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体育早期现代化与民族解放斗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试论论文,中国体育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40年以后，中国逐步进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势衰微，列强的侵入瓦解了中国固有的自然经济形式，但同时也加速了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变的进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步入了近代化的轨道，同时中国的体育也迅速地由古代体育向着现代体育发展变革，出现了体育的早期现代化。现代化具体是指“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的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而清朝末期，中国社会正处于这一变革的初期。
1 晚清时期中国传统体育的没落与租界体育的兴起
中国自古也是体育大国。中国古代推崇的“六艺”之中，就有“射”、“驭”之术，文人骚客也皆以配剑为饰，尚武之风极盛，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开国皇帝都是以武功夺取天下，甚至在科举考试当中，还专门设有武举科。民间也盛行体育活动，如蹴鞠（即中国古代足球运动）、马球、毽球、荡秋千以及棋类等等活动，男女皆宜，娱乐养性，既反映出了人民生活安定，又反映出当时国家强盛的社会面貌。然而到了清朝末期，这个当年拥有强大的八旗部队而雄踞东方的大国，却因为其自身内部肌体的腐朽而衰落了，鸦片与大炮终于敲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国格丧尽，主权尽失，民间已经无心进行娱乐性的体育活动。脸色青灰，身躯羸弱成为外国人眼中中国人的典型形象，为“东亚病夫”的称号留下口实。
早在1845年11月，英国就在上海开创了建立外国租界的先河，以后在各大城市也相继出现了租界和租界区。在租界中，外国人有独立的行政、司法和立法机构，不受中国政府的约束，因而租界内洋人的生活也就完全自成体系，基本上是仿效其国内生活样式。西方崇尚体育运动，历史悠久，因而租界内的外国人，就把他们国内的体育活动带到了租界内，这些运动都需要大范围的运动场。为此，外国人就利用手中的特权，想尽办法来攫取中国人居住的土地为其所有。如上海租界在1850年就建立了一个占地89亩的跑马场；1853年又利用杨丽川的小刀会起义，轻易夺取租界以外的170余亩的土地建立跑马场；后太平军攻打上海， 租界又乘乱取得500余亩土地建立了跑马厅。 这些做法大大方便了租界内部的体育活动的开展，但是同时，根据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在这些土地上的中国人必须迁往他处，造成大量中国流民，激化了中国人与租界的矛盾。租界成为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标志之一。
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租界越来越多，租界体育规模也越来越大，项目也越来越多，除板球、划船、跑马等项目外，棒球、游泳、网球、田径，甚至足球都开展得有声有色。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强扬威，彼此之间经常进行体育比赛，当时称之为“万国”比赛或“万国”运动会，并仿效西方体育机制成立了许多体育团会。由于赛马、田径、足球、竞走等项目需要大面积的体育场，因此一般都是露天进行，尤其是越野长跑、长途竞走项目，租界体育场无法满足场地需要，被迫要到租界以外的地区进行，穿过乡村和田野，这就使得西方的现代体育基本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成为中国人了解西方体育最全面而具体的地方，直接或间接地为中国人接受西方现代体育文明打下了基础。
2 中西合璧的道路与中国体育的早期现代化
清朝末期，由于中国古代一些体育内容已不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于是体育的变革提上了日程。时人认为，中国之所以被外敌欺侮，是因为中国的积贫积弱和西人的船紧炮利，林则徐、魏源等一批开明官僚，首开风气之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则力图在中国的政治机体上嫁接西方的政治经济文明以实现兵强国富。“洋为中用”、“中西合璧”成为当时人们的向往，这一思潮的发展，打开了中国人思想上封闭的大门，为中国人接受包括体育在内的外来文化奠定了基础。中国体育的早期现代化过程，大体表现为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兵式体操传入中国并有所发展。由于中国的软弱最先表现在军事力量上，因而有人提出应该首先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即“养兵、练兵之法”。因为中国人见到西侨“……无不身体雄伟，形式威武，并肩而走，万足如一”，因此他们认为，“欲强国莫如激发其尚武精神，欲激发其尚武精神先从体操着手。体操之效非一端，约言之曰：强筋骨，习步伐，齐心志三者”。于是在一些留学生和传教士的帮助下，一些兵式体操成为西方最早传入我国的西方体育形式，即由一些士兵组成队列，在统一的口令下做一些转体、行进等动作，严格地说，这根本不能算是体育。因而中国人在接受它时相应地进行了一些修改，加上某些形体动作或器械，演化成新式的体操，后来又研究出适合于女性操练的兵操动作，以此推广。这一体育形式后来传入学堂，并且保留了很长时间。
第二，租界体育兴起提高了中国人的兴趣。租界体育形式新颖而竞争性强，因而对中国人的吸引力十分大。例如，清末民初，上海、天津等地的租界定期组织赛马比赛，一般历时3天。 这种比赛极具观赏性和娱乐性，中国人纷纷前去观看，盛况空前，十分热闹，据记载：“是日观者上自士夫，下及负贩，肩摩踵接，后至者几无置足处。”还有人记载赛马时的热闹景况：“是日也，人声哗然，蹄声隆然，各国之旗飘飘然，各种之乐呜呜然，跑马棚边不啻如火如荼矣。倾城士女，联袂而往观者，或驾香车，或乘宝马，或暖轿停留，或小车独驾，衣香鬓影，尽态极妍，白夹青衫，左顾右盼，听奏从军这乐，畅观出猎之图，较之钱塘看潮，万人空巷，殆有过之而无不及焉。”可见当时中国人对于西人赛马运动的热情。其他体育比赛，也往往云集大量中国观众，为西方的现代体育走出租界进入中国民间创造了条件。
第三，学堂体育进入正规发展的轨道。清朝末年，新思想不断出现，主张学习“现代实用之学”，因而新式学堂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新式学堂中学习大量的现代自然科学，学生的思维活跃，接受外来文明快，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单纯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形式新颖活泼的西方竞技体育和娱乐体育在学堂中逐渐兴起。在新式学堂中，学生体育课程开设有赛跑、足球、跳高、跳远、撑杆跳以及经过改进的兵式体操等等，并且成为学生的必修课程。随着体育课程的普及和体育项目的增多，学堂之间的体育比赛也开展起来了。如1905年5月5日，上海南洋公学举行春季运动会，上海县及松江、青浦、南汇、宝山、吴淞等地37所学校师生和社会各界3000余人前往助兴。当时的学堂运动会比赛具体规则一般都是“俱按外国运动场规则”进行的。大中城市的一些重点学堂，往往春秋两季各举行一次运动会，地区性学校联合运动会，少则千余人，多则万余人，而且各级地方官吏还亲临赛场以示鼓励。
在这些运动会中，尤其以京师大学堂的运动会最为隆重。由于它不仅是全国最高学府，而且是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管理机关，它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当时的社会舆论，1905年京师大学堂建校以来第一届运动会的社会影响力自然也是空前的。这届运动会的气氛十分隆重，而比赛也十分正规，除学生外，教员以及外国教师也都参加，项目有100m、200m、300m、400m、600m、1000m赛跑，跳高、跳远、投掷等田径项目， 并且设立了严格的比赛规则。次年举行的第二届运动会上还实行了奖牌制，奖牌制作精美，“均用景泰蓝，甚为华丽……式样圆形，中书篆文：京师大学纪念、京师大学奖等字样，以颜色分等差，背面书隶文：光绪丙午京师大学第二次春季运动会等字，仿洋式保险针扣子”，凡获胜者皆以奖牌奖励。
在学堂运动会的影响和推动下，1907年在南京召开一次大规模的学界运动会，参加者有80余个学校，分设69个比赛项目。到了1910年在南京又举行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历时5天， 运动队分为华北、武汉、吴宁（苏州、南京）、上海、华南五大赛区，参观者每日都多达4万余人，“极一时之盛”。至此， 学校体育已经完全进入正规发展的轨道。
第四，中国国民体育的兴起。在学堂体育的推动下，中国的一些留学生，在反抗列强侵略，实现“民族主义”的思想影响下，逐步派生出了“国民体育”的思想，西方体育开始深入民间，民间的体育组织开始出现。1903年春，江苏先后成立的吴江同里教育支部体育会、无锡体育会、上海青年会体操班等组织，是中国人建立的第一批民间体育团体。在这股思潮的带动，经过一些仁人志士的努力，中国的民间体育团体纷纷建立。到辛亥革命前夕，民间体育团体也像学堂体育一样具有了相当规模，比赛的体育项目，包括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网球、游泳等，与现代体育几乎是一样的。中国体育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取得了极大的发展。这些民间体育组织的出现标志着国民体育的兴起。
3 体育比赛与民族解放斗争
由于中国体育的早期现代化发生在中外民族矛盾尖锐时期，所以它与政治斗争和民族压迫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国力衰微，使得中国人要一雪国耻的愿望迟迟不能实现。在这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的推动下，中国人民逐渐将雪耻的愿望融汇到了体育竞技当中，在体育较量中战胜外国，以壮国威。因此可以说，中国人一方面适应时代的发展，接受西方近代体育，开启了中国体育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使得中外之间的体育比赛富有强烈的争取民族解放的色彩。
例如，体育界中的歧视与反歧视的斗争就十分激烈。由于西方人视中国人为下等民族，歧视华人的现象在租界中是十分普遍的，他们的体育场和体育组织中不许中国人进入是作为章程制定出来的。如1926 年9月，汇山公园的管理规则第一条就是“本园为外国人专用”，其它一些公园、运动场也有类似的规定。租界公园的排华性，是歧视中国人最突出的表现之一，所以中国人想加入洋人的体育比赛是十分困难的。为争取开放租界公园，很多有身份的中国人纷纷出面与租界当局交涉，甚至有人直接找到这些外国领事，还有的干脆到海外发动外国舆论界，要求取消租界公园歧视华人的规定。租界当局一方面不想得罪这些中国的头面人物，另一方面也想凭借体育比赛来扬威，压倒中国人，因此他们同意先给那些有身份的中国人发放少量的入园证，以达到分化收买的目的。直到1924年～1927年的国民革命，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高涨，体育界要求租界取消歧视华人的呼声越来越高，迫于华人的抗争和舆论的压力，租界当局在30年代初期才开始逐步全面开放租界公园。另外，外国的一些所谓的“大力士”来到中国后，欺中国国弱，在租界公园中摆下擂台，口出狂言，辱我中华，中国体育界被迫应战。这时的登台较技，就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色彩。中国的武术界本来门派森严，这时却能够抛弃门户之见，互相交流，以打败外国大力士，壮我国威为荣耀。于是霍元甲、王子平等武师，均因在擂台上与外国大力士较技获胜而名扬天下，受到国民的敬仰。
这些抗争，表现了中国人争取独立、不甘屈服的精神。从表面上看，这些做法是为了与洋人同场较技，但是从更深层次看，就不难发现，这是中国人为争取国权、民权而与殖民主义者之间进行的直接的政治较量。经过多次的抗争，中国运动队终于能够与洋人运动队同场较量，长期受租界侨民压制与歧视的中国队的运动员心中压抑着一种力量，这种融合了耻辱和民族自尊的强烈感情激励着每一个队员和观众。每次较量，中国人几乎都是同仇敌忾，誓死力拼。很快就在长跑和竞走两个比赛项目上远远超过了外国选手，以致于租界当局认为这两项比赛有失自己的颜面，从而终止了这两项“万国”比赛。由于中国体育发展迅速，于是在1915年5月15日到22日，上海承办了第二届远东运动会， 参赛国有中国、菲律宾和日本，进行田径、篮球、足球、游泳等7个项目的争夺。 开幕之日，盛况空前，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均派代表参加，来宾约2000余人。比赛结果，中国队总分93分，菲律宾73分，日本32分，分获第一、二、三名。素有“东亚病夫”之称的中国人竟然在这种区域性国际比赛中战败列强之一的日本并夺魁，于是有人倡议在全国各地进行提灯游行会，以示庆祝。
在1915年5月， 日本向中国北洋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的无理要求，5月7日下达了“最后通牒”，后被国人定为“五七国耻日”。此时国内反日浪潮风起云涌。在这种背景下，体育比赛的胜利不亚于在军事上打败日本。难怪有人评价运动会胜利后民间的庆祝活动时说：“主张运动庆祝会者，决非以优胜自豪而必杂有纪念自励期望诸观念以成立者也。盖自交涉失败而后国人之希望愈殷，奋勉愈力，故苟有一事可以唤起国人精神而树奋发之标的者必郑重焉。”所以，这场远东运动会，对于中日之间而言，已经超越了体育比赛的简单范畴，变成了唤起“国人民族精神”的催化剂，是政治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演练场。
中国体育界反歧视的抗争，是与中国人外争国权的斗争紧密相连的，是民族解放斗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体育界实现民族觉醒，追求民族解放与独立愿望的集中体现。
4 结语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中国体育的早期现代化过程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反映了当时那个时代的要求。中国近代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成为了中国体育发展变革的动力。思想的更新，观念的改变，又为中国接受西方体育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同时，中国体育的变革又加速了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解放，缩短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
纵观历史，穷则思变，古代体育的没落，刺激中国体育走上早期现代化道路；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中国体育要达到更高的水平同样需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以博大的胸怀有目的地借鉴世界先进成果，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收稿日期 1999—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