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淮阴乡土文化对周恩来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淮阴论文,周恩来论文,乡土论文,试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 G04
淮阴，是一代伟人周恩来的故乡。周恩来在《射阳忆旧》中写道：“生于斯，长于斯，渐习为淮人；耳所闻，目所见，亦无非淮事。”（注：《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第15页。）他在淮阴度过了一生最初的12个春秋。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生长淮阴、熟悉淮事、地地道道的“淮人”，毋庸讳言，周恩来的身上打上了难以销磨的淮阴乡土文化的烙印。
一
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和单元。要研究淮阴乡土文化对周恩来的影响，首先必须对他的家庭及其最亲的一些人进行考察，并作必要的“文化定位”。
周恩来的祖籍是浙江绍兴城，但到周恩来的祖父周骏龙（一名攀龙、起魁，字云门）一辈时，他这一支家族就已离开绍兴。据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秦九凤最新考证，周家于咸丰初年迁居清江浦（今淮阴市城区，时为清河县城），咸丰末年（大约在1860年捻军攻陷清江浦前夕）又为避战乱迁居淮安。（注：秦九凤：《周恩来家世新证》，见《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周攀龙是国学生，江苏候补同知， 曾代理过安东（今涟水）、阜宁、桃源（今泗阳）等县知县，海州直隶州知州。（注：秦九凤：《周恩来家世新证》，见《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1 期。）他逝世时，周恩来还未出世，因此已很难说他对周恩来有多少影响了。
周攀龙生有4个儿子：同治十一年（1872 年）生贻赓（字曼青），十三年（1874年）生贻能（字懋臣，周恩来生父），光绪二年（1876年）生贻奎（字焕臣），光绪四年生贻淦（字簪臣，周恩来过继父）。这兄弟4人长大后，贻赓承父业“在奉天一个衙门里当‘主稿’”， 也算个师爷；贻能“为人忠厚老实，他也学过师爷，但没有学成，只能作小事”。贻奎是个残废人，辗转床篑几十年；贻淦过早夭亡。总起来说，周恩来的父辈也还勉强维持了诗礼簪缨之家的面貌，然而，明显地处于没落的境况。特别是1907年周恩来生母万氏、养母陈氏相继病逝后，周家经常靠借贷、典当维持门面和生计，更呈现一派门衰祚薄之景。
需要强调的是，周恩来父辈的兄弟4人，均在淮安出生或长大。 尽管他们长大后，有2人去学当“绍兴师爷”， 还有意无意地贴上“绍兴人”的标签，但他们毕竟是出生、成长在淮上。因此，从周恩来的父辈起，就已经是淮阴人了。尽管周恩来不止一次地讲，他是浙江人、绍兴人，但那是遵循了中国人不数典忘祖、喜欢强调父系祖籍的传统；他在更多的场合则讲他是淮安人。后来，大概是为了防止引起淮安和绍兴的争议，周恩来干脆来个折衷，称自己是“江浙人”。其实，他魂牵梦绕的浓浓乡情是淮安和清江浦。他慨叹自己“少小离家老大不回”的地方也是淮安和清江浦，因为这里才是塑造他最初文化形象的根。
谈到“家”，还必须研讨一下周恩来在清江浦住了三年多的家。过去的研究者往往只注意研究周恩来淮安的家，这是不全面的，甚至可以说是偏颇的。清江浦，是周恩来生母万氏的娘家。三年多时间里，有一半时间就住在娘家，还有一半时间虽另择屋居住，但是住得很近，几乎无日不往还。俗话说：“外甥多像舅”，这主要是从生理特征上讲的。笔者认为，周恩来不仅在生理特征和天赋条件上以母系遗传为主（他的相貌极像万氏），而且在后天成长上生母万氏对他的早期影响也是最大的。而他在清江浦度过的三年多，是6周岁到接近10周岁， 正是早慧的周恩来启蒙、入世的初始阶段和关键时期。这三年多，周恩来不仅与母舅家一起生活、相处，还经常潜身于他外祖父留下来的大藏书室，遨游于知识的海洋中。（注：《周总理与故乡》，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第1版，第13页。）同时，他以其超乎寻常的好奇心观察着清江浦一切新奇的人和事，充实自己的社会知识。从保存下来的周恩来早期文章看，主要有《射阳忆旧》、《巾帼英雄》两篇篇幅较长的文章记述两淮的人和事，其中《巾帼英雄》是记清江浦的事，而且明言发生时间是在“余九岁，正余幼时家庭极乐之境也”。（注：《周恩来早期文集》（上）第15、22页。）说明此时他的生母万氏、养母陈氏尚未去世，否则何来“家庭极乐之境”？此文中的“九岁”，当是虚龄，即1906年，此时，正住在清江浦。另外，1916年写的很多文章都引用的《评〈咏岳少保祠〉七律》，文中所评的七律诗，也是周恩来在清江浦看到的。清江浦，给他留下了太深的记忆。
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原籍江西南昌（其前辈已居于河北宛平，故有的志书亦称他为宛平人），外祖母张氏夫人则是清江浦人，周的舅父、姨母辈都是在清江浦出生、长大，更是地道的“淮人”。万青选的父亲承紫、伯父承纪早年由宛平到淮上谋生，干幕僚，当师爷。万家卜居清江浦比周家到淮上要早40年以上。经查：万青选生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而他的伯父万承纪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即以附贡生任山阳（今淮安）知县（时万青选尚未出世），道光元年（1821年）署淮安知府，四年任外河同知，次年五月免，八月再任，直至道光八年。万青选的父亲万承紫于道光五年五月接替兄承纪署外河同知，三个月后承纪又接替弟弟任外河同知，而承紫调任中河通判。道光十三年后，承紫又任过外南同知。（注：光绪丙子《清河县志》卷十五，光绪《淮安府志》卷十二、十三。）在黄河北徙前，黄、淮、运交汇地带素称难治，而万承纪、万承紫兄弟能从普通幕僚而晋升到比县知事级别还高的外河同知、中河通判这样的官，可见他们是非常精明能干、善于治水的。万青选似乎比他的父辈更有才气，从咸丰年间由宝应县主簿捐资任清河县知县开始，先后三任清河知县并任过盐城县、安东县和山阳县知县，光绪十八年（1892年）由淮安府同知（专门负责治水）改任里河同知，为官三十多年。万氏的治水家法可谓代有传人，到万青选的子侄辈，仍不乏精于此道者，“其子万立钰（周恩来八舅），精于水利，对乡邦水利多参与，颇有建树，他能通过看水的颜色，测知上游洪水的来水量”。（注：《淮阴市志》（下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第2232页。）然而万家到万立钰这一辈，兄弟十人，“一半在外面，或做师爷或经商；在家的几个，有的泡赌局，有的玩古董，有的逛窑子”，弄得家庭里矛盾百出。（注：庞瑞垠：《早年周恩来》（上），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61页。）万家也呈现一片式微的不祥之兆。
综上所述，无论是周家，还是万家，都是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因此，淮阴的封建“土”文化，是对童年周恩来产生影响的主体（但绝不是唯一）文化层面。
二
每一种地域文化都既有积淀，又有流变，都具有一定的地理特征和时代特征。时代愈是动荡不安，社会变革愈快，其流变就愈迅捷，时代特征也就愈显著。地理环境的变迁亦然。周恩来生活在故乡淮阴之际，淮阴（特别是淮安和清江浦两座城市）呈现着什么样的文化氛围（或曰文化环境）呢？为了准确地揭示淮阴乡土文化对周恩来的影响，必须对其进行“历史复原”。童年周恩来在故乡生活之际，正是清王朝行将倾覆之时，列强的入侵、肆虐，国库的空虚，人民的贫弱，维新变法的失败和民主革命风暴的即将到来，所有这一切，使社会越来越动荡不安，从而加快其变化的速率。而这时期的淮阴更有其特殊的变故，并由此而呈现出地理文化独特的流变形态。
周恩来童年生活的淮安和清江浦，是典型的因交通而兴，因河漕、盐、榷、驿而兴的城市。淮安城位于古邗沟入淮处未口，向来为淮运交汇处的重镇。明清时期，这里不仅是山阳县衙、淮安府衙的所在地，而且是漕运总督的驻节之所。漕运是封建王朝的命脉所系，故明清总漕的地位很高，与封疆大吏相埒，淮安城也因此俨如省会。这里驻有大批理漕官吏和卫漕兵丁，漕船到达这里，要接受总漕的盘查检验。驻在这里的淮北盐运分司，是有名的“肥缺”。官盐商的豪富更无与伦比，他们利用垄断经营聚敛的数以千万、万万计的财富，在淮安城北三里的河下营造很多豪华第宅和近70座园林，（注：王觐宸：《淮安河下志》、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以致区区河下“高堂曲榭，第宅连云”。他们“出则仆从如烟，骏马飞舆，互相矜尚”，入则华筵连宵，歌吹竞艳，挥霍无度。（注：黄钧宰：《金壶浪墨》卷一“钢盐改票”、“河工”。）河下因是淮北盐的集散地而富甲一郡。淮安城西北的板闸，驻有淮安榷关监督及其大小属吏，向往来商船收取关税。而商贾也以淮安驻有众多的肥官豪商，在这里盘桓，淮安遂成为商贾云集、市场繁荣的著名商业都会和三教九流的喧嚣之地。
清江浦位于淮安城西北15公里，其间有河下、板闸、钵池等较大聚落，两城市似断还续。清江浦地跨里运河两岸，是黄河夺淮后，为治河理漕而兴起的城市。清江浦在明代设有工部分司和户部分司，清代设有南河总督署，还先后或同时设有其他官衙不下二三十个。总河的地位与总漕相当，要论“油水”，甚至胜过总漕。清廷每年拨给南河的修防费用多达四五百万两白银，遇有大水决溢还另拨专款，故旧时称治河花费为“水大头”。清江浦一带的居民因此而大多寄食于河、漕。所谓“市廛杂还，浩穰百端，春夏有粮艘之载挽，秋冬有盐引之经通，河防草土之事，四时之中，无日休息。贫民失业，力食致饱，或白手空游而得厚实。民乍富乍贫，日月异趣。主与客相耀，野与市相驱”。（注：光绪丙子《清河县志》卷一。）众多的治河经费，其实“河取其三，官取其七”，因此，河工大小吏员“凡饮食衣服车马玩好之类，莫不斗奇竞巧，务极奢侈”。他们挥霍淫奢，使“脂膏流于街衢”，曾一度造成清江浦的繁华，“街市之繁，食华之富，五方辐辏，肩摩毂击，甚盛也”。（注：黄钧宰：《金壶浪墨》卷一“钢盐改票”、“河工”。）清江浦还是“南船北马”交汇之地，旧时商旅由南而北，都到清江浦舍舟登陆，至清江浦的卫星镇王家营换乘车马；由北而南，则至王家营弃车马，再到清江浦石码头登舟，故石码头旧有“九省通衢”之誉。“若值会试之年，南尽岭外，西则豫章，百道并发，朝于上京，而此为交衢”，往往呈现“日出千车”的盛况。（注：《王家营志》卷三“交通第六”。）清代的淮安和清江浦，已不仅是一方之重镇，更是全国之名城。
关于两淮的繁荣盛况，光绪《淮安府志》有一段精彩简洁的描述：“府城至北关厢，由明季迨国朝，为淮北纲盐顿集之地，任鹾商者皆徽扬高资钜户，役使千夫，商贩辐辏。夏秋之交，西南数省粮艘衔尾入境，皆停泊于城西运河以待盘验，牵挽往来，百货山列。河督开府清江浦，文武厅营星罗棋布，俨然一省会，帮工修埽，无事之岁费辄数百万金，有事则动至千万。与郡治相望于三十里间，榷关居其中，搜刮留滞，所在舟车阗咽。利之所在，百族聚焉”。（注：光绪《淮安府志》卷一。）“市不以夜息，人不以业名，富庶相沿，奢侈成俗”。（注：《续纂山阳县志》卷一。）以至“士有闭蓬户然膏油不入公卿之门，则仆隶笑之；妇人衣不呈质，锦纯绣领过其材；至如清门素士，缟綦椎髻，少与婚对”。（注：光绪丙子《清河县志》卷一。）“惟士人尚能遵俭朴、持节概，耻与豪盛相往还”。（注：光绪《淮安府志》卷一。）
然而，自道光十一年（1831年）陶澍实施淮北纲盐改票后，淮安河下盐商的财路大受影响，有的甚至贫至彻骨，河下遂迅速衰落。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北徙后，中运河水源锐减，运道梗塞，致使河运停顿了10余年，江南漕粮大部由海运北上。黄河北徙后，水上修防任务亦大大减轻。咸丰十年，捻军攻克清江浦，清江浦又惨遭兵火。十一年，清政府裁撤了南河总督，同时把驻节淮安的漕运总督移驻清江浦，且由漕督兼管河务，河务、漕运同时式微。19世纪末，由于近代邮电事业的兴起，两淮往昔繁剧的驿传随之销声匿迹。宣统三年（1911年）津浦铁路通车以后，淮阴“南船北马”的地位一朝丧失。由于这些变故，两淮城市迅速衰落：“自纲盐改票，昔之钜商甲族夷为编氓；河决铜瓦厢，云帆转海，河运单微，贸易衰而物价滋；寇陷清江浦，河员裁而帑金绌，向之铜山金穴湮为土灰，百事罢废，生计萧然。……暨时事迁移，重之以兵火，富者日益贫，贫者日益偷。每遇水旱，佃户贫民竞弃田庐携妇孺过江乞食……而士女方且竞修饰，被服丽都，婚嫁殡葬，岁时伏腊，尤多浮费，子弟博塞嬉游，莫之或禁，曩者浮靡之习，独未尽革，洵乎由奢入俭之不易也”。（注：光绪《淮安府志》卷一。）《续纂清河县志》更明确写道：“四十年来踵事增华，奢不中礼，婚丧之费不惜称贷以相夸耀。自政令维新，浮慕自由者诋及礼教，几决男妇大防。惟人民渐知趋重实业，农工商各赴其事……而欧化所被，士风渐即浮嚣。至于冠履之僭越，衣饰之诡异，几于上下无等，良贱混淆，则万方一概，不足为一乡一邑病已。”（注：《续纂山阳县志》卷一。）
以上只是反映两淮在由盛而衰的变迁中，文化“流变”的主要特点，因此，这种“复原”只能是粗线条的轮廓，或曰朦胧的点线。属于文化“积淀”的内容，则留待下面分析影响时一并展开。
三
首先谈谈淮阴地域性文化“流变”对周恩来的影响：
清王朝覆亡前夕，以河、漕、盐、驿而兴的淮安和清江浦，虽已被釜底抽薪而江河日下，但奢靡之风在世家中仍未“尽革”，“婚丧之费不惜称贷以相夸耀”，还在死要面子活受罪。周恩来的生母病逝，他的外祖母就硬逼着周家大操大办，使周家早已捉襟见肘的经济景况进一步恶化，以致经常靠典当、借贷来维持各项开支。周恩来一生俭朴，反对浮费奢华、繁文缛节，这与他从小出入当铺，深受浮靡风气、繁缛礼节之害，关系至深。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清末的淮阴同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因“欧化所被，士风渐即浮嚣”，甚而至于“诋及礼教”。当时，淮阴不仅有维新派人士活动，还有同盟会的民主革命分子活动，且比较活跃。如张相文以清江浦的江北师范学堂为阵地，宣传民主与科学；周实、阮式创办淮南社，以诗文鼓吹革命；韩恢、臧在新、赵云鹏等，或在清江浦等地的北洋新军中串连，或在绿林中结党，积聚革命力量，这已不仅仅是“诋及礼教”的问题了。这对周恩来投身革命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周恩来的姨表舅龚荫荪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他到过日本，结识了不少中国同盟会成员。他还变卖家产，支援革命活动，并经常为此而奔走于上海、苏州、南京等地。龚荫荪特别喜欢周恩来，不仅让他到龚家的学塾就读以免失学之苦，还给他讲了不少革命道理，给他看过一些宣传革命进步思想的书刊。所以周恩来讲龚是他的“政治上的启蒙教师”。因这方面学界多有论述，本文不再展开。
与文化“流变”相比，淮阴地域性文化“积淀”对周恩来的影响更是多方面的，因而也更大些。谨分述如次：
由于两淮是交通咽喉，烽烟起处则倚为重镇，成为“兵马走廊”；黄河夺淮以来水患频仍，民生浮寄，这些因素导致民性易徙，人口流动甚烈，“所谓士食旧德之名氏，农服先畴之畎亩，仅千百之什一耳”。（注：《泗阳县志》卷二十一“氏族”。）这同江南一带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相对稳定地聚居一地，形成鲜明对照。淮安、清江浦更是商旅辐辏，五方杂处，故乡风不但不排斥客籍人士，而且对客籍人士之懿德善行，彰扬不遗余力，甚至胜于彰扬本籍人士。这与很多地方对“外来户”的排斥、轻视迥然不同。这种兼容并包，平等待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充满儒侠精神的士风乡风，在周恩来的接人待物中，可以说得到了最充分最完善的体现和升华。
值得强调的是，淮阴浓厚的儒教之风对周恩来的影响更是不可低估的。这不仅因为他出生于封建士大夫家庭，也不仅因为他进的是私塾、读的是儒书，他的启蒙教师都有较深的儒学修养，更因为当时的整体氛围仍充斥着“儒气”。戈宝权先生曾说过：苏南学术上有常州学派，苏北有泰州学派、扬州学派；艺术上有吴门画派，苏北有扬州画派；医学上有孟河医派，苏北有山阳医派；文学上有阳湖派、有冯梦龙，苏北有吴承恩、施耐庵，苏北毫不逊色。（注：戈宝权1988年《在〈江海学刊〉创刊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反映了苏北的学风，同时也反映了位于苏北腹地的淮阴的学风。淮阴学风素来称盛。明清时期，江南文风有称雄盖世之势，然江南文士每论及淮扬，总不敢小视。就拿淮安、清江浦来说吧，除了府学、县学外，就有书院近20所。较著名的有丽正、奎文、勺湖、射阳、崇实、袁江等。这些书院，大都由具有相当影响的学者名流任教，从而造就了大批人才。 明清两朝， 仅山阳一县就有进士200余人，举人700余名。河下弹丸之地，不仅举人、进士众多，而且出了状元、榜眼、探花，“河下三鼎甲”，至今被传为佳话。在《清史稿》中，以儒术、文学、贤能、节烈立传的淮安籍人士，就有10多人。淮阴士风，儒雅和刚烈兼备。论武烈，“韩侯之兵功在炎汉，步骘之略威加蛮夷”；论文章，“三十篇《文选》之裁，都尉肇夫《七发》，建安七子有陈军谋之檄，大历十子有吉侍郎之诗……龚高士之天马，陶山人之雪兔，一艺之士，皆斯土之光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士，则有臧洪、陈容、刘仁赡、赵师旦、扈再兴、黄文政、缪朝宗、张孝忠、关天培等等。（注：《山阳艺文志》卷五“淮阴说”。）晚清著名学者丁晏在评价淮阴的士风时写道：“淮土跨徐、扬之境，居南北之冲，江南诸郡文物华丽而或失之浮，河北诸郡气质颛固而或失之野。惟淮阴交错其中，兼擅其美，有南人之文采而去其浮，有北人之气节而去其野。”（注：《山阳艺文志》卷五“淮阴说”。）这个评价虽有溢美之嫌和一定刺激性，然而淮阴士风，确实像发源于此的淮扬菜一样，取南北之长，成独特之风。周恩来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在当时的私塾中接受启蒙教育，不可能不受到这里浓厚儒学之风和独特士风的薰陶。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周恩来的儒雅之风中，寻求传统文化、寻求儒学对他的影响，这是对周恩来研究的推进和深入。
周恩来离开故乡淮阴以后一年半，即1912年10月写的《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注：《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 第1页。），文言文写得那么老道，思考问题那么深入，应该说离不开故乡儒学的深厚基础。淮安在清代有“诗城”之誉，一度名动全国，诗风所被，文人皆能言诗。感时言情之人比比皆是，慷慨悲歌之士代不乏人。周恩来启蒙之初就背诵了大量的诗词歌赋，特别是在清江浦生活的三年，“他培养了对唐诗的兴趣（他对古诗的深刻记忆，后来使他的朋友们均感到惊讶）”。（注：（英）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 封长虹译， 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3月第1版，第6页。） 现在所能找到的周恩来写的最早的诗，是他16岁时写的《春日偶成二首》。其一曰：“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其二曰：“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注：《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第9页。）而他写《大江歌罢掉头东》时，也仅有19岁。周恩来早期的诗，既附丽着儒家诗教的色彩，更体现着慷慨悲歌、讨伐无道、向往和投身革命的情怀。同时，这里面也融会着儒家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地方历史名人的事迹、传说和精神风貌，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积淀”的主体内容之一。这部分内容，对青少年的影响尤为巨大。过去的研究文章和著作中，不少谈到“兴汉三杰”之一的大军事家韩信对周恩来有着重大的影响。韩信曾为成就大事而忍受胯下之辱。周恩来超人的忍辱负重精神，与乡贤韩信何其相似！英国作家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甚至这样写道：“70年之后，当周恩来在床上弥留之际，也许他还记得韩信的故事。因为他就像韩信，他拯救了国家，使之安定，为此他曾经忍受过极大的屈辱，就像韩信为了能活着去干大事，而在屠夫的胯下爬过。陈氏也会告诉恩来，正是韩信曾经捍卫过其帝位的那位皇帝是如何以怨报德，听从恶妇吕氏的谗言，把韩信杀害了。多么惊人的相似！周恩来，中国的总理，后来亦遭到一个好报私仇的妇人的迫害。”（注：（英）韩素音：《周恩来和他的世纪》，王弄笙等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第14—15页。）当然，周恩来的忍辱负重的精神，恐怕不仅仅是受了韩信“胯下之辱”的影响，也有没落的封建士大夫的忍辱负重的文化烙印。
淮阴关于汪廷珍的故事传说也很多，比梁红玉、关于培还多，汪廷珍在地方上的影响——家喻户晓的程度，可以说仅次于韩信。汪廷珍的家和他的墓葬，在周恩来经常坐船去玩耍的淮安河下；汪廷珍的墓葬，在周恩来当年经常往返的淮安至清江浦的必经之道上；汪墓是道光皇帝钦赐“祭葬”的，墓道上有众多的石翁仲，还有彰扬其生平事迹的墓志铭和皇帝的祭文刻石等，喜欢猎奇的少年周恩来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养母陈氏出于科宦门第，熟读四书五经，在科举取士的时代，她和其他一些年长辈高的亲属，不可能不对他讲这样一位通过科举跻身仕途、位居一品的大名鼎鼎的乡贤。
汪廷珍（1757—1827年），字玉粲，号瑟庵，12岁丧父由母亲程氏抚养成人。其时家道中落，逢荒年，甚至三餐难以为继，而不令人知。年终岁尾，家中无米为炊，使人去城外索旧欠无所得，母子各饮茶一碗，以几根咸菜充饥。母亲倔强的性格和艰苦生活的磨难，锤炼了汪廷珍的意志，并激发他刻苦学习。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以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榜眼）。五十六年以翰林院编修升侍读学士，旋又升祭酒。其间选刻《成均课士录》。嘉庆帝继位后，汪廷珍入直上书房，协修起居注，又擢升侍讲学士，成为太子属官，颇得嘉庆帝信任。后连任安徽、江西、浙江学政，曾撰《学约》五则以训士：一曰辨途，一曰端本，一曰敬业，一曰裁伪，一曰自立。从五则内容看，汪廷珍的教育思想，十分注重引导士子明确读书作学问的目的性，特别强调读书人要以天下为己任，切实掌握实用之学，为义为人，不为利为己。在治学方法上，他反对沿袭前人陈腔滥调，主张因时制宜，求真辨非，树立自己的独立见解而不为社会风气所左右。因此，他把自己的书室名为“实事求是斋”。汪廷珍任上书房师傅最久，对道光帝尽心启迪。道光帝登极后献策尤多，累擢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衔。道光帝在诏书中称他“授师傅以来，倍加勤慎，使朕通经义，辨邪正，受益良多。自朕亲政后，畀以左都御史、尚书之任，均能称职，师道、臣道可谓兼尽矣”。后因查勘南河决口得力，于道光五年升协办大学士。七年病卒。汪廷珍一生谨守母教，生活俭朴。为人正派，举止有分寸，“不棘不阿”，待人以礼，而又不拉拉扯扯。“门生故吏遍满中外，终其身无尺一相慰答”。（注：《重修山阳县志》卷十四“汪廷珍传”。）他为大学士期间，“不以隆隆赫赫为名高，其行谊文章，海内识与不识，推为正人无异喙”。（注：《清朝野史大观》卷七“汪文端公之相业”。）他不务虚名，述而不作。大学士阮元很佩服他常识渊博，劝他著书立说，他说：“六经之奥，昔儒皆先我言之，岂敢复以长语相混哉？但读书所以析义，要归于中有所主而已。”（注：《重修山阳县志》卷十四“汪廷珍传”。）他平生虽未专事著述，但奏议序跋、唱和诗词也有不少，后编为《实事求是斋集》。
周恩来不仅早年的家庭遭际与汪廷珍很相似，而且思想作风、立身处世之道，甚至很多言行都极相似。汪廷珍强调实事求是，并以此名其书斋，周恩来一生坚持实事求是，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甚嚣尘上之际，他也没有放弃对实事求是的韧性坚持和追求；汪廷珍恪守“为义为人，不为利为己”，周恩来一生勇于修正错误，维护真理，坚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汪廷珍一生勤慎，周恩来在勤慎方面更无懈可击；汪廷珍立朝三十余年，“不棘不阿不党”，周恩来则堪称“不棘不阿不党”的典范；汪廷珍为相，“不以隆隆赫赫为名高”，周恩来为总理，日理万机，不骄不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汪廷珍才气过阮元，却坚持述而不作，周恩来早年即以文才诗才名，以思想深刻著，但中年后却不露锋芒，也“述而不作”了。所有这些，能说是偶然的巧合吗？分明有同乡的影响“传承”的印痕。然而到目前为止，却没有一篇研究文章和著作中提到汪廷珍。我们绝不能因为汪廷珍是封建王朝的宰相，而无视甚至否认这样的事实。
周恩来小时候听得最多的，还是关于他外祖父万青选的故事。万青选为官三十多年，在周恩来出生后即去世。他行政不尚苛察，“一以和洽舆情为本”，“而钩稽疑狱必详审再四，核实乃已”。任上重视修水利，办教育，“一意与民休息，劝导棉桑，雇江南工师教民机织”。光绪二年（1876年）大灾荒，道馑相望，主持“设厂振粥，全活十余万人。先后任事十年，民以大和”。他被列为“名宦”，并与清河县历史上的著名清官李信圭、管钜相提并论。他逝世后，人们在清江浦建立“万公祠”祭祀他。（注：《续纂清河县志》卷九“万青选传”。）万青选受到清河县吏民的敬重、供奉，生活在清江浦三年的外孙不可能不在“万公祠”祭拜，也不可能不有所触动、影响。万青选行政不尚苛察，“一以和洽舆情为本”，注意公正断案，重视抓好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等等，这些都能从周恩来身上找到“再生”的影子。
以上这三个都是对周恩来有较大影响的地方历史名人。而在当时活着的人当中，则几乎众口一词地称三个女性——周恩来的生母万氏、养母陈氏、乳母蒋氏对周的影响最大。对此，笔者没有异议，只是想强调一下，万氏和陈氏，作为封建士大夫家庭的成员，都是儒学经典或儒教规范造就的。万氏虽未读过多少书，但她特别聪慧精明能干，善良大度，是万青选最得爱的女儿。嫁到周家后，马上以其达事理富才干善齐家而成为支撑这个没落世家的主妇。她终因操劳过度而于1907年春（周恩来9岁时）过早地去世。 养母陈氏是典型的由饱读诗书的大家闺秀而变成大家少妇的，婚后不久，丈夫周贻淦就病逝了。她年轻守寡的命运和沉静寡言的性格，也注定她是短命的。她也在1907年紧接着万氏而病逝。万氏的善良、精明能干和宽容大度、与世无争；陈氏的热爱知识，会动脑筋，沉静温和，都给童年周恩来以耳濡目染。这里，想就乳母蒋氏对她的影响稍加展开。乳母蒋氏是循规蹈矩、善良忠诚的普通劳动妇女，她勤劳俭朴，对主人忠诚不二。周恩来在生母万氏和养母陈氏相继去世后，与两个弟弟一起回到淮安驸马巷家中，这时乳母蒋氏尽管没有了工钱，仍留在周家照料恩来。后来周恩来在天津读书期间，蒋氏还不远千里前去看望日夜思念的周恩来。“她是那种死心塌地效忠于主人的佣人”。（注：（英）韩素音：《周恩来和他的世纪》，王弄笙等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第16—17页。）周恩来在1914 年写的《射阳忆旧》中记述了一个奴仆忠于主人、锱铢不染的动人故事，并于最后点明主题：“固特书之，以风天下之公仆。”（注：《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第21页。）周恩来曾说过：“我从她（指蒋氏）那里了解到劳动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她教我大公无私。”（注：（英）韩素音：《周恩来和他的世纪》，王弄笙等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第13页。）由此可见， 周恩来大公夫私的精神和人民公仆的思想，最初是从乳母蒋氏那里受到薰陶和启迪的。因此说，蒋氏对周恩来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收稿日期：1998—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