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危机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金融体系存在基本缺陷
在不到6个月前，全球金融体系曾动荡不安地处于崩溃的边缘。 俄罗斯国库券到期不能支付，金融机构极其厌恶冒险，而不同种类金融工具之间的价格差异是如此失常，以致一个大型套利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几乎被彻底扫地出门。由于一些主要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像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那样，对这种价格差异进行大规模投机，全球金融体系名副其实地离崩溃近在咫尺。只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坚定而及时的干预，才使崩溃的日子没有到来。
自那时以来，利率已一再降低，也发生了许多好事。市场已恢复其平衡。在美国，股价已登上新高度；在欧洲，欧元已顺利启用。全球金融体系经受了一次严峻考验，而如果我想谈论全球金融危机，我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危机是什么？”
事实是，处于全球金融体系外围的经济遭受了巨大衰退，这种衰退是自大萧条以来从未见过的。诸如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国家的人民陷入了悲惨的境地。但是，这些国家的人民远在天边，而处于全球金融体系中心——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实际上得益于他们的烦恼。由于我们已学会毫不畏缩地听任其他国家的人民遭受痛苦，不认真考虑最近的动荡并一如既往地做生意实在是太容易了。可是，我们这么做将是自冒风险。最近18个月来发生的种种事件表明，全球金融体系存在某些基本缺陷。除非我们致力于纠正这些缺陷，这种体系有可能解体——而我们也将承担解体的后果。
我们生活在一种全球经济中，这种经济不仅以商品和服务的自由贸易为特征，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以资本的自由流动为特征。不同国家的利率、汇率和股价是紧密相关的，而全球金融市场对经济条件产生巨大影响。鉴于国际金融资本在个别国家的命运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谈谈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并非不适当。
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非常有利于金融资本的，金融资本总是自由地流向报偿最大之处。这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迅速增长。结果是出现一个巨大的循环系统，它将资本吸入处于全球金融体系中心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接着或者将资本作为贷款和证券投资直接注入外围地区，或者通过跨国公司将资本间接地注入外围地区。只要这个循环系统是活跃的，它就能克服其他大多数影响力。资本带来许多利益，不仅提高生产能力，而且改进生产方法和其他创新；不仅增加财富，而且增加自由。
在1997年的泰国危机发生之前，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心地区既活跃地吸收资金，也积极地输出资金，金融市场的规模和重要性不断增大，处于国际金融体系外围的国家只要开放其资本市场，就能获得充裕的资本供应。全球金融市场一派繁荣景象，而新兴市场的兴旺景象尤其引人注目。在1994年的某个时候，流入美国共同基金的资金总量的一半以上进入了新兴市场的基金。
亚洲危机扭转了资金流向。资本开始逃离国际金融体系的周边地区。这种资金流向的逆转，一开始是有利于处于国际金融体系中心的金融市场的。口货使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受到抑制，股市又创下新的高度。中心地区的股价保持高位，使人们对周边地区的股市也可能恢复充满希望，而在去年2月至4月，大多数亚洲股市已恢复了其以前的以当地货币计算的跌幅的大约一半，这是典型的熊市止跌回升。
接着，周边地区的痛苦对中心地区不可能是幸事的时刻来临了。这个时刻是随着去年8月俄罗斯灾难的发生来临的。我这么说有3个主要理由。首先，俄罗斯的大灾难表明，国际银行体系存在以前被忽视的某些缺陷。除了银行自己的资产负债表遭曝光，银行还参与彼此之间以及与其客户的物物交易，期货交易和金融衍生工具交易。这些交易并不显示在这些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易货、期货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市场是很大的，利润却很薄；也就是说，基本帐户的价值是交易中所使用的资本的许许多多倍。这些交易因为有许多经纪人，形成了一个连环套，每个经纪人都对其他经纪人负有责任，却不知道美国经济正处于过热的边缘，联邦储备委员会打算提高贴现率。亚洲危机使这种措施变得不明智，而股市开始攀升。美国经济享有最好的局面，廉价进参与交易的其他人是谁。
这种复杂的系统，在俄罗斯银行系统崩溃时受到严重打击。俄罗斯银行不能履行其责任了，但西方银行仍对其自己的客户仍负有责任。找不到使一家银行的责任与另一家银行的责任彼此抵消的办法。许多套利基金和其他投机帐户承受了足以使它们不得不被清算的巨大损失。正常的利差没有了，而在不同的金融衍生工具之间套利，也即用一种衍生工具与另一种衍生工具进行交易的专业人员同样承受了巨大损失。这种混乱局面由于被迫援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而达到顶峰。
其次，周边地区的痛苦现在已变得如此强烈，以致个别国家已开始选择脱离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或者干脆半途而废。首先是印度尼西亚、接着是俄罗斯遭受了非常彻底的崩溃。在马来西亚发生的事情，以及程度较轻地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在某些方面甚至更不吉利。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的金融崩溃是非故意的，但马来西亚却故意使其自己与国际资本市场隔绝，马来西亚的行动使其经济困境得到暂时缓解，并使其统治者能保住权力，可是，这种行动由于增强资本从周边地区的普遍外逃，给那些努力使其市场继续保持开放的国家施加了额外的压力。如果资本外逃使马来西亚与其邻国相比似乎境况较好，这种政策可能很容易找到仿效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起作用
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瓦解起作用的第三个主要因素是，国际货币当局显然对巩固这一体系无能为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似乎不起作用，而该组织的资金几乎已枯竭。西方七国集团政府对俄罗斯危机的反应是令人悲哀地不适当的，失去控制则令人惊恐。金融市场在这方面是相当独特的：金融市场憎恶任何方式的政府干预，但金融市场在内心持有一种信念，即如果形势真的变得严酷，当局将介入。这种信念现在动摇了。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几乎倒闭，对金融当局来说无疑是敲响了警钟。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让主要的投资银行聚集一堂，劝说它们向套利基金注入额外股本。联邦储备委员会降低了利率，国会投票通过了耽搁很久的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增资， 而提供给巴西的一揽子救援资金总计达410亿美元。不幸的是， 这一揽子救援资金未能防止一次卷土重来的危机。
联邦储备委员会对发生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心的这次危机的反应，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生在周边地区的危机的反应形成明显对照。联邦储备委员会降低了利率，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决要求提高利率。结果证明了这两种做法的差别。华尔街迅速地复原了，而周边地区的经济陷入了严重衰退。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进行反思和改革已是迫切的需要。
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如今仍处于接近其权力顶峰的位置。目前的全球性危机无疑危及这个体系，但这个体系的意识形态优势是无限的。亚洲危机推翻了将个人利益与孔子道德观念结合在一起的独裁政权，并代之以较民主的、有意改革的政府。但是，危机也损害了国际金融当局防止和解决金融危机的能力。还有多久危机将开始推翻有意改革的政府？我担心，由金融危机引发的政治发展最终可能推翻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自身。
金融市场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应该得到彻底的重新考虑。就这次起源于泰国的金融危机来说，金融市场的表现截然不同于经济理论可能建议的方式。金融市场应该像钟摆一样波动：它们可能在对外来冲击作出反应时出现强烈动荡，但最终应该在某个平衡点平息下来。相反，正如我向国会报告的，金融市场的表现更像一个破碎机的铁球，它从一个国家滚到另一个国家，使较弱国家遭受灭顶之灾。很难避免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国际金融体系本身是这个灾难过程的罪魁祸首。
如果美国人因为大多数麻烦发生在其疆界之外而继续洋洋自得，这将是可悲的。美国经济确实得益于来自陷入萧条的国家的更低价的原材料和更便宜的进口货。可是，由于世界的1/3陷入了萧条状态， 不仅出口可能下降，而且投资也可能下降，利润率正受到压力。公众已深深地介入股市，私人储蓄率已进入负增长。消费受到财富效应的促进，而只有不断上升的股价才能支持这种财富效应。
现在已是承认金融市场是固有地不稳定的时候了。强制实行市场经律意味着把不稳定性强加于社会，而社会能在多大程度上承受不稳定性？市场纪律必须得到其他纪律的补充：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应该是公共政策的一个明确目标。
重新考虑金融市场的作用
坦率地说，我们所面临的选择或者是我们将在国际上对全球金融市场进行管制，或者是听任每个国家尽其所能保护其自己的利益。后一种方针，无疑将导致巨大的循环系统的崩溃。主权国家能够像阀门一样在这个系统内采取行动。它们或许不会抵制资本的流入，但它们无疑将抵制资本的流出，只要它们认为资本流出是永久的。
目前，最迫切的需要是阻止资本倒流。这么做将确保周边地区继续忠诚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而这种忠诚也将使中心地区的金融市场消除疑虑，并缓和正接踵而来的衰退。降低美国的利率是适当的，但这么做已不再足以阻止资本流出周边地区。资本流动必须更直接地流入国际金融体系的周边地区。
在发表于1997年12月31日《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我建议建立一个国际信贷保险公司。这个建议是为时过早的，因为当时资本倒流尚未成为一种被确证的趋势。我的建议落空了，但实现这个建议的时机目前已经来到。
克林顿总统和财政部长鲁宾（R.E.Rubin ）都谈到必须建立一项基金，这项基金将使那些正在实行合理的经济政策的国家能重新进入国际资本市场。他们提到的数字是1500亿美元。虽然在1998年10月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他们的建议没有得到很多支持，我认为这一建议正是目前所需的东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泰国和韩国的计划未能产生如愿结果，因为这些计划不包括债务转产权的方案。这些国家以国内需求的严重紧缩为代价，已重新确立对外平衡，但银行和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继续每况愈下。从目前的现状来看，这些国家注定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在萧条中苦苦呻吟。一项债务转产权的方案能够清除障碍，并使其国内经济恢复，但这么做将迫使国际债权人承担并勾销损失。他们将不愿并无力扩大贷款规模，从而在找不到国际信贷可供替代的来源的情况下，使这种方案不可能实施。这正是国际信贷担保计划将发挥作用之处。国际信贷担保计划将大大降低贷款成本，并使有关国家能为高于它们目前能支持的水平的国内需求提供资金。这种计划不仅将有益于有关国家，而且也将有益于世界经济。它将为从属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提供奖赏，并阻止遵循马来西亚路线的背叛。
最令人苦恼的问题是，划拨给某个国家的这种信贷担保将如何在这个国家的借款人中间进行分配。允许政府行使这种权利，将招致滥用这种信贷担保。这种担保应该通过彼此竞争的指定银行的渠道进行分配。这些银行必须受到严密监督，并被禁止从事可能引起不良贷款和利益冲突的其他种类的业务。这些银行必须得到非常合理的资本，以防个别贷款的损失。总之，这些银行必须像美国银行系统在1933年的银行恐慌中崩溃后的美国银行那样受到严密控制。改组银行系统并采取适当规则将需要时间，但仅仅宣布这种国际信贷担保计划，就能对金融市场产生稳定人心的影响，并为更全面地制订这种计划留出时间。
一些人将感到怀疑的是，完成这样一项复杂任务是否可能。答案是，新机构必然会犯错误，但市场将提供有价值的反馈，而错误就能得到纠正。归根结底，这是所有中央银行如何运作的问题，而总的说来，它们的工作做得相当出色。
这样一项计划在政治上是否可行要更成问题得多。市场基要主义者已经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许多反对意见，他们反对任何性质的市场干预，尤其是国际组织的干预，银行和金融市场参与者目前得益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待借款人（国家）和贷款人（金融机构）的不对称方式，即将条件强加于借款人，而不强加于贷款人。如果银行和金融市场参与者停止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该组织是否能以其目前的不适当形式继续存在就成为疑问。要使政府、议会和市场参与者认识到，他们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生存利害攸关，而这将需要心态的改变。问题在于，这种心态变化将发生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崩溃之前还是之后。
套利基金 对套利基金在动摇金融体系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有许多讨论，尤其是在紧急援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之后。我认为，这种讨论是被误导的。套利基金不是唯一利用借贷手段的机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产权交易专柜，是金融衍生工具和以货易货的主要交易者。大多数套利基金不参与这些市场。例如，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根本不从事这种业务。我们很少利用金融衍生工具，举债经营更少得多。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某些方面是例外的：事实上，该公司原本是一家投资银行——萨洛蒙兄弟公司的产权交易专柜，后来才转换成一个独立实体。它在证明是成功的之后，就开始产生大量模仿者。即便如此，套利基金作为一个集体在规模上比不上银行和经纪商的产权交易专柜，而正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对这些机构造成的威胁，才促使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进行干预。正确的疗法将是对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以货易货交易、以及其他资产负债表以外的项目强制实行保证金要求和所谓的削发融资（资本要求）。这种规则应该适用于银行及其客户，也同样适用于套利基金。
我不是在为套利基金辩护。我认为，套利基金应该像其他所有投资基金那样受到控制。套利基金很难受到控制，因为许多套利基金在海外经营，但只要管理当局进行合作，这一点不应产生任何不能克服的困难。关键在于，规章应该同等地应用于所有实体。
资本控制 资本控制应该废除，包括银行业在内的个别国家的金融市场应该向国际竞争开放，这已成为一种信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建议修改其章程，以使这些目标变得更明确。然而，亚洲危机的经验应该使我们止步。使其金融市场保持封闭的国家，比开放其金融市场的国家更好地经受了亚洲危机的风暴。印度所受影响比东南亚国家小，中国所受影响比韩国小。
拥有开放的资本市场是十分可取的，这不仅出于经济原因，而且也出于政治原因。资本控制招致规避监督、贪污腐败和滥用权力。封闭的经济是对自由的威胁。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在关闭资本市场之后，进行了政治镇压。
应该制定资本流动的规则
不幸的是，国际金融市场是不稳定的。使国内金融市场始终完全受国际金融市场变化莫测的行情的影响，这可能引起比一个已变得依赖于外国资本的国家能够承受的更大的不稳定。因而某种形式的资本控制可能比不稳定更可取，即使这种资本控制不会构成理想世界的模范政策。挑战在于使国际金融市场保持足够的稳定，从而使资本控制变得不必要。一项信贷担保计划可能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
使资本市场保持开放的主要理由是，这么做能促使资本自由流入诸如股票和债券等长期工具。一旦资本流向发生逆转，这种理由就消失了。极其重要的是，周边地区的国家不会受到鼓励，干脆以马来西亚方式抛弃全球体系；为确保这一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机构可能不得不承认，应该就资本流动制定某些规则。一些巧妙的方式能被用于阻止货币投机，从而使资本控制变得不必要。可以要求银行报告它们为其自己的帐户和为其客户的帐户持有的货币头寸，如有必要，也可以对这种头寸的规模施加限制。这些方法可能是十分有效的。国家中央银行所受的约束是，它们只能对其自己的银行实行控制；但是，一旦确立一条原则，即某些控制是合法的，国家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就可能更多得多。在不受资本控制的全部有害副作用的影响的情况下，应该也能控制投机。
在指出解决办法方面，我希望到此为止。或许我已经走得太远。我希望做的只是促使讨论放弃可能出现何种适当的改革的题目。不存在永久的和包罗万象的解决办法，我们必须始终对进一步出现的问题保持警惕。有一件事情是必然的：金融市场是固有地不稳定的，需要监督和控制。唯一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具有明智的态度，从而增强我们的国际金融当局，还是听任个别国家去保护它们自己？
为了稳定和控制一种真正的全球经济，我们需要某种全球政治决策体系。总之，我们需要一个全球社会，以便支持我们的全球经济。废除国家的存在是既不可行也不可取的；但是，就存在超越国界的集体利益来说，国家主权必须服从国际法和国际机构。令人关注的是，对这种观点的最大反对来自美国。可是，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时机，它使来自美国和其他思想类似的国家的坚强领导能够实现这种巨大而有利的结果。美国及其盟国只要具有恰当的领导意识和明确的目的，就能帮助稳定全球经济体系，并帮助促进和支持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念。这种机会正有待于被人把握。
摘自美国《新闻周刊》1999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