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体系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911(2010)02-0007-04
随着我国多党合作实践的展开和深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已是水到渠成，势在必行的事了。但是怎样构建这个理论体系，却有不同的认知途径。一种是“大跃进”式的生产方式，没有很好地研究我国多党合作的客观规律，只是把关于多党合作的几个文件黏合在一起，把政策稍作理论化修饰，便成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体系。一种是从我国多党合作的规律出发，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突破统一战线的话语框架，突破以政策为主线的阐述方式，做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规律与逻辑的统一。
一、尊重规律，解放思想是构建理论体系的前提和基础
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研究必须要以解放思想为先导，才能够从我国政党之间、政党与政权、社会的关系和互动的规律中进行科学概括，进行理论总结，以指导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更好地发展。邓小平强调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1]目前，要使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建立能够“思想与实际相符合，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必须要从三方面打破思想枷锁。
(一)从过度强调“中国特色”的认识误区中解放出来
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研究中过分强调“中国特色”，好像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只有冠之以“中国特色”才能理直气壮。“中国特色”在经济学上的意义是指我国经济发展受到落后的基础和条件制约，社会经济制度的不成熟和不完善，就如邓小平所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2]而政党制度有很多类型，按萨托利分析有7种类型的政党制度，基本上是依据本国国情而长成的。如美国总统制的两党制、英国内阁制的两党制、法国半总统制半议会制的多党制、德国5％条例限制的多党制、新加坡一党独大多党竞争的多党制等等。但是这些国家都没有冠以“××特色”的政党制度。应当承认，任何适合本国国情、民族特点、文化传统的政党制度，都具有民族性的特色，但同时也吸收和借鉴了世界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如果我们总是强调“中国特色”，在某种意义上讲，有对制度不完善的一种无奈态度，或者是把我国政党制度从世界政党制度中“独立”出来，作为一种“独特的现象”而寻找理论支柱。这种认识上的误区不利于对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理论研究。在政党制度中必然有一般的规律性的东西，如民主、法制等。这些普适性的东西是属于可持续发展的政党制度所共有的价值，只不过在各个不同类型的政党制度中体现的形式不同。如果我们回避蕴含在政党制度中普遍性的东西，突出“特殊”性的东西，其逻辑结构必然是主观臆想而成的。
(二)把多党合作制度从统一战线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
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战略策略问题。在中国，党始终把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基本问题，作为党开展工作、团结人民的一个重要法宝。因此，政党之间的关系是统一战线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政党制度是指政党参与政治过程、执掌和干预、影响国家政权的模式。《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卷这样解释：“政党制度是国家法律规定或实际生活形成的政党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特别是政党执掌、参与或影响国家政权的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包括与其它政党的互相关系制度，是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党制度与政党关系显然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政党制度应当放在国家制度层面上去研究，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建立也应当融合政治学、社会学、统战学等综合学科的知识。然而，目前我们对政党制度的研究几乎都放在统一战线的框架中进行，所用的语言体系基本上是统战的政策话语，有点自己说话自己懂的样子。不要说国外的学者不能理解，就连中国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也不太认可。如果建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还是拘泥在统战话语体系中，那么也脱离了政党制度理论研究应有的轨迹，科学性大打折扣。
(三)从急于打破西方话语垄断的心情中解放出来
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从制度安排上看是很好的，它有很好的政治效率和运行效率。但是，对这一制度缺少具体论证和理论说明。因此我们需要对政党存在状态和运转模式进行很好的表述，需要从实际的、可操作性出发，对政党运行的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建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我国多党合作制度设计和运行之间的脱节，解决多党合作“应然”和“实然”之间的矛盾。说到底，是为了我国政治发展的需要。如《中国人权计划》的制定，并不是为了打破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霸权地位，也不是专门给西方看的，而是我国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的重要举措，同时让世界理解中国在做什么。但在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体系中，不少论说都把建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必要性指向为了打破西方政治话语的霸权。笔者认为这种心理是不健康的。
诚然，在政治理论方面，我国与西方是两套话语体系，西方不了解中国多党合作的情况，会有误解甚至敌视，需要我们去沟通，去说明，但决不能有急躁的心态。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想在经济上打破西方的霸权地位，实现“赶英超美”的目标，其结果是违背规律的“赶超”带来了经济混乱。建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是为了把自己的事办好，而不是为了打破西方的政治话语的霸权而刻意地在“构建”。说真的，只有以从容平和的心态把自己的事办好了，多党合作制度完善了，政治效率和运行效率高了，非竞争型政党制度中权力制衡的问题能够很好地解决了，西方的话语垄断，你不打，它也得破。在政治理论的建设上搞学术“大跃进”是错误的。
当然，由于现实生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薄弱和话语的贫乏，使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对我国的政党制度不甚了解，因此建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能够有自己的话语权，应对西方政治思潮的挑战，还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二、尊重规律是逻辑展开的必然要求
有学者认为，政党制度理论研究分作两大部分：一是带有普适性、一般性的基础理论研究；二是带有特殊性、针对性的应用理论研究。研究的目的是，在一般性的基础之上阐释政党制度发生、发展的合理性、现实性[3]。笔者同意这个观点。从这个定义出发，建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应该是在实践基础上对综合学科的反映。
(一)体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同样应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体系中。马克思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并在巴黎公社的建立过程中，提出并实践政党互动的一些理论观点。在1844年构想“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时，曾打算以“政治文明”、“政党”等概念为专题加以理论阐述。另外，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又对“政治理智”、“政治情绪”、“政治制度”、“政治势力”、“政治行为”等政治现象进行了阐释。马克思基于政治制度展开了一系列理论阐述和设想，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同时，又是与中国的基本国情、民族特点、文化传统相结合，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因此，我们在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体系中，就要反映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同志丰富的政党理论。
(二)研究的方法要辩证和多元
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体系是依据其运行规律展开的，那么，在研究方法上要有辩证和多元。
1、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要合理展开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必须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提供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发现、总结，而不是杜撰我国多党合作运行的客观规律，要理性地展现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特点和优点。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突破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藩篱，客观地阐述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运转和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文化传统、运转形式、机制模式、目标任务等，把政治意义与学术命题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我们具有原创性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2、世界的和中国的
任何政党制度理论的来源都是多元的。我们理论视野越开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理论模型就越丰富和生动。所以，我们除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还必须以宽广的视野从西方政党制度理论中吸取有益部分。
首先，当代世界政党制度发展遵循的主要规律是：政党制度发展的总体方向是现代化、民主化、制度化，各政党自觉地将自己置于政党制度的制度约束之下；现代政党制度体现了民主政治的普适价值和多元世界的国情差异两者之间的冲突与交融，是价值的普适性和形式的民族性相结合的产物，成熟的政党制度需要将民主政治的一般原则体现于一定的民族形式之中[4]。
其次，西方的政党制度理论形成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其理论来源更是上溯千年，更重要的是在发展过程中，其理论的文化基础——西方文化并没有出现过断裂，所以每当西方政党制度发展到某一阶段，都有相应的理论产生。潘恩的“人民主权理论”、洛克、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现代的“参与理论”、“协商理论”等等。这些伴随着西方政党制度而产生的政治理论构成了西方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模型，当然这里指的是普遍性，每个具体的西方国家在发展中都有属于本国特点的理论内容，在“大”模型中有自己的“小”模型。
具体到中国，我们除了要借鉴西方的政党制度理论体系中优秀的成果，还必须从中国的社会生态中去研究和总结。多党合作制度是从苏联的地平线上升起的，曾在东欧四国实践过，在亚洲地区的朝鲜也有过试验，但效果都不好，就像马克思提出的对资本家实行的和平赎买，列宁曾想在苏联实践，但以失败告终。所以这些普适性的东西(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在民族国家获得成功，还得与本国的文化、传统等融合起来。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合文化源远流长，我国的政治架构中的每个人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酱缸”中，文化的烙印深深地打在每个阶级和阶层的身上，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文化来源之一，当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重要来源。只不过，我们要有宏观和微观的研究方法。从宏观的角度，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和合文化是重要来源。微观的角度是要分析，哪些文化元素对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运转和发展起良好作用，哪些文化元素是起不好的作用，哪些文化元素在一定条件下会异化。只有进行量化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才能更合理，更基于政党制度的规律运行。
3、现实的与前瞻的
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形成于中国社会生态环境之中。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合作始于抗日战争时期，成熟于解放战争时期。为了争取和平民主，为了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紧密携手，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年中基本上是以联合政府的架构承载多党合作的体制。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面对新的政治环境，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都没有做好思想准备，特别是执政的共产党，以致多党合作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和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严重倒退。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在开放的国际环境和社会转型的国内环境中，西方政治实践的展示和国内社会结构的变化，使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与此相联系的政党制度理论就要对这些发生过的或正在发生的社会政治现象作出理论说明，并对此进行深刻剖析。在这个基础上，还要依据规律的发展，对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中一些涉及根本性的东西进行理论分析。比如，目前困扰我们的关于政党监督方面的问题等。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体系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有利于在国际舞台展示我国的政治形象。但是，如列宁在苏联新经济政策实行时说过的那样，建造社会主义的砖，我们有没有造好。同样，在政党制度理论的海洋中，我们开辟一条新的航道，我们有没有依据客观规律有逻辑地航行？笔者想起马克思说过：在科学的大门口，如同在地狱的大门口一样，写着两句话：“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在科学上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攀登上不畏艰险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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