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思想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尔论文,二十世纪论文,矛盾论文,初中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中，标榜“稳健主义”的张东荪等实际上与主张“急进主义”的陈独秀等，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即都相信有一根本解决中国近代贫困和孱弱的理想社会模式。然这对于将自己定位于平和渐进的张东荪等人来说，其思想就注定要逡巡在一理想与现实的两难窘境之中，由此引发的内心痛苦和文化矛盾，正是近代中国单向度地移植西方观念，尤其是西方近代启蒙思想中理性主义所带来的历史性缺憾。
关键词：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 急进主义 稳健主义
西方近代社会主义思潮为国人所注意是在本世纪初。早在1903年中国留日学生就在东京出版的《译书汇编》、《浙江潮》等刊物上载文介绍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辛亥之后又有江亢虎等人的社会党在国内鼓吹社会主义运动，但都无实质性进展；只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主义才骤然喧腾人口，遂有1920年—1922年思想界、学术界的社会主义之论争。正是因为此后的历史发展这一论争曾有力地模塑了现代中国思想，并对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产生过极为深刻的正负两方面影响，所以在这烟沉潮息之际重新反思这一世纪之争，尤其是长时间以来被作为批判对象的改良思潮，即那些主张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议论，似乎更能理解那一代思想者的心路历程，及其背后所涵的时代意义和文化矛盾。
一、“稳健主义”与“急进主义”的异同
这场论争是在自诩为“稳健主义”的张东荪等与主张“急进主义”的陈独秀等人之间展开的，耐人寻味的是争论双方都以马克思主义为其思想的起点来阐述己见和反击他人。陈独秀等自不必说，就以张东荪等人而言，这一意向也十分明确。1919年张东荪就曾写道：“社会主义乃是一种人生观——而且是最进化最新出的人生观”，并指出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1〕具有大致相同见解的梁启超先生在1918年也说过：“讲到国民生计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国内提倡新思潮的人，渐渐的注意研究他。”〔2〕众所周知， 梁启超也是近代中国最早引介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思想家之一，早在1902年10月他就撰文介绍过麦喀士（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3〕所以似可断言张东荪等倡扬“稳健主义”的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至少在最原初的意义上并非刻意与马克思主义为敌。
那么，二者的分歧究竟在哪里？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声称，他们倡扬的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乃是要根本改造现代社会，其追求的不仅是产业的自由，政治的自由，而且还是依照人类生活的根本原理所要求的自由。所以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并非仅仅是无产者彻底革命，进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人类生活的新形式。革命只是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一手段。因此，张东荪说实现社会主义正当的方法不在于革命的宣传，而在于思想的传播。也就是“当人类没有感着推翻现组织而代以理想的社会组织以前，协同的精神便无由养成。如果在这个新社会形式尚未形成在人类的脑里，新社会决不能完成，即革命亦无从成就，因为他们要求权力的树立不在于‘豪侠’（magnaimity）的基础上，而在于‘疑惑’（suspicion）的基础。”〔4〕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所主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更象是一种观念，限于学术研究和讨论的社会价值理念。与之相反，陈独秀等却认为社会主义乃为“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5〕就如他们当中李达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根本在改造经济组织，谋社会中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实行将一切生产机关归为公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并认为中国目前尽管产业很缺乏，同样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就如建造新的建筑无须步步亦趋，模仿他人，“应按照我们的理想。”〔6〕这其中当属新凯表述得最为斩钉截铁。他写道：“急进的，全部的，彻底的改造就叫做‘革命’。我们相信惟有革命，社会主义才能达到，所以我们看革命为第一要义。”〔7〕
这样一来，争论的焦点就如局中之人费觉天所言，一是中国的中等阶级在军阀统治之下能否发展起来，自成一资本阶级，推翻军阀；二是发展中国的实业能否超越而上，跳过资本主义阶段。〔8〕对于前者，张东荪有：“中国之贫民阶级，非特知力不发达，即本能亦不发达。天性不厚，无论何事不能为。故中国今日非组织贫民专制之时，乃改造贫民性格之时。中国下级社会之人性不能逐渐改善，则一切社会革命皆为空谈。故中国即为社会改造亦当在五十年以后。”〔9〕进而言之， 也就是说推翻军阀的关键乃在于“渐造绅商阶级的趋势”；对于后者，梁启超说：“总要顺应本国现时社会的情况”。即欧洲之所以要有社会主义，是因为工业革命孕育出来的，而中国则还没有工业，甚至没有工人组织，也没有真正的实业家。至于将一切生产资料归为国有，梁启超更不以为然，甚至说：“我头一个就反对。你不看见铁路么？铁路国有权，是欧美社会党最坚持的大问题，我们不是早办了，结果如何？在这种政治组织之下提倡集产，岂非杀羊豢虎？”梁启超的设想是发挥资本和劳动的互助精神，从税则上立法，力求分配趋于公平，在生产组合、消费组合等项使小资本家，以至赤贫工人都得有正当防卫的武器；此外还要在“学校内、工厂内设法陶养劳动者的自治精神〔10〕，”从而渐进到基尔特社会主义。
所以，尽管对立显而易见，但双方的共同点也明晰可寻。它体现在：一方面，张东荪等和陈独秀等人一样，相信解决中国问题确有一最佳选择和理想社会，即为双方共同的思维形式；然对于张东荪等人来说，与“急进主义”的不同之处仅在于不主张即刻采行其基尔特社会主义，而这又不是因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本身的理论缺憾，而是特定的历史条件所限。其暂不合时宜，但却是一个可以不断被接近的奋斗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以资本主义渐进改良的方式去发展实业，实为权宜之计，充其量也不过是这一理想社会的历史准备而已。所以，双方又有共同的价值原则。这一点，对之进行批判的周佛海倒比较恰如其分。说“他们主张资本主义，并不是以资本主义为终极目的的，不过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手段罢了〔11〕。”另一方面，就他们所认定的社会主义的现实实践而言，同样，其反对和批评的也不是社会主义作为一意识形态的根本理念，而是激进的暴力革命和所谓的“伪劳农专政”，即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对反对派不遗余力地镇压。或许正是因为他们相信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偏离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原则和马克思主义的本意——“不是以改变资本的所有为满足，而是要使劳动者自立、自治、自己管理的方案，以代替私人所治，官僚所制的现存制度，”〔12〕他们才勿勿上阵而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毕竟，张东荪等人内心更为深层的担忧还有：“以中国人民程度太低耳。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13〕所以争论的双方尽管互相驳难，有时甚至语言激烈，但他们的终极目标却极为接近。分歧仅在于对革命，即实施目的具体手段的不同认识和不同解释而已。
二、逡巡在理想与现实的两难窘境之中
平心而论，张东荪等人对“过激主义”的担忧所来有自。至少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本人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是要等资本制度自杀来继起而代兴的。”这一具体过程是“资本一天一天集中，小资本一天一天消灭，末后只剩下极少数的资本家和巨大的资本。大多数人都成了劳动阶级，那时候不费吹灰之力，轻轻地便把这个资本制度接受过来，改了公有。”〔14〕
于是，在这一理论的观照之下，此时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当然就有许多不可之处。张东荪例举说，以现状而言是中国大多数人民无知识，和原始人类的状态所差未必甚大；又困于生计，物产不丰，连年天灾人祸，以致愈贫；再加上民国以来的连年内乱，兵匪愈增愈多；以及关税外交的完全失败，外国的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合而为一压中国。以未来趋势而言一是有可能军阀为财阀所代替，这是平和或渐进的发展；二是发生革命或急变。对于后者，张东荪相信凡一主义的政治都代表着一阶级的要求，中国除了通商口岸的少数工厂才有工人，而且这些工人又都无阶级意识。由此，张东荪的结论就有：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不可能有所作为。因为“凡是一种主义的运动，都是以党的奋斗为先锋，以阶级自觉为后盾。”〔15〕因为他们推崇的是基尔特社会主义。
基尔特社会主义原为英国人A.R.Orage提倡于1913年，其基本点是以生产者的同业组合为基础，建立生产者自己管理自己的生产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里，一切生产资料均归国家所有，国家不得干涉基尔特组织的基本权利。基尔特内部人人平等，团员的基本生活，如失业、健康、疾病，都由基尔特保障。其内部事务由民主方法自决，并强制执行。与此对照，苏俄当时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就不能为其接受。他们撰文指出，那只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或集产社会主义的模式。其实质在于：一、它是官僚主义的，一切生产资料归为国有，委托官吏经营，产业实际上并不为工人所有；二、它不废除工资制度，只是把个人资本主义转化为国家资本主义，即一方面排斥个人主义的自由竞争，另一方面却又依旧保持营利主义；三、它必然助长消费主义而牺牲生产者利益。〔16〕但在此时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张东荪等人的这一社会主义的思想发展就不能不时时呈现出一种纯粹意象的特征。其过于形式化和含混不清，实际上难以提示任何准确的行为和思想原则。对此，他在致张君劢的信中写有：吾辈宜取社会主义，不敢在积极方面有所主张，只应在消极方面定一趋向。也就是说“于经济组织不可采用国有主义；于政治运用不可采用代议主义。”〔17〕但这样一来，他们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思想实际上就逡巡在这样一个理想与现实的深刻两难之中。即：
首先，他们相信社会主义作为一价值原则自有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因而把社会主义设想得极为完美；但同时却又强调中国此时的特殊性，否认其实践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张东荪一方面说，社会主义不仅仅体现为国家权力，而且还包括道德、趣味及原理的健全问题，社会主义不为手段之争，所体现的应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方针。〔18〕他“暂不以社会主义赠中国”，因为中国除了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人之外，大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苟不把大多数人使之过上人的生活，空谈主义必定无结果。于是，他给中国现实社会发展所指定的路向就是“或则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甚么多数派主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 ”〔19〕
其次，他们坚信资本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万恶之源，与社会主义相比有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但同时却又不得不承认它在现实性上又是发展中国实业，解决贫困之利器。张东荪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三种文明方式，即依次展开为封建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资本主义的文明特征是“道德上是个人主义，制度上是国家主义，经济上是竞争主义，思想上是唯物主义。社会组织是有阶级的悬隔，民族间是战争的。”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尽管此时的历史发展阶段仅处在第一和第二种文明之间，但他却认为文化努力应专从第三种文明下功夫，即提倡互助精神，培植协同性格。包括养成自治能力，促进合群道德，也就是他们此时大力鼓吹的社会主义思想。〔20〕只是就中国的现实可能性来说，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21〕至于怎样开发实业，张东荪说得十分肯定：“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22〕但这其中百般的不得已又恰如他所说的，对于资本主义须把实际看得重些，而对于社会主义须把理想看得重些；对于资本主义须把切近的目前看得重些，对于社会主义须把较远的未来看得重些。〔23〕当然，这正在于他们的基本思想点是基尔特社会主义。
三、现实的无奈与对未来的过分自信
不过，从思想者的角度言之，令人尴尬的是面对贫困的中国现实世界与其理想社会的极度不谐，张东荪等人并未由此完成思想的彻底转换，放弃矢意追求其在现实世界中根本难以实现的价值原则和努力手段，其对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思想也就显得格外痛苦和充满矛盾。
就此，梁启超在复张东荪的信中写得颇为清楚。他说，对社会主义的学说处在一种两难的彷徨和闷索之中。一方面，“正以确信此主义必须进行”；另一方面又意识到中国与欧洲不同，欧洲目前最迫切的问题，乃是如何能使多数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而中国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24〕张东荪自己也有，“吾人当万分无赖之时，必择一种主义，而信为灵药，此特精神上之安慰耳。”〔25〕正因为如此，张东荪为自己的思想定位就是“一悬吾侪所欲得理想之境界使人人共睹；二曰表示吾侪对于所悬之理想有必得之决心，虽死以甘，他非所问。”〔26〕而且，思想的痛苦还在于：既然此岸世界仍是泪水之谷，不得不再沿用或继续发展资本主义的罪恶制度；那么何不将彼岸世界的构想推到极臻，以一杜撰的天国抚慰那些衰伤和哭泣的心灵，犹如宗教。但问题是，张东荪等背后的精神支撑早已不是来自于那种对不可知冥冥存在的敬畏和谦恭，而是对现实苦难的无奈和对未来发展莫名其妙的过分自信。这也正如他所说的人们骂我们太捣乱了，“平心论之，我们果真有捣乱的能力也罢，无奈我们实在没有捣乱的能力……所以我们要睁开眼睛自己认一条安身立命的路慢慢地走。”即“忍着寂寞而实地去干。”〔27〕因为前途光明，人类最终总能走到理想世界。
职是之故，张东荪等人所主张的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想就不能不相对脆弱。就其缺乏说服力而言，他们以资本主义发展实业，解救中国贫困的主张，对立面的李季就以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实例驳之。李写道：拥有六、七千工人的枣庄中兴煤矿公司，其每个工人每天要连续工作十二个小时，下井工人因上下不便，竟要连续工作二十四小时。而且工人在工作中稍稍休息，就会残遭监工和练习生的毒打。工人被打后还不敢反抗，因矿上有一警察局，一反抗就会被警察捉走。除此之外，工人还没有休息天，过年过节也要照常加班。工人工资，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仅得银二角以至三角，除去吃饭，每日可余铜子数枚。在地面工作的人，每日只得铜子二十四枚，每日须吃面三斤，计铜子二十一枚，余下三枚，连吃菜吃烟都在内。至于穿衣、住屋和养家简直都不敢想。更恶劣的是工人死亡也极为常见，甚至有一次就死上百人的。由此，李季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中国的工人终日劳动，尚不能自给；乃一班智识界的新顽固还说中国实业不发达，要提倡资本主义去办实业，岂非丧心病狂。而中国实业不发达，象中兴实业公司这样的资本团体，还居少数，使大多数的劳动者在比此略好的状况中苟延残喘。”〔28〕至于其不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应平和渐进推行社会主义的主张，陈独秀等人的反驳也同样十分有力。周佛海说：“资本制度发达一层，他底恶果就要随着利害一层，他底果恶利害一层，因而社会上大部分人底痛苦，也要更深，更烈一层；因为要免掉社会上大部分的人受最深刻剧烈的痛苦，所以不等到资本制度发达到顶点，就用人力把他推翻起来，另建新社会组织。这个时候要请来补缺的，就是社会主义的组织他老先生——不论他已成熟未成熟，都要拉他上台。”〔29〕陈独秀甚至从张东荪等人所依循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指出马克思一面主张人为的革命说，一面又主张唯物史观。强调唯物史观是研究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主张革命是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二者似乎有点不同。并说：“我们固然不能忘了自然进化的法则，然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人类确有利用自然法则来征服自然的事实。”〔30〕
另一方面，更能表明其思想缺乏彻底性的，则是张东荪等对被他们视之为社会主义精髓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也只是作为一种抽象的原则，而不是视为生命的本质。在对当时社会主义论争所集中讨论的专制和集权问题，张东荪等人反对“急进主义”的理由仅是中国内地遍地皆兵，遍地皆匪，不可能建设劳动者阶级的国家。且中国目前尚无真正的劳动阶级，建立的只能是兵匪阶级的国家。由于人民只谋求食与衣而不问政治和法律之保障，也就难以形成政治上强有力的组织与个人。张东荪说：“夫做dictator不难，而难得于其拥护者。中国之老实的百姓决不知何为拥护，即拥护焉亦无丝毫之力。然则以兵为拥护者乎？果尔则非dictator，乃傀儡耳。”〔31〕至于劳农主义不能实行的原因，张东荪同样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省与县）绝对不会变成强有力；政府不能强有力，则劳农政府永远不能实行。并由此强调，“不能拿欧洲何种现成的主义无条件地应用。”〔32〕但这里的实质却在于是否可以同意用那些抽象的原则，或一个有待人们从实践中不断完善的理想社会，去剥夺个人与生俱来不能让度的自由，以及其他一些基本的权利。
四、观念移植的历史性缺憾
当然，这里深层的文化矛盾更在于张东荪等人思想的这一两难，体现出的正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困厄。即西方思想的引进，尤其是近代西方启蒙思想所揭橥的理性主义，作为一种被移植、被横切、被割裂的价值取向及思维原则所带来的盲从和迷信。
毋庸置疑，对于更注重经验和感受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来说，西方思想中的理性原则在引导人们研究和思考问题，尤其是研究和思考自然世界时能更注意运用与感性、知觉、情感，这一不同的逻辑推理方式去解释和发现真理，因而也就有助于中国现代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而且，在这个意义上，这一思想原则的引进，既是思想方法的丰富，同时又是价值多元的。但倘若将其夸大为思维的唯一法则，并推展到一切社会领域，认为“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33〕那就极有可能导致思想的僭妄和价值的迷失。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张东荪等无疑是西方理性主义最为积极的鼓吹者和倡导者。正因为如此，他们对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自中国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启蒙思想家所构筑起来的根本信念上：即人们可以如同发现自然真理那样去认识人类社会；象改造自然界那样，去根本改变现有的社会秩序，从而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想社会。体现在这一历史性的思想论争中，正如易家铖说：“中国要想生存，并且要发展，那就非用社会主义的精神不可，非有社会主义的制度不可！……人类不爱自由则已。如爱自由，非亲爱社会主义不可。”〔34〕同样，他们也相信通过理性主义的洗礼，人们完全有能力建立一永恒的理想王国。张君劢就曾指出，扫除四千年专制之旧习，发达人民的自由创造精神，其第一要义为民主政治之实行；第二要义就是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之实行。就此，他极为自信的说：“总之，居今日工业未兴之中国，欲确定工业之新组织，免阶级之战争，舍自始采取社会主义而施行社会所有法，殆无他途。”〔35〕
从人类思想史的角度视之，张东荪等人所坚持的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即可归于一种理想主义，或乌托邦的情愫。乌托邦的理望社会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确也源远流长，作为一种社会思想丰厚的资源，传统儒学至少就能开出三代、三世、大同世界等理念。但对于张东荪等人来说，他们的思维方式却主要不是来自中国古代传统。相反，它来自一个与其完全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毕竟，中国传统思想的理想世界，或乌托邦的理想社会所追溯的一定是一极为遥远的古代。它的重要性就在于由此导出的实践方式是通过个人道德修养，尤其是统治阶级的道德修养和普遍对民众的教化；而相应的思维模式则是从经验和感受出发，既不期盼人类社会有一更为美好的明天，也不奢望人类能找到一个完美的社会制度而无须严格的道德约束。然在张东荪等人的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理念中，起统摄作用的则是一个与传统，甚至与人类最高精神完全不相关的历史必然趋势和历史必然法则，并确信自己的思想建立在一绝对正确的观念基础和严密的逻辑推理之上。谁能否认，这里耸动的不正是西方理性主义志得意满的怪影。
所以，困厄就在这里出现：对于那些旨在导引历史稳健发展的社会思潮来说，其思想的出发点原应建立在坚持和恪守这样一个基本的信条：即任何人都不应以任何理由践踏人的基本尊严和基本价值。换言之，也就是天理之不可灭，名教之不可犯，人伦之不可苟，人欲之不可纵，乃是其至死不渝的思想原则。当然，这很可能导致偏执迂腐，拒绝任何变革的顽固守旧心态，甚至有可能使社会长期陷于停滞，但这一定是当其被定为一尊，范围群思，不容别异之时；相反在春秋迭代，山岳崩塌的急骤历史转型中，人心思动，风俗日偷，保守主义或稳健主义的社会思潮就理所当然的是这一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张力。由此反观张东荪等，却正是因为相信人类社会有一永不停止的进步，人性可以在未来理想的社会里奇迹般地得到改造，才更多是把上述那些保守主义或稳健主义的道德原则视为一种抵押或历史前进不可不付的代价。所以张东荪也曾批评俄国十月革命。认为：“残杀无辜的人民摧残中产社会，压迫教育界生气，用许多不识字的人做将官，这都是俄国过激党的现象。”〔36〕但他又强调，“蓝宁知俄国上中阶级全体之无希望，岂但无希望，并为文化之碍害。于是思设法为之洗涤。其所以提出贫民而对上中阶级大加杀戮者，乃对于旧俄罗斯加一番洗刷耳。于此弟不议蓝宁之惨忍而感蓝宁之大仁。蓝宁亦知贫民专制之不能久也，然非借力于贫民专制则不能洗涤旧日污点，乃不恤以毒攻毒。于此可见其心之在公。殆洗刷既毕，则从事于培养人民智能。”〔37〕这样一来，难怪他对于流血的看法就是“即为革命，则绝无不杀一人而不流滴血者。而革命之价值亦决不以杀人流血之有无与多寡而定。无杀人流血之革命，未必即为有理想之革命。故弟不以杀人流血之有与多而诋毁俄之革命。设俄革命一如我之辛亥我之护法，虽不杀一人，而弟亦非之。弟以为人非不可杀，而杀之贵有道；不当以杀人与否定其功罪，而当以杀人之理由而定其是非也。”〔38〕在这个意义，张东荪等人的“稳健主义”倒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是黑格尔理性主义历史哲学似曾相似的中国翻版。因为，理性的狡狯之处正在手段为目的服务，其本身无可厚非就因它内蕴历史的必然。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价值的迷失在中国传统的理想主义或乌托邦思想中倒很少出现，或许众多古代先贤致力的并不是一个绝对美好的未来社会和不断进步的发展趋势。在他们看来，历史演进的最好结果就是归到那个比现在更为高尚和更有尊严的古代世界。所以，也就难怪中国传统文化极力反对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尤其是以现实社会的道德沦丧去实现某一由推理而构造的未来理想社会。因此，反观传统，从历史中汲取创造历史的智慧可能就是化解思想僭妄的最佳清醒剂。
注释：
〔1〕张东荪：《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 《解放与改造》第一卷第七号，1919年12月1日。
〔2〕梁启超：《社会主义商榷》，《欧游心影录》， 载《饮冰室合集》，《专集》第5册，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出版。
〔3〕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演说》， 《新民丛报》第18号，1902年10月16日。
〔4〕张东荪：《社会主义研究宣言》，《学灯》1921年9月16日。
〔5〕陈独秀：《答费哲民》，《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1920年9月1日。
〔6〕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 《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1921年8月1日。
〔7〕新凯：《再论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 《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1921年10月1日。
〔8〕费觉天：《对于社会主义争论问题提出两大关键》《改造》第三卷第六号，1921年2月15日。
〔9〕张东荪：《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 《解放与改造》第二卷第十四号，1920年7月15日。
〔10〕梁启超：《社会主义商榷》，《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第5册，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出版。
〔11〕周佛海：《从资本主义组织到社会主义组织底两条路—进化与革命》，《新青年》第九卷第二号，1921年6月1日。
〔12〕六几：《评片山均〈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二卷第十二号。
〔13〕张东荪：《世界公同这一问题》，1919年1月15 日《时事新报》。
〔14〕蓝公武：《社会主义与中国》，《改造》第三卷第六号。
〔15〕张东荪：《现在与将来》，《改造》第三卷第四号，1920年12月15日。
〔16〕虞棠：《基尔特社会主义》，《解放与改造》第一卷第三号，1919年10月1日。
〔17〕张东荪：《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解放与改造》第二卷第十四号，1920年7月15日。
〔18〕张东荪：《社会主义研究宣言》，《学灯》1921年9月16 日。
〔19〕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以一教训》，《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1920年12月1日。
〔20〕张东荪：《第三种文明》，《解放与改造》第一卷第一号，1919年9月。
〔21〕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以一教训》，《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1920年12月1日。
〔22〕张东荪：《东荪先生答高践四书》，《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1920年12月1日。
〔23〕张东荪：《一个中说》，《改造》第三卷第六号，1921 年2月15日。
〔24〕梁启超：《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改造》第三卷第六号，1921年2月15日。
〔25〕张东荪：《再答颂华兄》，《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1920年12月1日。
〔26〕张东荪：《复蒋百里书》，《改造》第二卷第一号。
〔27〕张东荪：《他们与我们》，《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1920年12月1日。
〔28〕李季：《社会主义与中国》，《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1921年4月1日。
〔29〕周佛海：《从资本主义组织到社会主义组底两条路—进化与革命》，《新青年》第九卷第二号，1921年6月1日。
〔30〕陈独秀：《复蔡和森信》，《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1921年4月1日。
〔31〕张东荪：《长期的忍耐》，《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1920年12月1日。
〔32〕张东荪：《致独秀的信》，《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1920年12月1日。
〔33〕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1915年9月15日。
〔34〕易家铖：《十字街头中国》，《改造》第四卷第五号。
〔35〕张君劢：《悬拟之社会改造同志意见书》，《改造》第四卷第三号。
〔36〕张东荪：《学生风潮是不是受了过激主义的毒》，《学灯》1919年6月6日。
〔37〕张东荪：《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解放与改造》第二卷，第十四号，1920年7月15日。
〔38〕张东荪：《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解放与改造》第二卷，第十四号，1920年7月15日。
标签：梁启超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改造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新青年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张东荪论文; 革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