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建立亚太营运中心对浦东开发开放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亚太论文,中心论文,浦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立亚太营运中心是台湾迈向21世纪，建成发达工业社会的重要政策设计。台湾建设亚太营运中心不但对岛内产业结构变化和整体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两岸经贸关系，对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也将产生一定程度的制约和影响作用。
一、台湾建立亚太营运中心的基本情况
区域营运中心，是指跨国企业在各地区的管理和决策中心，即地区总部，它是一种将跨国公司的营运决策由母国总公司中央集权式管理转变为各区域总部分权的作法。通常基于地缘和经济因素考虑，由区域中心（总部）来统筹规划该区域内各子公司的采购、生产、运销、服务、技术支援、研究开发、资讯收集的部分或全部的业务。台湾要建立亚太营运中心，即是说要争取成为许多跨国企业在亚太地区以台湾为其区域总部，各跨国公司以设在台湾的区域总部为地区中心，对分设于亚太区域内各国或地区的分公司或分厂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统一的组织、协调和管理。按照台湾政府的总体规划，亚太营运中心的建设将从促进贸易及投资自由化，减少人员进出障碍，减少资金进出限制，以及便利促进资金流通等四大方向，将台湾建设成为一个高度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塑造发展亚太营运中心的大环境，并在区域营运中心这一总体目标下，发展专业营运中心，以生产制造、货物及旅客转运与服务三大类营运活动主导，分别建设制造、海运、空运、金融、电信、媒体六大分中心。
由于台湾建立亚太营运中心主要应以大陆为腹地，两岸直接三通为基础。在目前两岸仍存在政治上的对立情绪和意识形态方面种种分歧的情况下，两岸经贸关系发展要迈向更高层次，海峡两岸短期内实现三通的可能性不大。面对这种状况，为推进和加快亚太营运中心建设，台湾当局采取权宜的变通办法，首先设立境外航运中心。台湾于1995年5月4日由行政院院会通过“境外航运中心设置作业办法”。境外航运中心是指在台湾地区的国际港相关范围内，以不通关、不入境的方式，从事大陆地区输往第三地，或第三地输往大陆地区货物的“转运及与转运作业相关的航运业务。其主要原则是，在航线定位上，既不是岛内航线，也不是国际航线，而是特殊、特别的航线；在航行船舶上，交由外籍轮、权宜轮（挂外国国旗的两岸商船）进行航行；在营运范围上，限于两岸不入境、不通关的转口货物；在设置地点上，将根据航运量的需求，选定台湾的高雄或其他国际港口。逐步过渡到将转运中心拓展到加工出口区，让大陆物品在区内做简易加工，提高转运货物的经济价值，为两岸直接通商和直航做准备。
二、台湾建立亚太营运中心对浦东开发、开放的正面影响
中国在90年代的开放重点，是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发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以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自90年代初掀起浦东开发热潮至今五年来，在浦东这块5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个崭新的东上海正在迅速崛起。浦东开发五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上海重振昔日雄风，建成国际性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奠定了基础。但同在东亚区域内上海要建设国际经济中心，而台湾也要建立区域营运中心，上海和台湾成为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台湾建立亚太营运中心对浦东的开发、开放，对上海建立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将产生正面和负面这双重影响。台湾建设亚太营运中心对浦东开发、开放的正面影响表现在：
1.两岸关系更趋紧密，沪台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在过去的10多年中，两岸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台湾的经济命运已与大陆紧紧相连。至1994年两岸贸易总额达185亿美元，预计1995年可达200亿美元，至1994年底台湾投资大陆累计达2.5万项，协议投资总额约250亿美元，大陆已成为台湾第二大出口市场，台湾也成为大陆第二大投资来源地。在台湾对大陆投资中，上海以其得天独厚的经济基础和地理条件，成为大陆引进台资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据台湾官方的统计资料，从1991年至1995年3月止台湾投审会共核准台商18680项，核准金额47.88亿美元，台商投资上海1242项，投资金额6.54亿美元，超过深圳而居台湾在大陆各主要城市投资首位。台湾要建设亚太营运中心，必将以大陆特别是以浦东为龙头的华东和华中地区为经济腹地，推动和促进沪台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而且，由于两岸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彼此的经济条件具有互补性，再加上密切的地缘关系及相同的文化背景，未来沪台经贸关系将会以台湾建设亚太营运中心为契机迈向持续、全面发展的崭新阶段。
2.台湾建立亚太营运中心将为上海提供一个现成的国际级转口港，有利于上海拓展对外经贸。台湾建设亚太营运中心的重要内容是通过大规模扩建和完善高雄及其相应的港埠设施，建设亚太航运中心，并以成立境外转运中心作为迈向亚太航运中心长远规划的第一步。适应亚太航运中心建设的需要，台湾将把高雄、台中等港口建成国际级大型港口，并逐步实现台湾与大陆沿海主要港口的直航。上海要建成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中心，必须大力发展世界远洋贸易，开设许多新航线。台湾建立亚太航运中心，建设多个国际级大型港口，这等于为上海不必花钱也不必耗费时间于规划与兴建上，就有一个或多个国际大港口可供利用，为上海拓展远洋转口贸易提供新的契机。
3.能为沪台贸易有效的节省时间，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台湾建设亚太营运中心的首期规划是以不通关、不入境，间接通航的方式在高雄设置境外转运中心。设置境外转运中心，不但有助于提高台湾航运业界的港口经营效率和降低航运费用，增强在转运方面的竞争能力。而且由于实现间接直航，使沪台双边贸易不必再经过香港转口，使沪台贸易具有增加转口港选择机会，提高业者服务品质和降低营运成本等三项好处。在转运成本上，高雄港至上海每个集装箱货物平均转运成本仅为50美元，而沪台间经香港转口贸易成本平均高达200美元。预计仅节省运输成本一项，实行沪台间接直航比经香港转口，每个集装箱可减少400美元的支出。在转运时间上，如果从基隆到上海单程可节省三至四天时间。
4.有助于沪台两地产业分工的深化发展和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沪台两地目前的分工形式主要体现在岛内中上游产业与转移往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下游产业间的垂直分工关系。台湾建立亚太营运中心的主要腹地在以浦东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亚太营运中心的建立将改变原来的单一分工格局，通过沪台两地在科技开发上的互补合作，产业内分工的系统化生产与销售的呼应关系，通过台湾岛内大型企业充分利用上海的科研实力和工业基础条件，大力拓展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使两地产业合作形成垂直与水平分工相交错，更大限度地发挥经济资源的互补优势，沪台两地的经济交往领域大大拓宽，进一步向金融、商业、交通等领域发展，从而加强两地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和紧密合作关系。从长远看，台湾、香港两大营运中心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广阔经济腹地互相依赖，协调发展，将加快两岸三地经济一体化进程，推进大中华经济圈的形成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发展。
5.推动和促进沪、台、港三地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台湾技术人才相对丰富，具有一大批勤奋努力、富有弹性且具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台湾的贸易商及贸易人才丰富，在国际间有固定、广大的营销网络，可作为外商的协力厂商。但台湾地狭人稠，资源匮乏，发展空间严重受阻。建立亚太营运中心，将使台湾经济有效突破现有的发展瓶颈，进一步实现台湾经济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有助于形成沪、台、港三地经济发展新格局。台经建会在最近提出的“国土综合开放计划”修订初稿中提出的“西进策略”主张台湾西部走廊与大陆的上海、厦门、广州三地形成扇形产业互补的多元中心，并以台湾、香港、上海三地，形成研究、管理、制造的分工结合体，以辐射状态向全球市场推进。西进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发展台湾成为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门户，塑造大陆成为台湾的未来腹地。可见，台湾未来的经济发展格局，将会以建立亚太营运中心为主轴，以“西进”与“南向”为支点，扩大台湾在亚太地区影响，使台湾经济摆脱因世界经济形势的萧条和经济国际化、区域化所面临的困境，开拓台湾经济国际化发展的“第二春”。
三、台湾建立亚太营运中心对浦东的负面影响
台湾建立亚太营运中心对浦东的开发、开放，对以浦东为龙头的上海建立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也将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
1.对上海建立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构成一定的竞争压力。目前亚洲不少竞争者都角逐营运中心地位，除了香港、新加坡两大竞争者外，日本的大阪、澳大利亚的悉尼、泰国的曼谷和菲律宾的马尼拉都积极推动营运中心计划。虽然东亚地区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可以建设不止一个区域营运中心，但在同一区域在短期内建设多个区域中心则存在明显的相互竞争关系。特别是同为大中华经济区域内的上海、台湾都竞相争取在21世纪建成区域经济中心，而沪台两地地理位置相邻，产业结构相似，外贸市场重合，引进外资渠道相互冲突。台湾建设亚太营运中心对上海将产生分占经贸市场，共享区域资源，分享经济机会，相互进行竞争的现象。
2.在一定时期内台湾的经济实力和经济运行机制与上海相比占明显的竞争优势。台湾近几十年来经济持续发展，从1960年至1990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8.5%，进入90年代后因基数较大，经济增长速度略有回落，但1991年至1993年年均仍达6.5%。至1994年8月，台湾拥有904亿美元巨额外汇储备，在世界上位日本之后居第二位。台湾的外贸总值1993年底达1186亿美元，居世界第13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0400多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25位；对外投资居世界第9位。与目前已成为亚太营运中心的香港和新加坡相比较，台湾的经济实力明显大于香港和新加坡，制造业产值为新加坡、香港的4倍左右，产业结构比较完整。台湾不但整体经济实力较为雄厚，而且由于近年来加快推行经济自由化、国际化政策，全面实施与国际经济体制接轨，谋求尽快加入关贸总协定，使台湾经济的市场开放度较高，经济运行机制基本与国际惯例接轨。与台湾相比，目前正处在经济起飞阶段的上海，无论整体经济实力还是经济运行机制都存在比较大的差距。沪台两地在整体经济实力上的悬殊差距和经济国际化、市场化方面的明显劣势，对上海与台湾竞争区域经济资源，建设国际经济中心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
3.台湾的地理条件优越，基础设施建设优于浦东。台湾位居太平洋西缘，在北起日韩，南迄东南亚国家这一片经济发展最快的东亚地域上，位于地理位置上的中心，由中正机场到亚洲主要都市，由高雄港到亚洲主要国际港，平均飞行、航行时间均短于其他海港、机场，例如在高雄、新加坡、东京、上海、马尼拉和香港等六大国际港中，高雄到其他五个国际港平均航行时间仅53小时，比新加坡到其他五个国家航空港平均航行124小时，时间缩短一半以上。台湾前往此地区内各主要都市的飞航时间多在3至4小时之内，这种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只有香港和马尼拉可以相比。台湾还可以在股票和外汇市场的营业时间内和亚洲各国和澳州联系，和欧洲美元交易中心营业时间有部分重叠（台湾下午四点钟即伦敦早上八点半，台湾外汇交易员可继续加班到七点则有三小时的重叠时间），在交通、运输和通讯上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台湾建立亚太营运中心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也是台湾与上海等城市进行竞争的重要筹码之一。台湾不但地理位置优越，而且航空、港口设施建设较为完善。近年来台湾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大力加强港口、机场设施建设。现在台北与北美地区每周高达60个航班，使得中正机场在东南亚地区衔接北美航线上成为东南亚地区转机飞往美国的转驳站。台湾现正进行中正国际机场的扩建和规划建设第二、第三国际机场。按照规划，台湾中正机场到2020年的客运量增长到9000万人次，届时足可与中正国际机场竞争的将只有香港新机场，以及可能会后来居上的汉城新机场。作为目前世界上第三大货柜港的高雄港现有货柜码头18个作业船席，1994年货柜装卸量达到464万个TEU（20×20英尺）货柜单位，而其中约有超过1／3是转口柜。为因应把高雄港建成亚太海运中心，台湾正在高雄港规划兴建第五货柜中心，将60到62个码头改建为货柜码头，另外兴建123号码头和增加8座外海船席，总计码头数可望达到18座，再配合其他可增加能量的措施，高雄港可望在2020年成为拥有约2374万个TEU货柜装卸量的世界超级大港，台湾现有的航空、港口设施建设为其亚太营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条件。与台湾相比，上海无论在航空运输还是港口设施建设方面都严重滞后，机场运力饱和，城市交通不畅，港口设施陈旧，远洋航班稀少，港口管理机制僵化已成为制约上海建设国际经济中心的重要瓶颈因素。
4.台湾具有以中国文化为主导的多元文化背景，较易与区域内外各国政府和厂商进行沟通与联络。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文化的多元、开放品质，是制约和影响其经济能否实现国际化的重要因素。香港所以能成为世界贸易、金融和旅游中心，处在东西方文化交汇处，具有多元、开放的文化性格，也是促成其成功的重要因素。同属中华文化圈的台湾与大陆和香港语言、文化相同，东南亚国家的工商界也有明显的华人文化背景。台湾由于过去长期是日本殖民地，日本的经济、技术和文化传统在台湾有相当浓厚的影响。作为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战略伙伴和政治盟友，台湾与西方国家长期政治、经贸关系密切，英语在台湾也较为普及。这种多元文化背景使台湾具有较强的文化接纳和相容能力，不像东南亚国家那样存在明显的排外情绪，也不像日本社会那样具有浓厚的保守和封闭性格，也使台湾如作为区域营运中心将较方便和各地区间进行沟通联络，成为许多外商优先选择的地点。台湾较为开放的经济体制和多元文化背景，吸引了不少跨国企业把台湾作为亚太地区的营运中心，如英商卜内门把台湾作为其他区生产中心，荷兰飞利浦（技术中心），美商飞递航空公司（太平洋转运中心）等美商联邦快递公司有意来台设立亚洲地区快递货物的转运总部，美国总统、海陆两家轮船公司把高雄港作为亚洲地区货物转运港。到目前为止，共有22家跨国公司在台湾设立区域性营运中心，59家外国银行在台湾设立分行。上海作为中国90年代改革开放的重点地区，虽然经济发展迅速，市场开放度不断扩大，但上海经济文化的封闭特点，上海人传统的排外、自大心态，仍未有根本改变，上海人在国内形象欠佳，上海要建设国际经济中心，还存在艰巨的文化性格重构任务。
5.台湾以东南亚国家为腹地建设区域营运中心，对浦东引进台资，发展沪台经贸关系有一定负面影响。台湾建设亚太营运中心具有双重考虑，一方面是要加强和发展两岸经贸关系，但另一方面也可能使台湾力图把邻近的东南亚国家纳入其辐射范围，再通过国际跨国公司的关联作用，将现有的海峡两岸双边经济关系变为国际或区域间的多边互动关系，不但以区域中心为契机，进一步拓展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关系，甚至会谋求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台湾高层官员明确表示，亚太营运中心的建设“蕴含着相关的政治意义与战略布局，因此，台湾应在规划亚太营运中心的有关政策时，从战略的层次，开创出更多牵制及主导两岸关系的机会与筹码。以此重整台湾与两岸及亚太政经结构间的关系，而不应只停留在当前以狭义的经济利害为着眼的政策思考”。这样，台湾建立区域营运中心会进一步密切台湾东南亚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的经贸关系，减轻台湾经济过分依赖大陆或其他特定国家所可能带来的经济及政治风险，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进南向投资和市场多元化策略，限制以至减少两岸特别是沪台两地经贸关系发展和台商投资浦东的步伐。
四、我们应采取的对策
90年代上海要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重振昔日雄风，建成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面对周边地区和城市如汉城，香港、新加坡和曼谷特别是台湾竞相建设区域营运中心的挑战，应未雨绸缪，采取必要的对策予作因应。
1.发挥区域整体优势，增强自身竞争实力。在目前浦东与台湾相比整体经济实力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下，上海和浦东要在建设国际经济中心角逐中增强竞争实力，首先必须正确把握自身的角色定位，确定自己作为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龙头”作用。长江流域贯穿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腹地辽阔。沿江七省一市人口逾4亿，面积145万平方公里，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0000亿元，进出口总额占全国1／4强。长江流域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总体格局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它将成为我国今后20年中最具有后发性利益，发展潜力最大，发展前景最为广阔的经济发展带。处在长江“龙头”地位的浦东开发要通过信息、项目、物资、技术、人才的高强双向辐射，为国际资金、技术进入长江流域各地、市进军世界牵线搭桥，并以长江经济带的整体实力为坚强后盾，在亚太地区竞相建立区域营运中心的角逐中不断增强竞争实力。
2.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经济国际化步伐。浦东目前较低水平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严重滞后的经济管理体制，既是制约上海建设国际经济中心的瓶颈因素，又是台湾与上海在软、硬件建设方面的主要差距所在。浦东要顺利建成国际经济中心，必须高起点、高标准地优先、超前搞好大型、骨干基础设施建设。浦东还应大力推进经济市场化、国际化步伐，全面改革传统经济体制，自觉地将浦东经济融入国际经济的整体系统之中，全方位地强化面向世界的各类功能，积极当好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各兄弟省市走向世界的“桥梁”和“二传手”，为不断增强内外两个扇面的双向辐射多作贡献。
3.转换经济运行机制，完全按国际惯例办事。要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中心，最基本和起码的要求是要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将上海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在浦东和上海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运营中完全按国际惯例办事，把浦东营造成世界一流的按照国际惯例办事的示范开发区。能否按国际惯例办事是衡量任何一个新兴开发区办事效率与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尺。所谓国际惯例，就是被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接受的习惯做法。浦东要从符合与适应国际经济中心要求这一战略高度来加强对国际惯例的研究与试行，制订法规，抓紧培训，争取在本世纪以前基本形成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形成内外开放度大，国际化程度高、相融性强，与国际通行惯例接轨较快的区域。
4.有条件地因应台湾建立境外航运中心的构想。两岸实现“三通”虽然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在目前两岸政治上敌意未消，意识形态对立犹存的情况下，两岸的事务性谈判，如劫机犯、偷渡客与渔事纠纷等，一谈就是两年11次，还没有结论，两岸直航存在障碍较多，直航商谈时机尚未成熟，成立境外航运中心不能不是一种可供考虑的选择，它也是实行间接直航，渐进式改善两岸航运关系所迈出的重要一步。基于这种情况，大陆可以考虑使用台湾的境外航运中心，但因涉及两岸航商和两岸航运，因此两岸间一定要进行协商。“一个中国，国内航线”这些复杂的政治问题可以暂且不谈，不过经济的、技术的问题必须先解决。从航运的角度看，两岸也有不得不谈的理由，如航标、航行安全、航运市场的经营管理等。如果不能谈出一个合理的模式，这些船只就是在未来直航于两岸，也势必遇到一系列技术问题。台海间运输是属于“中国内海运输”，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海运输不应该允许第三国航商介入，因此，境外航运应先由大陆与台湾的双方航商自己通航。境外航运中心即使允许外籍商可航行于两岸间，也必须明确规定其载运的货物应是第三国前往大陆的转口货，或大陆出口到第三国的货物，不得涉及两岸之间进出口货物的承揽权。
5.进一步加强与台湾进行产业和功能合作。目前不少跨国公司在台湾设立区域总部，都只是利用台湾良好的地缘位置和经济基础条件作为进军大陆的跳板。在许多跨国公司的“大中国战略”中，香港是财务及行销中心，大陆是生产及制造中心，台湾则被定位于技术资源、产品开发、市场测试及管理训练的区域营运中心。目前台湾在生产资源及产业网络方面领先于香港和新加坡，台湾成为区域营运中心有较大的竞争优势，其他方面如行销中心与金融中心等均落后于香港和新加坡。浦东应以台湾建设区域营运中心为契机，充分运用台湾在资金实力雄厚，海外行销网络广泛和技术开发能力较强的特点，积极加强沪台间两地产业和功能方面的多层次合作，把沪台经贸关系推进到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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