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星戴月守乡土 躬耕不辍写春秋
——西南边疆语言与文化专家访谈录之“蒙元耀专访”
李秀华1（问），蒙元耀2（答）
（1.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081；2.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 530006）
摘 要： 蒙元耀教授长期致力于壮族语言文化研究，在壮汉同源词研究、词典编纂、母语传承、古籍整理等方面成果颇丰。其开阔的学术视野、精细的研究方法、严谨的治学态度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民族使命感，令人敬佩。
关键词： 侗台语；同源词；词典编纂；母语传承；古籍整理
蒙元耀，男，壮族，1955年生于广西马山县。1982年7月毕业于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获学士学位。毕业后任职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从事民族语言文字和文化研究工作，曾任区民语委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等职。1998年7月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02年毕业于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院，获博士学位，后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为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广西高校重点学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带头人，财政部、教育部重点扶植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壮语言文学）特色专业负责人,中国少数双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广西民族大学壮侗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广西语言学会副会长，广西少数民族语文学会副会长，广西骆越研究会副会长等。研究方向为壮侗语族语言研究及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项，国际合作项目3项，自治区政府壮学丛书重点项目1项，省部级（含厅局级）项目6项；2001年至今出版多部专著，主要有《壮语常见植物的命名与分类》《壮汉语同源词研究》《壮语熟语》《生生不息的传承：孝与壮族行孝歌之研究》《远古的追忆：壮族创世神话古歌研究》、《壮族伦理道德传扬歌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主要有《论壮汉语s-与t-的对应》《论汉壮语k-、k‘-与r-的对应》《从判断词看壮汉语的关系》《西江流域的语言分布》《论壮语数词“一”》《汉语古无舌上音规律在壮语中的表现》《壮语词义研究与词典编撰》《壮泰词义比较研究》《壮语植物名称的结构与分类特点》《药用植物壮名的文化内涵探析》《壮语-aw韵字研究》等。
李： 尊敬的蒙老师，您好！很荣幸您接受我的专访。我非常敬佩您在民族语言文化研究尤其是壮侗语族语言研究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从您的简历看，您在大学毕业后就投入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的相关工作，您能否结合成长经历给我们谈谈您是如何与语言研究结缘的呢？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可知，导向机构的四个导向轮在阶段3始终与轨道保持接触状态，弹簧形变量保持不变，弹簧对导向机构的作用反力恒定，移动车体在阶段3可以保持稳定运行。
蒙： 这得从1982年说起。当时我面临毕业，要写毕业论文，又要忙于复习准备考研。有个同学建议我写一篇壮语方面的文章，既能节省时间，又容易取得好成绩。于是我写了一篇《浅论“夹壮”成因》的文章，交给指导老师。指导老师是北京人，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的研究生，原准备分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语言研究所研究瑶语的。由于广西瑶族人口多，广西也很需要瑶语的调查研究人才，于是她来到了广西民族学院任职。指导老师看完论文后找我谈话。她说：“听说你要考研，想考哪个方向？”我告诉她，自己打算考古代汉语专业。老师笑着说：“古汉语研究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你搞古代汉语没有太多的优势。但是，你古代汉语基础好，转来做民族语，你将会很有优势。”她还用田忌赛马的故事启发我、激励我。可以说，指导老师是我入行的引路人。
大学毕业后，我和覃晓航一起分配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工作。我们就这样上了这条船。谁知道一上去就下不来了。因为发觉这里头有我们熟悉和感兴趣的东西，我们做起来顺风顺水、得心应手。当时我们两人在纳闷，古人编一本《说文解字》就能用几千年，那我们壮族的《说文解字》在哪里呢？为什么我们不尝试去编一本？不论别人怎么看待这个行业，当时我们觉得做壮语研究是有学术价值的。说是历史责任也好，文化责任也罢，入行之初我们就有想做一番事业的心思。有人戏称我们是“自觉者”。的确，我和覃晓航都不是被动去做这个工作。我们学过语言学，又是壮族出身，入行时就实实在在做这个工作，所谓有缘就在这里了。入行以后，我们无意中就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工作职责、民族文化责任感结合起来。后来覃晓航去了中央民族学院读研究生并留校任教，自然也是继续从事民族语言研究的。而我则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了广西民语委研究室的副主任。
李： 是的，那广泛的收集材料就离不开长期的田野调查了，对吧？就我所知，您调查研究了许多语言点。您在田野调查中一定有很多感触吧，能否跟我们分享您多年的田野调查经验与心得？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蒙： 下一步我还是继续做老本行的工作。一是继续收集和整理古籍材料，修订《古壮字字典》。二是扩编《壮语熟语》，原来那本容量小了，我还有很多语料没来得及收进去。目前我们收录18000多条熟语，即将形成语料库。三是编一本壮语的参考语法，就做我家乡那个点。另外，还有两个国家课题要做，一个是关于骆越语言的研究，主要从同源词的角度去观察与探究，做同语支的语言比较；另一个是韦树关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课题“南方少数民族类汉字及其文献保护与传承研究”，我负责其中一个子课题“广西少数民族类汉字及其文献保护与传承研究”，2021年要结题。做这些事情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估计近段我得忙这些工作了。
③车载指挥决策支持系统。指挥决策支持系统是在指挥所中移植和部署江苏省防汛防旱指挥系统，使得指挥所具备省防汛防旱指挥中心的功能，实现与省指挥中心的高效联动。系统集成现代信息通信、互联网应用服务、信息化平台开发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基于SOA（面向服务的软件体系结构）架构，融合 Web Services、基于对象的组件技术等最新软件开发技术，构建基于J2EE平台下的B/S系统框架结构，采用多层体系结构，提供一个具有良好伸缩性、可扩充的集成应用系统平台，具有良好的实用性、开放性、可扩展性，平台界面友好，操作简便，易于升级和维护。
完成年度公益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资金合规性审核。对24个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省份的县级国有管理单位及其所属单位申报的2013年度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项目，从项目范围、项目类别、维修养护内容、维修养护经费等方面进行合规性审核，涉及承担防洪、排涝、抗旱、灌溉等公益性任务的水库、水闸、堤防、控导工程、泵站、淤地坝等6类工程6 000多个项目。
要达到这个高度就必须拥有资料，有了资料才能谈下一步的研究。我的好几本书都是备料很久了才弄出来的。当然广泛地收集资料，不是说你拿一个大麻袋去装就完了。所以就有了第二点，研究目标要明确。收集资料不能漫无边际，自己得有明确目标，需要有相应的方向，分门别类寻找自己想要的资料。只有这么做，才能对某个具体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就如目标是要编一本详备的词典、写一本好的语法书等等，有的人要追求新理论，要追求与众不同。追来追去就忘记自己当初的出发点在哪里了。我主张宁可要一个成熟的理论来依葫芦画瓢，也不要东一榔头西一锤子，仅三分钟热情。比如看到有人得了奖，自己心痒就跟着去弄弄同类题材；有人拿到了国家项目，自己又去跟风一下。这是不行的。做学术要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和持久的热情，不然想出点成绩是很难的。
蒙： 影响非常大，可以说是终生受用。出去留学，说来也是一种缘分。当时我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工作了十多年，我一直想着自己该充一充电了，原本打算去中央民族大学跟梁庭望先生学习。但在1994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院的贺大卫教授来广西调研，我和广西民族古籍办的罗宾老师接待他。第二年他又来，我陪他去田野点，并告诉他下次再来我可能没法接待他了。因为我想报考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去充实一下自己。没想到他回去之后寄了一封信函给我，让我把这些年来的科研成果寄给他。当他看完我寄去的十多篇论文后相当满意，邀请我去墨尔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很高兴，有种打瞌睡碰上枕头的感觉。后来他给我办理了墨尔本大学的海外留学生奖学金，是双份的，一份是学费，一份是伙食费。当时领双份奖学金的情况很少。1998年7月，把手头的工作交接后我就离开了工作16年的岗位，然后去了澳洲。
李： 这么说，任何学科和领域都需要国际交流与合作，语言学也不例外。据了解，您在20世纪90年代就到澳洲留学，这些国际交流与学习的经历对您的学术生涯有影响吗？
《壮汉英词典》是在1993年编撰的，当时戴庆厦先生和钟廷雄先生把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的专家带到广西，戴先生说他们有项目，可以一起合作。碰巧当时我在构思一本解释性的字典，吸取之前的教训，不能做单语词典，还是要走双语的路子。于是我提出做这个项目，对方则表态，既然有壮语和汉语，干脆加上英语。这么一来，跟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的思路就合拍了。
到了澳洲，我兼职做贺教授科研工作的助理，记音、翻译等活计我都做，省掉了他很多时间和精力，他非常高兴，把我当成一本活字典，遇到什么壮语问题就让我解释。我在澳洲读书不需要天天去听课，导师给我开列了一堆书目，让我系统阅读。那些书有汉文、英文等等，看不懂就借助字典去琢磨它的篇章结构、内容提要、行文思路。读书后要写相应的读书报告，跟导师汇报交流，把阅读文献得到的启发、产生的疑惑以及意见提出来。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本《亚洲的蔬菜》，是英文书，它罗列了亚洲各种各样的蔬菜，我后来研究壮语植物就深受它的启发。贺教授还让我细读《广西石灰岩石山植物图谱》《中国稻作农业史》。他说要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植物，他认为植物文化知识很有用，但少有人关注，我做这个课题会比较合适。在他的指导下，我读了语言学、民族植物学、农业史、医药史等方面的相关书籍，并决定要走学科交叉道路，把民族植物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做壮语的植物名称研究。壮族对植物的命名和分类确实有自己的独特方法。植物可以分为十几个大类，如：菌菇类、草类、藤类、果类、花类、蔬菜类、豆类、粮食类、树木类、竹类、药材类等等，每一大类下还细分为不同的小类或品种。常见的植物都有自己的壮名，其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知识。后来我以《壮语常见植物的命名与分类》为题目，撰写自己的学位论文。
在澳洲留学（含博士后）的那七年半里，我体会最深的有两个。第一，西方人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们的问题意识很强，总喜欢提出问题，并且把问题系列化。我在那边读的最后一本书是贺教授给的英文版《资本论》。开始我很纳闷，翻了翻就放过一旁。后来一想，导师可能另有意思。于是一面翻阅一面思考，最后想通了。《资本论》是分析什么的？分析剥削，这就是它的问题。剥削怎么产生呢？马克思是从商品着眼。商品在社会经济活动里属很小的问题。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由此引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概念。剩余劳动产生剩余价值，资本家就是让劳动者超出必要劳动时间干活而榨取剩余价值。这么一挖，一系列问题就出来了。几何学也类似。几何学研究问题是从“点”开始的。点一拉就成了线，线一运动就是面，而面的结构就是立方体。可见西人做学问是喜欢找一个坚实的出发点，再从这个“点”扩展出去，然后系统分析相关问题的来龙去脉。同样，我们做语言研究，必须研究语音。语音的最小单位是音素，音素组合成音节，音节组合成词，词再组合就成了句子，一连串的句子就可以构成段落、篇章。我们正是按这种系统性来研究语言的。第二，要做田野调查。在国内我也经常下乡做田野调查。但跟贺教授去做田野调查就不一样。要研究什么他目标很明确，去田野之前他做个细致的规划，要什么材料，弄清什么问题。到田野之后碰到相关的东西，他要么拍照，要么录音，要么做笔记。比如：拿到别人的方块壮字抄本，旁边有个什么小符号，他都会给一个特写镜头，在笔记本上标记第几页有这么个东西。然后问抄本主人该符号有什么含义。他不仅注意正文部分，连本子里各种细微处他都会关注。田野工作时，他告诉我需要弄清每个方块壮字的音义，及其有关文本的各种信息。调查过程中问题怎么提出，讨论怎样展开，一问一答之间，我在旁边都看到了。这种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对我很有启发。这种田野方法影响到了我后来的研究，也把我原来很多感性的经验升华为理论上的领悟。所以说，这两样学问路数是我最大的收获，让我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走的路。
李：那 这一路走来，您在同源词、常用词等壮语词汇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成果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例如您的《壮语常见植物的命名与分类》《壮汉语同源词研究》《壮语熟语》等深受同行好评，您能否谈谈这其中的体会呢？
腹腔镜手术是在密闭的盆腹腔内进行的治疗,术中使用二氧化碳建立气腹,因为麻醉和手术刺激导致了术后胃肠紊乱。胃肠蠕动恢复受到多方面的影响,通过合理的护理能够让患者术后腹胀情况得到改善,术后尽早让患者排气,有助于胃肠道功能恢复。良好的护理干预需要以患者的生理、心理作为护理关键,尊重患者,确保患者安全,提供优质护理。
蒙： 一开始入行我就发现自己有词汇方面的优势。因为上大学之前我曾有多年社会底层的生活经历。务过农，当过木匠、泥水匠，期间还跟大队赤脚医生在卫生急救班学习草药、简易医护等知识。这些社会阅历丰富了我的词汇量，让我能把物和名对上号。我对词汇研究感兴趣可能原因就在这里。钻研壮语词汇，编纂辞书等工作很合我口味。壮族植物研究我在澳洲时就做了，但到现今也没有中断收集。遇到有趣的植物，我会拍照并记下它们的名称，随时添加到语料库里。同源词问题的相关研究，现在也还继续进行。《壮汉语同源词研究》是我回国不久就出版了，但备料过程相当漫长。它给我的经验是，对语言问题要长期关注，勤于积累资料。做学问需要拥有自己的资料库，有丰富的语料，研究工作才会得心应手。我注重资料积累，同时也注意提升自身的理论素养。后来发表的几篇文章，就是对同源词问题研究的延续。
致谢 本文研究工作受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创新基地(实验室)开放基金(kfjj20170122)资助.
《壮语熟语》那本就更早些，我一入行就有意识去收集熟语。起因是我们研究室的一位同事找我要熟语条目，我是用卡片写的，给他后我同时还留有一份，后来他的都弄丢了，我才发现自己那时已积累了七百多条，但一直搁着。后来收录到一千多条就出了书，不过容量还是太小，现也还在不断收集和扩展。我在想，现在很多年轻人缺少壮族传统生活的词汇，我把知道的记录下来，方便他们日后查阅。因为这些谚语、格言凝聚着人们的生活经验和处世方式，有很多智慧沉淀在里头。但这些谚语、格言却很难系统调查，询问发音人，他一时半会也想不出来，需要自己平日的留心观察和积累。比如碰到别人有某种事物、某种说法的谚语格言，我马上就记下来，分好类就补充进去卡片库里。
《壮汉语同源词研究》也一样。资料都是长年观察、记录而积累下来的。一开始是从古代汉语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入手，考虑汉语跟壮语的语音对应。顺藤摸瓜，把相关的语料点点滴滴汇集起来，最后才串联成书。
这三本书做得很顺利，但却不是猛一拍脑瓜就写出来的。它们是我常年思考、不断积累的结果。写作过程中我有自己的研究思路，而且资料挖掘也有自己的办法。有人说书中的“同源词”跟考古似的，挖出了很多前辈们遗漏的字。我对这类评论兴趣不大。对我来说，觉得这个东西有价值、值得做，能解释壮语一些古老词汇的音义来由，于是我就去收集和挖掘。如果真有这些评价所说的，那就权当是对我努力工作的一种鼓励和鞭策吧。
李： 壮语和汉语有着长期的历史关系，您做同源词研究时应该有很深体会吧。在语言交流频繁的今天，二者的接触关系更为突出，您是如何看待这两者的关系？
蒙： 噢，这个问题很好，感谢你提出这么个问题。在我的观念里，壮和汉是同源的关系。同源是在东夷这个点上，东夷是汉的主要来源之一，东夷和百越也是一家，这话是吕思勉先生说的。江之北为夷，江之南为越。越可以说自己是夷，夷不说自己是越。夷是个上位概念，如山东人就不说自己是越。蒙文通先生把山东半岛到河内这一带的古人叫海岱集团，即东边的夷人，岱就是夷的古读音。从秦始皇用兵岭南后，壮乡大地直接接受中央政府管理。汉代时壮族地区开始办学校。于是岭南地区就有了双语教育。少数民族的人要进仕途、要做生意，就得学汉语，人们打心里也以为懂汉语汉文才叫有文墨。在这个背景下，壮和汉就有了同源加接触的关系。一开始是同源，然后分化，又再接触、叠加。汉语是强势语言，在语言方面，它输出的多。壮语是接收的多，输出的较少。很自然，汉语没有的东西，它才接收。比如田峒的“峒”、山弄的“弄”，汉语没有这些概念，所以就吸收了壮语的说法。汉语方言吸收的少数民族词语就稍多一些，比如粤语为什么有ha1koŋ1（虾公），没有ha1na4（虾乸）？这是因为壮语的虾就叫 kuŋ5，人们就用“公”来记音，可见 ha1koŋ1（虾公）是一个壮粤合璧词，koŋ1就是记 kuŋ5（虾）的壮音。粤语说的kop7na4“蛤乸”、fu3mɐk7tshoi5“苦脉菜”也是壮粤合璧词。这是壮语词汇对汉语方言的影响。语法方面“你走先”的说法，也是壮侗语法对汉语方言的影响。典型的是平话、粤语的元音有长短对立，其他汉语方言则没有。这是壮侗语有长短元音对立的影响。如果留意，也会发觉汉语方言里有内爆音[ˀb][ˀd]，这也是壮侗语留下的底层影响。我曾经提到副词teːm1“添”，如kɯn1waːn3teːm1“吃碗添”（再吃一碗），这类副词后置现象，也残留在吴、赣方言里。这些都是过去百越人生活过的地方，语言残留可以视为百越人转用汉语而留下来的底层现象，也可以看成是双语接触产生的结果。研究这些问题都离不开语言接触机制的研究，仔细挖掘就会发现它们是有历史层次的。目前我们国家正强调语言和谐、语言共同繁荣。作为强势语言，汉语英语在学校教育里得到充分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则一而再、再而三地遭遇萎缩，使用领域越来越小。假如年轻人不愿说自己的母语了，这些语言很快就会在我们的眼前消失。我们做壮汉语关系研究、做壮汉双语教育，为的就是把壮族的语言文化传承下去，老祖宗留下的优秀文化财富不能到我们这一代就断了。
李： 这些年来，国家也渐渐重视双语教育并提倡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您关注双语教育与母语文化传承，您认为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在当前利好的民族政策下该如何推动与发展呢？
蒙： 光是大政策好还不行，民族地区主要是缺乏足够的财力。每次人大开会，我都关注教育部谈教师的待遇问题。根据我在外边的经验和我走过的地方，我发觉民族地区跟别人差距太大。我在加拿大了解到，阿尔伯塔省每年拨14个亿加元给255所双语学校（包括印第安、因纽特等少数民族）做双语教育，这些经费包括校舍建设、教师福利等。另外，我们培养学生不能跟社会脱节，这关乎顶层设计的问题。政府要破解这个难关，首先得用现有的经费搞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人才培养出来要往少数民族地区输送。这些民族干部得到使用后，不论是当干部、当医生，都可以直接跟老百姓沟通；当教师的就能直接实施双语教育，少数民族的小孩就会得到两种语言文化的熏陶。其次，提高双语师资的待遇。年轻人愿意当老师，政府才有挑选人才的余地，现在我们别说从事双语教育，稍有机会的人都不乐意到农村去当老师。农村教师社会福利太低，没有吸引力。年轻人宁愿外出务工也不愿意到民族地区农村从教。长期下去我们的民族教育事业岂不是要坍塌了？因此，这不是一两个政策的问题，这是社会长久和谐发展的大问题。教师要怎么培养？学校怎么建设？教材怎么编制？学生的培养机制又是什么？我们培养了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出来，他们要往哪个领域去发挥才干？他们在什么地方用得着民族语文？这些都需要通盘考虑的。推动双语教育，需要一个长期有效的机制，这是一个社会管理的系统工程。要有意识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留得下、用得上的那些人才。要知道，双语教育在传承民族语言文化、开发儿童智力、培养多语民族人才、保护少数民族权益、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都有不可取代的作用。
李： 通过您已见刊的论文与著作来看，您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除了壮语语音词汇、母语传承研究以外，您还对壮族古籍和古文字资料进行整理研究，著有《生生不息的传承：孝与壮族行孝歌之研究》《远古的追忆：壮族创世神话古歌研究》《壮族伦理道德传扬歌研究（上、下）》等著作，还跟导师贺大卫先生合作有《唱汉王》《贼歌》等。您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在学术研究方向上做出这样的调整与转变呢？能否介绍一下这些年来您从事壮族古籍研究的情况？
蒙： 其实我没有调整研究方向，因为我没有把词汇研究和古籍整理截然分开，它们都是相辅相成的。我做古籍整理有三个用意：第一，古籍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载体。把优秀的民族文化整理出来，别人才知道我们都有些什么文化传统。比如《布洛陀经诗》《古壮字字典》等一出版，别人就认可壮族是有传统文字的民族。第二，我把整理古籍资料当成是词汇研究、挖掘词源的路径。古籍文献里有大量的字词可挑选出来用于字典词典编纂。在文献整理注释的过程里，我都保持着收集词汇和例句的习惯。第三，透过这些古籍文献的再造，传承我们的民族文化。古籍里除了记录着各种古老词汇，还有各种历史文化、医药保健和风俗习惯等知识。在古籍整理过程中，我有很多收获，最深刻的体会莫过于领悟壮族祖先的智慧了。我说这话是做传扬歌和创世神话古歌之后的感受。“传扬歌”里唱的是什么呢？唱的是富有富的活法，不能欺负、压迫别人；穷有穷的骨气，不能去偷摸去抢劫；唱的是要珍惜生命，维护社会稳定……里头都是教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孝敬父母长辈，如何对待左邻右舍，如何远离毒品赌博等等，尽是一些人生经验和为人处世的道理。我们现在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各种公益广告的家国情怀，传扬歌里也有谈到的，它所站的理论高度不亚于现在的社会学家、伦理学家。人们不懂壮语就很难懂这些方块壮字，即使懂壮语也未必理解这些文献的精神实质，更不了解古人为什么要如此表达这些内容和文化精神。整理这些古籍，我就感觉里头的知识非常宝贵。通过古籍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我希望更多人了解壮族。因为壮族有很多有价值的传统文献，只不过它未被挖掘而已。也希望能让我们自己的后辈接受这些传统道德的熏陶。所以我觉得这项工作很有意义。
李： 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就认为您走的是语言精细化研究的路子，您认同吗？能结合您的研究谈谈有什么研究方法吗？
式中c1表示局部学习因子,c2表示全局学习因子,r1和r2表示0到1之间的随机数,表示第i个粒子的个体极值,GBest表示整个粒子群的全局极值,ωt表示自适应惯性权重,ωmax和ωmin分别表示惯性权重的最大和最小值,P和Pmax分别表示当前迭代次数和最大迭代次数,取最大迭代次数时的结果为最终定位结果。
蒙： 编字典词典，整理古籍，本来就必须得一个字、一个词去挖掘，每个义项、每个例句都要甄别，能不精细吗？工作性质注定我只能往精细的路数走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同这一说法。因为做词义分析不精细不行。它不像语音、语法可以归纳出规律性和系统性。编纂词典时，每个词的义项就只能一个个例句去分析，把各种用法落实到每个义项，粗糙一点就会有遗漏。做古籍整理，就需要四对照、五对照，反复地确认、推敲，必须落实每个字的读音和字义。所以，我还不好意思说对得起这个精细化研究，我做得还不够精细，不少地方还存在粗糙现象。
至于研究方法，我倒没有什么创新。我在想，既然要做研究，那么就得具备这两点：一是广泛收集资料。资料是基础，不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看古籍里开天辟地的神话、家喻户晓的十月怀胎歌，都是我们教育后代的名篇。那这些故事反映的民族性格是什么？它背后的深层文化又是什么？作为一个稻作民族，祖祖辈辈开辟的田庄、山塘、水库留给了我们这些后辈，享受这些遗产的同时，我们如何回报祖宗的开创之功，父母的养育之恩？
《壮语词典》是1990年出版的，这本小词典算是一个尝试。因为当时目的是想编一本单语字典，用壮语解释壮语，后来发现难度太大。因为我们没有规范的术语，解释起词目来不容易。这本词典当时虽然获得国家民委二等奖、广西优秀出版物一等奖，但它只收录了八千多个常用词。从字典角度来说，它的容量不大。不过这种用壮语解释壮语的做法，让我积累了经验。
李： 您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工作期间，担任区民语委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等职，参与了《壮汉词汇》《壮语词典》《壮汉英词典》等工具书的编撰与修订，这些词典在壮文工作方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您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蒙： 离开田野调查，民族语言的研究是做不好的。多年的田野调查，让我有这么几点体会。第一，要有必备的专业技能。我这里主要指的是记音这个基本功。记音是语言田野调查的必要手段，是民族语言研究的第一步。如果连用什么符号去记什么音都不掌握，就不用谈分析了，这叫根本就不入门。能记音才能辨音，不仅能记音，还需要把音记准。记不准拿回来就是一堆废料，用不了。就比如某人想当个屠夫，可连刀都不懂得怎么下，骨头都不懂怎么剔，那他能有猪肉卖吗？所以，连基本功都没有，去做田野就难了。当然现在的辅助手段多，如摄像、录音能把别人念的、唱的都记下来，但终归研究者还得把它从声音变成文字，它不能自动生成音标的。第二，要有善于跟人沟通的能力。我们所接触的发音人或材料提供者大多是很朴实很真诚的。跟他们打交道，就必须懂得尊重人家。与人交流得察言观色，人家都不高兴了，就不要为了目的而穷追猛问。我们真诚尊重别人，人家才愿意跟我们配合，乐意把材料提供出来。第三，必须实事求是。田野调查最忌讳的就是拼凑或捏造材料，尤其是把几个文本拼凑起来的做法是很不地道的。从语言的角度看，是什么就记什么，从材料的角度看，有多少就收集多少，分析多少，不能人为地编造材料或添油加醋。第四，就是要尽量做得细致一点。我跟贺大卫教授学习，就是接受这种学术训练。我发现他总是一个个问题细细地问出个子丑寅卯来。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在他那里却不寻常，比如壮语的“黑”有dam1和foːn4两个，他问这两个有什么区别，我说前者是纯黑，后者是灰黑，他说那就不是完全一样了。这些细微的差别他都要记录下来。毕竟田野调查不是随即可去的，有时好不容易才能下去一趟，遇到问题就需要在当地解决，实在不行才又当别论。调查工作细致了，材料做得精细了，就容易发现深层的东西。
(2) 利用区外来电和核电参与辅助服务,而不只是参与分摊补偿辅助服务费用。目前区外来电和核电地位特殊,只分摊其他电源提供的辅助服务费用,且分摊额偏低,本身并不提供辅助服务。应该对区外来电和核电提供辅助服务进行技术经济研究,条件成熟时使其也成为辅助服务资源。规划中未来的区外新能源电力的打捆输送可视为打捆的火电为打捆的风电提供了一定的辅助服务。
李： 蒙老师，在民族语言文化研究领域里，您已取得了不少成绩，近期您有什么研究目标？可否谈谈您下一步的打算？
蒙： 毕业后，我到广西民语委研究室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参与编写《汉壮词汇》这本词典。它出版后获得了1987年广西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接着是修订《壮汉词汇》，1983年完成，1984年出版。这两本词典不一样，《汉壮词汇》是以汉语为条目，对应着翻译壮语，而《壮汉词汇》是以壮语为条目，用汉语对应解释壮语。1983年修订的《壮汉词汇》是在1958年版的基础上去充实完善的。因为20世纪80年代重新恢复壮文工作，这些活又得以捡了起来。修订《汉壮词汇》时，有好多老前辈在埋头苦干，我就在旁边打下手，后来就渐渐熟悉了辞典工作的流程。修订《壮汉词汇》时，我跟覃晓航从工具书、报纸等各种读物中寻找尚未收录的词来充实词典。通过一段时间的人工检索，我们两人各贡献了两千多条词目补充到词典里。这个过程对我很有好处。一来我更加熟悉已有的18000多词条（1958年版本的）；二来通过大量阅读，我的词汇量也增加了很多。所以经常有人问我，怎么会掌握那么多的词，其实还真得益于那时不断翻阅资料。再加上后来多次做田野作业，东捡一点西捡一点，词汇量就这么积累起来。
李： 您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能将自己的兴趣和事业融为一体，这非常难得。除了潜心学术研究，您还兼顾教书育人，目前有部分学生、青年研究者对民族语的学习与研究患得患失，您能否给有志于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却又犹豫不决的年轻人提一些建议呢？
蒙： 这种患得患失的现象，哪个时代都会出现。我们入行那时就有。过去把77、78级的大学生称为“天之骄子”。我毕业后进壮文这个门，就有人觉得屈才了，似乎有这个学历不走行政的路子就干不了高大上的事情。但这么多年来我依然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也坚信自己能做什么。所以我想，如果有意从事民族语言研究，就需要有这么几点意识：
党的十六大以来，安徽省水利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完善水利发展思路，逐步探索和形成了“水利安徽”战略体系，走出了一条符合安徽水情的改革发展之路。10年来，全省重点水利工程建设突飞猛进，防灾减灾工程体系逐步完善，水利基础保障能力大幅度提升，人民群众受益度显著提高。年度水利基建投资由2002年37亿元增加到2011年83.8亿元，迈上了前所未有的高位平台。
第一，培养学习兴趣和民族感情。兴趣是一种感情，它可以培养出来的。在过去，很多研究民族语的前辈都是汉族，但他们是在学习和研究这些民族语言的过程里培养了浓厚的感情，最后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不论哪个民族、哪种语言，它们没有贵贱之分，都是平等的，因为每种语言里都蕴含着它独特的思维习惯、认知方式和文学艺术等文化内涵，就看如何挖掘了。你看，广西的南宁精神是“能帮就帮”，它立足的就是广西这块土地上各民族纯朴与友善的性格特点。所以，既然入门了就要好好下功夫，民族语言文化研究的空白点太多，能把一个点研究透了就是一种贡献。当然，人的能力有限，初学的人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扛得起的课题来做。一种语言那么多的内容，假如一个都不感兴趣，那只能说是“马尾捆豆腐——提不起”了。如果能找准自己的兴趣点，少数民族语言的东西研究起来会是有滋有味的，尤其是现在有数码相机和手机，随时随地都可以拍摄资料，可以说是“处处留心皆学问”。
建筑企业要想在复杂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首先要提高企业自身的综合素质。综合素质的提高对建筑企业能否在市场中立足至关重要。综合素质的高低是一个企业的面貌体现，是能否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体现。如建筑企业综合素质较低，就无法对市场需求与走向进行理性分析与研究，导致逐渐被市场所淘汰或者摒弃。所以，建筑企业应该加强工程施工管理模式的创新，只有创新的理念才是提升企业综合素质的基础与保障。
第二，做民族工作需有文化自觉意识。我们国家讲文化自信，没有文化自觉，哪里来文化自信。要有文化自信，首先要自觉地去了解自己民族语言里有什么样的文化内容和特点，有何优缺点，才能做到知彼知己。所以，有文化自觉才能谈文化自信，对自己所学所做的没有自信，就容易患得患失了。
第三，要有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不管是哪个时代、哪个领域，有生存危机就有生存机会。既然是一种机会，它就不会很均衡，就看能不能抓得住。我们不能老去抱怨社会没有相应的条件，而要先问问自己能为社会创造什么样的价值。我们暂且不说那些高科技的飞机、火箭或电脑，那需要更复杂的专门知识。就文科生而言，我们能为社会做点什么呢？我们可以提供思想和文化知识。只有认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和社会责任，趁着现在社会环境好，国家重视民族工作，我们就应该努力练好一身本领，明确目标后坚持钻研，十年八年后就是一个专门人才。
最后，我非常希望年轻人有甘于奉献的精神，把兴趣建立在国家、社会的需要之上，最好能将个人兴趣、民族使命与国家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同时要扬长避短，注意平日语料的积累，踏实打好基础，尽快成长起来，把研究民族语言文化作为终身的学术追求。
导入环节：教师可请学生打一谚语：形容在一个地方两个强者不能相容。在热烈的气氛中，学生齐声说出答案“一山不容二虎”。随后，教师进一步抛疑：是什么原因？学生甲说：“是由于食物不充足导致。”学生乙说：“是由于能量供应出了问题。”教师可留出悬念，在上完新课后再评价。
李： 好的。谢谢蒙老师，感谢您对晚辈们寄予厚望。您的这份访谈将会鼓舞更多的年轻人不忘初心，认准方向，砥砺前进。
Sparing No Effort to Study Native Culture:An Interview with Meng Yuanyao——One of the Interviews with Southwest Border Language and Culture Experts
LI Xiuhua1(Q),MENG Yuanyao2(A)
(1.Department of Minority Language and Literature,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081;2.College of Liberal Arts,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Nanning,530006,China)
Abstract: Professor Meng Yuanyao has been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Zhuang language and culture for a long time.He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and Zhuang paronyms,lexicographical compilation,mother tongue inheritance and collation of ancient books.Its open academic vision,sophisticated research methods,rigorous academic attitude,strong sense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national mission are admirable.
Key words: Dong-Tai language;paronyms;lexicography;mother tongue inheritance;collation of ancient books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233（2019）02-0042-07
收稿日期： 2019-6-25
作者简介： 蒙元耀(1955～)，男，壮族，广西马山人，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李秀华（1986～），女，壮族，广西靖西人，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2017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黄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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