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乐学轨范》记载的唐琵琶制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轨范论文,琵琶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180（2010）02-0080-13
Ⅰ．绪论
在《乐学轨范》的“唐琵琶”条中记载着，韩国唐琵琶的图画、散形以及解说。由于其乐器图画中有乐器的前面和后面，这些图画比较详细地描述了朝鲜当时使用的唐琵琶外形。其散形部分分为平调、界面调、上调和下调等4种乐调，这些乐调代表了在当时使用的多种调弦法和每个调的音位。在解说部分记载原文和注，这些内容给我们提供了当时唐琵琶的来源和演奏方法等。
《乐学轨范》“唐琵琶”条的原文引用了《国朝五礼仪序礼》（1474）“唐琵琶”条的解说部分，其内容也摘了（北宋）陈旸编撰的《乐书》、《释名》、《文献通考》等中国文献史料，而且在注部分记述了对当时在朝鲜使用的唐琵琶制度、调弦法、音位（散形）、按柱的方法、演奏方法（弹法）、弦法和使用合字谱的方法等。除了这些以外，还记载对乐器的大小或乐器的材料性质以及随着制作技术出现的音响效果差异等有关唐琵琶的一般见解。
回顾历史，“唐琵琶”是在韩国音乐史中不能随便过低估计的一种弦乐器。① 但是到朝鲜后期以后唐琵琶渐渐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到当代，在韩国传统音乐中已经完全失去了琵琶的实际功能。其实，笔者认为唐琵琶在韩国的历史中完全失去的主要原因，是唐琵琶在朝鲜中期以后没有对应韩国音乐中发生的一种表现技法的变化，而且在乐器制度上并没有具备在韩国音乐形成的多种表现技法（dynamics）的具体条件。但是，当代韩国音乐对琵琶有所不同的了解。现在很多年轻的演奏家们渐渐不重视在韩国传统音乐中常使用的摇声、推声、退声等表现技法。这些原因在韩国出现了一种韩国音乐和西方音乐混合的fusion music，而且在这些音乐基础上出现了更多的音乐样式。这种情况下，我们再三再四需要考虑研究，在当代韩国传下来的乐器中还没适应韩国音乐的独特表现技法的乐器。
最近，在韩国音乐界对唐琵琶越来越感兴趣，所以最近开始有些音乐家们研究了其乐器[4]和各种演示。这是在韩国音乐领域更夸大的一些机会，而且这些工作必须要坚持。但是，由于需要这些新发展，应该考虑乐器恢复到古代的形态和推考古代的形状。这样考察和研究以后韩国传统音乐中才有新的发展。因此，在本研究通过《乐学轨范》中记载的“唐琵琶”制度，需要把握韩国唐琵琶的构造及其特征。通过这些考察，逐步设置在当代如何使用韩国唐琵琶，而且作为这些基础上寻找韩国唐琵琶的可能性和对策。
Ⅱ．《乐学轨范》的“唐琵琶”制度
在韩国文献史料中首次记载的“琵琶”是在韩国古三国时期出现的。在《三国史记》中记载，新罗乐的三弦中包含了“琵琶”，② 而且引用《通典》③ 的高句丽乐内容中也有琵琶与五弦琵琶。[5]341尤其，在新罗乐的“琵琶”内容中记载“四弦，象四时也”，这段内容说明当时的琵琶就是4弦琵琶，还有在新罗乐记载的乐调名称中也能发现与古代中国四弦琵琶有很密切的关系。④ 4弦琵琶在韩、中、日古代音乐史中都指称“曲颈琵琶”，所以笔者认为这些琵琶跟朝鲜朝的唐琵琶是同一系统的。但是，只依靠《三国史记》记载的4弦琵琶的内容研究琵琶的话，不能完全把握其4弦琵琶的形状和具体的乐器制度。
另外，在《高丽史·乐志》所记载的多种乐器中也有“琵琶”，其中在唐乐使用的琵琶是4弦，在俗乐使用的琵琶是5弦。即在高丽时期已经存在了弦数不同的两种琵琶，并且只用了“琵琶”这一名称。在《高丽史·乐志》中所记载的两种琵琶都只能知道弦数，而且文献中没有记载具体的乐器制度。
其实，在韩国音乐史中琵琶分“唐琵琶”和“乡琵琶”的最早文献史料是《世宗实录·五礼》。在《世宗实录·五礼仪》开始分称为“唐琵琶”和“乡琵琶”，并且觱篥也使用了这种分类方式。笔者在乐器图画中可以推定《世宗实录·五礼仪》唐琵琶的来源是《高丽史·乐志》中所记载的4弦琵琶（在唐乐使用的），乡琵琶是在《高丽史·乐志》中所记载的5弦琵琶（俗乐用琵琶）。⑤ 所以，琵琶在朝鲜前期开始分为“唐琵琶”和“乡琵琶”，而且这些乐器分为“乡”、“唐”的背景中有了《高丽史·乐志》。这就是在朝鲜前期开始重新解释、在《高丽史·乐志》中记载的唐乐用琵琶（4弦）和俗乐用琵琶（5弦）。⑥
在《世宗实录·五礼》“嘉礼序礼”中记载的“唐琵琶”和“乡琵琶”等俗乐器是从世宗晚期开始分的。这些乐器名称到成宗初期编撰的《国朝五礼仪·序礼》和《乐学轨范》中也继续使用。尤其，在《乐学轨范》中记载的有关琵琶的内容是引用了《国朝五礼仪·序礼》中记载的内容，⑦ 并且其内容中重新添加了唐琵琶的制度、调弦法与音位（散形）、按法、弹法、弦法、合字之法等，添加这些部分以后比《国朝五礼仪·序礼》的内容丰富多了。因此，在《乐学轨范》中记载的有关唐琵琶的内容具备了能推考朝鲜前期“唐琵琶”制度的一些路径。
1.构造（制度）——弦与柱
在《乐学轨范》记载的“唐琵琶”是曲颈琵琶，而且具备了子弦、中弦、大弦、武弦等4个弦。在乐器的前边有相当于玄琴“棵”类似的12个柱，这些不同位置的柱能弹出不同的音高来。再说在《乐学轨范》记载的唐琵琶是具备4弦12柱的曲颈琵琶。
这4个弦中，武弦最粗，大弦和中弦次序，子弦最细。中弦和大弦的弦有一样的厚度，所以在《乐学轨范》中记载的“唐琵琶”使用了3种不同厚度的弦。但是，在《琴合字谱》（1572）中记载子的唐琵琶4个弦的厚度都不一样。所以，《琴合字谱》编撰时期的“唐琵琶”已经使用了不同厚度的4种弦。因此，在韩国唐琵琶使用的每个弦的厚度是以子弦——中弦——大弦——武弦的顺序排列的。
而且，其12个柱中4个柱是在乐器的木柄上设置的，另外8个柱是在乐器的腹板上设置的。在木柄上设置的4个柱呈半圆柱形，并且这4个柱使用的材料是竹筒。⑧ 除了这些以外，在腹板上设置的8个柱也使用了竹子材料，而且柱的形状是长方形的。在中国常使用的琵琶是木柄上设置6个，腹板上设置24个柱的琵琶。这30个柱都是在古代中国称为“柱”。但是，到现在不使用这名称了。[10]即，现在木柄上的6个柱称为“相”，腹板上的24个柱称为“品”。在《乐学轨范》记载的唐琵琶木柄上和腹板上的柱都称为“柱”，而且《琴合字谱》也继续使用了这些名称。所以，韩国唐琵琶一直使用了中国古代琵琶中使用过的这些名称。⑨
韩国的琵琶是大约古三国时期从中国传来的，但是现在也还没确定：琵琶是通过什么路径从中国传到韩国的；从中国进来的时期，这些琵琶的形状如何；进来以后制度上有哪些变化等方面。不过，朝鲜初期编撰的《世宗实录·五礼》唐琵琶图画中可以了解到朝鲜初期的唐琵琶形状。⑩ 这是在韩国文献史料中最早出现的图像资料。这些图画中看起来，与《乐学轨范》中记载的唐琵琶图画的形状和弦数都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世宗五礼仪·五礼》的琵琶图画中可以看到14—15个柱，比《乐学轨范》的唐琵琶多了2—3个柱。再说，图画中能看到6根线，这很可能当时的唐琵琶木柄上有5—6个柱，腹板上有9个柱。所以《世宗五礼仪·五礼》的唐琵琶比《乐学轨范》唐琵琶的木柄上多设置了1个或2个柱和腹板上也多设置了1个柱。这些事实证明，在《世宗五礼仪·五礼》和《乐学轨范》编撰的时期中间已经发生了唐琵琶的制度变化。
另外，《国朝五礼仪·序礼》编撰的时期是《世宗实录·五礼》与《乐学轨范》编撰的中间时期，(11) 其“唐琵琶”图画的形状中“唐琵琶”的外形、弦以及柱的数都与《乐学轨范》的“唐琵琶”比较相似。虽然，《国朝五礼仪·序礼》“唐琵琶”图画中不能完全确认木柄上的柱数，但是在腹板上的8个柱与《乐学轨范》的“唐琵琶”柱的位置是很相似的。可是，这两种文献史料图画中的有些差别是《乐学轨范》“唐琵琶”的第9柱和第12柱的位置是并排的，而且第9柱上面有第10柱和第11柱。在《国朝五礼仪·序礼》“唐琵琶”的第12柱下面只有一个柱。虽然，《国朝五礼仪·序礼》与《乐学轨范》“唐琵琶”图画中能发现有些不同的形状，但是在柱的数量没什么大的变化。所以，韩国唐琵琶的14—15个柱是1424年（成宗5）以前已经变成为12个柱的琵琶。
以上的考察结果，《乐学轨范》“唐琵琶”的12个柱中第1—5柱、第6—8柱、第9—11柱、第12柱等都有不同的长度。其中第1—5柱的长度比较长，第9—12柱的长度比较短。柱的长度最长的第1—5柱都在4个弦的下方，第6—8柱在中弦和子弦的下方，第9—11柱在子弦下方，第2柱在武弦下方。所以，第1—5柱都能使用4弦，第6—8柱能使用中弦和子弦，第9—11柱能使用子弦。反过来说，在武弦与大弦可以使用第1—5柱，中弦可以使用第1—8柱，子弦可以使用第1—11柱，还有第12柱只能使用武弦，但是文献中记载“此柱不按”，所以第12柱是没试用过的柱。首先按照乡乐调弦法，推测的各柱音位表如下（宫＝c）：
这些每个柱的音位和现行中国琵琶的差别是现行中国琵琶的第1相到第15品，即6相15品（一共21柱）位置为琵琶4弦的下面，第16品—18品的位置为子弦、中弦、老弦的下面，第19—24品的位置为子弦和中弦的下面。(12)
由于要了解《乐学轨范》“唐琵琶”的12柱在实际上演奏的情况，考察其唐琵琶散形图中乡乐的平调与界面调，其表2如下。
从表2中发现，《乐学轨范》“唐琵琶”演奏乡乐的时候，在平调常使用第4柱—11柱，在界面调常使用第3柱—11柱。(13) 并且，在平调与界面调都没有使用过第8柱和第12柱。虽然，在界面调使用了第3柱，但是一般第4柱都是每个弦的最低音。这好像没有第1柱到第4柱的情况下，假定以第4柱为远山，使用腹板上柱的样子。那么，在唐乐演奏时有什么变化考察一下。在《乐学轨范》唐琵琶的上调与下调散形图中记载的每个柱的音如下：
上表3中，《乐学轨范》“唐琵琶”演奏唐乐的时候，无论上调还是下调(14) 都只使用了第1柱到第4柱以内的柱。(15) 即，除了木柄上的4个柱以外，没使用腹板上的柱。所以，《乐学轨范》“唐琵琶”的12个柱中，在唐乐演奏时只有使用木柄上的柱，并且在乡乐演奏时常使用腹板上的柱。
另外，在《乐学轨范》“唐琵琶”中还有主要问题是第12柱的存在，即在《乐学轨范》中对唐琵琶第12柱记载“此柱不按”的内容。在《乐学轨范》“唐琵琶”不使用的第12柱保存的原因是什么？虽然文献记载的内容中不使用这些柱，但是这些柱在唐琵琶的形状中有很重要的价值。
乐器图画中，第12柱的位置在第9柱的并排，并且在子弦与中弦的第9柱音是比其远山音高1个8度。在武弦的第12柱音也是比其远山音高1个8度。再说，第9柱与第12柱的位置是整体弦长度的1／2，所以跟整体弦的音差有1个8度。在现行中国琵琶中第6品（即，第12柱）的位置是相当于《乐学轨范》“唐琵琶”的第9柱和第12柱的位置，其第6品是所有品中弦长度最长的。在中国音乐的特征之一是泛音。第6品是整体弦1／2的位置，所以这位置是弹泛音的基本位置。(16) 故笔者认为上述的内容中可以推测，在《乐学轨范》“唐琵琶”第12柱的存在是很可能留下了在高丽盛行的中国俗乐的一面，很可能韩国唐琵琶的第12柱是高丽时期演奏唐乐的时候有了很重要的功能。所以，这些部分的问题是通过韩中两国的音乐史，需要重新研究的一个问题。
2.乐器的制作材料与乐器的大小
在《乐学轨范》唐琵琶条中记载唐琵琶各部位使用的材料。(17) 在琵琶后面使用的最好材料为花梨，此外还能使用铁杨、黄桑、山柚子、槐木、橡斯、山杏、朴达等材料。在腹板材料中最好的材料为杜冲，此外还能使用卢木、牙木等材料。另外，头颈、木柄、装饰等都使用为华梨、乌梅、炭柿、山柚子等材料。在柱使用的材料为斑竹。担环使用的材料为银或豆锡。担绦儿使用红真丝。
《乐学轨范》所记载的乐器制作的时候使用了“营造尺”。(18) 所以，在唐琵琶图画中记载的尺寸应该是使用了“营造尺”。朴兴秀已经推论了“营造尺”1尺是30.37cm的结论。[15]所以通过这些尺寸，算出来的唐琵琶的各部位尺寸如表4。(19)
在表4中，《乐学轨范》唐琵琶的大小比现行中国琵琶大一点。例如，木柄部分和腹板部分的长度一共是95.9702cm，这是比现行中国琵琶的长度84cm(20) 约长10cm，比福建南音琵琶的长度80cm[16]长16cm。现行中国琵琶的腹板宽度是31cm，《乐学轨范》唐琵琶比现行中国琵琶的腹板宽11.5cm以上。现行中国琵琶的腹首长度大约是8.4cm，《乐学轨范》唐琵琶比现行中国琵琶的腹首长4cm以上。因此，根据营造尺1尺是30.37cm的算法，算出来的《乐学轨范》唐琵琶是比现行中国琵琶大一些。
另外，在日本奈良正仓院存在唐时期的曲颈琵琶实物5件，即北仓的螺钿紫檀琵琶和南仓的螺钿枫琵琶各1件、木画紫檀琵琶2件、紫檀琵琶1件等。这些曲颈琵琶是756年左右从中国传到日本的。[17]但是文献史料中没有记载，在音乐中使用这些乐器的记事，到838年通过平安时期的琵琶演奏家藤原贞敏（807—867）正式传入了乐器与音乐。[18]在正仓院所藏的各件曲颈琵琶的长度是100.3cm、100.3cm、100cm、101.2cm、102.2cm等。这些乐器的长度有些差异，但是通过这些曲颈琵琶可以推测唐时期曲颈琵琶的长度大约为100cm。[19]41在前边提到的《乐学轨范》唐琵琶的长度是木柄和腹板的尺寸95.9702cm，这部分没有包含远山部位。所以整个部分都算的话，正仓院的曲颈琵琶和《乐学轨范》唐琵琶的长度是相当接近的。尤其，在文献中很详细记载螺钿枫琵琶各部位的尺寸。[19]87参照螺钿枫琵琶各部位的尺寸，与《乐学轨范》唐琵琶比较的内容如表5。
表5中，正仓院螺钿枫琵琶除了腹首部分以外，别的长度和宽度都比《乐学轨范》唐琵琶短一些。再说，通过这些比较以后得到了《乐学轨范》唐琵琶的实际大小比正仓院螺钿枫琵琶的长度和宽度等方面有大约1.5—2cm差的结论。但是，这些差异一般都看不出来。
以上，朴兴秀主张的朝鲜朝成宗时期的营造尺是30.37cm的结论下考察了《乐学轨范》唐琵琶制度。结果，《乐学轨范》唐琵琶是与唐时期的曲颈琵琶接近，这些琵琶跟现行中国琵琶有了相当的差别。在《韩熙载夜宴图》中也能看到演奏曲颈琵琶的景象，(21) 这幅图画中的琵琶也比较大一些。笔者认为图画中出现的琵琶演奏的样子可以比得上朝鲜前期唐琵琶演奏的样子。
3.抱持法
在《乐学轨范》“唐琵琶”条记载的图画中，在乐器后面设置了“担绦儿”，这是音乐演奏的时候使用的一种带子。《世宗实录·五礼》和《琴合字谱》都有“担绦儿”。而且图画中发现，这三种不同的文献史料中“担绦儿”的位置都是一样的。所以，这“担绦儿”是韩国“唐琵琶”演奏的时候使用的一种传统方式的带子。
就“担绦儿”来看，韩国唐琵琶抱持法不是竖起来弹琵琶的方式，而是横着弹琵琶的方式。尤其，“担绦儿”的两边末尾都在腹板后面。这样的形状上能看出来，演奏的时候琵琶的头部是比腹板向下的状态。如果，“担绦儿”的一个部分（演奏者的左边）是在木柄上挂着的话，演奏的时候琵琶的状态应该是斜抱方式。由于朝鲜前期“唐琵琶”的“担绦儿”位置是腹板的后面，琵琶演奏的时候乐器的状态是平衡的，或者比头部向下的样子。可以说，这种演奏方式保留了在古代骑马的时候演奏琵琶的方式。
在古代，琵琶首次传到中国时期，琵琶是在骑马中演奏琵琶的方式，即琵琶的头部分是向下的方式。[21]29此后，在五代与宋代时期开始有了横抱和斜抱的演奏方式。尤其，这时期越来越发展了斜抱方式的演奏方法。[21]33[16]这样看起来，韩国唐琵琶的抱持法保持了中国宋朝以前的抱持法。
4.演奏时使用的道具
在《乐学轨范》“唐琵琶”条中记载，演奏时使用的两种道具：一个是用木头做的“拨”，另外一个是用角做的“假爪角”。前者是演奏唐乐时使用的，后者是演奏乡乐时使用的道具。笔者认为演奏唐乐时有了必须使用“拨”的原则，但是演奏乡乐时没有必须使用“假爪角”的原则。因为，演奏乡乐时基本上使用食指、中指、无名指等三个手指，并且演奏时间长的时候为保护指甲，才使用了“假爪角”。(22)
根据中国音乐史，4世纪左右从国外传到中国使用拨或手指演奏琵琶和五弦琵琶的方式。此后，唐宋以来有时候使用了“拨”，但是一般都使用了“手指”或“仪假”(23) 演奏琵琶，而且当代中国常使用“仪假”演奏琵琶。所以，笔者认为用“拨”弹琵琶的方式是在伊朗使用的一种古代演奏方式，而且用“假爪角”弹乐器的方式是在中国开始发展的一种方法。结果，在《乐学轨范》“唐琵琶”记载的“拨”和“假爪角”也是古代留下来的一种演奏方式。而且，使用“假爪角”弹琵琶的中国方式是为保护指甲的原因才使用的，不是必须使用的一种方式。
5.特征
在前边曾经提过，《乐学轨范》中记载的“唐琵琶”是4弦曲颈琵琶。在中国琵琶中使用的“相”和“品”的名称是在《乐学轨范》中使用了古代的名称“柱”，使用“担绦儿”以后演奏时乐器的角度为平衡或者头部分为上向下的状态，用“拨”和“手指”等演奏乐器的方式。这些方面韩国“唐琵琶”都保留了中国古代的原型琵琶的要素，而且，在《乐学轨范》“唐琵琶”中需要重视的是从远山到第4柱的音差是
的音程关系，通过这些乐器制度方面可以发现古代琵琶的原型和共同点。
现行中国琵琶的祖先是伊朗的曲颈琵琶。这是4弦4柱的，而且每个柱之间，即从乘弦(24) 到第4柱的音差也是的关系。[7]258
这种构造和《乐学轨范》“唐琵琶”的远山到第4柱的音差是完全一样的。这样看起来，《乐学轨范》“唐琵琶”保留了古代琵琶的原型，并且《琴合字谱》编撰时期也没有一直保留了这种构造。再说，《乐学轨范》以后在朝鲜传下来的唐琵琶保留了古代原型琵琶的4柱，并且这基础上在琵琶的腹板添加了8个柱。所以，上述的4弦4柱原型的伊朗琵琶制度一直传下来了中央亚洲、中国、中东的oud和韩国等。
这样看起来，每个柱之间的音距离是跟古代原型琵琶，或者中古世纪的中国琵琶有很大的差别。[11]82其实，在7—8世纪左右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唐琵琶也是4弦4柱的伊朗系统的曲颈琵琶，所以每个柱之间的音距离也是跟古代原型琵琶一样的。[22]257但是在现行日本琵琶还留下了古代的4个或5个柱，而且还使用“柱”名称和使用“拨子”，可是柱的位置跟古代原型琵琶完全不一样。
另外，韩国的唐琵琶第1柱到第4柱是在木柄上，这是中国琵琶的“相”部分，而且这些柱都是半圆柱形。中国琵琶的形状是6相24品，还有6相都使用动物的骨头、象牙或牛角材料制作的。所以，现行中国琵琶的6相是在古代原型琵琶的基础上发展来的。
韩国的唐琵琶和现行中国琵琶是比古代原型琵琶增加了柱的数，而且在中国琵琶更有变化。这两种琵琶比较的内容如表6。
因此，《乐学轨范》唐琵琶保留了几种特点：第一，4弦曲颈；第二，一直使用了古代名称“柱”；第三，使用“担绦儿”以后演奏的时候乐器的角度为平衡或者头部分为上向下的状态，所以留下了骑马中演奏琵琶的方式；第四，用“拨”或用“手指”演奏琵琶的方式；第五，从远山到第4柱位置中保留了4弦4柱的古代中国琵琶的音距离，等等。在这些基础上增加的8个柱是为了演奏乡乐的5声音阶而安排的。笔者认为这些都是《乐学轨范》唐琵琶的特征。
Ⅲ．结论
到此考察了《乐学轨范》唐琵琶的构造及其特征。其结果《乐学轨范》的唐琵琶是4弦曲颈琵琶，使用了古代名称的“柱”，使用腹板后面用“担绦儿”以后演奏的时候乐器的角度为平衡或者头部分为上向下的状态，这就是留下了骑马中演奏琵琶的方式，用“拨”或用“手指”演奏琵琶的方式，从远山到第4柱位置中保留了4弦4柱的古代中国琵琶的音距离，等等。并且，在这些基础上，在腹板增加了8个柱，这是为了演奏乡乐的5声音阶而安排的。
本论文收尾前出现的问题是《乐学轨范》唐琵琶的原型是根据从何时的琵琶参考以后出现的乐器。在本文中已经提过《乐学轨范》唐琵琶比《世宗实录》中记载的“唐琵琶”的柱少了木柄上的1—2个柱和腹板上的1个柱。而且，《乐学轨范》和《国朝五礼仪》中记载的“唐琵琶”柱的数量是一样的，但是柱的位置有所不同。《乐学轨范》唐琵琶的柱是《世宗实录·五礼》时期以后，由于某种的原因被改良的。而且演奏唐乐时只使用第1柱到4柱，演奏乡乐时只使用第4柱到11柱。这些只用柱的限定被控制了演奏乐曲的一种自然艺术性。所以，这些音乐风格，很可能是很接近儒教形的音乐。那么，这些演奏方法是从高丽传下来朝鲜的方式吗？这种观点中也出现几种疑问，所以笔者在这里只想提出几种假设。
首先，在中国传下来的伊朗系统的曲颈琵琶，是在唐宋以来增加了柱的数量，到明朝时期琵琶上已经有了4相8柱的形状。[10]23明朝的琵琶在木柄上有4柱，腹板上有8柱，这是跟《乐学轨范》唐琵琶很相似的形状部分。那么，《乐学轨范》唐琵琶是参考明朝琵琶的吗？还有，《乐学轨范》唐琵琶中没使用的第12柱是不是在高丽时期的唐乐有关系？《世宗实录·五礼》唐琵琶的图画中也能看到跟《乐学轨范》第12柱相似的“柱”，所以这柱是朝鲜时期以前的唐琵琶中也有的。如果第12柱跟高丽时期的唐乐有关系的话，在高丽时期演奏唐乐的时候很可能需要了更多的“柱”。实际上，《乐学轨范》唐琵琶比《世宗实录·五礼》唐琵琶的柱减少了有一些柱和柱的位置，这变化很可能是当时儒教的背景下需要了音乐的改造与修正。这种情况下，首次改造时期是《世宗实录·五礼》和《国朝五礼仪序礼》编撰的时期。(26)
由于音乐改造的原因，乐器也需要了改造，结果在演奏唐乐时只使用第1柱—第4柱，在乡乐演奏时使用第4柱—第11柱的演奏方式。
这些疑问需要解决的话坚持研究韩国唐琵琶，并且除了研究古代琵琶以外，还需要这时期音乐的要求中琵琶的发展。所以，本研究是作为修正在韩国音乐史中越来越衰退的古唐琵琶的缺点，而且新唐琵琶的诞生基础上需要了解古代的琵琶。
收稿日期：2009-12-15
注释：
① 在《乐学轨范》卷2记载的各种俗乐陈设图说中都包含了“唐琵琶”，而且朝鲜朝世宗时期的所有宫廷倡伎们学了唐琵琶[1]42a2。另外，当时的乐学取才目录中也有了“唐琵琶”[2]28b10－14。乐学的取才乐器的意思是考试在国家的多种仪式音乐演奏中需要的乐器演奏家。朝鲜朝成宗时期的伶人中会弹唐琵琶的人多，而且士庶人学音乐时必须要学琵琶。[3]这些内容表示当时民间也重视“唐琵琶”。
② “琵琶。《风俗通》曰：近代乐家所作，不知所起。长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与五行；四弦象四时也。《释名》曰：琵琶，本胡中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因以为名。乡琵琶，与唐制度大同而少异，亦始于新罗，但不知何人所造。其音有三调，一宫调，二七贤调，三凤皇调，共二百一十二曲。”[5]340
③“高丽乐，……乐用弹筝一，搊筝一，卧箜篌一，竖箜篌一，琵琶一，五弦琵琶一，义觜笛一，笙一，横笛一，箫一，小筚篥一，大筚篥一，桃皮筚篥一，腰鼓一，齐鼓一，担鼓一，呗一。……”[6]
④ 宫调是5调之一，凤凰调很可能是在从中国传到日本的琵琶28调中之一[7]269－270，七贤调的七贤很可能是指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竹林七贤中阮咸喜欢弹中国自生琵琶的一种“阮咸”或阮。
⑤ 唐篥也是从《世宗实录·五礼仪》开始分成“唐觱篥”和“乡觱篥”。笔者认为在《世宗实录·五礼仪》中所记载的乡觱篥的来源是《高丽史·乐志》所记载的俗乐用觱篥（7孔），唐觱篥的来源是唐乐用觱篥（9孔）。
⑥ 其实，在《三国史记》中已经记载了“乡琵琶”的名称。有的学者认为在《三国史记》中记载的“乡琵琶”和《乐学轨范》中记载的“乡琵琶”是同样的乐器[8]。但是笔者认为有关证据不够充分的原因，不能接受这些主张。因为，在《三国史记》“琵琶”条中记载的“乡琵琶”和“三竹”条中也记载的“乡三竹”都是同样的问题上需要争论的部分，而且不能确认在《三国史记》中记载的“乡琵琶”和其后代文献史料中出现的5弦曲颈琵琶是同样的琵琶。所以，需要重新研究在《三国史记》中记载的琵琶：乡琵琶，三竹：乡三竹的问题。
⑦ 在《乐学轨范》“雅部乐器图说”、“唐部乐器图说”以及“乡部乐器图说”等有关乐器解说中记载的原文部分的内容中大部分都引用了《国朝五礼仪序礼》的内容。其“唐琵琶”条的原文也是摘了《国朝五礼仪》的内容。
⑧ 在《乐学轨范》中记载，“柱用斑竹”[9]6b10。通过这些记录可以确认，在《乐学轨范》记载的“唐琵琶”使用的柱的材料应该是斑竹。所以，木柄上的4个柱也是用斑竹做的半圆柱形柱。
⑨ 在日本，7—8世纪左右开始从唐朝传下来了4弦4柱的琵琶，并且在日本现行琵琶中也使用“柱”的名称[11]。
⑩ 在《世宗实录·五礼》“嘉礼”中记载的唐琵琶图画是韩国音乐史中最早出现的图画。
(11) 《国朝五礼仪·序礼》卷1.99b.“吉礼”俗部乐器图说“唐琵琶”条。[12]
(12) 当代，在中国普遍使用的琵琶有30个柱。其30个柱中木柄上设置了第1—6柱，这些柱称为“6相”，另外24柱都在腹板上设置的，这些柱称为“24品”。所以，现行中国琵琶具备了6相24品，并且不使用“柱”名称。中国琵琶的弦数是4个弦，这4个弦中最细的弦开始称为“子弦”、“中弦”、“老弦”、“缠弦”，这4个弦的名称相当于韩国唐琵琶的子弦、中弦、大弦、武弦。在中国有关琵琶的著述[13]中介绍的琵琶一般都是6相24品琵琶，但是最近开始新出来了31个柱的琵琶。这种琵琶的特征是第1相到第18品设置为4个弦的下面，第19—22品设置为子弦、中弦、老弦的下面，第23—25品设置为子弦和中弦的下面。虽然，最近在中国出现了6相25品的琵琶，但是6相24品并没有在中国流行。
(13) 表中的平调下一、上六和界面调上四等3音都是力按的话，能得到其标准音。但是，界面调下四是比下三低M
，可是只有差半音。其实，在第3柱和第4柱是半音关系，所以不能得到下四的音。反而在武弦第5柱力按的话，能得到界面调的下四音。不过，有疑问的是在《乐学轨范》唐琵琶散形图中下四音表示在中弦第三柱。如果，第3柱和第4柱的音距离是M的话，演奏唐乐的时候相当数的音都需要力按的演奏法。所以，第3柱与第4柱的音距离不可能是M的关系。
(14) 当代韩国音乐理论界还没有结论上调和下调的差别。在《乐学轨范》中也没有记载这些有关两种乐调的确切说明，并且所有的韩中文献史料中也还没发现这些乐调的具体内容。只从《乐学轨范》唐琵琶散形图中记载的音来看，工尺谱的“凡”音无射和应钟分为上调和下调，而且调弦法也是只有大弦和武弦中有音高差别。这样的条件下，笔者认为上调和下调最合适的演奏出来“黄、太、姑、仲、林、南、无”构成的燕乐7声音阶的黄钟宫和“黄、太、姑、蕤、林、南、应”构成的雅乐7声音阶的黄钟宫。这些问题也是往后继续要考察的部分。
(15) 在每个柱都记载工尺谱与律名，而且有的柱中记载两个音。所以，第1柱与第2柱之间的音距离是M，但是在子弦、中弦、大弦中记载，这些柱之间不能得出来的林·夷、太·夹等半音。这种事例在《乐学轨范》玄琴散形图中也发现（例如：平调游弦第3—4棵、第6—7棵，界面调游弦第2—3棵、第5—6棵等）。玄琴的话，分析每个乐调的构成音以后，可以得出两个音中一个是不使用的音。虽然，唐乐的上调与下调在韩国理论界还没有具体的乐调性质，但是笔者认为，在唐琵琶第1柱中记载的夷则、夹钟等不能使用的音也是跟玄琴一样解释的话也没有大的问题。
(16) 在中国音乐中泛音的音色好像是西方的“consordino”奏法的音。泛音的位置一般都是在整体弦的1／2、1／3、1／4、1／5等，这就是倍音（泛音）关系。泛音是左手按音位，右手用小指外侧虚按在有效弦长的1／2、1／3处，食指同时弹弦，亦可用大指外侧虚按泛音点，食指同时弹弦。
(17) “按造唐琵琶之制，背则华梨最上，铁杨、黄桑、山柚子、槐木、橡斯、山杏、朴达之类，性刚色好之木，皆可用也。腹板则杜冲最上，卢木、牙木之类，性柔理直之木，亦佳。头颈及凡装饰，亦用华梨、乌梅、炭柿、山柚子等木为之。柱用斑竹。担环用银，或豆锡。担绦儿用红真丝。”[9]6b7－11
(18) 乐器及仪物用营造尺，衣服及布物用布帛尺。[14]
(19) 其实，在《乐学轨范》唐琵琶图画中简单记载各部位的尺寸。例如，木柄的长度不能确定包含远山附近的连接部分，而且各个柱之间的距离、柱的厚度等都没有记载。所以本研究中只简单考察了这些部分。
(20) 在庄永平写的《琵琶手册》和袁静芳写的《民族乐器》等的书籍中没有记载现行中国琵琶的长度。所以，在本文中写的现行中国琵琶的尺寸是笔者所藏的几种现行中国琵琶。
(21) 韩熙载夜宴图是南唐著名人物画家顾闳中的作品，其中有演奏曲颈琵琶的图画。[20]
(22) 弹法：唐乐则以木拨挑之，乡乐则以右手食、长、名三指同挑之。勾弦则只用食指或长指。凡画四弦之时，以母指付武弦，俾碍其声；欲取声，则用母指弹之。久弹，手爪伤破，则以角作假爪，勒三指，以休其爪。[9]7a1－5
(23) “仪假”是等于韩国“唐琵琶”的“假爪角”。
(24) “乘弦”是等于韩国“唐琵琶”的“远山”以及中国琵琶的“山口”。
(25) 在福建南音琵琶有4相9品或4相10品，4弦名称为子弦、二弦、三弦、母弦。子弦和二弦能使用4相9（10）品，三弦和母弦只能使用4相6品[14]14。这琵琶也是根据古代原型琵琶的4柱基础上，在腹板增加了6个柱。这6个柱每个柱的音距离是半音和全音关系。
(26) 五礼仪注的编撰是1444年（世宗28）10月11日开始世宗的命令下卞孝文等人在集贤殿整理五礼仪的注解以及上程。这样的话，《五礼》是1444年以前已经完成的。五礼仪注的初稿是世宗在位时期做的，但是一直没有修正。所以世宗去世以后在宫廷有了五礼仪注放在《世宗实录》的论争（端宗003 00／09／13）。世祖时期开始编撰了《国朝五礼仪》，结果1474年（成宗5）完成了《国朝五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