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团队创业精神的差异:基于企业所有权的比较研究_企业家精神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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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最初始于个体层次,Miller(1983)较早将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上升到公司层次,并提出公司企业家精神的三维度学说:创新、积极进取和冒险性;[1]Lumpkin和Dess(1996)在Miller的三维度基础上,把公司企业家精神扩展到了五个维度:自治性、创新性、冒险性、先动性和竞争侵略性;[2]Morris等(1998)认为创业的本质需要从创新、承担风险、超前认知和行动维度来把握。[3]

团队层次企业家精神研究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个基本视角:一是一般意义的团队企业家精神,如跨功能团队的企业家精神,[4~6]二是针对那些处于企业内部中高层位置,对重大经营管理问题起决策功能的核心创业团队。[7~9]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既不同于此前关注的个体企业家精神,也不同于公司企业家精神。如何让小企业在规模不断扩张的同时,延续、传承甚至强化创业之初的团队企业家精神是推动小企业“基业长青”的关键所在。通过创业团队成员间分享认知和协作行动,来创造性地识别、开发和利用创业机会,推进企业的快速成长和发展是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的具体表现。

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以个体企业家精神为基础,同时又是公司企业家精神的基础,我们可以从四个维度对此加以衡量,即集体创新、协作进取、分享认知和共担风险。[9]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是:为什么我国近年来不同所有制企业成长速度以及成长绩效会迥然不同?在国际竞争国内化和国内竞争国际化两种趋势并存的21世纪,是不是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上呈现出明显差异,并且这种差异将会影响到企业的成长性绩效呢?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一)集体创新

Martin Falk(2008)对欧洲12个国家的28000家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外资企业比本土企业更具有创新性,这种现象在新加入的欧盟成员国里更加明显,而且在新加入的欧盟成员国里,外资企业对市场新奇度、新产品的流通具有积极和重要的作用;[10]Battaggion和Tajoli(1999)通过对意大利企业的研究发现,资金越充足、规模越大的企业更偏爱创新,而无限责任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没有分离)是缺少创新的,由于资金匮乏,而且许多中小企业不愿意一直忍受债权人控制,进而放弃了创新计划;[11]Erming Xu和Han Zhang(2008)通过调查石化、医药、机械、电子、通讯等5大行业中541家上市公司2000-2005年的所有权结构与创新方式以及模型的关系发现,不同的所有权结构会有着不同的创新策略选择,在中国的转型经济下,政府作为大股东,有时候会改变创新策略的方向。在国有股占优的情况下,企业会偏向于流程创新,而在公众股占优的情况下,企业则会偏向于产品创新;[12]Haiyang Li等(2001)的研究则发现,产品创新策略的实施需要同时考虑以环境和关系为基础的战略因素影响。[13]据此,我们提出:

假设1: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创业团队在集体创新维度上存在差异。

(二)协作进取

高层管理团队的组成特征包括年龄、教育背景、任期、专业背景、社会地位等,它被认为是高层管理者特殊的经验、价值观念和性格等特质的“反射镜”,并会影响整个团队的创造力和创新力,对组织革新、企业战略及组织绩效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14]不同企业的高层管理团队组成特征上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异。Abby和Nicholas(200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附属企业着重强调部门协作,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它强调“团队间”,而独立自主企业则着重强调“员工的创新力”;[15]Claudio(2007)对俄罗斯纺织行业进行研究发现,虽然普遍认为外部所有权能有效地重组企业,但通过伊凡诺沃的纺织行业的研究发现,控股公司在市场策略和生产组织上改变很少,依靠传统的苏联管理方式阻碍了重组并破坏了管理者和新的所有者之间的协作,得到案例支持的结果表明,要成功重组需要克服苏联式的人事和生产管理问题;[16]陈佳贵等(2001)指出,在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企业里,企业的董事会决策职能和经理阶层执行职能并不能真正分离,政府作为大股东代表,主要表现为其对经营管理人员的任命权、对企业重大决策的审批权和对经营管理者的经营活动的外部监督约束权;而家族主导型治理模式的企业虽然逐渐走向正规化,但企业决策仍是以企业家个人决策方式为主,并且董事会成员、经营管理人员的来源具有封闭性和家族化的特征。[17]据此,我们提出:

假设2: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创业团队在协作进取维度上存在差异。

(三)分享认知

不同国籍的人们在分享价值观、认知以及行为表现时,能够和其他文化区别开来,[18]在工作价值观[19]和管理态度[18]上也会存在差异。Peng等(2004)通过对中国不同所有制企业进行研究后发现,不同所有制企业会导致不同的管理见解,由宏观和微观基础而引起的思想上的差异能够造成管理认知存在很大差别;[20]Erming Xu和Han Zhang(2008)基于信息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和知识管理理论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行研究发现,在知识的吸收和开发上,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在知识的创新策略上进行决策时需要考虑企业的所有制性质。[21]团队成员不同的先前知识以及个性特征等,对创业团队的分享认知水平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创业团队成员的差异也会影响到团队内部的交流,而这种交流通过利用不同成员的经验、知识和个性等,来创造性识别市场机会和制定企业战略决策。据此,我们提出:

假设3: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创业团队在分享认知维度上存在差异。

(四)共担风险

Amihud和Lev(1981)认为,由于管理者的人力资本在公司特殊风险下不具有多样性,因此,相对于股东来说,他们更抵制风险;[22]Saunders等(1980)通过调查银行业所有制结构与风险承担的关系后发现,风险承担与银行的经理控制存在负相关关系;[23]Peng等(2004)在分析中国企业所有制结构与战略组合之间的关系时发现,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倾向于采用防卫性和试探性的战略,而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外资企业则采用介于防卫性和试探性战略之间的分析导向战略;[20]李乾文(2007)则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国有控股企业与民营企业、外资控股企业间在风险承担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性。[24]据此,我们提出:

假设4: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创业团队在共担风险维度上存在差异。

(五)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与公司绩效

Frese等(1996)对个体企业家精神的研究表明,企业家精神能够影响公司绩效。[25]对于公司企业家精神来说,Zahra和Covin(1995)通过研究得到公司企业家精神与公司绩效正相关;[26]Zahra和Garvis(2000)通过对海外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公司创业精神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7]Wikluud和Shepherd(2005)基于瑞典413家有效问卷调查后发现,总体上,创业导向与绩效正相关;[28]张玉利和李乾文(2006)以组织的探索能力与开发能力为中介力量,认为公司创业导向(超前行动、承担风险)对公司绩效有正向作用。[29]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主要表现为集体创新、协作进取、分享认知以及共担风险等。作为一个独立研究层次,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继承了个体企业家精神的精髓,通过团队内成员的广泛交流与协作,营造组织学习的氛围,促进企业的快速成长和发展。据此,我们提出:

假设5: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四个维度均与公司绩效正相关。

三、研究方案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问卷调查始于2007年7月,历时6个月。调研地区包括北京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山东省、山西省、江西省、广东省、上海市、内蒙古自治区等。问卷调查对象是创业团队的成员,即处于企业中高层职位、有机会参与公司重大问题决策,并分享企业经济性收益的所有成员。问卷采用两种调查方式:一是实地访谈,即由调查人员到符合问卷标准的企业中,请相关管理人员填写,此方式共发放问卷325份,回收问卷310份;二是利用MBA培训班机会,请符合问卷要求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填写问卷,此方式共发放问卷127份,回收问卷126份。两种方式共发放问卷452份,回收436份,由于一部分问卷填写者在企业性质栏中没有选择或选择不符合要求,删除这些无效问卷后,最后得到有效问卷404份,有效回收率为89.38%。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

(二)变量的操作化定义及其衡量

集体创新。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把创新定义为企业家的职能,并认为企业家之所以能成为企业家,并不是因为其拥有资本,而是他拥有创新精神并实际组织了创新;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认为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一个企业全面的创新;Miller(1983)、Lumpkin和Dess(1996)、Morris等(1998)也都将创新作为企业家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选取集体创新作为衡量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的一个维度,主要研究团队成员的集体创新意识。问项采用个人层面的衡量方法,通过被调查者的描述来测度其所处的创业团队中集体创新的氛围和程度,在Lumpkin和Dess以及Morris等关于创新的基础上设计而成的,本部分共设3个测试项。

协作进取。Miller最早提出公司企业家精神的三个维度:创新、积极进取和冒险性。以后对公司企业家精神维度的研究也大多基于这三个维度展开。Covin和Slevin(1991)、[30]Morris等(1998)、Lumpkin和Dess(1996)等学者把进取看作是企业家精神的一个重要维度。因此,我们选取协作进取作为衡量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的一个维度,主要研究团队成员在知识、能力和角色等方面的互补程度,对创业机会的敏感度和采取进攻性的意愿等。问项采用个人层面的衡量方法,受Covin和Slevin以及Lumpkin和Dess关于协作的启发,本部分共设4个测试项。

分享认知。Emeric Solymossy 1998年对美国俄亥俄州东北部370家中小企业进行研究发现,信息交流网络是公司企业家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贺小刚在对国内162家企业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后指出,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以及外部网络关系的建立,政府资本和企业资本的作用已经在下降,而企业家建立和维持企业内部成员关系的能力则显得越来越重要;[31]Morris等(1998)把超前认知和行动作为企业家精神本质的其中一个维度。[3]因此,我们把分享认知作为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的一个维度,它指具有不同先前知识和个性特征的创业团队成员在团队内部能够进行充分的交流,提升对创业机会的警觉性,更加科学地评价创业风险以及创业收益。问项采用个人层面的衡量方法,让被调查者描述其所在团队内新知识、新观点以及经验的分享程度,在Ensley等[32]学者对分享认知的测量上设计而成的,本部分共设3个测试项。

共担风险。我们采纳Miller(1983)、Lumpkin和Dess(1996)、Morris等(1998)、Covin和Slevin(1991)的观点,将共担风险作为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的一个维度。我们把共担风险定义为当企业面临风险或者采取冒险性行动时,创业团队成员能够以一种积极的态度面对,采取共同承担风险的方式以缓解由个体成员独自承担风险所带来的巨大精神压力和经济损失后果。问项采用个人层面的衡量方法,让被调查者描述其所在团队内采取冒险及承担后果的意愿等,是根据Morris等以及Covin和Slevin对共担风险的度量的基础上设计而成的,本部分共设3个测试项。以上所有问项采用Likert5级量表,要求每位被调查者从团队角度进行打分,正向评分,即非常不符合该陈述的选择“1”,非常符合该陈述的选择“5”。

公司绩效。Madu、Kuei和Jaccob(1995)采用销售额成长率、竞争力、获利成长率和市场占有率等指标来测度组织绩效;[33]Delaney和Huselid(1996)对市场绩效的测量上选取销售成长、市场占有率和获利能力三个指标;[34]蒋春燕和赵曙明(2005)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组织绩效的相关分析中,选取销售收入、净利润等指标来衡量组织绩效;[35]王大刚和席酉民(2007)在测量公司绩效上采用销售增长和利润率两个指标。[36]由于研究侧重于考查成长性绩效,因此,问卷从公司销售率、利润增长率和市场竞争力三个方面来度量公司绩效。问项采用主观、个人层面的测量方法,通过被调查者的描述来衡量其所在公司的绩效,本部分采用Likert5级量表,共设3个测试项,每位被调查者从自身角度进行打分,正向评分,即非常不符合该陈述的选择“1”,非常符合该陈述的选择“5”。

样本的信度和效度。信度是指研究工具衡量统计结果的稳定性和一致性。通过对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4个因子以及公司绩效进行Cronbach's α值检验来衡量问项之间的内部一致性(如表2)。根据吴统雄(1992)所列出的信度标准,信度在0.50~0.70之间是可信的(最常见),信度在0.70~0.90之间是很可信的(次常见)。[37]本研究5个变量的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678、0.750、0.713、0.586、0.864,均在吴统雄所建议的可信程度参考范围之内,因此,具有很高的内部一致性。

本研究问卷是在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基础上设计而成的,在团队内对设计题目进行多次讨论,并征求企业家们的意见对问项进行修改,删除表达不清及不合理的问项。在此基础上,选择20家企业86位创业型企业家对问卷进行小范围测试,并根据测试所反馈的信息对个别问项作出进一步的修改,以使问卷更加完善。因此,本问卷具有较高的效度。

控制变量。我们有意识选择企业相对规模、企业绝对规模和企业发展阶段作为控制变量。主要是因为企业相对规模、企业绝对规模和企业发展阶段会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产生影响,而且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企业的规模、发展阶段不同,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均值比较与单因素方差分析

以所有制为分类标准,我们对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不同维度进行均值分析,相关结果如表3。在分享认知维度上,外资企业均值最高(4.1751),其次为民营企业(4.1682),最后为国有企业(4.1543);在协作进取维度上,外资企业得分最高(3.8460),民营企业次之(3.8411),国有企业最低(3.4993);在集体创新维度上,民营企业均值得分最高(3.8676),其次为国有企业(3.8512),外资企业最低(3.7627);在共担风险维度上,由高到低分别为民营企业(3.1815),外资企业(3.0169),国有企业(2.8760)。对以上数据分析发现,在分享认知和集体创新维度上,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均值差别不大,而在协作进取和共担风险维度上,三者的差别较明显。

根据ANOVA分析结果(如表4),在协作进取和共担风险维度上,相伴概率(Sig)分别为0.000、0.008,均小于显著性水平0.05,说明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的协作进取和共担风险维度上的差异较为明显。而在分享认知和集体创新维度上,相伴概率(Sig)分别为0.806、0.735,均大于显著性水平0.05,说明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的分享认知和集体创新维度上的差异不显著。由此可得,假设1和假设3不成立,假设2和假设4成立。

(二)多重方差分析

为了具体说明不同所有制下,企业在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四个维度上存在什么样的差异,我们进行了多重方差分析(如表5)。

可以发现:(1)在协作进取维度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相伴概率(Sig)为0.000,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相伴概率(Sig)为0.010,均小于显著性水平0.05,说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协作进取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进一步支持假设2;(2)在共担风险维度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相伴概率(Sig)为0.002,小于显著性水平0.05,说明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共担风险维度上呈显著性差异,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在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共担风险维度上存在差异,但不显著(Sig>0.05),进一步支持假设4;(3)三类所有制企业在分享认知和集体创新维度上的差异并不显著(Sig>0.05),假设1和假设3没有获得支持。

(三)相关分析

以企业相对规模、企业绝对规模和企业发展阶段作为控制变量,对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分别进行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与公司绩效的相关分析可知:民营企业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的四个维度均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如表6),国有企业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的协作进取和集体创新维度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而分享认知和共担风险维度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不显著(如表7),而在外资企业中,协作进取和共担风险维度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分享认知和集体创新维度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却并不显著(如表8)。据此,假设5获得部分通过。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404份有效问卷调查发现,国内不同所有制企业高层管理团队所表现出来的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主要结论包括:

第一,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共担风险和协作进取维度上存在差异。本文结论与Tan(2001)[38]、李乾文(2007)的研究结果相类似。对于一些国有企业来说,组织结构以及组织氛围束缚了管理人员工作能力和工作积极性的发挥,[39]客观上造成团队成员之间风险、协作意识淡薄。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表现出很强的进取和风险共担倾向,而且多数民营企业实行的是家族式管理,使得团队成员在承担风险和协作意愿上都比较容易获得一致的意见。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引进外资力度的加大以及我国转型背景下的经济环境,外资企业依托先进的技术、科学的管理方法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不同文化背景所带来的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团队成员间协作的不确定性。

第二,不同所有制企业在集体创新和分享认知维度上并不存在差异。无论是何种类型的企业,都会把集体创新放在重要位置,这与近年来高度重视构建自主创新型国家的导向不无关系,而且各省市也纷纷出台措施,大力支持以创新为核心的公司企业家精神培育。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面临更加严峻的竞争环境,不同所有制企业通过团队内的集体创新行为,巧妙利用团队内部成员间的认知性冲突,以推动创新方案的形成,使企业更好地规避风险,抓住创业机会。

第三,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之所以存在差异性,可能与我国经济转型期企业生存环境密切相关。在政府支持力度有限的情况下,一些民营企业面临着行业门槛高、融资困难、税费过重等一些制度性障碍,许多民营企业把创新和适度的冒险行为看作是企业获得发展的重要途径。对于处于成长期或新创期的民营控股企业而言,创新与超前行动必不可少,适当的冒险行为是他们取得相对优势的关键,[24]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报告就曾指出,风险投资者寻求有活力的企业,资助其创业和风险承担活动,特别是在研发和新产品增长方面。虽然团队创业有着许多不可比拟的优势,但有效避免高管团队成员的高流失率仍是一个普遍性问题,[40]如何留住创业元老以及吸收新的创业团队成员对于民营企业的发展来说更为重要。对于国有企业来说,高管团队的集体创新与协作进取维度与公司绩效相关。国有企业主要领导的政府委派机制,以及国有企业经理人员报酬激励效果比较低[41]等客观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高管团队成员间缺乏深入交流意愿和交流机会,在面临风险、认识风险上表现不够积极主动,将会对企业绩效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样在外资企业中,由于受多元文化相互冲突、相互交叉的影响,高管团队成员(尤其是在由来自多个国家的管理人员所组成的高管团队内)之间试图通过集体讨论来形成产品创新、市场创新的长期合作性的努力以及成员间相互沟通交流仍显不足,高管团队分享认知和集体创新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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