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敏[1]2001年在《六朝诗经学研究》文中提出学术史研究是学术发展过程的分析和总结。本文将“六朝”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特定历史区域的“诗经学”作为研究对象，期望在对六朝诗经学的流衍和变化进行细致梳理、阐释的基础上，揭示它的特点和影响，从一个方面展示从两汉到唐宋两个诗经学高峰间的学术转变过程。 本文总计叁万余字。除“绪论”外，主要由五个部分组成： “六朝诗经学之先河”，简要阐释自《诗经》产生起，先秦至两汉的诗经学。这一阶段，诗经学经过酝酿和发轫，到汉代进入一个繁荣时期。但总的来说，汉代诗经学首先是经学的，其次才是诗学的。 “六朝诗经学之文化背景”，叙论魏晋南北朝在意识形态领域呈现绚丽多姿、异彩纷呈的多元思想文化特征，儒家的独尊地位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具体表现为经学的衰落、玄学的流行以及道、佛的兴盛。但儒家经学在式微中保持着其正统官方学术的尊严，受统治者的拥护和提倡，并且依然是士人猎取功名利禄的重要途径。同时，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自觉，也给予《诗经》研究深刻的启发；反过来，《诗经》的文学意义对时人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也产生影响。这种复杂的文化背景酝酿了独特的六朝诗经学。 “六朝诗经学之实况”，这一部分将整个魏晋南北朝《诗经》的传播、流衍、研治的基本情况作一个全面的考察。分叁国时期、两晋时期、南北朝时期叁个时段进行论述。主要将各类史籍中搜集到的相关史料进行归纳、整理，将各朝治诗情况具体可考的人制成表格，再加以分析、阐释，这其中重点关注六朝部分。六朝时期，《诗经》不仅得到广泛普及，具体研究方法也有相当的拓宽和发展。 “六朝诗经学之主要着述”，选取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和徐邈的《毛诗音》作重点阐述。《陆疏》开《诗经》博物学的先河，不仅为准确的理解诗意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对今人还具有历史学、考古学、博物学的重要价值。徐邈的《毛诗音》是六朝众多释《毛诗》音的专门着述中成就较高的，保存在《玉函山房缉佚书》里的一卷，使我们今天尤可以据此对六朝的《诗经》古音韵研究窥见一斑。 “六朝诗经学的基本特征”，陈述六朝诗经学在整个诗经学史上并不是卓有成绩的一段，但这一段的诗经学，不仅在前代诗经学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突破，而且在《诗经》的传播、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中介意义，并有其独特的风采。揆其大要，六朝诗经学叁个基本特征是：地域色彩鲜明；学术传授倚重于家族；《诗经》文学意义得以凸显。
韩宏韬[2]2007年在《《毛诗正义》研究》文中提出绪论：自“五四”运动至今，《毛诗正义》的研究经历了“沉寂”、“复苏”、“发展”和“小高潮”四个阶段，尤其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呈现出飞跃式的发展态势，而且涉及的范围也非常广泛。但同时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文本特点，为解决研究现状中存在的问题，拟作“文献研究”和“经学研究”两部分。文献研究是出发点，分别从背景、作者、版本、体例和引书等角度进行考察，并试图纠正目前《正义》研究中的诸多偏差；经学研究则是在理论层面上主要突出经学成就和文学思想，一则客观评价《正义》所涉及《诗》学的基本问题在经学史上的地位，一则客观考察《正义》在解经过程中所体现的文学思想及其价值。本文将每一个问题放置在历史的线索中和时代的背景上，进行归纳、比较和考证，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第一章：《毛诗正义》的编撰性质。《正义》具有官学性质。贞观集团，选择儒学作为整合文化的指导思想。为了恢复儒学的地位，他们大造尊孔崇儒的舆论，兴办学校，恢复科举制度，整理图书，统一教材。初唐复兴儒学的计划，由指导思想的确立到具体措施的实行，环环相扣，而《毛诗正义》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它是儒学复兴方针的落脚处，又是阐发儒家义理、进行《诗》教的出发点。因此，《毛诗正义》负载着官方的意识需求。《正义》偏重北学性质。初唐实行整合南北、各取所长的文化政策，努力以北学的朴实来矫正南学的浮夸。在南北趋向平衡的《五经正义》中，《毛诗正义》带有明显的北学倾向：从所依传、注、义疏来看，《毛传》、《郑笺》是北学：二刘底本以北学为根基。从编撰者来看，孔颖达、齐威和王德韶都是北方人，师承北学。因此，《毛诗正义》更多保持了北学特性。通过考察《正义》对底本的处理方式，我们认为，《正义》不是抄袭之作，而是经典的再创作。《正义》的作者具有主导性和群体性。颜师古亦为硕学鸿儒，但是“才余于德”，按德才兼备的选拔标准，《五经正义》真正的领衔主编是孔颖达。孔门之后的身份，名噪全国的声誉，太宗的鼎力扶持，使孔颖达很快走上学术领军人物的地位。在《毛诗正义》的编撰中，齐威是真正的主撰人，王德韶是主要的参与者。从底本的选择到内容删改的全过程，孔颖达集思广益，不敢自专，体现了他谨严、客观的求是精神。第二章：《毛诗正义》的版本和体例。《毛诗正义》单疏本。此类版本久失考察。本文认为《正义》单疏本可分为两大体系：唐写本和宋刻本。唐写本包括已发现的敦煌残卷以及保存在日本的残卷。宋刻本中，北宋淳化刻本早已亡佚，南宋绍兴原刻孤本残卷保存在日本，日本尚有和刻本，我国亦有嘉业堂影印本。此外，宋刻单疏本中还有蜀本，但已不存。今天，《毛诗正义》单疏本尽管无一完帙，但依然有重要的校勘价值，并能借其残编窥《毛诗正义》之原貌。“正义”的流变。唐以前“正义”基本上专用来修饰儒家经典，《五经正义》始用“正义”作为阐释体例和阐释文本的题目。《正义》之名，由官方认定，旨在正名，止息纷争，巩固思想统治。《五经正义》后，“正义”成为经典阐释的一种常用的体例形式。但在儒家经典的阐释着作中，“正义”有一些变称，自南宋初年浙东茶监司合刻注、疏之后，学林遂亦称正义曰“疏”。其体例也由原来的单疏本，变成“注”、“疏”合刊本。注疏的分合。《毛诗正义》体例原貌以正义为主，只标经注起止。自南宋绍熙年间，始合正义于毛诗经注本中。到南宋晚期，建本又引《毛诗释文》附注疏之中，称之为附释音《毛诗注疏》，是为后来注疏本之祖。注疏合刊渊源有自，引注附经可以追溯到刘歆、马融，而唐人将音注字旁，又开宋人《注疏》、《释文》合刻本之先河。注疏合刊，为阅读提供很大便利。而割裂《正义》原貌，却造成讹误增多、疏文支离、正义与注疏混称之病。卷变的问题。《毛诗正义》的卷数，“四十卷”实有两说，文澜阁之四十卷虽然与单疏本同，但分卷之起止并不完全一致。“七十卷”为“二十卷”之子卷。“叁十叁卷”为四十之残卷。“二十四卷”只是缪载。注疏的分合与版本的不同只是卷变的表象，根本原因则是分卷依据的不同。《正义》的卷变，为我们考察《诗》学取向与兴衰的规律、纠正称卷的谬误、恢复《毛诗正义》卷例的旧貌，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第叁章：《毛诗正义》的引书价值。我们首先纠正《毛诗注疏引书引得》的体例认识错误，并指出其误增和遗漏问题。《正义》保存了汉魏以来大量的《诗》学和郑学着作，以及其他的经、史、子、集着作。通过《正义》引书的考察，我们得到以下叁个方面的认识：(1)关于汉魏六朝《诗》学发展的规律。“叁家诗”式微，“毛诗”独盛不衰；在《诗》学从两汉传注训诂到南朝义理发展的过程中，魏晋论辩之学起到了搭建桥梁的作用。(2)关于《毛诗正义》的构成特点。《正义》的取材具有广泛性；《正义》本质是经学的；《正义》具有突出的礼学、训诂学和谶纬等特征。(3)关于《毛诗正义》与《毛诗释文》的关系。《正义》的成书和《释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古代学术着作引用文献具有随意性；《正义》与《释文》学术取向不同；利用《正义》与《释文》引文的互补性考证引文的作者。第四章：《毛诗正义》的经学成就。《正义》对《诗经》汉学的统一：(1)《诗》学体系的建构。从外部看，魏晋以来，《诗》学日益被边缘化，《正义》通过与《易》学、《礼》学建立联系，从而使《诗》学的发展在方法和资源上获得新的增长点。从内部看，《正义》采用了提纲挈领的组织方法、编排出井然有序的《诗》学体例，从而建构了能够涵盖一切传统《诗》学的体系。(2)《诗》学权威的树立。《正义》将《诗序》的作者权赋予子夏，发挥了偶像的力量；调和毛、郑异说，维护了传统的权威。(3)《诗》学指向的确定。提出“诗人救世”说，进一步发挥《诗》的美刺作用，并规范诗歌创作。《正义》对《诗经》汉学的发展：(1)《诗序》观。《正义》始有首序和续序的意识，认为续序是对首序的申说或补充，启发后人对《诗序》的结构继续作深入探讨。《正义》发现了序与诗的矛盾，启发后人疑《序》。(2)编次观。《正义》深入揭示《诗经》文本编排的本质，拯救了《诗》学权威。《正义》反复强调《诗经》文本编排的序列，发挥经学大义，从而开拓《诗》学研究的新领域。(3)体用观。《正义》在六朝文论和哲学思辨的基础上，提出叁体叁用说，从而解决了传统《诗》学六义观的一系列悬疑。《正义》对《诗经》汉学的批评：(1)对《毛传》、《郑笺》的批评，包括文献、文学和经义等，即使对《诗序》和经文也有所怀疑。从而说明，《正义》具有多元性的阐释原则和客观求是的精神。(2)对“孔子删《诗》”说提出质疑。孔颖达仍然坚持“删诗”说，齐威最有可能提出反命题。《毛诗正义》对于孔子与《诗经》成书关系的论述，基本指向孔子“删诗”的反命题。它的发生主要在于，六朝以来，学术创新的思想一直没有间断；古文学派具有客观求是的精神。第五章：《毛诗正义》解经过程中所体现的文学思想。情志观。《正义》是在经学的框架内引“情”入“志”，又在六朝诗论的框架内引“志”入“情”，从而矫正陆机以来的“缘情”说，使之向两汉的“言志”说回归。尽管是为更好地体现《诗》的政治功能，却深入到《诗》形式层面的诸多特点，揭示出属于文学《诗》的若干内容。他的重点不是张扬文学性，而是“情志一也”。这里的“情”，更多的是由一般个人的“情”，上升为、或改变为符合政治要求的普通的“情”。就这一点而言，他的行为过程和最终的理论终点不尽相同。《正义》是当时学者、文人的必读之书，理应受到情志观的影响。比兴观。我们发现，在陈子昂之前《正义》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比兴理论：它继承了孔子、毛亨政教说“兴”的指导思想，接受了“譬喻”和“发端”两个特点，修正了二郑区别比兴的胶着，认为比兴一体。在刘勰以《易》象释《诗》兴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自觉地从理论上贯通《诗》、《易》，明确提出“兴必取象”的观点，而在取象的方法上，又深入到诗的语境和意象。《正义》“直陈为正”的思想，成为赋、比、兴手法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主张承续和发扬毛、郑以来的美刺谏诤精神，将隐含在物象之中的深意外化出来。《正义》的比兴观，不仅扩大了兴的范围，而且对唐代诗人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发生潜在或直接的影响。语境观。《正义》的作者们，立足文本，在诗的上下文所构成的语境中阐释经义，基本上有助于我们了解《诗》的本义，判断传统《诗》学的是非，而有些甚或歪曲《诗》的本义。但无论如何，是一种“文学”的阐释。而在寻求本义，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正义》更深刻地体认到《诗经》的结构特点，进一步丰富了《诗》学的语境理论，并对朱熹等后人的解《诗》产生了重要影响。结语：通过以上文献、经学成就和文学思想各个方面的考察，我们发现《毛诗正义》的经学思想张扬着理性精神，表现出集大成的气魄，对《诗》的文学性的认识水平有很大的提高，而其文学思想始终是指向经学的。
郭燕立[3]2018年在《作家与学者身份兼具的时代并行者》文中研究说明公兰谷先生是一位在抗战中逐渐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兼具作家和学者双重身份,不论在文学创作还是学术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文章试图通过文本分析与探究,一方面探讨公兰谷的文学写作在抗战时期尤其是大后方抗战文艺中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挖掘和呈现其古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及对于当下学术研究的借鉴意义。本文在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起、相关问题的研究概述、研究内容与方法、研究重难点及创新点。正文部分共分为叁章:第一章论述与分析公兰谷在20世纪40年代各种文学体裁的创作。在全民族抗战的时代语境中,战时苦难与流亡体验成为公兰谷书写的重要主题选择,充满国恨家仇、羁旅漂泊、爱国怀乡的丰富复杂的情感表达及在现实与自我磨砺中形成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其文学作品中的显着特征,体现了公兰谷的底层生命体验和忧国忧民的人道主义精神,丰富了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表达内容,拓宽了大后方抗战文艺的表现空间。第二章主要探讨公兰谷的古典文学研究成果及其体现出的独特的学术风格、可贵的学术精神及研究行为本身都有其重要的价值意义。第叁章重点阐述公兰谷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在“十七年”时期特殊的政治历史语境中,公兰谷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学术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的历史进程,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版的《现代作品论集》和《中国现代文学》两部着述,虽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却从整体上奠定了公兰谷在学术界的重要历史地位,而且对于当下的学术界,仍有重要的研究和借鉴意义。
王琳[4]2013年在《胡朴安《诗经学》注》文中指出胡朴安(1878—1947),名韫玉,字仲明,号朴安,晚年号半边翁,今安徽省泾县溪头村人,我国近代着名的文字训诂学家,国学大师,报人、官人、学者、南社社员。纵观胡朴安一生,其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步伐,武入同盟会、文入南社。辛亥革命后,以笔为枪,入《太平洋报》等革命报纸。壮年入仕为官,任江苏省民政厅厅长等官职。晚年教书育人,病废家居、笔耕不辍。其一生着述丰厚,有《中华全国风俗志》、《中国文字学史》等百余部巨着于世,在民国时期的新闻界和学术界都有较高的声誉,与宋教仁、陈独秀、柳亚子、陈乃乾、李叔同等多有学术往来。《诗经学》一书,是在民国时期中西学术冲突,新旧学派纷争的大背景下,以现代学术研究方法研究《诗经》的开山之作。全书共二十一章,附录一章,前二十一章分别对《诗经》相关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并注入“读诗法”等现代学术研究方法。最后于文后附录历代《诗经研究》的专门书目以启迪后人。本论文前言内容上主要是对胡朴安其人其书的简介、对《诗经学》版本与创新价值的研究、主体部分是对《诗经学》文章内容的注释。本论文在对胡朴安《诗经学》一书的注释基础上,对其人其书进行全方位的把握和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陈晓燕[5]2014年在《汉魏六朝赋引《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赋作为汉魏六朝之主要文学形态在文本上表现出的一大特点即大量引《诗》用《诗》，足见其与《诗经》的联系密切。本文以汉魏六朝赋引《诗》为研究方向，在详细的“赋引诗”统计资料的基础上，既横向寻找汉魏六朝赋引《诗》的共性，又纵向比较了两汉与魏晋南北朝赋引《诗》的差异，进而探求出了赋引《诗》的作用和意义。赋大量引《诗》这一文学现象的存在，无疑是《诗经》对其它文学形态发挥影响力的重要表现，要理解这种影响，对《诗》在汉魏六朝的传播与接受情况进行梳理，就成为应有之义。因此本文第一章以《诗》在汉魏六朝的传播与接受为题，论述了《诗》之经典地位的确立、两汉四家诗之流传、魏晋南北朝之毛诗独盛和南北之争，探求了《诗经》在汉魏六朝的传播特点，总结出其由文学到经学再到文学的演变轨迹之结论，对《诗经》的应用，呈现出由“政教功能”向“抒情功能”的转变。第二章：主要论述《诗经》影响下的汉魏六朝赋论。《诗》所富有的文学与经学的双重意义，是其在文学史上发挥巨大影响力和拥有崇高地位重要原因。汉代赋家兼经学家的双重身份，更使得《诗经》的经学意识形态性对汉赋的影响通过赋家得以实现。彼时赋论在关于《诗》、赋关系的问题上，也多将赋与《诗》相结合，无论是在赋的起源还是创作旨归上，都建立起与《诗》的密切联系。第叁章：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就汉魏六朝赋引《诗》情况展开全面分析。首先依引《诗》方式不同将汉魏六朝赋引《诗》分为四类：直接引用《诗经》成句、改编化用《诗》句、引用《诗》名或“六经”、“六艺”名、化用诗义。就四类引《诗》情况分别举例分析，并纵向探究两汉和魏晋南北朝在各类具体引《诗》方式上的表现出来的差异，可知，魏晋以后对《诗》句的引用、化用更加隐蔽、曲折，对《诗》句的改编、改动幅度加大，对《诗经》文学性的引用逐渐超越经学性的引用。其次就引《诗》特点进行了分析，分别就魏晋南北朝在对《风》、《雅》、《颂》“叁诗”援引上的偏重及《诗经》意象的使用相比之两汉在此两类特点上呈现出的新变进行了分析。最后，于文学成就之外，就赋引《诗》的政治意义、教化意义及经济意义进行论述，进一步丰富了赋引《诗》的意义价值。
宋鑫鑫[6]2011年在《2008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博士论文索引及摘要》文中研究表明01.《诗经》名物与《诗经》成就//吕华亮//王洲明//山东大学//中国古代文学摘要:该论文从大的文化背景出发,结合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全面探讨《诗经》名物与《诗经》成就的关系。第一章,《诗经》的时代背景。本章从宏观上对《诗经》产生的时代背景加以简括,指出《诗经》名物是时代影响下的产物,体现着时代的发展,凝结着时代的思想、文化,名物是反映时代的一面镜子,也是全面理解《诗经》的一把钥匙。第二章,《诗经》名物的特点及其生成原因。该章认为,远古意象思维、礼乐文化、周人的高度艺术修养及农耕文化的影响是形成
唐婷[7]2016年在《唐代《诗》学与诗学》文中研究说明《诗经》研究围绕“经学”与“文学”两大命题,展开了无数次讨论。但直接涉及《诗》学研究对诗学发展变革之影响的却并不多见。然而无论是从《诗》学研究的角度,还是从诗学研究的角度,都避不开二者紧密关联的事实。故本文以唐代《诗》学研究与诗学变革为考察对象,对此论题作一探讨。以历史进程为轴,全文按四部分展开论述,初、盛唐时,以《毛诗正义》为代表,此时《诗》学研究最典型的特征是对汉代“兴喻”说《诗》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兴喻”说《诗》旨在阐述《诗》中鸟兽、草木、虫鱼的喻示意义,是汉代经学家为了挖掘《诗》关涉人伦道德的政教意义,而特别标出的一种解经方式。此解经方式是以“礼”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产物,《正义》继承发扬“兴喻”说诗,正是出于对此意识形态的认同。在“兴喻”说《诗》的基础上,《正义》提出了“兴必取象”与“诗缘政作”两大命题,前者直接启发了殷璠“兴象”论的提出,构筑了唐诗(尤其盛唐诗)格高调远的精神气质,对明清诗歌美学的建设也有重要作用；后者“诗缘政作”,乃是继“诗言志”、“诗缘情”后,诗学历史上所出现的第叁大诗学命题。其以“言志”论为基础,抛开诗歌与诗人情感的联系,直接宣称诗歌要以政教为主要内容,为初唐诗学革新齐梁绮靡诗风提供了理论基础,也是之后唐代诗歌发展的核心理论之一。中唐时,经安史之乱,劫后余生的唐王朝表达出欲重建儒学的意愿,鼓励了以施士匄为代表的文人儒士对经典的整理与再思考。施士匄说《诗》,从“情理”出发,敢于否定毛、郑旧说,开启了从“兴喻”转向“情理”的说《诗》路径。这是中唐《诗》学变奏的第一个声音。继施士匄之后,韩愈一出即要颠覆“子夏作《序》”,将汉唐以来一直奉为圭皋的“子夏作”拉下神坛,如此,《诗序》的权威地位开始动摇,建立其上的“政教说”也开始受到质疑,这可以说是《诗经》汉学走向《诗经》宋学最重要的转捩点,宋代《诗》学正是根据韩愈的“子夏不序《诗》”,形成了“守序”与“反序”两大对立的《诗》学阵营,宋代《诗》学的整体格局便由此确立。然就唐代的《诗》学主流而言,这些变奏动向不过是昙花一现,并没有在当时形成更大的反响。此时《诗》学研究的主流仍然坚守着汉代“政教说”的传统。即如,学者们针对科举考试偏重“诗赋”以致于诗风绮靡的弊端,提出要回到《诗经》,致使“诗教说”再次兴起；又如权德舆《明经策问》对《毛诗》的考察,务在强调《诗经》结集、编排、命篇中的微言大义,也是出于对“诗教说”的重视；再者,白居易在《策林》中大谈“讽谕教化”,并创作了大量“惟歌生民病”的“讽谕诗”,这都是中唐《诗》学延续传统《诗》学的说明,因此,中唐《诗》学基本上仍以坚持传统为主。至晚唐,时世乱离、政局板荡,此时诗学理论不再像中唐那样高蹈政教,而是转向对“人情”的关注。此时产生了大量“诗格”、“诗式”类着作,呈现出要解构传统诗学“政教”意味的发展趋势。如“诗格”对“六义”的重新定义,使“六义”成为诗歌创作中的六种技法,务在涤除附加其上的政教意义；又如以“人情”来阐释“比兴”,表明晚唐诗学对“人情”的青睐。以上表明,此时诗学谱系已由《诗》转轨入《骚》,这正契合了在无可救药的社会背景下,大部分文人儒士的创作心理。如晚唐前期,以李商隐、杜牧为代表,主张“反道缘情”的创作观念；后期,以皮日休、陆龟蒙为代表,祖述“诗教”,实尚“楚骚”,整个晚唐文学的发展特征是,在儒家传统观念的遮掩下,宣扬以抒发个人情感为主,这便印证了晚唐诗学谱系“由《诗》入《骚》”的事实。籍以上论述,表明唐代《诗》学由继承汉代“兴喻”说《诗》的传统,走向以“情理”说《诗》,《诗》学研究经历了从“礼”到“理”的变奏,直接启发了宋代《诗》学的形成。与之相关,唐代诗学则表现出由《诗》入《骚》的转轨迹象,晚唐时诗学理论不再强调政教,而是关注人情,正是出于对“楚骚”的崇尚。由此,我们认为《诗经》研究应跨出“经学”与“文学”非黑即白的论争,《诗》作为“诗”也作为“经”,在诗学的发展变革中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同时,诗学发展也为《诗经》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材料,二者紧密相关,是《诗》学研究与诗学研究都不应忽视的内容。
孙雪萍[8]2010年在《隋与唐前期《诗经》文献研究》文中认为从汉到宋,中国学术的发展经历了一次大的转变,其显着特点就是汉学的衰微和宋学的兴起。隋唐时期正处于从汉学向宋学转变的关捩点,在中国古代文化学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诗经》学上承两汉经学研究的特征,下启宋代义理之学,自汉至宋学术研究上的重大转向正产生在这一阶段。厘清和发掘这一过渡时期的《诗经》研究特点与文献内容,不仅是中国《诗经》学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且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诗经》学发展的脉络,理解其承上启下的意义,并为今后的研究奠定基础。本文《隋与唐前期诗经文献研究》除却绪论、结语,主要内容分为八章,第一章概述,首先分析研究隋唐时期的政治、文化环境对学术的繁荣和发展所产生的推进作用。这一时期中央集权的加强和统一局面的形成,对隋唐告别是唐前期的学术发展、文献整理和传播等产生了直接影响；其次概述隋与唐前期《诗经》文献的主要内容和呈现出的时代特色；再次是探讨揭示本时期《诗经》文献的主要价值和贡献。第二章是关于隋唐《诗经》书目方面的研究介绍。《隋书·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后又一部中古时期的目录学文献,从中可以了解隋和盛唐前的《诗经》研究和流传的相关情况；唐开元时期毋煚的《古今书录》,客观真实地记录了盛唐前的图书情况,而《旧唐书·经籍志》所着录的书籍则以《古今书录》为蓝本,主要反映的是唐玄宗开元间国家藏书情况。唐代这些目录文献价值颇高,其中关于《诗经》文献的记载,所反映的多是盛唐前的信息,是我们开展研究的基础和起点。第叁到第六章,分别梳理和探讨了陆德明、颜师古、孔颖达和李善这四位隋唐大家,在《诗经》文献的保存、研究和阐释等方面的努力和贡献。陆德明关于《诗经》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经典释文》中,其中的《序录》有关《诗经》的记录,应该看作一部较为完整的目录学着作,也是一篇简要的《诗经》学术发展史。其《毛诗音义》对《诗经》文献的训释、校理,对后世均产生了重大影响；颜师古对《诗经》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其五经定本、《匡谬正俗》和《汉书注》中。这些着述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诗》学观念,而在《诗经》文献的保存、训诂、校勘等方面的价值更是不可忽视。在《诗经》学史上,颜师古对唐代《诗经》学研究是有着筚路蓝缕的开启之功的；孔颖达在这一领域的代表作《毛诗正义》,被后人誉为《诗经》汉学的集大成着作,本文重点讨论了《毛诗正义》之集汉学大成特点,及与之相联系的文献整理方面的贡献；李善是唐代“文选学”的集大成者,以征引旧籍来解读阐释《文选》是李善注的显着特征。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在李善《文选注》中曾被多次引用,以解决《文选》的部分训释问题。本文在辑录梳理李善注所征引的《诗经》文献原始材料基础上,展开综合分析和考察。第七章讨论唐前期史注与《诗经》文献的情况,其中包括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和李贤的《后汉书注》。他们对史书的研究、注释,促进了史学的发展。同时,也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这其中就有不少唐前《诗经》文献。本文对叁书征引《诗经》文献的内容、方式等进行了梳理、概括和总结,对它们在运用、阐释和保存《诗经》文献方面的特色展开分析,对其价值和不足做了辨析。第八章讨论隋与唐前期类书与《诗经》文献的情况,其中包括《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叁部类书。叁部类书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唐前文献,同时还客观地反映了《诗经》在当时的传播情状,透露了时人对《诗经》学习和接受的信息。本文在所辑录的《诗经》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对其内容进行分类总结,分析其表现方式,归纳其特点,最后揭示其对《诗经》学的价值和贡献。隋与唐前期《诗经》文献是历代《诗经》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展开全面的研究探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为能全面、系统地展示隋与唐前期《诗经》学和《诗经》文献的基本轨迹,从文献考据入手,在辑录原始材料、解读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力图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较系统的研究梳理,以期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出隋与唐前期《诗经》学,特别是《诗经》文献的基本状况和价值所在。在研究方法上,适应选题本身的需要,努力做到宏观与微观结合,理论与事实结合,历史与逻辑结合,并运用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目录学、校勘学、文学、经学、文化学、西方阐释学等多方面的专门知识,展开分析讨论。
刘挺颂[9]2008年在《《毛诗正义》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毛诗正义》是一部重要的诗经学着作,它既是汉魏六朝诗经学的总结,同时又对后世的诗经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因而它在诗经研究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主要采用个案探讨、文本细读、比较分析、综合分析的方法对之展开研究,分四章:第一章:介绍《毛诗正义》一书产生的时代背景、编撰体例、版本流传等相关情况。第二章:详细论析《毛诗正义》的《诗》学理论系统的构成和价值。第叁章:研究《毛诗正义》在《诗经》文本的解读上的特色及其成就。第四章:探讨《毛诗正义》的《诗》学品格、《诗》学方法及其对宋代《诗》学的影响。得出的结论主要有叁:其一,《毛诗正义》对两汉的毛诗学进行了精细的分析和总结,形成了一个严密的《诗经》学理论系统。《毛诗正义》对两汉毛诗学的理论总结的核心意义在于:在昌明儒学的立场上为《诗经》之经义张目,无微不至地对经典作系统的阐释,尽可能地揭示《诗经》之“鉴古知今、崇德致治”的政治功用和文化价值。其二,《毛诗正义》在疏解毛传、郑笺的同时,对《诗经》文本亦有着深入的研究。《毛诗正义》对《诗经》文本的解读是其政教诗学观的体现,然而相当程度上已经体现出文学研究的趋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启示着后代《诗经》学发展的方向。其叁,《毛诗正义》的《诗》学方法和《诗》学品格是其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根源所在。《毛诗正义》在《诗》学理论、《诗》学方法、《诗》学品格等叁个层面上为宋代《诗》学提供了可供更新和强化的基因,切实地影响着宋代《诗》学的发展。
陈国安[10]2008年在《清代诗经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诗经学至清朝一崛而中兴,本文以1644——1840诗经学为研讨主体。下限述论时扩展至1976,若以上限前伸明遗民生活时空计算,则本文所述论诗经学史近四百年。本文分为绪论、上编、下编及附论四部分。绪论述本文研究方法。本文以《诗经》存活于另一时代(清代)为论域,以学术史视角之清代诗经学史为主体,综合系统考察《诗经》存活于清代学术、清代文学、文学理论发展轨迹中之情状。本文以生态考察为基点,以心态考察为手段,以形态考察为视角,将关涉诗经学诸命题还原至当时代作全景式描述。第一章概述清前诗经学发展轨迹、清代诗经学研究现状及清代诗经学发展概况。本章述及清前诗经学虽扼要亦有异于诗经学通史成说,以文献综述方式详述清代诗经学研究之发展,分类条析清代诗经主流派着述。第二章论清初诗经学,以个案与总论结合之法述清初诗经学学术思想不主一家,兼采众说,情感上时有亡国之痛故国之思。本章特列节论清初遗民诗经学。个案研究所论者:孙承泽、陆奎勋及姚际恒。第叁章分两节论乾嘉诗经学,其总体特征:诗经学成就“大”、学问“精”者在小学文献;汉学宋学交互影响,攻讦激烈多意气,借鉴补足为“求真”,在朝者或汉或宋皆由圣意出,在野者不汉不宋多独立。个案研究所论者:戴震、惠栋、焦循。第四章亦分两节论道光朝过渡期之诗经学,道光朝诗经学为传统诗经学中兴期之“夕照”,绝绚烂极斑斓。汉学毛郑诗经学于此间集大成,诗经学着作之汇刻,《诗经》文字之校勘刊印普及,诗经学汉宋之融合,今文诗经学之崛起,皆道光朝过渡特征也。个案研究所论者:胡承珙、陈奂及陈乔枞父子。斯为上编。第五章将清代诗经学置于清代文学发展背景中述其发展,清代诗经学发展之特征为:经学发展政治需求之压力张力消长更迭。此特征具体体现为:汉学宋学之交互影响,古文今文之嬗变融合。继之研讨清代诗学风气与清代诗经学发展之关联。第六章以清代各体文学中之《诗经》为论述对象,从取神至袭貌,描述清代文学对《诗经》之接受,着重讨论清代诗词文赋用“诗叁百”语典,分两节详论清代四言诗十家,为此领域之新创。附论韩国中世闺阁女史叁宜堂金夫人诗文中之“诗叁百”,可作侧面见得“诗叁百”之影响。第七章分别自清诗话、清人论诗绝句两端论述清代诗经学与清代文学理论发展之关系。斯为下编。第八章为附论,亦分两节分别以个案研究方法述论晚近现代诗经学名家之着述成就,论晚近诗经学家:魏源、方玉润、王先谦、皮锡瑞,现代诗经学家:梁启超、闻一多及朱自清。力求虽论人即论史。
参考文献：
[1]. 六朝诗经学研究[D]. 孙敏. 扬州大学. 2001
[2]. 《毛诗正义》研究[D]. 韩宏韬. 山东大学. 2007
[3]. 作家与学者身份兼具的时代并行者[D]. 郭燕立. 河北师范大学. 2018
[4]. 胡朴安《诗经学》注[D]. 王琳. 广西大学. 2013
[5]. 汉魏六朝赋引《诗》研究[D]. 陈晓燕. 中国海洋大学. 2014
[6]. 2008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博士论文索引及摘要[J]. 宋鑫鑫.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2011
[7]. 唐代《诗》学与诗学[D]. 唐婷. 山西大学. 2016
[8]. 隋与唐前期《诗经》文献研究[D]. 孙雪萍. 山东大学. 2010
[9]. 《毛诗正义》研究[D]. 刘挺颂. 贵州大学. 2008
[10]. 清代诗经学研究[D]. 陈国安. 苏州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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