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在中国生活和民俗中的影响_孝道论文

孝道在中国生活和民俗中的影响_孝道论文

孝道观念在国人生活及民俗中的影响渗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孝道论文,民俗论文,国人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B82-04

孝在传统文化中,一方面是“善事父母”之伦理意识,体现着亲亲、尊尊、长长、贵老等伦理精神,另一方面,它还具有祖先崇拜、追求永恒的宗法性、人文性宗教意义,从而强化着中国人的家族、宗族意识。另外,孝还是中国人珍视生命、保护生命的哲学意识的体现,是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深层的元意识。孝之文化观念不仅对中国传统政治、教化等有深刻影响,而且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民俗、民间艺术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拟对孝道观念在国人生活方式及民俗、民间艺术中的影响渗透做些透视分析。

一、孝道观念在国人之衣食住中的影响渗透

一些学者在研究了中国古代的袍服之后,归纳出以下五项作用:一、明贵贱;二、弘教化;三、尊祭祀;四、慎丧仪;五、禁奇异。在日常生活中,父母与子孙的服饰是通过质地、样式等加以区别、以明贵贱尊卑的。子孙衣冠整洁以示对父母长辈的尊敬。如《礼记·深衣》中规定:父母和祖父母同时健在的人,穿的深衣用彩色花纹来滚边。只父母健在的人,穿的深衣用青色来滚边。未满30岁,父亲已去世的人,穿的深衣用白色来滚边。袖口、裳的下摆,裳边的滚边,都是一寸半宽。《礼记·曲礼》:“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纯素”。为什么?正如郑玄注:“为有其丧象也。”早晚请安时,要服饰整齐,不可脸不洗、发不梳就拜见父母,否则为不孝不敬。在服饰文化方面,最具孝道典型意义的是古代丧服的“五服”制度。当家族亲人逝世后,子女家属在死者入殓后,均要穿上丧服,称为“成福举哀”。根据生者和死者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丧服和居丧的期限有差等,“五服”即为丧服的五个等级,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斩衰”为五服中最重的一种,凡丧服上衣叫衰(披在胸前),下衣叫裳。衰用最粗的生麻布做成,衣旁和下边不缝边,使断处外露,以示无饰。不缝缉称斩,故称“斩衰”。丧礼中子与未嫁女为父母丧服,承孙为祖父母丧服,妻为夫丧服,服三年。次重孝服“齐衰”,用粗生麻布制成,剪断处缉边。为祖父母服一年,为曾祖父服五个月,为高祖父服三个月。稍轻孝服“大功”,用熟麻布做成,比“齐衰”稍细(功指织布的工作)。为伯叔父母及堂兄弟、未嫁堂姊妹丧服九个月。次轻孝服“小功”,用较细熟麻布制成。为从祖父母、堂伯叔父母、未嫁祖姑、堂姑、已嫁堂姊妹、外祖父母、母舅、母姨丧服五个月。最轻孝服“缌麻”,用最细熟麻布做成。为从曾祖父母、族伯叔父母、族兄弟姊妹、表兄弟、岳父母丧服三个月。“五服”制度中的某些内容,历代曾有若干变化。然而,从它形成于先秦之时起,就一直广为流行,经久不衰2000多年并渗入到社会各个层面中。它是中国传统丧葬中重孝道、重伦理、重血缘关系特点最明显的表现。一方面体现着对故去之人的祭祀追念之孝心,一方面又体现着宗族、家族关系中亲疏有别的宗法关系。古人常以丧服来表示亲戚关系的亲疏远近,杜甫《遣兴》:“共指亲戚大,缌麻百夫行。”其中的缌麻即亲戚,而非丧服。直到如今,同姓同宗,如出了“五服”,虽为“本家”,然而关系已相当疏远了。

中国素有“食文化”之说,因此,孝道作为文化的元意识,必然就在人们的饮食上留下更为明显的痕迹。如事生之父母,儒家所言孝道最起码的要求,就在于千方百计供给父母充足的食物,以养父母。如《二十四孝》中的“为亲负米”、“鹿乳奉亲”、“涌泉跃鲤”、“怀桔遗亲”、“哭竹生笋”、“卧冰求鲤”等等都是以食品养亲的故事。不仅要养,而且要敬。因此,不仅要“有酒食,先生馔”,而且在吃的文化、礼仪方面更要体现孝之敬意。古人在饮食上很讲究孝义。上亲在,珍美食品先供上亲,上亲尝后赐食,子孙才可食。上亲喜爱之食品,子孙不可随意食用。古代同桌用饭,父母上座,子孙下座或边座。父母端碗用筷,子女才能动作,子女不可先于父母用食,也不可先于父母下桌。甚至小孩不能任意多夹菜,要看父母眼色。当餐桌上排出长幼尊卑的次序时,伦理孝道观念也逐渐渗透到他们的心中。古人早已懂得“制乡饮之礼以交接长幼之序”。在村落、宗族的饮食仪式上,礼仪的规定往往非常严格,表现在座席的分配、斟酒的次序、敬酒的规矩等各个方面。孔子在《论语》中说:“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就是长者为尊的敬老习俗在饮食聚会上的表现。像这样在日常生活中处处体现出来的秩序的规定往往比空洞的说教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嵌入到人们的骨髓中去。因此可以说,中国之食文化一方面是在孝道观念支配下形成的,另一方面又是强化、教化、贯彻落实孝道的有效途径。

事生如此,事死更是以食品和酒表达子孙对祖宗父母之孝心。中国的宗教奉献食品反映了神与人有相同的欲求,这是原始人道主义的一种表现。中国的宗教是一种人文性宗教,祖宗神是上帝与人之间的联系者,亡故的祖先之灵魂离开肉体而去,却还时时牵挂着世间子孙的一举一动,他们都明察秋毫,因此,子孙们便以丰盛精美的食品、美酒奉献给祖宗神灵,让灵魂感到生者的一片孝心真情,从而保佑生者福寿平安。不仅如此,儒家礼制对孝子在父母亲人去世期间的饮食也做了严格限定,以此表达子女哀痛、悼念祖宗父母之孝心。如父母去世后的前三日不饮食,其后至第七日只吃粥,七日后方可食蔬菜水果,十四日后才能食肉,居丧三年期间都不应饮酒。

中国传统的居住房屋更是体现着儒家孝道之宗族群居、长幼有序、尊祖敬宗的伦理精神。我国传统社会是一种未斩断原始血缘关系遗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因此,宗族群居实际上是原始村落组织群居的延续。至今许多地名如“赵家庄”、“李家屯”、“马家坡”、“王家沟”等等就是这种宗族群居的体现。血缘宗族聚居在一起,以宗族祠堂为中心。祠堂是祭祖和族内公共活动的场所。我国房屋的基本结构是一明两暗的一堂三间,这是一般平民住房规模。中堂位置最显,中央供奉祖先、神佛;壁悬中堂、对联,下设长几方桌,两旁设大座,是家庭中处理公共事务(祭祖、议事、待客、举行各种仪式等)的场所。如果是中等家族规模,便在正房两侧和对面加盖厢房,中间的院子为广庭,成为典型的三合院或四合院。一个院落合成一个家族。我国传统的大家族的扩展体现在房屋上,基本上是以四合院、三合院为基础,采取纵向、横向连接两种形式,其中以纵向连接最为常见,于是便有了二进、三进的院落。这样的建筑布局可伸可缩,非常适合于我国传统的家族社会结构。由此扩展,规模可以达到最大,如朝廷的宫殿实际就是一个纵向横向多层连接的大四合院——封建社会“家天下”的象征。四合院、三合院中,正房是年长家长居住,子女住东、西厢房,仆人则居下屋。即使是一家人睡在一个炕上,也有次序的规定,男性家长睡炕头,其次是女性家长,以下依次排列,最末者在炕稍。炕头近炉灶,这是原始社会按火塘区分次序的遗风。四合院布局之所以成为我们国家最普遍的居住结构,原因之一就是这种布局方式使尊卑、长幼、男女、主仆之间体现出明显的区别,最适合传统社会的宗法礼教制度。

二、孝道观念在国人人生仪礼上的影响渗透

如果说,尊祖敬宗、崇拜祖先体现了孝道“继往”之意蕴,那么,承续烟火、延续子嗣则为孝道“开来”之内含。热爱生命、传宗接代、追求永恒,这是孝道的精神实质之一。

“有子万事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生子为人生之最大义务和快乐之事。因此,人生诞生礼备受重视。民间俗称怀孕为“有喜”,是预示一个人即将诞生,从未孕时的求子祈嗣,直到临产期的种种习俗,都是为诞生礼做准备。古代往往把诞生礼放到诞生后三日,俗称“三朝”。流行用礼物“接生”的仪式,多有外祖母家送红鸡蛋、十全果祝诞生的;后来,又产生了“洗三”仪式。接着,又要过满月、百日、周岁,这期间还要行剃发礼、认舅礼、命名礼、抓周礼等等。百日,北方多称“百岁”,是祝长寿的仪式,多有赠“长命百岁”锁的。诞生礼及过渡期礼的主题就在于祝贺新生命的诞生,并祈求新生儿长命、长寿。

婚礼之备受重视,也是基于孝道这种重视传宗接代、热爱生命、追求永恒的理念。《礼记·昏礼》开篇即说:“婚礼者,将合两性之好,上以事宗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在儒学生殖思想中,认为天地与男女是两对伟大的配偶,前者化生万物,后者化生人类,因而天地合与男女结合都具有神圣的意义,如:“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经·系辞下》)、“君子之道,造端于父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孝经·圣治》)。因为夫妇之道,为人伦之始,婚礼是人生大礼,所以要经过“六礼”的不同阶段的不同仪式,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不可谓不隆重。但之所以受到重视,仍在于它是延续家族烟火的途径,并不是重视男女性爱之感情价值。把男女结合的功能仅仅理解为生殖,用生殖否定性爱,这是一个很深的民族传统观念。由于家族以血缘关系(亲子关系)为主轴,所以,家族的夫妇要做到“夫妇有别则父子亲”。夫妇感情和利益必须服从家族延续的整体利益。

丧祭之礼,不仅直接体现着孝道,而且孝道最初就是由丧祭之礼中产生出来的。《礼记·祭统》:“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又云:“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周人将孝这一道德伦理观念寄托在最普遍的宗庙祭祀仪式上,换言之即孝是以对祖先的宗教祭祀形式存在的。孝凭借祭礼来表达,祭礼本身则体现孝,而且还具有孝道的教化作用。《礼记·祭义篇》云:“祀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又说:‘夫祭之为物大矣!……教之本与!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则教之以尊君长,内则教之以孝宗。……崇事宗庙社稷,则子孙顺孝,尽其道,端其义,而教生焉。”正因为丧祭之礼有如此重要之意义,所以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像我国这样重视它,仅《礼记》中就有《丧服小记》、《丧大记》、《祭法》、《祭义》、《祭统》、《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等专篇论述,真可谓完备至极。

丧葬礼,是人结束了一生后,由亲属、邻里、友好等进行哀悼、纪念、评价的仪式,同时也是殓殡祭奠的仪式,一般要经过以下程序:1.停尸小殓(穿“寿衣”)。2.招魂。3.吊丧。4.殡仪,又称“入殓”、“大殓”。5.送葬。6.守丧祭祀。依照儒家“生有所养,死有所葬”、“生,事之以礼,死,事之以礼”、“慎终追远”等原则,儿女应“养老送终”。如身处异乡,无论是读书、做官还是经商,闻父母去世,均要日夜兼程,回家奔丧。制丧要严格按各种礼制规定进行,哭丧以表哀痛,为父母居丧三年,其间不能有娱乐活动,不能娶妻纳妾,应在父母墓旁搭棚而居,并遵守饮食、言谈等有关行为规定。三年期满,在举行一次十分隆重的祭祀后,守墓者才能“起灵除孝”。在这期间和以后每逢节日、祭日均要祭祀父母祖先,追念先祖恩情,表达哀思与孝心。

寿礼也是体现和表达孝心的重要人生礼俗。在先秦时代,中国人就表现出对人生的深深眷恋。《尚书·洪范》把寿列为“五福”之首。《诗经》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当时的祝寿场面:“虎拜稽首,天子万年”、“作召公考,天子万寿”。流传后世的祝寿词语如“万寿无疆”、“寿比南山”等,也是从这时流行起来的。传统的寿诞礼仪,一般在40岁以后开始举行,逢10逢5为“整寿”,尤为人们所重视。祝寿前,要安排寿堂、寿幛。寿翁位置在寿堂正中,司仪唱赞,亲友、晚辈上寿。寿筵把寿礼的喜庆气氛推向高潮。在各种佳肴中,一种极普通的食品——又长又细的面条——表达了人们的祝愿,称为“长寿面”。贺寿来客携带的寿礼,包括寿桃、寿面、寿糕、寿屏、寿画、寿彩等,而寿联则为祝寿活动涂上一层高雅的色彩。传统中国人往往用“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祝福寿诞。

祝寿活动,可以说典型地体现了孝道文化精神。它具有“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的实际作用。第一,它以礼节形式表达人的孝心,唤起一家人的孝感,感戴父母的慈爱,牢记长辈的训诫,是加强平时事亲行为的必要手段。第二,人们常倾慕“五世同堂”的家族,因而祝寿文化的功能便在于显示家庭人口财力的旺盛,进而振奋各辈成员的精神,对于发展家族的生命链有现实意义。

三、孝道观念在岁时节日中的影响渗透

在一年的岁时节日中,对中华民族来说,过年或春节是最重要的综合性的节日。我国大多数地区和民族都把阴历正月初一作为新年之始,过年的庆祝活动往往从头一年的腊月一直延续到新年整个正月。过年的节日性质是综合的:喜庆一年丰收、祭祀神佛、祭奠祖先、除旧迎新、迎喜接福、合家团聚、文化娱乐等。从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便进入过年活动,称“过小年”,全家团聚饮宴。以后便大清扫,沐浴,换新衣,积极准备各种年事、年贺,接着贴春联,挂笺,张灯结彩,垒旺火,杀猪宰羊,向亲友馈送糕点果品和酒类。年三十夜辞旧岁。新年正月初一全家团聚,从初二开始,亲友互相拜年,互相庆贺,宴亲朋,庆丰年,祝新年顺利。从初一到初五,日夜燃放爆竹、烟火,十分热闹。节日期间举行各种传统的民间游艺活动,秧歌、龙灯、狮舞、高跷、花鼓、花灯,形式多样,吉祥喜庆。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辞旧迎新之际,中国人一刻也忘不了对父母祖先的孝心敬意。只要父母健在,不论是在外干什么,都要在新年来临之前,赶回家中,看望父母,这本身就是孝心的体现;如果春节不归不仅会使父母伤感,而且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子女新年要给父母带回或送上贺年礼物,年前期间子女与晚辈对父母长辈要行叩头礼拜年。事生如此,事死亦然。到了年三十,从下午到黄昏,山野坟地上,各家各户的子孙们纷纷去父母祖先坟上燃放爆竹,焚化纸钱,供上香火和食品,而且还要手持香火引先人回家。家中,清扫安顿完毕,人们就要恭恭敬敬请出父母祖先牌位,供上香火、食品,一般情况,茶饭香火至少要供到初五。

清明是中国传统历法中二十四节气之一,是一年中万物生长的开始,时间在每年农历二月二十一日、公历四月五日前后。作为节日,人们从这一天开始点瓜种豆,植树造林;作为节气,人们又在这一天祭扫亲人战友的坟茔。对于生长的期望和对于已逝者的哀伤同集于一天,欢声笑语(踏青)和哀愁泪水(上坟)同集于一天,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日子。节气比节日先来到世间。对清明节来说,唐玄宗开元二十年(公元132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皇帝郑重其事地下诏,规定清明前一日寒食节(相传纪念先秦晋国大臣介子推的节日)为扫墓之日。在以后延续至今漫长的岁月中,清明前后就成为祭扫坟墓的日期。在这期间,子女们要去父母、祖父母坟上供上丰盛的食品,烧化纸钱,并整修坟墓。这种节日民俗至今仍长盛不衰,这足见孝之“慎终追远”影响之深远。有悲伤,也有欢乐,清明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它凝聚了中国人对待死和生的深沉豁达的态度。

盂兰盆节,本为佛教仪式和节日。每逢农历七月十五日,佛教徒为追荐祖先而举行。在中国,始由梁武帝于大同四年(公元538年)仿行。后世除设斋供僧外,还增加了拜忏、入河灯、焚法船等,逐渐流为以盆施鬼,故又有“鬼节”之称,其实质逐步演变为“孝亲节”,是佛教之孝亲观念与儒家之孝道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农历七月十五日这一天,又是“中元节”,所以信仰佛教的中国人,每年常在这一天举行“盂兰胜会”,诵经礼忏,超度过去的父母;如果父母还在的话,就为现生的父母增福延寿。到现代,一般民众虽不再举行大的宗教法会,却仍保留了祭祖扫墓旧俗。

农历八月十五日是中秋节。赏月、观桂、食月饼是中秋节的主要活动,该节的文化内涵较为丰富,但其中最主要的是象征亲人的团聚、团圆,食月饼就在于月饼象征着圆月从空中来到人间,以喻示亲人的团圆。这一天,人们只要有可能,都要回家与父母家人团聚,一是意味着对父母的孝敬,一是意味着家庭的团结和睦,因而中秋节也是孝道文化观念的体现。

重阳节,在农历九月初九,又称“重九节”。《易经》将九定为阳数,两阳相重,故名“重阳”。阳与寿同质,因而,九九重阳日,除有别的文化内涵外,还有敬老祝寿之意,现代将此日定为“敬老日”,实为中华孝道“贵老”精神之体现。

另外,还有冬至日,要为父母祖先之灵送寒衣,上坟祭祀。在我国台湾地区,还流传“冬至唔返有祖宗”之说,这天家家蒸九层糕拜祖先。祭拜时,全家跪在祖先神主木牌前,由家长述说“根”在何处。此俗在台湾代代相传,意在不忘祖宗。

总之,“春秋祭祀”、“四时上坟”,一直延续到大年三十上坟请先人回家,一年复始,孝心不断。

四、孝道观念在民间文学艺术中的影响渗透

民间文学艺术是民众生活的直接体现,反映着民众的文化观念和生活信仰。因此,孝道观念在民间文学艺术中也有广泛影响和渗透。

仅以孝道之热爱生命、珍惜生命、祈求长寿、追求永恒之理念看,围绕祈嗣贺生与祝寿之题材,在民间美术中有大量表现。在年画剪纸等民间美术形式中,诸多的祈嗣贺生主题画,大致可分为送子图、生子图、变子图。具备送子功能的一般是神仙和瑞兽,如《天仙送子》、《麒麟送子图》。在生子图中,莲、鱼、鸟、锦瓜等分别献出了理想的果实——童子。还有许多是表现对生命的礼赞与祝贺的,如在陕西民间剪纸中,常有剪生命树图案的,因为人类的传宗接代,犹如树的生长。小树长成大树抛撒出种子,孕育出树苗,大而成林,这大概就是民间崇信“生命树”的由来。

又比如,围绕“祝寿”主题的民间美术创作阵容庞大,蔚为壮观。我想,稍有一点年岁或农村生活经验的人,恐怕都不会没有见过《寿星图》中那和蔼可亲的老爷爷形象吧!也不会没有见过人们家中中堂上悬挂的《松鹤延年》画吧!古往今来,不仅孝子盼望父母长寿幸福,凡亲朋好友之间也无不以同样的心理相互祝愿,故而形成普遍生产祝寿美术品的社会机缘。即使财力较差者也至少能以剪纸形式进行表现。宋代以后,这种象征福寿吉祥的图案已经相当成熟;明清时期被民间所普遍采用,成了显示祝寿、祝福文化功能的重要艺术形式。凡来自大自然的文化因子,如蝙蝠、松柏、灵芝、仙桃、鹤龟等,都被用来作为祝寿的吉祥物而进入民间美术的创作中,单只蝙蝠曰“有福”,两只蝙蝠是“双全”,五只蝙蝠是“五福”,即多福之谓。“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寿终命。”(《尚书·洪范》)蝙蝠眼前画两枚铜钱是谓“福在眼前”。一个图案上有寿字,写成圆形谓“圆寿”,写成长形谓“长寿”,连续起来谓“万寿”,变成100个字形谓“百寿”,变成200个字形谓“双百寿”。松柏万年长青,灵芝为白娘子舍身以求,仙桃来自天宫王母娘娘的桃园,鹤龟皆能享寿千年,故而都可以用来象征长寿,真可谓匠心之独具,智慧之流溢。

以上可以说是孝道观念以艺术的形式曲折地投射在民间艺术上,另外,由于孝道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教化中的巨大作用和影响,故而有许多文学、美术等是专门为孝道而创作的,既是一种艺术创作,同时,又成为孝道传播与孝文化的重要媒体。如在民间影响最为深巨的《二十四孝》,就有故事、诗、鼓词、壁画、石刻砖雕、雕塑等各种艺术表现形式。关于孝子故事的形象石刻,《文物》1961年11期登载的《重庆井口宋墓清理简报》说:该墓有绘画刻石的王延元、姜诗、陆绩、汴州李氏女、郭巨、仲由、闵损、丁兰乃至目莲等孝子故事。简报还说:“以孝悌故事刻石,在四川汉墓石刻中已有发现。”据此乃山东嘉祥汉武氏祠画像、朝鲜乐浪出土的孝子图,可见关于孝子的故事画,至迟在汉就有了。南北朝时,北魏宁懋墓内石室上刻有丁兰、董永、大舜等孝子故事画。在这一时期的河南邓县画像砖内有老莱子娱亲的图。又据容希白藏的北魏墓室石刻中,还刻有闵子骞行孝等故事。这些,大约就是今天我们知道的比较早的孝子图。在墓室内大量地出现有关“二十四孝”文物,今天知道的多在宋金时期。这些以壁画、石刻、砖雕等形式出现的孝子故事图,出土的多达数十处。其中,有的是一部分故事图,有的已达二十四个孝子故事,它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比如,山西永济县金贞元二年(公元1114年)墓,山西长子县石哲金正隆二年(公元1158年)墓,山西芮城永乐宫潘德冲(公元1260年)等孝子故事图,都是以“二十四”这个数目出现的。至元郭守敬使《二十四孝》基本定型后,其艺术表现形式愈加丰富,仅以画而论,棺材画、墓穴画、祠堂壁画、祖案画屏以及一些箱柜上都有这种题材。鲁迅在《朝花夕拾》中说《二十四孝》那里面的故事,似乎是谁都知道的,便是不识字的,例如阿长,也只要一看图画便能滔滔不绝地讲出这一段的事迹。可见“二十四孝”故事在中华大地上家喻户晓的程度了。这完全得助于多种艺术形式的宣传推广。

另外,孝道主题创作还大量出现在诗歌、戏曲、传记小说、铭赋、祭文对联等文学形式中。如在《诗经》中就有《蓼莪》篇,是我国最早的孝诗之一。三国时杰出诗人曹植作“灵芝篇”,前半篇列陈历代孝子人事借以表达孝子之心,后半篇直接抒写缅父情怀,一吐孝子悼亲而久积的苦水。连明太祖朱元璋也有“思亲歌”传世。另外,祭文与祭告文这种文学体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专为行孝而创设的,历代都有精美祭文传世。如唐代政治家、诗人张九龄之《祭二先文》、李商隐之《重祭外舅司徒公文》、宋代大学者朱熹之《祭告远祖墓文》等等。

至于传奇、小说、神话、志异故事类,亦无不以写人为主体,以孝道为中心题材。自刘向《新序》、曹丕《列异传》、干宝《搜神记》而来,无不皆然。《红楼梦》有专写皇帝孝意、妃后省亲、婢女孝行的;《三国演义》有专写丞相贤孝、大将忠义的;《水浒传》有专写李逵探母、宋江吊孝的;《封神榜》有专写君祭祖、将士救父的;《儒林外史》总55回,计有8回以孝义立题;《聊斋志异》虽温写神鬼精怪,但仍不忘以言孝开卷,第一篇《考城隍》即是个专写孝子的故事;文言小说《子不语》中的《孝女》、《雷诛不孝》,均是专扬孝义的。

总之,教道观念在国人之衣食住、人生仪礼、节日习俗及其中国人之生活表现的文学艺术中的广泛渗透,足见孝道在中国文化中之影响是广泛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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