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贸易结构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_有效汇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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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8)03-0039-07

一、问题的提出

实际汇率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变量,它可以通过贸易、消费和投资等重要经济变量影响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基于此,国内外学者们对实际汇率与各重要经济变量之间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纵观这些研究文献,多数都是关于实际汇率水平和波动与贸易收支之间关系的研究(Bailey,Tavlas and Ulan,1987;Chow,2000等),但很少关注实际汇率变动与贸易结构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实际上,仅关注贸易收支与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而忽视贸易结构与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这是不够全面的,因为贸易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往往可以解释实际汇率的变动,而实际汇率的变动也能够解释一国贸易结构的变化。

购买力平价(PPP)理论在国际经济学家的心里已根深蒂固,但是这种结论在实际中并没有得到经验研究的广泛支持。大量的经验事实表明,购买力平价(PPP)与实际汇率之间往往存在着偏离,而且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尤为突出。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实际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理论(PPP)发生了偏离呢?经济学家们针对实际汇率偏离PPP理论现象给出了各种各样的回答,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就是由巴拉萨(1964)和萨缪尔森(1964)提出的运用部门间生产率差异来解释实际汇率与购买力平价偏离现象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Balassa-Samuelson Effect,简称B-S效应)假说。

B-S效应表明,如果一国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高于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则本币实际汇率升值。这是由于各国间的非贸易品的生产率水平相差不大,一般来说受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水平相差较大,而且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所以各国间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之问的相对生产率差异主要表现在各国间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的差异上。因而经历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其可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提高较快,这将促使实际汇率升值。

本文认为,一国贸易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其可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的变动,进而通过可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的变动而影响一国的实际汇率的变动。我们关于贸易结构与实际汇率关系的分析正是基于B-S效应而得出的合理的结论。

二、理论基础: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本文对贸易结构与实际汇率之间关系的分析,是通过分析B-S效应而得出的合理的结论,因此在实证研究之前,有必要对B-S效应进行详细的理论分析。

一国贸易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往往能够反映其可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的变动。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的划分,一国的对外贸易一般由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两部分所构成,如果把贸易结构定义为一国对外贸易中工业制成品所占的比重,则一国贸易结构的改善和提高将表明一国对外贸易中工业制成品比重的上升。初级产品部门一般被认为是技术含量低、生产率水平比较低的部门,而工业制成品生产部门则被认为是有相对较高的生产率水平,技术含量较高。因此说,一国贸易结构中工业制成品比重的不断提升暗示着该国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水平在不断提高,从而使得该国的实际汇率水平会升值。正在经历快速经济增长的国家的贸易结构中工业制成品比重必然不断提升,从而使得该国贸易品部门生产率水平也不断提高,进而根据上述分析的B-S效应的主要结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国贸易结构的变化将会影响一国实际汇率的变动。

图1 我国贸易结构变化趋势图

图2 REER变化趋势图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我们把贸易结构分为三类:一是总贸易结构,即进出口贸易总额中工业制成品所占的比重;出口贸易结构,即出口贸易总额中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进口贸易结构,即进口贸易总额中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我国总贸易结构、出口贸易结构和进口贸易结构在1980~2004年间的变动趋势如下图1所示。从我国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来看,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贸易结构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持续上升,说明我国贸易结构在不断改善和提高,进而由B-S效应可知我国贸易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第三部分我们将运用我国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具体研究我国贸易结构与REER之间的关系。

三、实证研究:1980~2004

下面运用我国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对我国贸易结构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的协整关系及两者变化的因果关系方向进行实证检验。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模型中运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各期以及World Bank的世界发展数据。其中包括:1.REER表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数据来自World Bank的世界发展数据指数中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以2000年为基期),该指数上升表示人民币升值,下降表示贬值,如图2所示。2.MYJG表示总贸易结构,它是进出口总贸易中工业制成品所占的比重。3.CKJG表示出口贸易结构,它是出口贸易总额中工业制成品所占的比重。4.JKJG表示进口贸易结构,它是进口贸易总额中工业制成品所占的比重。

(二)协整检验与ECM模型分析

计量分析中为了避免宏观经济变量的不平稳而产生的虚假回归现象(Spurious regression),本文首先采用单位根检验来判断数据的平稳性,其次通过协整分析方法和ECM模型研究各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和短期动态变化的关系。在协整分析之前需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我们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1所示:

从上述检验结果所示,总贸易结构、出口贸易结构和REER原变量在给定的5%显著性水平下都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一阶差分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说明它们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1)序列,但进口贸易结构的原变量是平稳的,即I(0)序列。充分说明中国总贸易结构、出口贸易结构、与REER之间可能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由于进口贸易结构与REER不同阶单整,所以不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在以下分析中我们不再考虑进口贸易结构与REER之间的关系。为了检验中国总贸易结构、出口贸易结构与REER之间的关系,我们分别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Johansen协整分析。

通过对中国总贸易结构、出口贸易结构与REER之间进行协整分析结果显示(如上表2):中国总贸易机构、出口贸易结构与我国REER之间在一定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一个协整关系。从REER与中国总贸易结构的协整方程来看,二者之间关系的t统计量非常显著,说明总贸易结构和人民币汇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见方程(13))。而REER与中国出口贸易结构之间的关系的t统计量在1%水平下也是显著的,进而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出口贸易结构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见方程(14))。

尽管协整分析可以得出总贸易结构、出口贸易结构与REER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我们不能通过协整分析得到两个变量之间的短期动态趋势和影响的过程,在此我们通过建立一个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他们之间的动态的短期和长期关系。根据Granger定理(1981),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之间可以建立一个误差修正模型。所以我们建立两变量间的误差修正模型,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的解释变量REER我们在模型中略去,而且由于本文主要关注的是贸易结构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我们略去了另外两个ECM模型(有兴趣的读者可与作者联系)。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为被解释变量的两个ECM模型估计结果为方程(15)和(16):

由上述误差修正模型结果显示,REER与总贸易结构的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0.025,误差修正速度为2.5%;人民币实际汇率与出口贸易结构的误差修正项为-0.17,误差修正速度达到17%,它们的修正符号都为负,满足误差修正模型反向修正规则。而且总贸易结构和出口贸易结构的滞后项对人民币实际汇率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影响,这充分说明了我国贸易结构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有重要影响的合理性,也满足我们前面所分析的B-S效应。

(三)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我们知道协整检验能够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检验。由于Granger检验结果对滞后期长度的变化比较敏感,即滞后期选择的不同会得到不一致的结果,因此,在检验的过程中应该取多个不同的滞后值。若检验的结果一致,则得出的结论才是可信的。本文在检验的过程中选取了四个滞后长度,分别是2、3、4、5,我们认为滞后长度已足够满足检验要求。检验结果如下表3所示。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一定的显著性水平下,检验结果较为一致,说明我们的检验结果是可靠的。我们不能拒绝LnREER不是LnCKJG格兰杰原因原假设,也不能拒绝LnCKJG不是LnREER格兰杰原因原假设,说明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化互为Granger因果原因;LnMYJG是LnREER的格兰杰因果原因,LnREER也是LnMYJG的格兰杰因果原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总贸易结构、出口贸易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我国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的变化趋势。REER也能说明中国总贸易结构、出口贸易结构的变动。

最后我们需要解释的一点是,根据上面协整方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总贸易结构、出口贸易结构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的协整系数分别为-0.113、-0.624,说明中国总贸易结构、出口贸易结构的提高引起我国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贬值,这与我们前面理论分析部分的“B-S效应”的主要结论相违背。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的直接前提是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变动是通过影响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的变动进而影响到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的(马丹、许少强,2005)。而中国总贸易结构、出口结构的变动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可贸易品部门生产率变动的,它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而且,即使是中国总贸易结构、出口贸易结构的提高能够完全反映贸易品部门生产率的提高的情况,但也是在完全满足“B-S效应”的全部假设条件下,才能引起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由于“B-S效应”的假设前提与中国实际可能并不相符合(杨长江,2002),从而使得我们结论与理论分析看似相悖。

四、总结

针对国内学者在研究贸易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关系方面普遍关注于贸易收支与人民币实际汇率而忽视贸易结构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关系的现状,本文在分析“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中国贸易结构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总贸易结构、出口贸易结构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中国进口贸易结构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中国出口贸易结构每增加1%,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将下降0.624%。由误差修正模型结果显示,修正速度达到17%,满足误差修正模型分析结果。中国总贸易结构每增加1%,人民币实际汇率将下降0.113%,误差修正模型显示修正速度为2.5%,符号为负,也满足误差修正结果。最后我们又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我国总贸易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而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化也能够解释我国总贸易结构的变化;贸易结构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在一定显著性水平下互为因果关系,由误差修正模型的估算结果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总之,我国总贸易结构、出口贸易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趋势,REER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解释中国总贸易结构、出口贸易结构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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