼻俱全，两只眼球滴溜溜乱转，朝着周围张望。
其次，两者的理论任务具有很大不同。英国早期新左派试图通过理论反思推进对英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理论探索。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还原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进而用以解释英国社会出现的社会结构无阶级化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化现象。因而，英国新左派从一开始就将视角投向社会日常生活领域，进行经验主义观察和分析。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任务则是以弗洛伊德学说为主要理论资源，介入对资本主义和纳粹政治的病理学批判，以修正、补充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则试图追问：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对人的束缚？纳粹政权的大众传播如何收编人群？工人阶级是如何在文化工业中麻醉和消解自我抗争意志的？在这些追问的背后，是否定大众对资本主义文化和文明的抗拒力。
9)其他(宣传力度、设施)：针对部分电能替代技术例如制茶、制烟和农业排灌等，在不发达地区有依然使用秸秆、木材或者煤炭作为燃料的情况，除效率低不易控制外，工作环境也能较大改善。
三、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差异
观察英国早期新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建构，我们可以发现其带有鲜明的文化特质。早期新左派试图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意蕴，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大众性、人道性价值，并以此批判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过分重视“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弊端。这一理论路向与法兰克福学派颇具相似之处，都力图从文化维度发展马克思主义。但细细比较，两者具有根本差异。
其一，英国新左派坚持大众文化立场。在英国文化传统中，文化精英主义和保守主义长期占据主导。自阿诺德开创从物质、精神二重性界分文化和文明的传统以来，文化就被视为高雅品位和理智头脑的代名词。以往的文化理论家往往将现代工业物质文明视为社会失序和文化混乱的根源，将工人阶级文化视为一种低质的群氓文化。他们坚持认为，工业文明中的工人阶级都是粗鲁的群氓，扰乱了美好的文化盛境，这才导致高雅文化日益劣变和衰落。因此，传统文化理论家具有明显的反大众文化、反现代性和反工人阶级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立场在20世纪30年代被利维斯夫妇集大成，形成了颇具影响的“文化衰落”论。文化衰落论者提出，英国社会的美好文化传统正不断受到工人阶级“群氓文化”、英国现代工业文明以及美国商业大众文化三种文化形态的侵蚀，形成了文化上“不可救药的混乱局面”。这种局面表现为三种文化共同营造危险快感，蒙昧公众心灵，在受商业利益沾染后无休止地操纵人心，通过对语言的滥用来不断降低公众情感标准和生活标准。其结果是，英国社会的良风美俗发生根本性转变，失去了一种足以激发人们智力并使人精神振奋的共同文化[7]32。文化衰落论的实质是对英国社会现实的失望。在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共同冲击下，英国国力遭受重创，不可避免地持续衰落。早期新左派反对将文化衰落归咎于工人阶级文化，尤其反对将工人阶级文化与群氓文化混为一谈，反对将文化作高雅和低俗的性质界分。威廉斯认为，工人阶级文化不是乌合之众的低质文化，而是具有自觉反抗、自我创造特征的大众文化。“工人阶级文化……是基本的集体观念，以及从集体观念而来的机构、习俗、思想习惯和意图”[8]405，它构成了现代多元民主机制下共同体观念的组成部分。霍加特则进一步区分了工人阶级文化与群氓文化，他提出，群氓文化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过度商业化形成的商品文化，它给人们带来不断的感官刺激、带动大众娱乐至死，具有哗众取宠、追求享乐和逃避责任的群氓特征，这种文化恰恰是工人阶级所排斥和抵抗的。霍加特认为，工人阶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仪式，他们追求的美学是积极面对日常生活，而非逃避现实，工人阶级始终在以自己的方式将商品和商品化的文化工业改造成自身独特的大众文化[7]53。汤普森通过考察18、19世纪以来的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历史，发现工人阶级无论贫富都重视自我教育，热爱读书看报，算数识字，经常进行政治宣讲和文化讨论，他们通过读书俱乐部共同学习、讨论和进步。因此汤普森提出，工人阶级文化是一种自学者的文化[9]728，是通俗的、有节制的、重视合作的、自觉抗争的积极文化。这样，早期新左派就深入挖掘了工人阶级文化的大众化、积极性、抗争性意蕴，有力反驳了文化精英主义立场。
其二，英国新左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道性立场。新左派理论家对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始终紧紧揪住人道性这一根本点。汤普森等人认为，苏联政治制度出现大清洗和反智主义等弊端的根源，正是在于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缺乏人道性要素。汤普森在1957年发表的长文《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致非利士人书》对此做了详细阐述。汤普森提出，“斯大林主义”作为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名词，存在严重的非人道主义因素。它的表现主要有三点：其一，斯大林主义是一种反智主义，轻视作为主体的人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将理论和制度置于教条主义情境中，使所有人都丧失思考和批判能力，变成教条主义的信徒；其二，斯大林主义是一种道德虚无主义，它片面强调和赋予个人以自我牺牲和无限忠诚的观念，而忽视个体的道德意识，在体制上将道德权威赋予党的最高领袖，变成一种可随意滥用的不道德权力；其三，斯大林主义是一种主体虚置的意识形态，它否认个体的社会需求。在“经济决定论”引导下，过分重视重工业的发展，忽视人民对轻工业品的需求，对国家经济生活实行官僚化的工业管理。归结起来，问题的本质是过分坚持“经济决定论”，遮蔽了作为主体的人的价值。因此，汤普森认为，推进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关键，就是还原人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威廉斯的观点与汤普森的观点不谋而合。威廉斯认为，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轻视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而文化则是“整体生活方式”[8]301，是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反映，其中包含着鲜活的人的要素。只有重视人的要素，才能从根本上理解英国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变化特征。因此，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应当重视对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的研究。霍尔进一步发展了上述两者的观点，他在《无阶级的观念》一文中描述了自己的经验观察，他提出英国在二战以后逐渐形成的消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日益呈现无阶级化特征，以往明确的阶级差异正被一种共同的消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所消弭。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下，社会中只有生活精致高低，而没有了阶级差异，这是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所解释不了的社会现象。因此，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要重视阶级背后的生活方式变迁，重视其中蕴涵的人道要素。总而言之，早期新左派认为立足英国社会生活中的新现象，要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定式，回归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还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人道主义的价值。“现在，人必须关注其他的东西——根本不是物，而是人的理性和‘意识’”[5]48。汤普森还激进地宣称，“如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反‘斯大林主义’运动获得成功，那么，社会主义运动创立者的革命信心就可以得到确证……它将重新激起我们对自己的革命前途的信心。”[5]5
其一，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性。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不是让人把玩的学术游戏，而是面向实践生成和发展的，它不仅致力于解释世界，而且寻求在变革世界的实践中不断创新。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本土化探索中，始终聚焦英国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并寻求解决之道。早期新左派从一开始就试图解释英国社会在50年代发生了怎样的新变化，以及如何正确认识这些新变化对工人阶级、对普通大众和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影响。在对这些时代问题的解答中，他们意识到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对于新时代问题的解释是乏力的，因而试图用英国的各种理论资源去修补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并用英国的经验主义去做社会学考察，从而形成了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范式。在这种基于实践新变化的理论创新中，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发掘了英国现代消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特征，并展现了工人阶级文化的积极意义，为我们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结构和工人阶级的进步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2018年3月23日，娄星区检察院以被告人谢某犯有危险驾驶罪向娄星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娄星区法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于2018年4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且当庭宣判。
四、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与局限
英国早期新左派发展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的努力，造就了后来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新气象，其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也得到了广泛认可。尽管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特定时空的理论成果，具有其理论局限性，但是它仍然为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重要借鉴意义。
最后，两者的理论性质具有很大不同。英国新左派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尝试，总体上呈现出文学的、大众的和经验的理论特征。就像霍尔所回忆的，在1950年代末的新社会运动中，“英国社会主义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与工党的命运和前途结合在一起”[10]91，这些新左派理论家扮演的是社会观察家的角色，他们努力通过观察和总结，揭示工人阶级文化中的反抗意蕴，强调工人阶级文化的正面性和人道主义价值。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建构则表现出哲学的、精英主义的、理性思辨的理论特征，他们对社会的观察是寻找症候，对与大众和大众文化的正面价值保持着审慎的轻视，特别强调资本主义制度在意识形态上对工人阶级和大众文化具有强大的收编功能，因而其理论带有强烈的审美救世主义情怀[11]110。
再次，两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具有很大差异。英国新左派并不将主要精力用于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而是着力于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推广到具体的文化研究中，形成对英国历史和现实的文化诠释。其方法是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是文化人类学层面的社会文本分析。法兰克福学派则是以哲学和精神分析学的理论逻辑深度解剖资本主义的弊端，其方法是病理学批判，是理性思辨的演绎，是对大众文化的蒙昧性进行深刻揭露。
其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宏观、历史和辩证的视野，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行科学考察，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深刻剖析。它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辩证演绎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缺陷，并阐述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其叙事风格是宏大的。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则不然，它对议题的讨论更加微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化维度更加在意。英国早期新左派着力观察社会日常生活的细微变化，观察各个阶层或群体的文化变迁细节。在对这些细节观察的基础上，阐述英国社会的变迁逻辑。同时，他们不仅仅将考察目光聚焦在经济变化上，而且注重考察社会群体的文化特征，从而试图寻找某种共识性的意识形态，寻求新的“文化领导权”。因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同法兰克福学派共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视域。
其三，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取向。马克思主义始终强调人民立场，强调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就会变成变革世界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因就是为无产阶级寻求解放道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取向。在理论上，它反对文化精英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局限性，张扬文化的大众性，关注社会边缘人群和弱势群体，宣扬工人阶级文化的进步意义。这种理论取向反映在实践中，表现为英国早期新左派重视从新社会运动中寻找各种新的抵抗力量，寻找社会主义运动新方向。
在新时代语境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逻辑，强调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这是我们实现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实践之源。英国马克思主义通过张扬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理论视域和理论指向，为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使我们更加意识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需要直面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要素、凸显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至上立场。
施氏找到了一个“三”讹为“二”的证据，虽是孤证，亦足欣喜。他说，至今却“尚未发现《正义》‘年四十二’之‘四’讹为‘三’的”⑦。这就把“建元六年说”的一条路给堵死了。但是我们仍可以追问：所谓“南化本”(按，这个本子是南化氏所藏南宋黄善夫本《史记》)的作“三”不作“二”的依据又是什么呢？施氏说：“我认为，张守节依据《索隐》‘年三十八’之文，以推断司马迁作史时42岁，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至少说不是妄言。”那么我们也可以问：难道南化本没有可能是由《正义》之“四十二”推出的“三十八”么？因为是孤证，就总不能说很稳当。而袁传章先生更有力地驳之曰：
当然，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局限性也不可忽视。它过于强调经验和传统立场，反对抽象思辨，缺乏对文化实践的整体性分析，忽视文化背后的“意识形态”性质，由此导致的问题是文化研究理论性的匮乏和问题分析深刻性的丧失。尤其关键的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在本土化实践中虽然揭开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中被长期遮蔽的文化价值问题，但他们将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僵化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等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由此进行激烈的还原主义批判，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分析方法的科学性。我们必须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当代最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纵观全球，当今世界充满各种危机，但其中最主要的危机仍表现为经济领域的危机，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经济不平衡问题。全球化进程中区域性的经济不平衡发展问题在加剧，后发展中国家地区仍处于全球生产结构的边缘，并导致了持续的贫穷和动荡。经济不平衡问题延伸到社会、生态各层面，表现为国家间无法达成合理的经济利益分配机制。在国家层面，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日益暴露出巨大的贫富差距问题，构成引发社会不满和分化的最主要因素。这一系列问题都提醒我们要将目光重新聚焦到历史唯物主义架构上来，通过建构更加公平公正、人人具有获得感的经济发展秩序，来化解国际国内的各种危机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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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of British Culture Marxism ——Center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arly New Left in the UK
CHEN Jin-shan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fice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of Yan an ,Yan an ，Shanxi 716000，China )
Abstract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Marxism faced stagnation and the socialist movement was in trouble. Some Marxist theorists attempted to combine British literary criticism with Marxism and developed a critique of capitalism from the cultural dimension. The basic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is to uphold the popular position of culture，publicize the positive value of the working class culture，adhere to the humanitarian Marxism，and oppose the economic determinism of the Soviet orthodox Marxism. This kind of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is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e cultural criticism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has refere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However，it also has obvious theoretical limitations，which pays too much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culture，and ignores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Meanwhile，it does not fully recognize the important val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alysis methods.
Keywords ：the New Left；cultural Marxism；culture and civilization；Stalinism；cultural materialism
[收稿日期] 2019-04-28
[作者简介] 陈金山(1986—)，四川成都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 D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307(2019)03-0073-06
[责任编辑： 陈慧瑞，赵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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