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知背后的底蕴透视——读刘永佶教授的近著《社会剧变中的经济与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剧变论文,底蕴论文,透视论文,教授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表面看，我们非常重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因为它是社会关系整体的基干。但是，我们以往的重视，只不过停留于表面。因为我们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认定：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并对经济有巨大反作用；而经济则决定了政治制度的社会历史本质。可见，在社会关系的整体中，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具体样态和特殊本质到底是什么？这正是我们渴望知晓而又见不到科学回答的问题。诚如刘永佶教授在书中所说：“迄今为止，涉及经济与政治关系研究的，主要是唯物史观。马克思从一般意义上探讨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但唯物史观揭示的是各种社会形态共有的一般规律，不可能对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进行具体研究。这表明，从应该的意义上讲的三门社会科学，都没有对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进行具体、专门、系统的研究。而现实中，历史上许多社会现象都需要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中得到说明，而且这种关系确实相当丰富和复杂，也存在许多特殊的规律。怎样从中概括出对现实、对未来有启发意义的一些观点，是一个必要的课题。”（见《社会剧变中的经济与政治》序言第2页。）
在我们国家，经济与政治的真实关系，是一个人们熟知但并不真知的问题。刘永佶教授的近著《社会剧变中的经济与政治》，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
一
我们的改革，已走过了十几年的曲折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改过去人为地从政治角度变革生产关系，经济体制则照搬苏联模式的旧做法，在政治体制改革基本没有大动作的前提下，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有时重、有时轻，有时急，有时缓的改革。成绩是巨大的，也是主要的，但现在看来，缺陷同样不少。例如，国人痛恨、痛骂而且确实严重侵蚀我们社会机体的腐败现象之所以滋生漫延和猖行无忌，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政治变革滞后，经济体制的变革是单腿跳造成的。
由过去的照搬苏联经济体制到改革开放以来一味变革经济体制而不在政治体制变革上用劲，说明我们在经济与政治二者的辩证关系上，认识还不成熟，反映在理论上，则是表现为概括历史、归纳现实的基本原理尚属空白。令人欣慰的是，刘永佶教授在《社会剧变中的经济与政治》一书中，为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提供了一个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模式：“概括起来说，政治变革与经济变革的内在统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政治变革是经济矛盾的产物；（二）经济的发展水平制约着政治变革的性质和进程；（三）成功的政治变革必须为经济变革提供条件，并促进经济发展；（四）政治变革的成果在经济变革和经济发展中得以保持。”（同上书，第326页）
简单看，这几条概括似乎没有什么新奇之处，细致想来，它们恰好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底蕴，以不同国家社会变革的事实为依据，对社会历史进程中经济与政治关系的科学和理智的把握。我们这样说的根据何在呢？最主要的根据就在近代以来世界各国所进行的社会变革的经验教训之中。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各自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由于经济矛盾突出，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所以，使得政治变革的资产阶级味道浓厚，建立起来的新的政治体制，较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经济变革的政治保障有了着落，政治变革的现实基础已被建立，在这种情况下，任凭失势的封建势力如何反攻倒算，资产阶级制度内部由于经济与政治的暂时错位而如何危机此起彼伏，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整体还是得以延续、得以巩固，在延续和巩固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反观近代以来的中国，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更由于当权者的阶级局限和切身利害所致，所以，在不触动政治体制的前提下搞经济变革（如洋务运动），是以失败告终。后来，我们自己从政治体制上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但由于采用的经济体制与自己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到头来，同样是教训多于经验（如“穷过渡”）。
社会剧变中的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样态，但样态背后的本质，虽然难以抓住，实际是客观存在的。这种本质的最明显表现，就是经济变革与政治变革各为自己的对方设定了限度，不逾越它，相安无事，逾越它，死路一条。具体说，除了上述讲到的经济与政治二者之中的一方变革，另一方不变革，必然出现悲剧性结果以外，在这里，双方同时变革，但互不协调，结果同样是悲剧性的。因为，处于两种社会形态交替之间的政治变革，是依据经济生活中人际关系的矛盾和需要引发的，所以，这种矛盾和需要为政治变革设定了限度，超过这个限度，政治变革会失败，反映不出经济改革的需要，解决不了这里的矛盾，政治变革同样会失败。这实际上就是说，政治变革的根本目标，不仅仅是建立新的政治体制，更主要的是在于保护、推动经济的变革，只有这样政治变革的成果才能保持住。
由此看来，经济变革和政治变革，是一种互为目的和手段的辩证关系，不把其中的一种作为目的或作为手段，都不会取得预期效果，甚至会事与愿违。经济变革与政治变革的辩证关系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状态以来，政治和经济就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政治，是被经济赋予了灵魂并为经济服务的政治；经济，则是借助政治得以存在并通过政治才能组织和发展的经济。单纯地把社会视为经济社会或政治社会，并把这种观念付诸于变革社会的行为之中，都是必然要碰壁的。
二
从近代世界各国的变革历史看，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耐人寻味，同时，由此现象也引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发展理论。英美国家的经验是，经济的发展要求政治民主，政治民主制度的建立又推动和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发展；日德等国，在为近、现代社会奠定经济基础、使经济在短时期内起飞的过程中，实行的都是集权专制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脱胎换骨，经济得到发展的结果是相同的。可是，用于发展经济的政治制度，则具有天壤之别：一个是民主制度，一个是集权专制。
注重日德等国发展经验的人们，由于又受到南韩、新加坡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发展经验的刺激，由此便得到出结论，落后国家要想以加速度的方式赶上发达国家，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唯一的政治制度选择就是新权威主义。注重英美等国发展经验的人们，由于看到了他们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的半真半假的“睛朗天空”，便一口咬定：政治制度上的民主是没有过程和前提条件的，似乎生吞活剥地嫁接英美等国的民主制度，经济便可马上起飞。
这种差别如此之大的社会发展理论，都可以从历史的经验中找到自己的依据，也可以从不同的社会发展理论家那里找到自己的理论根据。但是，不管是用什么方式发展经济，都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并且，不同的社会制度，都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即是说，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看来是客观事实的东西，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就会变为失去历史必然性，因而成为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的东西。就此而论，基于日德等国发展经验的新权威主义，显示出的漏洞最多。
《社会剧变中的经济与政治》一书，针对这种貌似有理实则近视的社会发展理论，辟有专节加以分析和批评，让人细嚼慢品之后，觉得有理有据：“专制政治在一定时期内能促进经济发展，但不会长久。”（同上书，第356页）
这是因为：第一，专制政治扶植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主要不在于经济的发展，而在于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巩固自己日渐衰亡的政治统治。第二，专制政治扶植和促进经济的发展，潜藏着它自己开始意识不到、后来又驾驭不了的掘墓者——商品经济中的民主精神，最后，总是有一场决战，使社会激烈动荡起来，专制经济衰亡下去。第三，在现代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专制统治的本质是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背道而驰的，况且，专制统治与庸才当政、腐败堕落密不可分，所以，它与商品经济中的才能本位，总是尖锐对立。
正是因为专制政治促进经济的发展只不过是短时期的效应，因此，刘永佶教授在他的书中告诫人们：“民主政治和发达的商品经济是近代以来社会变革的大趋势。”（同上书，第349 页）我们不能小看这里的发展经济的政治手段是民主政治好还是专制政治好的争论。这实质是采取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还是采取代表现代世界潮流的民主政治发展我国经济的问题。近代以来，我们总是在这个问题转来绕去，刘永佶教授以历史的经验研究和对我国现实的深刻透视作为基础，为我们跳出这个怪圈，提出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思维框架。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几十年来我们深受其害的认识怪圈，这就是：一说到民主，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好象民主与社会主义无缘。刘永佶教授的观点正好与此相反：只有政治上更加民主，社会主义才能在经济上超过资本主义。（同上书，第362页）刘永佶教授在他的书中，同样地为走出这个怪圈指出了一种富有启发意义的思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具有其虚伪性和各种弊端，但并不因此就证明封建的专制及其官僚体制是可以长期保留的。资产阶级民主制毕竟是封建专制和官僚体制的一大进步，它之所以能取代封建专制，并长期存在下来，原因也在于它的进步性，当然其弊端也在恶化。社会主义民主要消除资产阶级民主的各种弊端，但并不是说因其有弊端就取消民主。”（同上书，第318页）
三
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得知，社会意识具有相对性，但是，在政治和经济及这二者的关系上，我们并没有注意到，它们也有各自的相对独立性。不过，没有注意到这二者各自的相对独立性，并不能说明其客观上的不存在，这只不过是说明，虽然我们在劫难逃地处于政治和经济活动之中，但它们内在的底蕴，却被我们忽略了，即是说，我们没有从感性上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也没有从理智上科学地把握它。令人高兴的是，刘永佶教授在书中，为我们弥补了这一缺憾，他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把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学等学科中本应占有一席之地的基本原理揭示出来，昭示于我们的面前：“国家机器是由相当一部分人口专职构成的，不论君主、文官武将，还是警察士兵，都有各自特定的社会地位，也有专门的职业和作用。这样，就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特定的阶层，他们不从事经济活动，但却可以拥有财富；他们不创造价值，却能占有剩余价值。这个阶层是属于社会统治阶级的，由他们代表着其阶级来行使统治权。这样，在从总体上受经济基础制约的同时，又有了政治的特定活动范围，以及政治的关系和活动机制。正是这些，造成了政治上的差别，也使政治活动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同上书，第344页）
“经济的相对独立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新的生产关系可以在旧政治制度下形成。……（二）经济的发展有内在的机制和规律，它受政治和其他社会条件的制约，但不为政治所决定。……（三）变革后的经济按照自身的发展趋势来运转，政治只能促进或延缓其发展，但不能以政治家的意愿为转移。”（同上书，第346页）
揭示出政治经济相对独立性客观存在的事实，无异于一项科学的发现，如果我们把这一原理作为方法论原则，运用于观察和分析社会中的经济政治现象及二者的辩证关系，则更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如果我们仅知道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决定政治的社会历史性质，那么，为什么相同或相当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而在政治体制上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的问题就会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更进一步说，专制政治在一个相对的时间里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其与商品经济尖锐对立的本性却不会充分暴露出来，这同样会与我们惯常接受的简单化的经济与政治关系原理相抵触。这些问题，用政治与经济相对独立性原理却可以恰如其分的说明，因为它更贴近、更符合历史上和现实中客观存在的政治经济事实。
综上所述，我们从三个方面评述了刘永佶教授的近著《社会剧变中的经济与政治》在经济与政治辩证关系领域中的建树。同时，书中还有不少富有启发意义的观点也是宝贵的。这是一部理解经济与政治辩证关系的难得的好书。
当然，书中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例如，刘永佶教授在没有严格区分公有制、国家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几个概念异同的情况下，有点感情用事地反对改变目前我国存在的“国家所有制经济体制”。这就产生了问题：公有制与全民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虽然具有相同之处，但也有不小的区别，尤其是国家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区别更为明显。所以，改变目前的所有制，不等于改变公有制性质。况且，不管是采取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从根本意义上说，都不会是最终目的，只不过是实现这一最终目的手段。我们的最终目的是生产力发展、人民富裕和国家强盛，所以，只要是有利于实现这一最终目的的所有制形式，就是我们应当采取的最好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