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中国古代商业地理学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学论文,中国古代论文,司马迁论文,贡献论文,商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先秦时期商业地理学的萌芽
商业地理学是研究商业活动的地理现象及其规律的学科。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有关商品的地理分布、运输条件、贸易和市场等商业活动的地域特点〔1〕。从学科分类上说， 商业地理学是经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又是商业经济学和地理学一个交叉学科。为了更好地说明司马迁的贡献，有必要对我国先秦时期商业地理学的萌芽作一简要的回顾和评价。
参与交换的物产是商品，与交换地域相联系的商业活动记载是商业地理资料。以此标准考察，我国自文字形成以后，就有了有文字可考的商业地理资料，在现存的各种先秦文献中，都或多或少地保存着一些商业地理资料。如《尚书·酒诰》：“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孔氏传：“妹，地名，纣所都朝歌以北是。”）《诗经·卫风·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自春秋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商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各种历史文献所载商业地理资料亦更加明确。如地处中原地区的郑国（都今河南新郑）是春秋中期的一个繁荣的商业区。《左传》记载表明郑国商人活动的范围远及国境以外，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 年），秦师袭郑，“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成公三年（公元前588年）， 在楚国经商的郑贾人计划营救被囚于楚的晋臣荀罃返晋，“既谋之，未行，而楚人归之。贾人如晋，荀罃善视之，如实出已，贾人曰：‘吾无其功，敢有其实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诬君子。’遂适齐。”郑国商人或市于周，或贾于楚，或如晋，或适齐，可见其活动范围之广。《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 547年）载，楚声子对令尹子木云：“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反映了当时楚国的优质木材和皮革输入晋国的情况。《国语》载齐桓公任用管仲改革，“处商就市井”，“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2〕。晋国自公子重耳回国继位后，实行“轻关易道， 通商宽农”〔3〕的政策，商业活动开始活跃。“绛之富商……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4〕。以上是见之于《左传》、 《国语》的最为明确的一些商业地理资料。据《战国策》记载，战国时期交通、商业和城市都比以前大有进步。如云：“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5〕“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 不待倦而至。”〔6〕齐之“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 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7〕。《战国策》的记载大皆类此。 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战国时期的商业地理有一定价值，但因为皆为策士游说之词，语多夸饰，使用时需要认真分析，去伪存真。此外，诸子之作也有一些涉及商业地理的资料，这里仅列举两则较为突出者借以说明战国时期人们商业地理知识的提高。《管子》一书托名为管仲作品，实则是战国时期稷下学者作品的汇编〔8〕。其中涉及商业者颇多， 但大多是谈商业管理及贷币、物价等方面的问题。其中《地数》篇则比较集中地谈到了商业地理问题：“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夫玉起于牛氏边山，金起于汝汉之右洿，珠起于赤野之末光。”在谈及理财措施时，提出利用齐地产量丰富而成本低廉的食盐，“循河、济之流，南输梁、赵、宋、卫、濮阳”以赢利〔9〕。 这里谈到了物产布局，也谈到了齐盐的流通渠道，值得重视。可惜《地数》篇对其他商品的产地及流通情况没有涉及。《荀子·王制》篇有一段从宏观上记载商业地理的文字，很值得我们注意：
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
这条材料所举四方特产皆符合实际，且都聚集于中原市场交易，无疑具有商业地理资料的性质。《王制》篇这段话虽然文字不多，从商业地理学角度看具有重要意义。这种从宏观上记述全国商业地理言论的出现，反映了当时人们商业地理知识由局部性认识向系统化发展的趋势，体现了社会对反映全国面貌的商业地理学著作的呼唤。
从以上论述可知，先秦时期的政治、文学、历史及诸子著作所涉及的商业地理资料数量有限，不能改变这些著作的固有性质，当然也不能作为我国古代商业地理学形成的标志。为了进一步探索先秦时期商业地理学的踪迹，有必要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地理著作略加辩析。其一，《山经》（又叫《五藏山经》）〔10〕。《山经》以山为纲，将“海内”山脉分为五大系统，每个系统又分为若干支系，以支系为记载单元。山与山之间均记其方位、道里。于各山又记其川水源流、矿物、野生动植物等，其中不少资料来自传闻，还夹杂着一些神话的成份，反映的社会面貌比较原始，基本没有涉及商品交换，当然不具有商业地理学的性质；其二，《禹贡》〔11〕。《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全文由“九州”、“导山”、“导水”、“五服”四部分组成。这里仅就与本文关系比较密切的“九州”章略作说明。“九州”假托大禹治水成功以后，以天然的名山大川为界将其领有的全部疆土划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以州为记载单元，反映了“天下”政区、自然环境和经济面貌，现录其“青州”一节，以观其概貌：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道。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惟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作牧，厥篚檿丝。浮于汶，达于济。〔12〕
“九州”章对各州的记述形式雷同，具体内容则各有特色。其所记载的内容，除“九州”政区为假托以外，其余山川、名物大都可考。《禹贡》在记述各州土壤、赋税、物产的基础上，又以贡道为纽带把各州与帝都所在的冀州联系起来，是一部反映全国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著作。开创了我国古代地理学著作重视经济地理的传统。其三，《周礼·职方氏》〔13〕。“职方氏”是《周礼》“夏官司马”属下的一种职官名称，掌疆域图籍及地方职责。在“职方氏”条下，作者记述了“九州”布局和各州境内的山镇、泽薮、人口、特产、畜产、谷物等，现录其“青州”条以观其概貌：
正东曰青州，其山镇曰沂山，其泽薮曰望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鱼。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鸡狗，其谷宜稻麦。
“职方氏”所记“九州”名称与《禹贡》互有出入，域境亦不尽相同，但其以一统的观念划分全国政区，记述各地自然环境和物产布局的旨趣却是一致的。《禹贡》和《职方氏》既然都重视对各地经济地理的反映，在当时商业活动已经较前大为活跃的形势下，都有条件对当时的商业地理情况予以记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两种著作都没有记载商品交换的情况。如果说由于商业贸易非“职方氏”职掌范围，其不记述商贸情况事出有因的话，那么《禹贡》之所以没有反映战国时期商业地理的情况，我则认为是由于作者执意要回避现实，把自己的作品伪装成夏代著作的模样，它所记述的各地物产是贡纳和国税的征收物，而不是参与市场交换的商品，各州通往冀州的路线是贡道，而不是商品流通渠道。因而《禹贡》也不具有商业地理学的性质。当然，我不否认像《禹页》、《职方氏》这样较为系统的记载全国各地物产和情况的区域经济地理著作的问世，对商业地理著作诞生的促进作用。至于《吕氏春秋·有始览》及《尔雅》中《释地》、《释丘》、《释山》、《释水》诸篇〔14〕，其地理学意义，则主要表现在对“九州”及其他有关地理名词的阐释方面，没有商业地理学意义。
总而言之，我认为先秦时期没有产生商业地理学的专著或专篇。但是，先秦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人们的商业地理学知识的积累和有关区域经济地理学专篇中的物产地理成就，为后代商业地理学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对于商业地理学来说，战国时期是一个酝酿的时代。
二、《货殖列传》对全国商业地理形势的系统记述
西汉时期，统治者实行“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在宽松的社会环境下，农业、手工业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商品经济也随之活动起来。“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货殖列传》，下引此篇均不出注）。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司马迁继承了先秦区域经济地理研究的成就和方法，吸收了各类著作中的商业地理知识，融合自己实地考察的成果，创立了我国古代的商业地理学，其代表作即《史记》中的名篇《货殖列传》。
《货殖列传》，顾名思义，应是记载先秦以来以商贾为主的各种善种聚财致富人物的类传。然而，这篇列传的写法与他篇不同，不仅有治生者的事迹，还有许多直接阐述作者经济见解的议论性文字及记述各地商业地理形势的内容。就篇幅而言，大致各占1/3。实际上，在关于人物事迹和议论性的文字中，也穿插着一些商业地理问题。总之，《货殖列传》关于商业地理的内容极为丰富，极为系统。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首先从宏观上记述了全国各地商品的布局及其交易的情况：
夫山西饶材、竹、穀、
、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
司马迁接着指出，这些农、工、虞所出之物，皆待“商而通之”，并且生动地描述了人们经商的繁忙景象：“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既然司马迁所举各地物产皆为商品，因而这段记载已超出了一般物产地理的意义，具有商品地理的性质，属于商业地理的范畴。
在对全国商品产地进行宏观考察的基础上，司马迁借鉴《禹贡》经济区划的研究方法，把全国划为九大商业区，分别具体记述了西汉前期〔15〕各地的商业地理。现将其要点概述如下：
1.关中区。关中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关中的范围，古人所指不一。《货殖列传》泛指函谷关以西战国末年故秦之地。关中以“汧、雍以东至河、华”即秦川地区为中心，南有汉中、巴蜀，西北包括天水等陇右四郡。秦川是关中大区的经济重心，这里自然条件优越，“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其后经过先周诸王的经营，历周秦以至西汉，“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秦川地区之南是汉中、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巵、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汉中地区的资源也很丰富，“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16〕且又是沟通秦川和巴蜀的交通枢纽所在。司马迁谓巴蜀虽“四塞”，然“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秦川西北的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狄之畜，畜牧为天下饶……唯京师要其道”。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发达的农牧和手工业生产为商业市场的繁荣提供了条件。据司马迁记载，当时关中的主要商业城市有：秦川西端的雍县（今陕西凤翔县南），“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长安东北的栎邑（即栎阳，今陕西富平县东南），“北郤戎狄，东通三晋，亦多大贾”；蜀郡的临邛（今四川邛崃县），是一个经中原“迁虏”卓氏、程郑等工商业主开发而繁荣起来的城市。卓氏原是赵地的冶铁主。初迁时，“诸迁虏”、“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卓氏闻汶山之下，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致僮千人”。程郑“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京师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地处富庶的秦川之中，是关中最大的商业城市。汉中、巴蜀物产经褒斜道荟萃于此，又扼居陇右四郡畜产南来东出的要道，“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长安高利贷者无盐氏，在吴楚七国之乱时向“侯邑国在关东”的列侯封君发放风险贷款，“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2.三河区。三河即河东、河内、河南三郡之地，与关中一样也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司马迁说：“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三河地区的主要商业城市有：河东郡的杨县（今山西洪洞县东南）和平阳（今山西临汾县西南），“西贾秦、狄、北贾种、代”；河内郡的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和轵县（今河南济源县东南），“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河南郡的洛阳（今河南洛阳市），是一个经济辐射区域极为辽阔的大商市。司马迁介绍说：“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洛阳大商人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
3.漳、河区。即黄河与其支流漳水之间，相当于今河北省南部。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商业城市是邯郸（今河北邯郸市）。司马迁说：“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近梁、鲁”，经济辐射区域达到华北的大部分地区。
4.勃、碣区。即碣石山与渤海之间，相当于今河北省东北部。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商业城市是燕（即蓟县，今北京市）。司马迁介绍说：“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由此可见，燕市场的辐射区域也很大，向南影响到华北大部分地区，向东北影响及今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乃至朝鲜，是中原人民和东北少数民族及朝鲜人民进行商品交换的经济枢纽。
5.海、岱区。即习俗所谓齐地。司马迁说：“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齐处泰山之北，东至大海，相当于今山东省北部。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商业城市是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司马迁说：“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中具五民。”何谓“五民”？《集解》引如淳曰：“游子乐其俗不复归，故有五方之民。”即谓由于四方商贾和当地商人的经营活动促成了临淄市场的繁荣。齐地大商人刀间，爱贵“桀黠奴”，“使之逐鱼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起富数千万”。
6.洙、泗区。相当于今山东省西南部。这一地区的主要商业城市是邹（驺）县（今山东邹县东南）和鲁县（今山东曲阜市）。司马迁说：“邹、鲁滨洙、泗，……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如鲁地大商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致巨万……赊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
7.梁、宋区。即“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一带，相当于今省河南省东北部与山东、江苏、安徽交界的地区。这一地区的主要商业城市是陶（即定陶）县（今山东定陶西北）和睢阳（今河南商丘市南），司马迁介绍说：“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畜藏。”“陶、睢阳亦一都会也。”“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睢阳与定陶相去不远，皆以交通便利和经济发达而成市。
8.越、楚区。司马迁所说的越楚地区，不但包括战国时期故越、故楚之地，而且还包括岭南的越人之地。由于越楚区的范围很大，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司马迁又把这个大区分为西楚、东楚、南楚、岭南四个小区，分别介绍各地的商业地理情况。“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西楚的主要商业城市有：江陵（今湖北江陵市西北），“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县（今河南淮阳县），“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东楚最著名的商业城市是吴县（今江苏苏州市），“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南楚最重要的商业城市是寿春（今安徽寿县）和合肥（今安徽合肥市），“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此外，豫章（治今江西南昌市）和长沙（今湖南长沙市）还有不很发达的矿业市场，“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岭南最著名的商业城市是番禺（今广东广州市），“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9.颍川、南阳区。司马迁称其为“夏人之居”，也是我们祖先较早开发的地区。这一地区的主要商业城市有南阳郡的宛县（今河南南阳市）和颍川郡的阳翟（今河南禹县）。司马迁介绍说：“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宛县大工商主孔氏，“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货殖列传》的系统记述，为我们研究西汉前期的商业地理提供了珍贵资料。
三、《货殖列传》的商业地理学价值和特点
我认为，《货殖列传》关于西汉前期商业地理形势的记述具有如下特点：
1.广泛而又具体的记述了全国范围内的商品地理分布。商品的地理分布是商业地理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司马迁商业地理学理论的出发点。他首先采用类似荀子的方式从宏观上概述了全国商品地理之大势，接着又借鉴《禹贡》和《职方氏》区划研究的方法，具体记述了各地商品布局。如关中区的巴蜀，“地饶巵、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以燕（蓟县）为中心的勃、碣区，“有鱼、盐、枣、栗之饶”；以临淄为中心的海、岱区，“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岭南的番禺则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但也有少数地区（如三河、漳河等），司马迁没有如同上述各区那样一一列举其主要商品，我想大概因为这些地区开发较早，参与市场交易的商品大多是人所皆知的农业和手工业产品，故可略而不记。《货殖列传》对全国各地物产的记述，突破了《禹贡》、《职方氏》贡物地理分布的落后形态，属于商品地理布局的范畴，而且比《禹贡》、《职方氏》、《荀子·王制》篇所记物产更丰富，又大多是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大路商品，即司马迁所谓“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总之，我认为《货殖列传》关于商品地理布局的记载比先秦时期任何著作的记载都更系统，其所反映的商品交换领域更广泛、层次更深入，具有极高的商业地理学价值。
2.《货殖列传》商业区划的“法自然”特征及其对西汉前期全国各地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较为客观的反映。巫宝三先生把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概括为“法自然”〔17〕，非常恰当。我认为《货殖列传》的商业区划也具有“法自然”的特征。稍微留意，即可发现《货殖列传》划分各大商业区，既没有局限于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也没有受汉武帝时期十三州部监察区范围的约束，而是本着“法自然”的原则划分的。其具体做法如下：①依循地理形势划区。临淄所在的海岱区、邹鲁所在洙泗区、邯郸所在的漳河区、燕所在的勃碣区、番禺所在的岭南区，以及由河东、河内、河南构成的三河区，梁宋区，颍川南阳区，前五者皆因山川形势划分，后三者则由于地缘关系密切而将二、三个郡国划为一区。按地理形势划区，虽受《禹贡》划别九州办法的影响，然而其所记述内容则是商品交换，与《禹贡》专记伪托的贡纳物产不同；②按历史习俗划区。我认为司马迁对关中、越楚这两个特大商业区是按照这个原则划分的。《货殖列传》所载关中区，战国末年皆为秦国疆土。《史记·苏秦列传》云：“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西汉去战国未远，世人仍皆习惯于将故秦之地视为一个地理单元，故司马迁将其划为关中区。至于司马迁为何把包括安徽、江苏、湖北在江北的绝大部分、河南的东南部及整个长江中下游东至东海、南到南海的辽阔地区划为一个特大的越楚区，今人可能难以理解，但这在当时也是一个演绎成俗的地理观念。《正义》云：“越灭吴则有江淮以北，楚灭越兼有吴越之地，故言‘越楚’也。”岭南素为越人之居，故也可归入越楚；③在商业区划中，司马迁虽然采用了依循地理形势或世人习俗观念的方法，但他高人一筹之处在于，他的学说没有局限于自然地理和风俗地理的框架中，从总体上看他的商业区划所最重视的还是经济因素，即建立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繁荣的程度。这是司马迁“法自然”的思想方法在商业区划问题上最突出的表现。如函谷关以东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范围虽仅相当于今河南（不含东南部）、山东、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安徽北部边缘地区及江苏西北角的一小部分，其面积仅与关中差不多，比越楚小得多，司马迁却在这里划出了三河、颍川南阳、漳河、海岱、洙泗、梁宋六个与越楚并列的商贸区，客观地反映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由于开发得早，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亦相应发达的事实。关中地区虽然地域辽阔，但因其经济重心在秦川，主要商市也在秦川，汉中、巴蜀的资源，陇右四郡的畜放主要依赖输往秦川交易。因此，司马迁把若大的故秦之地划为一个商业区，不只是沿用传统地理观念，也符合当时这个大区商品流通的实际情况。越楚区更为广大，但其大部分地方开发较晚，商品经济不发达。虽然长江下游的吴县、岭南的番禺比较先进，但由于距离中原较远，山水阻隔，与外地商贸关系不密切，故司马迁因袭传统观念将其划为一个商业区。总而言之，司马迁“法自然”的商业区划，摆脱了行政区划约束反映商业地理实际的因素，虽然涉及自然地理（如山川形势），但没有停留于自然地理的范围内；虽然涉及习俗观念，但没有局限于风俗地理，他所重点记述的仍是各地的商业地理，比较客观地反映各地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
3.比较真实地勾画出了西汉前期的全国各地商品流通渠道。先从关中谈起。关中是个大区，关中区内部的商品流通渠道前文已经谈及，不赘述。《货殖列传》的记载显示关中通往关东的商道有三条：第一条是由长安东北的栎邑（栎阳）跨越黄河通往河东的陆道。司马迁云栎邑“东通三晋”，又云杨县、平阳“西贾秦、狄”，《正义》：“秦，关内也。”两者互相呼应，揭示出这条商道的存在；第二条是沿河、渭出入关中的商道。这是一条由来已久的古道，商末武王伐纣、春秋时期秦穆公潜师袭郑、汉初“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18〕，均利用这条水陆之道。《货殖列传》谓“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揭示了这条商道对于勾通关中和关东商贸关系的重要作用；第三条是关中和南阳间的商道。司马迁云：“南阳西通武关、郧关”，则关中与南阳间的商道又分为二条：一条是由南阳西北经武关（今陕西商南县东南）、蓝田（今陕西蓝田县西）而至长安，即秦末刘邦入关之道。另一条是由南阳西出郧关（今湖北郧县）至汉中，汉中即司马迁所谓关中的一部分，如果继续沿褒斜道前进，则可至秦川西部；函谷关以东黄河中下地区的六大商业区，彼此地域相连，商道四通八达，如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河内郡的温县、轵县，“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赵即邯郸）；而漳、河间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又“近梁、鲁”；南阳不仅西通关中，还是中原腹地与越楚交往的枢纽。南阳“交通颍川（阳翟）”，不仅显示了其与中原腹地的商业渠道，而且由于陈县“在楚夏之交”，因而勾画出了西楚与颍川、南阳商业区一条商道。至于南阳“东南受汉、江、淮”，则表明了宛县市场与江汉地区的西楚商市江陵和淮南地区的南楚都会寿春的商品交换关系。黄河下游的重要商业城市邯郸和临淄与北方的商业都会燕（蓟县）有着密切的商贸关系。司马迁云邯郸“北通燕、涿”，而燕“南通齐、赵”，其间商业渠道清晰可见。至于江南各地与中原地区的商品流通情况，《货殖列传》虽然没有上述那样明确的记载，但是我们从该篇开头宏观记述全国商品流通情况那段文字仍可看出一些线索。“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对照司马迁在区划部分对各地商品的记述，可知这些商品大多来自岭南的番禺和长沙、豫章二郡，反映了这些地方与中原有商贸关系。但是，由于这些商品大多是高级奢侈品，超出一般人的消费水平，加之西汉前期统治者躬倡节俭，因而当时对这些奢侈品的消费量可能不大，长途贩运奢侈品的商贾当亦不多。吴县市场上的海盐之类的商品，虽为人民生活必需品，但北方出产亦多，加之交通不便，因而输入中原市场可能也很有限。《货殖列传》没有明确勾画出中原与江南的商业渠道，说明在西汉前期彼此间的商贸关系尚不密切。
此外，《货殖列传》还反映出了中原和关中市场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如前所述，与中原地区商贸关系密切的勃、碣区燕地市场的辐射区域已达到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乃至朝鲜。而河东郡的杨县、平阳，“西贾秦、狄、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关中的栎邑（栎阳），“北郤戎狄”，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狄之畜”，反映出河东及关中市场影响及今内蒙古南部、宁夏、甘肃中部和青海的东北部。司马迁称巴蜀“南御滇僰”，临邛卓氏“即铁山鼓铸，倾滇、蜀之民”，程郑“亦冶铸，贾椎髻之民”。由此可见，临邛铁器已远销到今云南昆明了。又，《索隐》释“贾椎髻之民”云：“谓通贾南越也。”从《西南夷列传》记载看，此释可信，在西汉前期蜀郡确实有一条经滇（今昆明市）而至岭南番禺的商道〔19〕。不过由于这条商路极其艰险，在当时不可能是一条商旅热线。
《货殖列传》的记载表明，关中的秦川地区和函谷关以东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商品流通渠道稠密而又清晰，其他地区的流通渠道大多隐隐约约，或断断续续，客观地反映了各地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司马迁用这些清晰度不同的商业渠道，组成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商品流通网络图。
4.以商业繁荣的程度为标准评价城市和“都会”概念的提出。在《禹贡》、《职方氏》反映出的区域经济地理中，没有城市的内容。其他先秦著作，涉及城市而又兼及商贸的内容也很有限。从这种意义上说，《货殖列传》又可称为我国古代第一篇商业城市地理著作。《货殖列传》列举的全国24个主要商业城市，长安为京师；洛阳、邯郸、临淄、燕（蓟县）、鲁县、陶（定陶）、睢阳、陈县、江陵、寿春、吴县、番禺、颍川（阳翟）、宛县等14个城市为郡国治所；雍县、栎邑（栎阳）、临邛、杨县、平阳、温县、轵县、邹（驺）县、合肥共9 个城市仅为县治所在。由此可见，司马迁对城市的评价，已摆脱了仅以政治和军事地位衡量城市重要性的传统观念，而以城市的经济含量——即商业繁荣的程度作为确认商业城市的标准。本文第二部分的阐述已经充分体现出司马迁皆因其资源、交通条件和商贸实际情况而确认商业城市的思想。不仅如此，司马迁还把上述那些城市中的商品经济更为繁荣者称为“都会”，我认为这是司马迁的一大发明。虽然在战国时期已有人试图从经济方面反映城市的特点，但并没有给经济较为繁荣的城市起一个专有的名称，“都会”的名称自司马迁始有。在他所列举的商业城市中，被明确称为“都会”的仅有邯郸、燕（蓟县）、临淄、陶（定陶）、睢阳、寿春、吴县、番禺、宛县共9个城市。谈到这里， 有一个问题需要加以说明，即长安、洛阳这两个大商业城市何以没有被列为“都会”？我认为这蕴含着司马迁的另一层意思。西汉时期关中是全面最富庶的地区，司马迁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位于关中腹地的长安商业自然发达，司马迁描述其商贸形势说：“四方辐凑并至而会”，至于洛阳的商贸情况司马迁介绍说：“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东贾齐鲁，南贾梁楚”。将此与司马迁对邯郸等9个“都会”商贸形势的描述相对比， 长安和洛阳不但不逊色，而且超过它们。我认为司马迁是把长安和洛阳作为全国性商业中心看待的。如果我的这个看法能够成立，那么《货殖列传》记载的24个商业城市可分为三等：长安和洛阳是全国性的商业中心；邯郸等9 个城市虽然也有一些跨地区的商贸关系，但从总体上看还是一方“都会”；其余13个城市的商业地位则又次一等。我认为这样的商业城市分类符合西汉前期全国商业发展的客观实际。
在《货殖列传》里司马迁还对商业都会的繁荣情况有一个生动的描述，他说：“通都大邑，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珁，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稿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髤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巵茜千石，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糱曲盐鼓千答，鲐
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他果菜千钟，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虽然这里说的是富商大贾要达到“比千乘之家”的社会地位所应有的经营规模，但也反映“都会”城市商业的繁荣景象。然而，由于各“都会”所处地域不同，其商业部门也不可能都是一个模式，而会各有自己的特色。
综上所述，我认为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商业地理学的酝酿时期，那时以物产布局为核心内容的区域经济地理成就和其他各类著作中积累的商业地理知识，对尔后商业地理著作的诞生有着直接的影响。西汉前期，商品经济的活跃和学术气氛的复苏为商业地理学著作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依据他可能利用的条件，对全国各地的商品地理、市场布局和商品流通渠道作了前无古人的系统论述。体现商业地理学特征的几个主要方面，《货殖列传》都已基本具备。因此，我认为，《货殖列传》是我国古代第一篇商业地理学著作。《货殖列传》的问世是我国古代商业地理学形成的标志，司马迁是我国古代商业地理学的奠基人。当然，不可否认，《货殖列传》作为我国古代第一篇商业地理学著作，不可避免地带有新学科的幼稚性，例如其学科体例不够规范。商业地理学作交叉学科，与一般经济理论问题，与商业经济学及地理学科中的经济地理、自然地理、风俗地理等分支学科都有联系，但它毕竟是一个独立学科，应有自己独具的学科体例（详见前面的阐述）。商业地理学论著的作者如果不能恰当地处理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不仅会影响其本身体例的规范性，也会影响作品对主题学科内容的表达。《货殖列传》由于过多地涉及了经济理论、人物事迹和风俗地理，作为商业地理学著作要求，其体例显然不够规范。此外其中依照世人习俗观念划别的两大商业区、关中区尚基本符合西汉前期关中的商贸实际，而越楚区则有一些明显失误。司马迁所划越楚区的四个小区，岭南区既能因其地理形势，又符合其商贸实际，比较得当。而西楚、东楚、南楚三个小区，看来是自战国末年楚国徙都寿春后，以寿春为视角形成的习俗观念。其中西楚区包括沛、陈、汝南、南郡四郡之地，沛郡在寿春之北，陈郡在寿春西北，其方位不确姑不论。沛、陈、汝南三郡地域连属，而汝南与南郡中间横亘着不属于西楚的南阳郡和衡山国，把一个与其他三郡不相连属的郡划为一个商业区，作为古代的商业区划欠妥当。地处“楚夏之交”的陈县与地处“夏人之居”的颍川（阳翟）“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且沛、陈、汝南三郡都是开发较早的地区，与中原其他各区商贸关系亦较密切，司马迁因循习俗观念将其与商品经济落后的江南划为一个大区，显然欠妥，这是过分强调风俗地理在区划中的作用所造成的失误。《货殖列传》作为我国古代第一篇商业地理学著作，虽然学科体例尚不够规范，其对西汉前期商业地理的反映也有不足之处，但它的开创性成就还是令人瞩目的。作为学术研究，我们在肯定古人成就的同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无苛求之意。
注释：
〔1〕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第374页。
〔2〕《国语·齐语》。
〔3〕《国语·晋语四》。
〔4〕《国语·晋语八》。
〔5〕《战国策·赵策三》。
〔6〕《战国策·赵策一》。
〔7〕《战国策·齐策一》。
〔8〕《管子》著作时代有争议。 宋濂《诸子辨》谓“疑战国时人采撮（管）仲之言行，附以他书成之。”姚际恒谓《管子》“大抵战国末人，如稷下游士……借管氏以张其说者也。”今人胡寄窗先生说与宋、姚近似（见《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8 月重印本，第288页）。其他异说，未见确凿证据，故本文姑从上说。
〔9〕本文《管子·地数》篇引文据《四部备要》本。
〔10〕《山经》是《山海经》的一部分，成书时代有争议，姑从顾颉刚先生春秋末或战国初年说，参见顾著《五藏山经试探》，北京大学潜社《史学论丛》第1册，1934年版。
〔11〕《禹贡》成书时代有争议，姑从顾颉刚先生战国说。参见顾著《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载《古史辨》第1册。 又见顾著《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禹贡（前言）》，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版。
〔12〕本文《禹贡》引文据《十三经注疏》。
〔13〕《周礼》成书时代有争议，我赞成杨向奎先生战国说。见杨著《〈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年代》，《绎史斋学术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
〔14〕《尔雅》成书时代有争议，姑从王成组先生成书于战国时期，而汉儒有所附益说。见王著《中国地理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12月1版，第26页。
〔15〕我认为《货殖列传》取材大致限于武帝以前或武帝实行官营工商业政策以前，故其内容不及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亦不及河西四郡，拟另著文详述之。
〔16〕《史记·河渠书》。
〔17〕见巫宝三先生《司马迁“法自然”的经济思想》，《中国经济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18〕《史记·平准书》。
〔19〕《史记·西南夷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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