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区域合作优势争端的政治经济分析_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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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区域合作是各国经济政治互动、各种利益协调重组的复杂过程,合作格局也一直处在不断演变的过程中。近年来,亚太各国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引发了亚太地区整体战略格局的调整和演变。基于各自国家政治经济利益而进行的各方博弈,必然会产生权力关系的调整和演变,博弈过程也自然包含了主导权之争。论及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动态,谁将担当领导者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本文选取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之争的演化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进行深度解析。

      一、东亚主导权之争的演化历程

      简要回顾和梳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进程中利益攸关方的主导权之争的演化历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清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关键阻滞因素,对东亚区域合作一体化的发展进程有更清晰的认识。在东亚区域合作一体化进程中的各个历史阶段,随着各方经济政治实力的变化,主导力量也在不断变换。本文基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两个关键时间节点,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主导权之争的演化历程进行剖析。

      (一)亚洲金融危机前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导力量

      东亚合作进程起步较晚,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前,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尚处于发起和初步发展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东盟和日本在东亚历史舞台上发挥了主要作用。

      1.东盟倡导的东亚区域合作雏形东亚区域合作的最初构想就来自于东盟国家,即1990年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的构想。在此之后,东亚的区域经济合作也在不断推进,逐步形成了以东盟为中心的一系列区域合作机制,东盟也担任了初期的主导者。1992年10月,东盟将“东亚经济集团”改名为“东亚经济核心论坛”,尽管最终该论坛并未付诸实践,但东盟为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所做的这一努力却不容忽视,东亚各个经济体也逐渐开始培养并接受了地区合作意识。同年,东盟在东亚地区率先建设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开展经济合作,扩大了自身的经济影响力,也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起到了示范作用。东盟于1994年倡议并召开了“亚欧会议”(ASEM),试图借助欧洲的力量来削弱美国的影响,并进一步将中日韩三国逐渐纳入东亚地区合作的进程中来。可见,东盟一直致力于促进东亚区域各国的经济合作进程,在其积极倡导与努力下,形成了东亚区域合作的雏形,合作领域和规模在不断扩大,合作力度和深度也在逐渐强化。

      2.日本“雁行模式”的引领在此阶段,东亚区域合作历史舞台上另一个重要主导力量——日本的经济引领作用不容忽视。二战后,由于成功实施了以政府主导性、出口扩张性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战略,在美国的助推下,日本的国民经济在战争的废墟上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随着日本经济在战后的重振,作为东亚地区唯一的经济发达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来,日本在东亚地区建立了以自己为核心的“东亚雁行国际分工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勾勒出一幅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行图景,即日本担任东亚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领头雁;“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和台湾、新加坡、韩国)作为紧随其后的模仿者,属于第二层次,是东亚经济发展与合作的雁身;“亚洲四小虎”(印尼、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为第三梯队,在东亚经济发展中充当雁尾角色。中国作为后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迅速成为日本对东亚投资中的主要接受国,逐渐与东亚经济相接轨。在这一垂直一体化分工阶梯形模式下,东亚各国对日本经济有着相当高的依赖程度。日本引领的“雁行模式”在一定历史时期内顺应了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塑造闻名世界的“东亚经济奇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合东南亚金融危机前东亚区域历史舞台的主导力量来看,东盟充当的是发起者的角色,其主导作用主要是通过一些制度安排和对话机制的建设和完善来实现。由于东盟内部国家工业化尚处于起步阶段,且各国间的经济联系较为松散,经济力量和技术实力都非常弱小,因此,东盟发起的一系列经济合作收效甚微。尽管其在政治领域的合作取得了成功,在“雁行模式”中东盟基本上处于“被动追随者”的地位,而日本基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凭借“领头雁”地位在该阶段担当了经济上的重要领导力量。由于东盟对日本经济的依赖性,以及日本对地区合作的支持态度,双方在根本利益上并未出现实质冲突。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并没有出现主导权问题,但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深入发展,矛盾不断凸显,主导权之争问题逐渐显现。

      (二)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主导权之争的演化

      1997年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危机成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一方面,此次金融危机成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深化和拓展的催化剂,另一方面,也深刻改变了各经济体实力的对比,东亚各国政府开始意识到有必要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进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致使主导权之争困境逐渐成为值得关注的议题。

      1.东盟在推动区域合作中发挥关键作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东盟认识到单靠自身力量难以应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因此加大了推动区域合作进程的努力,其重要标志是东盟于同年12月在吉隆坡发起并召开的首届东亚国家非正式首脑会议,东盟主导的“10+3”和“10+1”合作形式开始形成。2005年东亚区域合作又出现了东亚峰会(10+6)这一新机制,呈现出东盟主导的多个机制并驾齐驱的情景。东盟的一系列努力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发挥着关键的推动作用,也凸显出其谋求主导地位的努力一直在持续。有学者将该进程形象地比喻为“小马拉大车”①,但学界对该模式仍然存在不少的质疑甚至批评。由于自身规模的限制以及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东亚奇迹”的幻灭与东盟主导模式饱受争议,尽管如此,东盟规范仍然得以由次地区向整个东亚地区不断扩展。

      2.日本经济低迷但仍具主导实力随着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黯然衰弱,日本经济发展停滞,泡沫经济破灭,长期难以走出经济泥潭,“雁行模式”引起了人们的重新审视。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其引领的“雁行模式”逐渐式微,最终难以为继。日本内阁会议于2001年5月通过的《通商白皮书》中明确指出,日本引领的东亚经济“雁行模式”时代业已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不容忽视的是,作为东亚的发达国家,尽管日本经济陷入低迷,但凭借其庞大的资本实力和雄厚的技术水平,依然在东亚经济中有着强大的优势地位和重要影响力。随着日本在2003~2007年迎来了五年的复苏时光,其谋求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的意图逐渐重现。日本通过缔结FTA的方式加强与东亚各国联系,从战略高度构筑互利互惠关系,积极谋求东亚事务的主导权。另外,在2005年的东亚峰会上,日本强烈反对建设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想,提出建立“10+6”机制,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拉入以制衡中国力量,这一提议得到了东盟国家的支持,也从侧面证明了日本依然掌握着较高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3.中国日益崛起显现主导潜力对日本主导地位形成竞争态势的是日益重振的中国经济。依托于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及多领域的要素禀赋优势,中国国力迅速崛起。自东亚金融危机以来,中国GDP实际增长率基本保持在8%以上,且呈持续上涨趋势,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达到13%的历史高位②同时,中国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参与到东亚合作进程之中,改变了原有的东亚政治经济格局。东亚金融危机席卷之际,在东盟各国货币竞相贬值的情况下,中国担负起了大国责任,承诺货币不贬值,在稳定亚洲经济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中国并没有主动谋求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主导权,但基于对中国日益提升的经济地位及地缘政治的分析,毋庸置疑,中国具备发展成为中心国家的天然优势。这也触发了东亚其他国家的担忧和疑虑,日本更是深切感到中国对自身谋求主导权的巨大威胁。尽管中国在实力上仍存在很大差距,尚不具备成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主导国的充分条件,然而,随着中国争夺主导权的潜力开始显现,“中国威胁论”的言论开始出笼。

      4.不可忽视的美国力量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不仅担当了推动全球化进程的主导力量,也是亚太地区经济版图中的关键角色。美国对东亚事务的战略关切也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及其主导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东亚地区一直被美国视作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美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考虑,美国不能容忍任何一个亚太大国在东南亚发挥主导性作用,也不能容忍没有美国参与的东亚经济区的存在。2003年美国率先与新加坡签订FTA协定,继而将东盟整体及其他东亚国家纳入考虑范围。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东亚地区对美国的依赖性,使得部分东亚国家在区域合作中不得不考虑美国的意愿和利益。

      综上可见,“东亚奇迹”泡沫幻灭、日本“雁行模式”失效、中国实力的日渐崛起,加之美国对东亚事务开始关注,东亚局势变得愈加复杂。在各国政治经济实力的调整变化中,东亚各主要经济体为谋求自身利益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争夺主导权似乎既有了现实意义,也形成了实际对手。自此,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导权之争问题逐渐进入了研究的视野,成为进一步推动东亚区域合作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各方博弈下,既有合作的诉求,同时各方之间矛盾不断,于是,已有部分矛盾的解决和新矛盾的产生交织在一起,致使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步履艰难。

      (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东亚主导权之争日趋复杂化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加快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进程,作为新的增长级,东亚区域的发展极大地提振了全球经济信心。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和一体化进程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其重要表现是美国强势重返亚太的诸多举措。东亚合作进程呈现出不断增强的“竞争性合作”,主导权之争矛盾日益深化,甚至使得合作中的合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

      1.美国借由TPP加入主导权之争加剧主导权之争的重要推力是域外的美国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介入到东亚事务中来。作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经济遭受重创,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当年美国实际GDP增长率为-0.3%,2009年更是降至-3.1%。美国的失业率由危机前的4.6%(2007年)陡增至2009年的9.3%,2012年仍保持了8.1%的高位③。为扭转经济颓势,保持对东亚政治经济秩序的强势介入,巩固霸主地位,美国2009年高调加入“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积极主导并参与了TPP谈判,以争取对东亚经济合作的主导权。美国希望借助自己“重返亚太”的战略契机,进一步淡化东亚概念,将东亚纳入到泛化的亚太合作中来,以防止出现类似欧盟的可与之抗衡的强大经济集团,并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在其主导范式下前进。美国于2010年应邀参加东亚峰会,并高调宣传要成为东亚地区的领导者。美国的介入使得东亚区域主导权之争的局势更加错综复杂。尽管从地缘角度来看,美国是域外国家,但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在其冷战时期已形成的双边军事同盟控制权的基础上,力争通过组建跨太平洋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来争夺区域经济的主导权。美国对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的立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是不容忽视的外部牵制力量之一。

      2.日本采取制衡战略谋求主导地位2009年鸠山由纪夫上台后,开启了日本“双翼外交”的时代。日本的战略意图包含了复杂的制衡关系:一方面,日本继承了传统外交理念——巩固与霸权国家美国的同盟关系,这是由于日本意识到,想要谋求东亚乃至亚洲地区主导权,单独依靠自身力量是不够的,因此日美同盟不能动摇。在美国的拉拢下,2011年9月野田佳彦组阁后对TPP表现出极大兴趣,并于2012年7月加入TPP谈判;另一方面,正如鸠山在第三届中日韩领导峰会上公开承认的,“日本此前稍有些过于依附美国,虽然日美同盟很重要,但作为亚洲国家,日本将制定更为重视亚洲的政策”④。在“见机行事、多头并进”的战略下,日本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更为积极,并试图利用亚太地区多边制衡关系来追求自身利益,积极谋求主导权。

      3.中国的政治影响力显著提升加剧主导权之争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各方对中国在世界舞台地位提升的担忧,制衡中国、谋求主导权成为各利益攸关方不约而同的选择。中国于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即使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依然保持了较平稳的增长,2012年贸易总额以3.87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东亚国家对中国市场更加依赖,2009~2012年期间中国一直是日本和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被推到中心位置。美国邀请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定等举动,标志着世界经济格局由G8开始向G20转变。中国在东亚舞台上政治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更是不言而喻。

      4.东盟领导地位逐渐弱化大国谋求主导权的相互博弈使得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领导地位力不从心,难以服众,东盟搭建的各种机制由于效率低下,也饱受多方批评。美国前国务卿赖斯两度缺席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2008年年底中日韩峰会单独召开,均直接挑战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地位。TPP的不断扩容更是打乱了原由东盟主导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使得东盟在范围更广的多边合作机制中地位逐渐弱化甚至边缘化。一方面考虑到自身羸弱的综合实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应对来自美国主导TPP的冲击,东盟于2012年年底提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建设,这是东盟为加强自身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并同时加强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一种回应。

      综上可见,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东亚的经济活力与国际地位迅速得到了显现和提升,东亚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合作带来的巨大红利对于域内各国以及域外的美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各利益攸关方争夺主导权的博弈竞争愈演愈烈。各方博弈下,新制度和新机制不断涌现,这非但不是地区合作往有效、深入方面发展的证据,相反,地区合作可能进一步陷入困境。主导力量缺失、相互制衡甚至拆台的东亚格局代价高昂且难以持续,致使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景堪忧。

      二、主导权之争对东亚区域合作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卷入了更深层次的国际分工。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可以预见,未来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国家间的竞争和角逐会有所减弱,区域集团之间的竞争呈现不断加强的趋势。由美国引领的北美地区、以法德为引擎的欧洲地区和主导力量难以辨识的东亚地区构成了当今全球经济格局中最重要的三大板块。

      在全球经济格局中,东亚由于其更加优异的增长业绩,国际经济地位正在快速提升。表1报告了三大板块区域内部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从出口数据来看,东亚区域内进口额在全球总出口额占比持续上升,从2000年的12.4%提升到2010年的15.3%,相较于1990年的8.2%增加了7.1个百分点;从进口数据来看,东亚区域内进口额在全球总进口额的比重从1990年的8.7%提升至2000年的12.5%,增加了3.8个百分点,至2000年,该比重持续小幅上升,达到13.5%。横向比较可见,东亚区域的进口规模扩张速度稍逊于出口,相对于东亚区域内贸易额占全球比重的持续提升,北美自贸区和欧元区呈现相对走弱趋势,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传统欧美市场呈现疲态,而东亚区域内贸易循环机制在不断完善和提升。

      单从经济角度来看,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确取得一定进展,但客观而言,整个区域一体化合作的整合力度远远滞后,主导权问题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面临的核心难题。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发展滞后,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此。

      (一)缺乏主导力量不利于东亚区域经济在全球地位的提升

      东亚区域经济对全球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引人注目的拉动作用,作为一种赶超模式,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其历史功绩毋庸置疑。众所周知,政治和经济是难以分开的,这一点已达成广泛共识。然而,现实中政治和经济往往又以不同的逻辑在运行,东盟政治经济状况正是这一现象的绝佳例证。尽管东亚地区在世界版图中的经济地位在不断提高,但从当前来看,世界经济板块尚未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东亚地区未能完全胜任“世界第三极”,缺乏主导力量引领区域经济发展动向难辞其咎。

      当前,北美和欧洲地区早已发展形成了强大的经济联盟,而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在20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远远滞后于北美和欧盟地区。追溯其历史渊源可见,自二战结束后,东亚地区各国分别加入了不同的阵营,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共同开展经济合作的可能性,也使得各国丧失了发展地区经济一体化合作的绝佳时机。而同时期欧盟的雏形却得以迅速发展。为了重振欧洲并摆脱美国的控制,欧洲主要大国法、德迅速实现和解,强强联合共同推动欧洲区域一体化合作进程,逐渐成长为足以与美国对抗的强大经济巨人。而东亚主要国家的战略利益是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且一直沿承至今。东亚内部地缘政治冲突不断,主导权之争弱化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力,地区合作仍处于初级的自由贸易区阶段也是不争事实,严重制约了其在世界舞台中的地位提升。东亚目前存在的一系列重大的战略问题,如中日、韩日之间的领土争端问题,朝鲜半岛问题,都期待通过区域合作得以解决,以东亚当前松散的组织形式来看,与欧盟、北美三足鼎立仍只是美好的愿景,这对东亚区域经济的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

      (二)争夺主导权博弈下各项合作机制的相互制约

      表2列明了当前东亚和亚太地区已存在和正在讨论中的主要区域合作机制,涵盖了东盟主导的各种“10+”模式、推进东北亚地区合作的中日韩峰会等地区合作机制,TPP谈判的深入及RCEP(区域行动伙伴关系)谈判的开启使得东亚区域合作的前景更加不明朗。尽管东亚地区不乏各种合作机制,但该地区缺少一个主导型的制度框架,迄今也未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东盟力推以自身为核心的各种“10+”模式,希冀在大国博弈制衡中谋求主导作用;中国比较重视“10+3”模式的推行,对分散中国力量的合作机制反应冷淡;而日本力推东亚峰会“10+6”机制以制衡中国;美国则希望通过TPP谋取东亚主导地位。由此可见,各种区域合作机制背后无一不是争夺主导权的博弈。

      

      

      目前,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主导权之争并未通过竞争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动力,与之相反,由于无序竞争和各区域组织机制相互间的拉锯,使得合作陷入“群龙无首”的困顿局面。权力纷争下各项机制相互制约与解构,致使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陷入困境,举步维艰。东亚区域合作并没有如人们所预期,向紧密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方向迈进,相反,亚太地区各类合作机制相互交织,重叠分布,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

      除东亚个别国家外,以东盟为轴心的诸如“10+1”、“10+3”、“10+6”等区域整合方式在不断推进运行,由于主导力量的缺失,难以形成足够强大的向心力,因而区域整合进程艰难而缓慢。而美国主导的TPP谈判迅速壮大,不断吸引APEC成员加入。2012年10月随着墨西哥、加拿大相继宣布正式成为TPP成员国,其成员从原先的9国增加到11国,2013年7月日本正式加入TPP谈判,使得成员国扩大到现在的12国。英国路透社称,日本的加入使得TPP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将达到26~27万亿美元,约占全球近40%,贸易总额将占全球贸易总额大约1/3。目前,韩国也宣布有意向加入TPP谈判。TPP作为经济意义上的区域贸易安排,同时也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承载着各相关方深层次的战略意图,其核心是谈判各方的利益博弈,也蕴含着美国对亚太区域合作主导权的觊觎。TPP的深入发展不断侵蚀着东亚地区已有的各项合作机制,原本的地区合作制度被覆盖直至削弱,逐渐形成架空东亚合作制度的态势,触发了东亚区域合作进一步发展新的隐忧。

      (三)主导权缺失引致经济损失和效率成本

      当前东亚地区主导力量缺位,各成员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相互博弈中催生了多种区域合作组织形式,包括东盟发起的三个“10+1”和“10+3”、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自由贸易区、美国在亚太地区所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以及各种以双边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协定等等。然而,无论是从参与的国家或地区角度还是从涉及的合作内容角度来看,均存在着重叠现象。正是由于强有力的领导者缺位,区内诸多区域性自由贸易安排各自行事,这会引致更多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也严重降低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合作效率。

      1.主导权缺失引致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主要体现在诸多区域性自由贸易安排并行所带来的更多贸易转移。无论任何形式的自由贸易安排,从其本质来说,既是对抗区域外保护主义而实施的一种措施,其本身也是保护主义的一种新形式。因此,贸易转移也就成为了自由贸易安排的必然产物。如果贸易转移过大,那么区域性自由贸易安排有可能会抵消地区经济合作所带来的好处,甚至给成员国自身及国际社会带来损失。如果区域内部多个自由贸易安排错综交织、同时运行,那么贸易转移效应可能会使成员国蒙受更多利益损失。以“10+3”和三个“10+1”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为例,在三个“10+1”情况中,中国贸易条件的恶化程度高于“10+3”情况0.14个百分点;仅能促进中国GDP增加0.10%,显著低于“10+3”情况下的0.26%。这是由于在三个“10+1”情况下,部分东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将会转移到东盟与日韩之间进行。同样,于日本、韩国而言,三个“10+1”的贸易转移也会带来更多的福利损失⑤。如果区域内存在强有力的领导者将现存的诸多自由贸易安排加以整合,减少政策性扭曲因素,必将大大缩小区域内部的贸易转移效应,减少成员国的经济损失。

      2.主导权缺失降低相互间合作效率主导权缺失也严重降低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合作效率,泛化的地区机制导致议程冗长而低效,增加了政策制定、协调及执行成本⑥。自由贸易区FTA的形成需要协调各成员间及成员方国内有关部门的利益,从双方领导层达成建立FTA的初步共识,至最终达成协议,都要经历漫长而复杂的谈判阶段。在此过程中,国内外利弊权衡、政策协调所导致的效率成本是不可忽视的。此外,不同自由贸易区还存在原产地规则、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关税、配额等方面的差异,这无疑会成为协议执行中的绊脚石,导致执行成本的增加。对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而言,由于主导权缺失,情况更为复杂,多个FTA协定交叉重叠,多个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各行其是成为各成员方相互博弈的结果,缺乏有力的主导者将各方纳入统一的框架下谈判。由于各类协定的不兼容,在一定程度上致使“意大利面条碗”的负面效应持续发酵。从效率角度来看,诸多相似且相互重叠的自贸区谈判是不经济的,若想提高合作的效率,对错综交织的FTA进行整合,走向更为广泛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十分必要。这对于各成员方均是一个更优的选择。

      三、对东亚区域主导权之争的深层思考

      (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主导权的“两难选择”

      大国博弈竞争和小国领导悖论构成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的两难选择⑦。美国对东亚区域合作的干涉更是对主导权之争的升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大国之间的博弈掣肘尽管东亚区域合作亟需强有力的主导力量的引领,且各国的主导意愿也在不断凸显,但东亚地区尚未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够独立担负起主导权重任。日本曾以“雁行模式”引领东亚经济增长,但二战中日本的侵略行径致使东亚各国仍心有余悸;近年来中国迅速崛起,成为引领东亚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但就实力而言,中国的国情国力及国际化程度均有待提高,且“中国威胁论”也显示了东亚国家的抵触心理;美国尽管强势重返亚太,但受地缘因素、战略重心的牵制,加之其一贯奉行的霸权主义政治,难以得到东亚国家的认同。如此看来,任何一国主导东亚区域合作、任何一个大国谋求主导权的道路均难以服众,阻力重重。再加之大国之间相互掣肘,互相制衡,东亚地区合作无法形成单独的领导力量。

      2.小国领导的悖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大国在主导权博弈中相互掣肘的现状,给予了东盟施行大国平衡战略的可乘之机。从目前来看,东盟依然扮演着东亚区域合作的掌舵者角色。纵观东亚区域合作历史,有关合作制度、方式、规则等在很大程度上均是由东盟倡导并设计,也得到了区内其他国家的响应与认同,东盟也借此获得了在东亚区域合作中谋求主导地位的行为手段。然而,东盟内部成员间经济的差异性,政治步调的不协调,以及东盟内部本身就存在的“主导权”缺失问题,均削弱了东盟的凝聚力。在此情况下,继续让东盟引领东亚区域合作继续向前走一大步存在很大困难。

      如果没有大国的积极参与和推动,必将出现东盟主导“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局面,不可能出现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如果否定东盟而过于强调大国的力量,则不仅可能出现中日美相互博弈掣肘的主导权之争,还可能出现东亚诸多小规模国家非合作行为的产生。从目前来看,无论是大国单独还是小国联合,各方均不具备承担起主导的实力,主导权之争在当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均是阻挠东亚区域一体化的棘手问题。

      (二)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的现行可行模式

      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的两难选择,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东亚区域一体化只能成为一个较为长远的发展目标,不能一步到位,只能通过“迂回”方式推进。

      1.目前最易接受的是多元化的领导模式东亚的多元性特色决定了其不可能出现类似美国式的霸权式领导,短期内也不可能形成法德联合式的主导核心。鉴于东亚各国的政治体制、经济实力、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性,东亚区域合作必将是一个渐进、漫长的过程。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来看,当前最有可能出现,且最容易为各经济体所接受的领导模式,便是多元化的领导模式。

      2.“10+3”是当前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最佳选择就目前来看,“10+3”的主导模式是当前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最佳选择。自1997年发起至今,“10+3”模式在促进地区经济、政治与安全等领域合作方面具有深厚积淀,多种次区域合作安排都是围绕着该模式进行的,它涵盖了东盟10国内部的合作、东盟分别与中日韩的合作以及中日韩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在可预见的将来,在中日均无法单独主导,外加美国横加干涉的情况下,只有通过东盟发挥特殊的、穿针引线的作用,才有可能让东亚区域合作这一历史巨轮转动起来。“10+3”模式的共同主导中内部会有不同的侧重与分工,即东盟继续在非经济领域引领,在经济领域受益;而中日韩特别是中日两个大国在经济领域主导,在非经济领域受益,从而形成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权力并存格局。作为东亚区域合作的主渠道,“10+3”模式能够兼顾大国和东盟的利益,暂时回避了各方对主导权的争夺问题,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3.未来主导权取决于新的利益共识与博弈我们必须承认,“10+3”模式仍是当前历史阶段回避主导权问题的一种折中选择,也仅仅是推行东亚区域合作的预热模式,并未触及主导权归属的根本。东盟“小马拉大车”模式力不从心,致使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迟迟难以进展。没有强有力的主导权,东盟引领的“10+3”模式形式大于内容。东亚区域合作只有通过大国积极参与和领导,才能质变为全局的东亚区域一体化。东亚合作是动态发展的,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模式和路径选择仍在不断探索之中,未来发展趋势及主导权问题取决于新的利益共识及力量博弈。如何将各方争夺主导权的努力转化为推动区域合作深化的推力,对于东亚这一充满复杂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差异的区域而言,任重而道远。

      (三)中国的角色定位及策略选择

      从现实来看,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安全角度考虑,中国的崛起必须以东亚为依托,而当前东亚合作面临的主导权之争困境是与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这一大背景密切相关的。作为东亚地区的重要大国,如何给自身确立正确的角色定位,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是否能够顺利进行,以及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是否能够深化发展均有着重要意义⑧。

      当前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悬而未决的现状对中国在东亚地区地位的提升带来了机遇。中国在东亚版图中的地利之宜与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昭示着中国具有成为地区领导者的先天优势和后天潜能。对中国而言,东亚地区主导权归属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应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参与东亚区域事务中来,努力承担维持地区稳定发展和推进地区合作进程的大国责任。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中国的角色定位不应仅限于区域合作的参与者,更应进一步成为有力的促进者和推动者。这就要求中国提高在地区合作中的话语权,并以实际行动发挥影响力,这也应该成为中国在参与地区合作的当前阶段以及未来一段历史时期内需要重视的问题。从目前来看,中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应对在主导权之争中所面临的挑战。

      第一,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保持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是中国争取主导话语权的根本支撑。中国应继续发挥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积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带动整个东亚区域经济的提升,寻找共同发展的空间,增强经济层面的主导作用。

      第二,建立广泛的信任是中国增强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条件。虽然中国是东亚区域的核心大国,但在切实参与东亚合作特别是主导东亚事务方面,中国自身还需要有一个领导身份建构和被认同的过程。这就要求中国继续推进并大力加强东亚区域合作,创造互利互惠的“共赢”关系,使东亚区域其他经济体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崛起所带来的实惠与利益,这有利于减小中国参与主导地区事务的阻力。

      第三,理性对待“中国威胁论”的攻击。“中国威胁论”是中国发展崛起过程中的特殊历史符号,中国要综合利用各种手段主动回击“中国威胁论”的恶意攻击,特别是要发挥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阐明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意图,通过树立友好、务实的大国形象,力争打破当前我国面临的被动局面。

      ①翟崑:《小马拉大车?——对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地位作用的再认识》,《外交评论》2009年第2期。

      ②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资料整理而得。

      ③数据来源: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http://www.bls.gov。

      ④张蕴岭:《日本参与区域合作的战略》,张蕴岭、沈铭辉主编:《东亚、亚太区域合作模式与利益博弈》,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年。

      ⑤孟猛、郑昭阳:《东亚地区不同形式自由贸易区的比较分析——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云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⑥李荣林:《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当代亚太》2005年第8期。

      ⑦叶静怡、石俊峰:《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约束条件及主导力量——“10+1”合作模式可行性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⑧孟夏:《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政治经济分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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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区域合作优势争端的政治经济分析_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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