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中国经济走势：持续快速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快速发展论文,走势论文,初中论文,世纪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80年代实现经济总量翻一番，解决人民生活的温饱问题。第二步，90年代再翻一番，解决人民生活的小康问题。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经济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人民生活的富裕。到199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81910.9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53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2210.3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854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四者分别依次比1980年提高了5.89倍，4.62倍，3.41倍和2.84倍。恩格尔系数1981年为56.7%，1999年降到41.9%，2000年预计可以跌破40%（注：《经济日报》2000年12月4日第2版。）。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衡量生活提高的一般标准，恩格尔系数60%以上为贫困，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40%以下为富裕（注：《经济日报》2000年10月18日第2版。）。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第一、二步战略目标。
但是，中国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按汇率计算，1999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785.6美元，同年，经济最发达的美国比中国高出约41倍，经济比较发达的澳大利亚也比中国高出约25倍（注：《中国统计年鉴》(2000)第869,873,885页。）。当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差距并没有这么大。但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差距仍很悬殊。这就尖锐地提出了加快中国经济发展的任务。
据有关研究单位的分析和预测。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2010年，GDP年均增长率为7.5%左右，期末人均GDP达到1.4万元（1995年价格，下同）。大中城市和部分沿海地区的中小城镇基本实现工业化，同时工业化过程开始向农村推进。第二阶段：2011-2030年，GDP年均增长6%左右，期末人均GDP约4万元。将全面实现工业化，大部分地区基本实现信息化，科学技术接近或部分达到当时国际较先进的水平，经济总体实力居世界前列，人民生活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部分地区和大中城市居民生活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第三阶段：2031-2050年，GDP年均增长保持在4.5%-5%的水平上，期末人均GDP约10万元左右，那时我国的科技水平将全面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若干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国民经济将全面实现信息化，人民生活达到当时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这个预测表明了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任务的艰巨性。
一、1992年以来，中国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1992-2000年第一次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这个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92-1997年，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软着陆”。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体制内含有投资膨胀机制，因而周期性地导致经济过热。而在发生经济过热时，又惯用指令计划手段，大幅缩减基本建设投资。在这种体制下，供给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于是又导致周期性的经济衰退。这样，大起大落就成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的常态。中国1953年经济增长“小冒了一下”（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5页；《陈云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15.6%；接着1954年下降到4.2%。1956年经济增长“大冒了一下”（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5页；《陈云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经济增长率又上升到15%；接着1957年又下降到5.1%。1958年开始掀起了“大跃进”，经济增长率高达21.3%，接着从1959年开始大幅下降，到1961年下降到最低点，为-27.3%。1970年又一次发生经济过热，经济增长率达到19.4%，1971年开始下降，1972年下降到3.8%（注：在这个叙述中，舍去了由“大跃进”破坏导致经济严重衰退出现的1964年恢复性增长（这年经济增长率为18.3%），也舍去了由“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而导致的某些年份经济负增长（1967年为-5.7%，1968年为-4.1%，1974年为-1.6%）。）。1978年再次发生经济过热，经济增长率上升到11.7%，1979年开始下降，1981年下降到5.2%。1984年经济又过热，经济增长率上升到15.2%。当时国务院主要领导人曾经提出要实现经济“软着陆”。但由于错误地估计了1986年的经济形势，把这年经济增长8.8%误认为已经调整到位。于是，在经济尚未“着陆”的情况下，1987年又“起飞”了。这又导致了1988年的经济过热，经济增长率上升到11.3%。这次调整由于力度过大，酿成了经济“硬着陆”，1989年经济增长率下降到4.1%，1990年再下降到3.8%（注：《中国统计年鉴》(2000)第55页；第55,289页。）。
与上述经济增长大起大落不同，1992-1997年首次实现了经济“软着陆”。1992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4.2%，1993年6月24日中国政府提出了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此后，又进一步完善和实施了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及其它相关的政策。这就使得经济增长徐徐回落，1993年为13.5%，1994年为12.6%，1995年为10.5%，1996年为9.6%，1997年为8.8%。到1997年，经济增速回到了我国现阶段合理增长区间的上限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最高年份1994年的24.1回落到2.8（注：《中国统计年鉴》(2000)第55页；第55,289页。）。这些基本数据标志着经济“软着陆”的成功。
第二阶段为1998-1999年，在我国经济发展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抑制了通货紧缩，有效地防止了经济增速的过度下滑。
由于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负面影响的逐步显露，以及1998年夏季发生的特大水灾的影响，这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速出现了下滑速度过快和通货紧缩的形势。这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只达到7%；作为通货紧缩主要标志的物价全面下降。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2.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0.3，作为最主要的农副产品的粮食和猪肉价格指数分别为-11.2和-12，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指数为-4.3（注：详见拙著：《论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172页。）。如不采取措施，这种经济形势还会进一步恶化。
据此，从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推出了确保经济增长目标实现，以扩大内需为主，以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为核心，并配合稳健的货币政策等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并在1999期间，进一步完善和实施了上述政策。这样，就使得这期间经济增速不致过度下滑，通货紧缩形势得到抑止。1998年和1999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8%和7.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为99.2和98.6（注：《中国统计年鉴》(2000)第55、289页。）。可见，到1999年，经济增长率虽然进一步下降，但还处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率合理区间的下限以内。
第三阶段为2000年。由于上述一系列政策的继续完善和贯彻执行，这年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可喜的变化，展现了由上一轮经济周期增速下滑转向新一轮经济周期增速上升的拐点。这年前三个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了8.1%,8.3%,8.2%，总的增长8.2%。这主要是由于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三驾马车拉动的结果。这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城乡集体和个人投资）完成13470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4.8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4336亿元，同比增长9.9%，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3.6个百分点；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454亿美元，同比增长35.7%（注：《经济日报》2000年10月17日第2版。）。同时，与结构调整相联系的供给改善在促进2000年经济增长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大力压缩了生产能力过剩的产业。比如，近几年压棉纺锭和小煤矿，缩减钢、糖和盐等的产量；另一方面，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得到了超常规的迅速发展。
同时，市场价格水平也止跌回升。2000年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0.2%，而1999年同期为-1.6%。受需求拉动和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暴涨等因素的影响，工业品出厂价格也持续上扬，2000年一季度上涨1%，二季度上涨2.7%，三季度上涨4%。(12)从这些主要指标来看，通货紧缩的形势已经得到了基本扭转。
当然，2000年经济回升的势头并不强劲，基础也不牢固。其主要表现是：在投资需求增长方面，政府政策推动作用显得特别突出（比如，1998～2000年共增长了3600亿元国债），而各种所有制企业投资增幅不大；在消费需求增长方面，占全国人口2/3的农村人口需求增长缓慢；进出口贸易虽然出现了高速增长，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恢复性增长，而且同国际贸易的改善有很大关系，如1997年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经济都正在走向复苏。从根本上来说，其原因还在于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这样一些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与上述情况相联系，2000年9月，中国政府决定增发500亿元国债。这是促进经济继续回升的有力因素和重要保证。
综上所述，200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可以达到8%左右，居民消费价格会止跌回升，有一定程度的上扬，投资品价格则有更大程度的上扬。这就意味着1992年以来经济增速下降转向2000年的回升，1998年以来通货紧缩形势也在这年基本得到扭转。因而，可以认为，2000年是旧一轮经济周期的结束和新一轮周期的起动。
二、21世纪初叶中国有条件继续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综观21世纪初叶国内外的经济、政治形势，中国具有许多利好条件继续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改革开放仍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在释放经济增长的能量上已经走到尽头了。我认为，这种观点并不符合事实。诚然，中国的改革开放确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并且成为1978年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比如，1978-1997年，国有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56%下降到40.8%。集体经济由43%下降到35%，非公有经济由1%上升到24.2%；国家指令计划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70%下降到4.1%，生产资料总额中国家指令定价的比重由100%下降到4%，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指令定价的比重由97%下降到5%，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国家指令定价的比重由96%下降到15%。可见，无论在塑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方面，或者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打破计划调节的格局，确立市场调节的格局方面，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开放方面的成就也是巨大的。1978-1999年，进出口总额由335亿美元增长到29896.3亿美元，对外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9.79%上升到36.38%，进出口总额已经占到世界第9位。1979-1983年合计利用外资总额为144.38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为18.02亿美元；1999年，二者分别增加到526.59亿美元和403.19亿美元。我国利用外资已经连续7年居世界第2位（仅次于美国），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近年来，外商投资约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15%，外资企业解决就业人口约2000万人，外资企业出口产品约占出口总额50%。中国现在已经基本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封闭半封闭的格局，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元化、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与改革开放的重大进展相联系，中国经济每年平均增长率，也由计划经济体制时期1958-1978年的5.4%上升到1979-1999年的9.6%。
但是，与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比，中国深化改革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即使就已经取得明显成就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来说，由于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和1998年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修改宪法以前，把非公有制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而没有把它们看作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再就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国有企业改革来说，虽然从统计数字来说，大中型企业的公司化改造和小企业改制大部分都已经完成，但据保守的估计，其中有一半的改革都没有真正到位。在改革的其它方面以及开放方面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类似情况。
与改革深化的广阔空间相联系，它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方面还有巨大的潜力。据有的学者估算，改革以来，国有经济占了作为我国最稀缺资源的资本的2/3，但它在经济增长率方面的贡献只占1/3（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2期第2页。）。再如，发展住宅、汽车、环保和教育等产业以及小企业和小城镇，也会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带动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就国际来说，经济全球化已经进入了它的鼎盛的发展时期。而经济全球化不仅会带来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而且会促进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在全世界的发展。我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也将起到类似的作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确定的。因此，“入世”即意味着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处理同国外和海外的经贸关系。这就必然会同我国转轨时期特有的各种复杂矛盾相碰撞。这种冲击波正是我国当前深化改革所必要的一种推动力。
第二，当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动力。
从新中国建国到“一五”计划的完成，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以此为标志，我国完成了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并开始迈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其后，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延缓了我国中期工业化的进程。但改革以来，大大加速了工业化的中期进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以高新技术和产业为主要代表的知识经济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当代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起了重要的作用。据统计，当前高新技术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经上升到12%以上，比前十年提高了10多个百分点。在那些高新技术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个比重还要高得多。比如，2000年1至10月份，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172.1亿元，增长23.8%，占全市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30.6%，对全市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2%，实现利润40.3亿元，增长1.3倍，占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的65.5%，出口占全市出口总值的比重近40%。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电子信息产业保持主导地位，成为北京工业经济中最大的支柱产业和主要增长点（注：《经济日报》，2000年11月29日第2版。）。
但是，从总体上说，我国在科技进步方面，与经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同时有很大的增长潜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伴随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推进，这些潜力不仅可以得到发挥，而且可以得到进一步增强。首先，在当代，科技进步虽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但后者仍是前者增长的基础。这不仅是因为经济增长给科技进步提出了最强大的需求，而且还在人力和物力等方面创造了基本条件。据有关单位预测，“十五”期间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社会科技投入明显增长。到2005年全社会研究与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到1.5%以上，企业研究与开发经费占全社会研究与开发投入的比例超过50%；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全国从事研究与开发活动的科学家工程师到2005年全时人数达90万人年；科技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特别是要充分看到民营科技企业在推进科技进步方面的重要作用。目前全国民营科技企业总数约20万家。据科技部对全国79000多家民营科技企业统计，从业职工总数达491万人，其中科技人员80万人；资产总额达14578亿元，全年技工贸总收入超过1万亿元，全年实现净利润683亿元，上缴国家税金559亿元，出口创汇158亿美元。中国民营科技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注：《经济日报》，2000年11月27日第2版。）。其次，在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化的时代以及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下，更有利于我国发挥后发优势，实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取得跨越式的发展。十五届五中全会在“十五”计划建议中提出的有关方针，为科技进步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的主要动力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方针。这意味着一方面可以促使信息产业本身获得高速增长，另一方面，通过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将大幅提高其生产效率。据统计，“九五”期间我国信息产业年均增长超过30%，预计2000年产值将超过1.4万亿元，“十五”仍将以3倍于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发展，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超过50%（注：《经济日报》，2000年11月9日第14版。）。
第三，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促进21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改革以来，我国已进行四次产业结构的调整。一是70年末到80年代初改变了轻工业与重工业长期失调的局面，初步实现了二者的协调发展。二是80年代下半期以后，新兴家电工业获得了迅速发展。三是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8年以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缓解了这方面的“瓶颈”制约。四是90年代以来高科技产值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有了明显的上升。
但是，当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仍有很大的空间。1999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对比关系是：17.3:49.7:33.0。其中，第一产业产值比重比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分别高14.3和3.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产值比重高13.7和11.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则比高、中收入国家低28和15个百分点。这些数字表明，我国在降低第一、二产业产值比重特别是提高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方面有很大的余地。在第一产业内部，降低种植业产值比重、提高林、牧、渔业比重以及在各业内部提高优质产品比重等方面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在作为第二产业主体的工业内部，基础产业和基本设施“瓶颈”制约问题并未根本解决，特别是水利设施的制约还很突出。而且，轻加工业较重、而重加工业较轻的情况也很明显。比如，当前长江三峡水电建设需要的70万千瓦发电机全部依赖进口。再有，许多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大量过剩，但由于其中有些产品质量不高和品种不全，仍需大量依赖进口。在第三产业内部，即使就其中传统行业来说，在总量上也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提高的需要。比如，当前的社区服务业和家庭服务业就明显地存在这种情况。但相对第三产业中传统行业来说，新兴行业的发展更为落后。当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这种巨大余地，同时也成为我国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其一。
其二，国际经济表明，许多国家在工业化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一定高度，消费水平和结构变化加快，由此加快产业结构的变化，并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当前我国正处在这样的阶段。这也是促进当前我国实现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三，马克思说过，中世纪的技术基础是保守的，而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9页。）。按照这一逻辑，现代化生产的技术基础的变革更为迅速。而我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同知识经济化的结合，这是推动我国当前结构调整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其四，当前我国正处于国有经济战略调整时期。这个时期要依据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实现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的要求，对分布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国有经济实行有进有退。而且，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在许多方面都是一致的。就是说，国有经济要退出的领域正是结构调整要压缩的领域，国有经济进的领域正是结构调整要加强的领域。二者的适当结合，可以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
其五，当前正是经济全球化时代，我国又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这种条件下，就可能依据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特别是在保证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的条件下，从全球的角度考虑我国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更有利于我国当前的产业结构调整。
这些都说明，当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不仅是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决定因素，而且有许多有利条件促进结构调整的实现。
第四，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某些优势，也是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种大国地位虽然会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诸多困难，但同时在加速经济发展方面也具有许多优势。国内市场容量大，而且伴随经济高速增长，这种容量会迅速扩大。这给经济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利好因素。一是为实行以内需为主和扩大内需为主的方针提供了客观条件；二是许多其它国家在吸引外资方面所不具有的、诱人的优越条件；三是在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方面的回旋余地大，大大增强了抵御国际经济风险（包括金融风险）的能力。
第五，我国已经具备了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或中后期阶段），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同知识经济化相结合。在这个阶段上，中国已经积累了大规模的物资资本、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包括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等）。当前这些资本达到的巨大规模，是建国以后从未有过的。从而成为中国持续快速发展的强大物质基础。
第六，1992年以来，中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的经验。
这包括1992-1997年实现经济“软着陆”的经验，1998-1999年成功地防止经济增速过度下滑和抑制通货紧缩的经验，2000年成功地实现经济增速止跌回升，基本扭转通货紧缩的经验；还包括成功地抗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和1998年特大水灾的经验。这些经验是知识形态上的一笔宝贵的巨额的资本，是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有力保证。
第七，21世纪初叶，中国仍然可能赢得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
其一，依据可靠的计算，21世纪初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每年能够持续达到7%以上。在这种条件下，人民平均消费水平每年提高3%以上是可以做到的。这就可能使全国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有适当提高，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
其二，在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要把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放在重要位置上，就是在前两种产业的某些生产环节上也要在不影响经济效益提高的条件下尽可能采用劳动密集型的操作方式。要大力发展小企业、小城镇、第三产业（特别是其中就业空间还十分巨大的社区服务业以及家庭服务业）和非公有制经济。通过这些措施就可能逐步缓解就业压力，把失业率控制在社会能够承受、不影响稳定大局的限度内。同时，要通过开征社会保障税和出卖国有经济应该退出领域的国有资产等办法，切实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初步的社会保障体系，构筑社会安全网。
其三，现在提高农产品价格的空间已经不大，国家财政补贴的作用也有限。发展乡镇企业在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方面的作用也比过去大大下降了，近几年来甚至出现了部分劳动力由乡镇企业向农业倒流的现象。因此，当前改变农民人均收入增幅连续10年下降（其中部分农民甚至收入水平下降）的状况，需要在实行合理的农产品价格政策和适度的财政补贴的同时，着力调整农业的产品结构和农村的产业结构，加快发展小城镇，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这样，可以逐步缓解以至根本改变农民收入增幅下降特别是部分农民收入水平下降的状况，使占全国2/3人口的农村这个大头稳定下来。
其四，贪污腐败之风盛行，是当前危及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最严重的问题。通过种种措施惩治腐败是保证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环节。主要的措施一是进一步实现政企分开，在国有企业中切实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和实行有效的激励制度，在政府投资和采购中实行公开的招标制度，在干部录用和使用中实行公开的考试制度和竞争上岗制度，健全立法制度和实行公正的司法制度，等等，从制度上切断贪污腐败根源。二是大力提高各类人员包括行政和业务在内所有人员的素质，增强人们抵御腐败影响的能力。三是进一步加大打击腐败现象的力度，使得贪污腐败分子无处藏身。
此外，就当前的国际形势看，我们仍然可以赢得一个相当长的国际和平环境。这无疑是中国21世纪初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所必需的国际环境。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尽管21世纪初叶中国在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方面存在很多困难，中国经济的走势仍将是持续快速发展。对21世纪初叶中国经济形势作悲观估计是缺乏根据的。
标签：经济增长率论文; 中国统计年鉴论文; 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经济日报论文; 经济学论文; 科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