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词序类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序论文,少数民族论文,语言论文,类型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本文简要地介绍了现代语言类型学关于词序现象研究的基本情况，并对我国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若干种有代表性语言的词序类型分布、词序的蕴含关系、词序的类型分类以及词序的标记性问题做了初步的分析。
一 词序现象研究的基本情况
词序现象在现代语言类型学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句法结构中一个词序参项通常表现为两种顺序相反的类型（例如动词和宾语的词序有V—O和O—V两种类型），具体语言采用哪种词序类型表面看是偶然的（概率各占一半），但是在一系列词序参项中都倾向于采用某些相互蕴含的词序类型，而不是任意地分布，那就可能反映了语言结构的普遍性规律。现代语言类型学着重研究的就是这种结构上相互蕴含的普遍现象，并且通常是把词序（特别是动词和宾语的词序）作为语言类型分类的一个主要参项，尽管语言学家也承认不能用单一参项作语言整体类型划分的标准。
格林伯格曾以世界不同语系的30种典型语言为样本，考察了各种词序、词法、句法类型的分布，归纳出45条倾向性很强的语言共性，其中多与词序现象有关（格林伯格，1963）。此后许多语言学家在格林伯格理论的基础上对一些语言的词序的蕴含共性做了深入的研究，并试图从语言的功能机制对词序类型的蕴含关系做出解释。这些研究涉及的可能具有蕴含关系的基本词序参项主要有以下各项：
1.动词和宾语：A.动词—宾语（用V—O代表）；B.宾语—动词（用O—V代表）。
2.介词：A.前置词（用Pr代表）；B.后置词（用Po代表）。
3.领属成分：A.名词—领属成分（用N—G代表）；B.领属成分—名词（用G—N代表）。
4.形容词：A.名词—形容词（用N—A代表）；B.形容词—名词（用A—N代表）。
5.关系从句〔1〕：A.名词—关系从句（用N—Rel代表）；B.关系从句—名词（用Rel—N代表）。
6.指示词：A.名词—指示词（用N—Det代表）；B.指示词—名词（用Det—N代表）。
7.数词：A.名词—数词（用N—Num代表）；B.数词—名词（用Num—N代表）。
8.同位结构：A.通名—专名（用G—S代表）；B.专名—通名（用S—G代表）。
9.助动词：A.助动词—动词（用Aux—V代表）；B.动词—助动词（用V—Aux代表）。
10.副词：A.动词/形容词—副词（用V/A—Ad代表）；B.副词—动词/形容词（用Ad—V/A代表）。
11.比较结构：A.形容词—（比较标记）—比较标准（用A—（M ）—St代表）；B.比较标准—（比较标记）—形容词（用St—（M）—A代表）。
12.词缀：A.前缀（用Pref代表）；B.后缀（用Suf代表）。
这12项词序参项各有两个类型，A类和B类。根据格林伯格和其他人的研究结论，多数语言要么倾向于主要使用A类词序， 要么倾向于主要使用B类词序，即A类词序之间具有蕴含关系，B 类词序之间也具有蕴含关系，A类词序和B类词序之间不和谐。
二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词序类型分布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数量众多，系属上多属汉藏语系的壮侗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和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系属类别和类型特征之间存在复杂的交错关系，因此对语言类型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据初步研究，语言的总体类型上，壮侗、苗瑶语族语言具有V—O型语言的共性特征；阿尔泰语系三个语族的语言具有O—V型语言的共性特征；而藏缅语以及汉语基本上属于O—V型语言，但在有些词序参项上表现为与整体类型的不一致或不和谐。
应该指出，同一种词序结构在不同的语言中不但可能使用不同的名称和定义，更重要的是相同的词序结构在不同语言中可能具有不同的句法、语义和语用的功能。例如有些语言是把词序作为表达语法意义主要的语法手段，有些语言则不是。因此词序类型分布的异同，不一定能够完全说明语言形式代表的语言功能是否一致。
下表是壮侗、苗瑶、藏缅、突厥、蒙古、满—通语族35种有代表性语言〔2〕的词序类型分布统计（见下页）。
词序类型壮侗 苗瑶 藏缅 突厥 蒙古 满—通
V—O 6 4 1 0 0 0
O—V 0 016 3 3 2
Pr6 4 1 0 0 0
Po0 016 3 3 2
N—G 6 0 0 0 0 0
G—N 0 417 3 3 2
N—A 6 3 1 0 0 0
A—N 0 116 3 3 2
N—Rel6 2 1 0 0 0
Rel—N0 215 3 3 2
N—Det6 2 8 0 0 0
Det—N0 2 7 3 3 2
N—Num2 017 1 0 0
Num—N4 4 0 2 3 2
G—S 6 2 0 0 0 0
S—G 0 217 3 3 2
Aux—V6 4 0 0 0 0
V—Aux0 016 3 3 2
V/A—Ad
0 0 1 0 0 0
V/A—Ad—Ad—V/A 5 2 0 0 0 0
Ad—V/A
1 216 3 3 2
A—St 5 1 1 0 0 0
St—A 1 314 3 3 2
Pref 5 3 4 0 0 0
Pref～Suf 1 1 9 0 0 0
Suf
0 0 3 3 3 2
表中不同语族语言在许多词序参项中都具有明显的互补分布，说明我国语言的类型特征的确与语言的系属类别密切相关，同时也说明语言倾向于在不同的词序参项之间要有一定的和谐性。当然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结构类型也会发生演变，因此在语言的共时结构系统中就可能出现一些不和谐的现象。从以上各语族的词序分布看，壮侗语族和阿尔泰语系语言的词序类型和谐程度相当高，基本上可以代表典型的V—O型和O—V型语言，这两种类型语言各词序结构的结构项顺序刚好相反。苗瑶语族的苗语和布努语类型相近，与V—O型语言和谐；瑶语和畲语类型相近，但有些参项与V—O型语言不和谐，这可能是由于它们共同受到汉语影响的结果。藏缅语族内部的类型也具有很高的一致性，但有些参项与整体类型明显不和谐，主要表现为形容词和数词修饰名词不是采用A—N和Num—N词序，而是采用不和谐的N—A和N—Num词序；有些参项语族内的词序分布很不一致，例如指示词修饰名词的词序，分别采用Det—N和N—Det的语言数目大致相等；词根和词缀的词序有的语言主要用前缀，有的语言主要用后缀，更多的语言既用前缀，也用后缀。如果这些对立的词序类型的确是因语言演变造成的，那么就需要进一步研究哪些词序是比较原始的，哪些词序是后来发生变化的。语言的发生学研究和类型学研究是可以互相参照的。
三 词序类型的蕴含关系
语言结构特征之间的蕴含关系被表述为：如果p，则q，即如果语言有p特征，就有q特征，也即p特征蕴含q特征；但是有q特征不一定有p特征，也即特征的蕴含关系是单向的。蕴含关系还分绝对蕴含和倾向性蕴含，绝对蕴含没有例外，倾向性蕴含指有很高的统计概率，但可以有少数例外。
蕴含关系可以通过两组类型特征的交叉分布反映出来。 例如上述35种语言有11种V—O语言，24种O—V语言；有6种N—G语言，有29种G—N语言。 如果把动词和宾语的不同词序与领属成分与中心词的不同词序交叉，可得到以下分布表：
V—OO—V
N—G 6
0
G—N 5
24
根据它们的交叉分布可得出这样两条蕴含关系：1、 如果语言的领属成分后置于中心名词，那么宾语也在动词后面。2、 如果语言宾语在动词前面，那么领属成分也在中心名词前面。但是这两条的逆向蕴含关系却不成立，即语言采用V—O词序，并不蕴含领属成分和中心名词采用什么词序；采用领属成分在前的词序，也不蕴含动词和宾语采用什么词序。格林伯格还在蕴含关系的基础上提出，既可以与其和谐结构、也可以与其不和谐结构同时出现的词序因其分布受的限制小，因此为优势词序；而只能与其和谐结构同时出现的词序因其分布是有限制的，因此为劣势词序。以上表为例，V—O词序既可与其和谐的N—G结构同时出现，也可与其不和谐的G—N结构同时出现，因此相对O—V词序来说是优势词序；同理G—N结构相对N—G结构分布上受V—O和O—V词序的限制小，因此也是优势词序。
我国不同语族语言12项词序的交叉分布见下表。
表中12项词序交叉后共得66个任意两项词序结构的交叉分布表，多数分布表反映出不同词序之间至少存在着倾向性较强的蕴含关系，并且也可以根据不同词序分布上的限制性程度，分析出哪些词序比较占优势，哪些词序相对处于劣势。这些蕴含关系大体与格林伯格总结的有关蕴含共性相吻合。表中看不出蕴含关系和优势或劣势词序的词序结构主要有以下三项：1.形容词修饰名词的词序和领属成分修饰名词的词序之间；2.数词修饰名词的词序和指示词修饰名词的词序之间；3.数词修饰名词的词序和比较结构的词序之间。格林伯格的蕴含共性对这三项词序关系均未涉及。这三项词序蕴含关系不明确的表面原因是藏缅语族语言中形容词修饰名词和数词修饰名词的词序基本是名词在前，修饰语在后，属于和O—V语言不和谐的词序；指示词修饰名词两种词序的语言数目几乎各占一半，看不出分布上的优势与劣势。格林伯格所用的语言样本中属于藏缅语族的只有缅语一种，因此对这个语族不和谐词序现象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对造成词序不和谐现象的原因许多语言学家都做过分析，目前可以提出的假设有三种（屈承熹）：1.不和谐的词序可能是保留了古代语言未变的词序；2.语言发展中产生了新的句法结构类型，从而使原有的词序类型发生了变化；3.不同类型语言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这些原因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中确实可以找到例证。 例如苗瑶语族语言属于V—O型语言，多数语言和方言的各项词序之间具有与V—O 型语言和谐的蕴含关系。然而瑶语和畲语共时结构中的一些词序与同类型的苗语、布努语以及壮侗语不同，即在领属成分、关系从句修饰名词、同位结构和比较结构中使用与整体类型不和谐的G—N、Rel—N、S—G、St—A 词序。由于瑶语和畲语这几种句法结构明显是受到汉语的影响，例如修饰性名词短语的修饰成分后往往都有类似汉语结构助词“的”这样的标记，比较结构的比较标记通常是借用汉语的标记词“比”，因此可以断定瑶语和畲语中不和谐的词序结构都是受汉语影响而后起的。
四 词序的类型分类
传统的语言类型分类是根据构词形态把语言分为对立的孤立语、粘着语、屈折语等三种类型。这种分类法只涉及一个类型参项（或者说是三个互补的类型参项），既不能反映语言综合的类型特征，更重要的是不能说明现实语言连续的而非离散的类型特征的构成情况。现代语言类型研究是把语言放在一个由多种类型参项构成的、连续的类型等级序列中进行描述和分类的，各种类型参项可以定量统计（例如类型指数统计法）。具体语言可以根据其类型上的典型程度（即类型参项之间的和谐程度）确定它在类型等级序列中的位置。
就句法结构的词序类型来说，语言大致使用两种不同的类型，使用V—O词序并蕴含其他所有相关词序结构的语言是典型的V—O型语言，使用O—V词序并蕴含其他相关词序结构的语言是典型的O—V型语言，这两种典型的词序类型是处在词序等级序列的两端，具体语言根据其词序参项之间的和谐程度而处在这个序列中不同的点上。词序的典型程度或和谐程度可以用尺度法（scaling）测定。具体方法为， 以一种词序类型为标准，给每个参项一个尺度值：与整体类型和谐的参项为2， 兼用两种词序的参项为1，使用不和谐词序的参项为0。累计参项尺度值越高的语言越接近这种典型的类型，累计参项尺度值越低的语言越接近另一种典型的类型。按这种方法分类的结果，语言之间的类型差异都是连续的，而不是离散的，比较符合语言类型特点的实际情况。
如果以V—O型词序类型为标准，各语言词序参项的尺度值的累计统计结果见下页表。
表中的词序类型尺度值是以V—O类型为标准的，排列顺序可以理解为从典型的V—O语言到典型的O—V语言的等级序列。序列中各语言的等级和语族分类仍十分相关，即从V—O型语言到O—V型语言的语族排列顺序大致为：壮侗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阿尔泰语系的三个语族。如果按序列中类型尺度值的相对差异可得到这样的分类结果：
1.类型尺度值为16～23的诸壮侗语和苗语、布努语基本属于典型的V—O型语言。
2.类型尺度值为4～11的瑶语、畲语和诸藏缅语介于典型的V—O 型和O—V型之间。因为苗瑶语和藏缅语不和谐词序的分布不同，词序正在发生变异的方向不同，因此可以把瑶语和畲语看作不太典型的V—O型语言，把藏缅语看作不太典型的O—V型语言。
3.类型尺度值为0～1的阿尔泰各语族语言属于典型的O—V型语言。
五 词序的标记性
标记性（markedness）是语言结构的一种普遍性现象。就词序类型来说，任何语言在句法结构中都有一些最基本的词序，表达的是这种语言最自然的语法、语义和语用的范畴，在使用上受的限制最小，因此可以看作无标记词序。如果为了表达某些新的信息或范畴而在无标记结构中加上一些新的成分，或变换原有的结构，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结构。这种新的结构是在原有结构（无标记结构）基础上产生的，并且在表达功能上与无标记结构有所区分，因此是有标记结构，有标记结构在使用上要比无标记结构受的限制大。
例如在载瓦语中，人称代词做领属成分有两种结构：
A.人称代词（单数）—名词
B.人称代词（复数）—e[55]（助词）—名词
因为复数相对单数是新的词法信息，为了和单数相区别，就要在单数的结构中加一个标记成分[55]，因此结构A是无标记的，结构B是有标记的。标记成分[55]还可以用在形容词修饰名词的结构中：
A.名词—形容词
B.形容词—
（助词）—名词
结构A是无标记的，结构B是后起的变异结构，因此是有标记的，并且使用了双重标记形式：加助词[55]和变换词序。
再比如在哈尼语中动词和宾语的组合有两种结构：
A.宾语（无生命事物）—动词
B.宾语（有生命事物）—jc[55]（助词）—动词
因为受事是宾语典型的语义特征，因此无生命事物（一般不能作施事）作宾语是无标记宾语，结构A即是无标记动宾结构； 有生命事物既可以充当受事，也可以充当施事，因此当它作宾语时就需要加上表示受事的标记jc[55]，结构B即是有标记的。如果宾语既是施事的， 又是定指的，还可以在结构B的基础上变换出新的有标记结构C：
C.宾语—jc[55]—主语—动词词序变换也是标记，表明宾语由无标记（不定指）变为有标记（定指）。由于结构B和C都是有标记结构，因此都要比结构A 在使用上受较大的限制。
无标记结构和有标记结构之间存在着蕴含关系：如果存在有标记结构，必然存在无标记结构；但存在无标记结构，不一定存在有标记结构，因此语言结构的标记性也是一种普遍现象。
下面举例说明汉藏语系语言中一些无标记和有标记词序并存的现象：
1.动词和宾语
不论是V—O词序还是O—V词序，都可以在无标记词序上加标记产生新的词序结构。但是不同词序类型语言加标记的方式和标记功能差别较大。一般说，V—O词序语言缺乏格标记系统，O—V词序语言有丰富的格标记系统（这也是格林伯格提出的一条普遍现象）。正是因为V—O型语言缺少格标记，位于动词之后的体词性成分（宾语）和动词的语义关系比较宽泛，既可以是受事，也可以是施事、与事、工具、方位、时间等语义关系，但是它们当中只有受事宾语是无标记的，分布受的限制最小；其他语义角色的宾语都是有标记的，分布上要受到某些限制。O—V型语言有格标记，通常动词前带宾格标记的成分只能是受事，如果是其他语义角色就要用不同的格标记来表示不同的格范畴。V—O型语言动宾结构最常见的有标记词序是把V—O词序变换为O—V，宾语前还可以加标记词（类似汉语把字句中的“把”）。有标记词序的标记功能主要有两个：1.标记宾语从无定变为有定，2.动词以复合谓语的形式表示增加了某些新的信息。例如：
一般说，这些比较复杂的有标记词序结构主要是受汉语影响而后产生的。
O—V型语言动宾结构的标记通常有两种表现形式：1.加“受事”标记。如果名词是无生命事物，它一般只能充当受事角色，因此作宾语不需加标记；如果名词是有生命事物，作宾语时要加表示受事的标记语素（即所谓宾格标记）。2.宾语从句中提到句首。当宾语是被强调的对象（即定指度很高）时，可以被提到句首。
2.领属成分、形容词、关系从句修饰名词
这三种偏正式名词短语在壮侗语中的无标记词序都是“名词—修饰语”，如果变为有标记词序，一般是“修饰语—结构助词—名词”。它们在苗瑶语中的词序分别为，“名词—形容词”；“名词—关系从句（苗语、布努语）/关系从句—（结构助词）—名词（瑶语、畲语）”；“领属成分—（结构助词）—名词”。如果把“名词—修饰语”看作无标记词序，那么修饰语在前的词序可以看作是后起的有标记词序。藏缅语中这三种名词短语的词序相当不和谐，即“名词—形容词”，仅当数语言受汉语影响可以有“形容词—标记词—名词”这样的词序；“领属成分—标记成分—名词”和“关系从句—标记成分—名词”。另外，藏缅语中指示词和数词作修饰语的名词短语的词序也不和谐，因此目前对藏缅语的无标记词序和有标记词序乃至其整体类型尚难判断，这至少可以说藏缅语经历过复杂的类型演变过程。
3.比较结构
壮侗语、苗瑶语比较结构的无标记词序是“形容词—比较标记—比较标准”。受汉语影响，许多语言都出现了“比较标记（比）—比较标准—形容词”这样的有标记词序。在仡佬语、布努语、瑶语、畲语中，这种有标记词序甚至已经取代了原有的无标记词序而成为共时结构中的基本词序。
判断无标记结构和有标记结构的标准有：1.无标记结构所用的语素形式不会多于有标记结构；2.有标记结构蕴含无标记结构；3.无标记结构的分布范围大，使用频率高；4.当二者不对立时，中和于无标记结构。语言的演变不仅是个别单位的变化，整体类型也可能替换，因此从无标记结构→有标记结构→无标记结构变化的分析，是认识语言演变过程的一个重要途径。
注释：
〔1〕关系从句指包含一个主谓结构的名词修饰语。 相当于我国语言研究中主谓词组或动词性词组、形动词、动词兼役形短词等做名词修饰语。它们在不同语言中的用法和形式可能有很大不同。
〔2〕壮侗语族的壮语、傣语、侗语、水语、黎语、仡佬语， 苗瑶语族的苗语、布努语、畲语、瑶语，藏缅语族的藏语、仓洛门巴语、彝语、哈尼语、纳西语、傈僳语、白语、土家语、努苏语、羌语、普米语、嘉绒语、景颇语、独龙语、崩尼—博嗄尔珞巴语、阿昌语、载瓦语，突厥语族的维吾尔语、撒拉语、西部裕固语，蒙古语族的蒙古语、东乡语、东部裕固语，满—通语族的锡伯语、鄂温克语。这些语言的材料，除嘉绒语引自林向荣《嘉绒语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其他均引自《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民族出版社）的有关语言简志。藏缅语的有些材料和看法，是经与黄成龙、李批然等同志讨论后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