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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 ）这一概念是联合国研究机构与经合组织首先使用的，是基于重新认识知识和技术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而提出的。经合组织在1996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中指出，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世界银行副行长瑞斯查德解释道，知识是比原材料、资本、劳动力、汇率更重要的经济因素。美国经济学家彼德·德鲁克认为，在现代经济中，知识已成为真正的资本与首要的财富。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顾问、著名系统哲学家E.拉兹洛在他的《决定命运的选择》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规定世界上权力与财富性质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一个比黄金、货币和土地更灵活的无形的财富和权力基础正在形成。这个新基础以思想、技术和通讯占优势为标志，一句话，以信息为标志。以上这些论述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大多数人对“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的共识。虽然“知识经济”的内涵早在西方学者的“信息社会论”、“知识社会论”和“后工业社会论”中就已涉及到了，但它成为普遍流行的时髦术语是在国际“官方组织和权威人士”明确提出和倡导之后的事情。
我以为，“知识经济”标示着人们对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所造就的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及其趋势的一种窥视、展望和预见，这本身无可厚非，但由此所派生或繁衍出来的一种流行观点，即认为“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是完全不同于工业时代的新时代、完全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新文明，它预示着新的产业革命的到来，却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
一
任何科学的术语都有其严格的逻辑规范。这种逻辑规范来自于科学术语的现实基础及其对术语的应用范围的界定。在方法论上忽略了这一点，术语本身在其使用过程中就易于遭到扭曲和滥用。那么，又应当如何正确把握“知识经济”的逻辑规范呢？所谓“知识经济”的现实基础，无非是以微电子技术为先导和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信息功能和属性。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信息功能和属性界定了它的使用范围。例如，没有计算机及其网络的广泛应用，就谈不上“知识经济”。只有对“知识经济”的现实基础以及它作用和影响的范围和结果进行科学考察，才能进而从整体上正确把握“知识经济”的逻辑规范。我以为，要搞清楚这方面的问题，有必要首先谈谈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信息功能和属性对经济、社会和人的影响。
从“知识经济”的现实基础的角度上看，“知识经济”对经济、社会和人的影响，实际上就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信息功能和属性对经济、社会和人的影响。总的说来，当前以微电子技术为先导和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信息功能和属性的动态特征可概括为：计算机不断普及、全球网络出现、通信产业迅猛发展、通信和计算机技术的“数字趋同”，以及全球市场经济化和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快。其主要表现是：计算机、电子等知识密集的高技术产业是当今所有产业中增长最快的产业；熟练工人在整个制造业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技术创新正在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流向高技术产品和服务部门（特别是在信息和通讯技术研究及应用方面）的投资的比重越来越大；新产业、新产品、新服务不断涌现；产品和服务越来越知识化、智能化和数字化；生产模式开始呈现“个性化”发展的倾向；市场越来越电子化；企业管理从生产向创新转变；知识和创新在经济效益的取得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等等。据经合组织在一项研究报告中估计，在发达国家中以知识为基础的行业的产值现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在制造业产值中，高技术产业的产值已占25%，比20年前增长了1倍。这项报告预言， 随着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全面开通，技术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可能由本世纪初的5%至20%，提高到90%。可见，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发展到今天，其信息功能和属性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先谈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信息功能和属性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对投资方式的影响。以前，经济增长的一般方式是：辅助于有形资本的新技术（如汽车的创新）→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如汽车的大规模生产）→经济增长（对汽车的大规模消费又会刺激对石油和钢铁的需求，从而也相应地推动其它生产部门的经济增长）。而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则是更直接地同人力资本和技能相联系的，从而会大大地增强对无形资产的投资。其二，对产业发展方式的影响。随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在当代的发展，一方面新型产业的迅速兴起；另一方面传统产业也在不断地接受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洗礼”。进而言之，以往的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实物、劳力、资源和资金的投入，经济发展的程度取决于这些外延性扩大因素的密集程度，而当代经济发展则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投入，经济发展取决于对有效信息的掌握、运用、开发以及科学技术管理等集约性因素的密集程度。这就使得整个产业的发展方式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从主要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和垄断而获取利润逐渐地转向主要通过对知识的占有和垄断而获取利润。其三，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条件下，作为经济的知识具有四个特点：无限性（指知识可以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快捷性（指知识的更新速度相当快）、巨大的波及性（每一项重大发明都能惠及整个人类社会）、可以低成本的复制和递增报酬。特别是作为经济的知识所具有的第四个特点使经济增长方式开始摆脱“资源依赖型”，从而也使经济长期增长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其四，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不仅会导致经济组织和管理体制的巨大变革，而且还会加快世界经济活动的节奏，在更广的范围推进人们全球性的经济交往（在投资、金融、贸易和保险等方面），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和利用资源，从而极大地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再说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信息功能和属性对社会和人发展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信息功能和属性在当今时代已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例如，全球改革浪潮的兴起和深化就与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信息功能和属性的发展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因为，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及其所造就的生产力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实际上，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信息功能和属性的发展不仅使世界各国都要相继被卷入改革浪潮，而且使世界各国的改革越来越成为相互联系的整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同国家在改革的性质、方向和具体任务方面是等齐划一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信息功能和属性不仅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式产生着巨大影响，使历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向“世界历史”转变，而且还推动着政治、军事、医疗、文化和人的社会生活方式等领域的变革。其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信息功能和属性的发展有助于实现、发展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人是并始终是信息的主体，信息资源的开发和运用在其本质上是人的智力资源的开发和运用。因此，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信息功能和属性的发展无疑会促进人本身的发展。首先，随着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现代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从而使处于这一整体中的个人也越来越向“世界历史性存在”的个人发展。再则，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建立和开通了教育信息网络，使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接受现代教育，并能极大地促进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发展，从而有利于挖掘人的智力潜能，促进人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最后，信息和通讯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必然会大大地增加人的绝对和相对的闲暇时间，这就有可能使得人们利用这些闲暇时间来充实自己、发展自己。上述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整体，社会的个人有可能会在其中更好地实现和发展他们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从而促进人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由上可见，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信息功能和属性正在和必将继续对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如果这一论断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由此作出这样两个限制把“知识经济”泛化的推断：其一，就其现实基础来看，“知识经济”对人类社会发展作用的程度和范围实际上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信息功能和属性对人类社会发展作用的程度和范围，它的作用和影响是以高科技产业群为支柱的；其二，作为对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信息功能和属性及其作用、影响的范围与结果的一种术语概括的“知识经济”，不可能构成完全不同于工业时代的新时代、完全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新文明。因为，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具有多种功能和属性，“信息功能和属性”只是其中的一种（参见下文），虽然是最基本的一种。把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多种功能和属性中的一种“泛化”成为一个完全不同于工业时代的新时代、完全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新文明，这至少在术语逻辑上是说不通。当然，仅从术语逻辑上确认“知识经济”不能构成一个完全不同于工业时代的新时代、完全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新文明（也不预示着新的产业革命的到来），还不足以说明本文的观点。以下，笔者将按照一定的逻辑线索，围绕着上述这两个相互联系的论断作多方位的、“问题学式”的展开论证。
二
笔者以为，这里似乎还应提出的问题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信息功能和属性的发展是否会超越或打破工业革命以来所确立的机器生产方式？我认为，搞清楚这方面的问题，关于“‘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是完全不同于工业时代的新时代、完全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新文明，它预示着新的产业革命的到来”的提法是否恰当问题的探讨，便会沿着正确的逻辑思路进行下去。
如果断定“‘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是完全不同于工业时代的新时代、完全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新文明，它预示着新的产业革命的到来”的提法能够成立的话，必须首先证明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信息功能和属性的发展能够创设出一种不同于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大机器生产方式的崭新的生产方式。但是，笔者的考察结果证否了这种推设。仅就直接生产过程而言，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现代科技革命的信息功能和属性发展并不会成为使人完全从直接的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的条件。
1.以微电子技术为先导和核心的现代科技革命并没有从根本性质上改变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大机器生产结构。而这种大机器生产结构既是资本价值关系最终得以确立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大机器生产方式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大机器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它由三个子系统构成：能量供应系统、传递和信息控制系统以及加工作业系统。应当承认，电子设备加入传统的机器系统，极大地提高了机器的生产效率。电子设备采用光电池、红外电池、高频设施和应用X射线以及同位素、 共振等，以观察和测量机器的运行情况，并把所得到的情报输送到控制系统。电子控制系统能够从感觉单位取得情报，把它同“程序”所要求的情报加以对比，然后作出必要的调整。这一系列的操作是连续不断的。但是，电子设备或微电脑应用于直接的生产过程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机器系统。大幅度提高机器系统的生产能力的关键性因素是能量供应特别是加工系统。而加工系统的根本性变化，则取决于加工系统的设计原理的根本性变化（当然，这也要需要能量供应系统和材料制造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把工具机作为产业革命的“出发点”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微电脑及其辅助设备则属于机器系统中传递和信息控制部分。它的功能主要在于代替工人对机器系统的一部分直接操作，保证机器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安全性以及产品的精密度，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机器系统的原有设计能力。然而，它却不能使机器系统突破原有的设计能力，这就是说，它还不可能使传统的机器系统发生根本性质上的变化。
2.在马克思看来，代替工业时代的将是“科学劳动”时代。“科学劳动”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抑或说人完全从直接生产过程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这一时代是以高度完善的自动控制系统为标志的生产力充分发展为基础的。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信息功能和属性还远不能造就出这一时代。众所周知，微电脑技术应用于直接生产过程导致“机器人”的问世，这无疑可以减少直接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投入量。但是，从整体上看，目前机器人的研制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还仅处于起步阶段：投入使用的机器人有限，且又局限于汽车、化工和某些机电工业部门的焊接、装配等工序；况且，应用于生产过程中的微电脑和机器人还有待于提高，如“电脑病”、“机器人杀害工作人员”、“机器人失控”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恐怕第五代电子计算机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退一步说，即便不存在上述问题，以微电子技术为先导和核心的现代科技革命也不足以使人完全从直接的生产过程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10多年前，一位经济学家曾对“未来工厂”即“真正的无人工厂”作了这样的描述：“走进未来工厂，你可以看到，在计算机终端旁，一位工程师正在设计新产品，他在键盘上轻松地输入数据，在荧光屏上用光笔流利地画图。只要按一下按钮，工程师设计的每一个细节就通过接口线路传到另一台计算机上，该机运用预先准备好的软件检查设计参数是否符合要求。若符合，则设计信息立即传到第三台计算机上，该机生产一系列指令，这些指令命令车间的机床进行加工和装配，并通过这些指令将新产品存储起来。从设计到销售的所有工序均自动进行，无需扯皮，没有任何延时，也见不到繁重的人工搬运。所有工序均告完成后，一个使顾客满意的新产品很快就到达用户之手。”（见《未来与发展》1988年第3期，第28 页）这段关于人从直接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的具体状况的描述虽然生动，但未必很准确。不过，即使我们以这种不很准确的“描述”为尺度来审视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信息功能和属性，也不可能得出“科学劳动”的时代即将来临的结论。在这种不很准确“描述”中的工厂的形成和普及只能是在遥远的未来。在当今，许多人所称谓的“无人工厂”并非真是“无人工厂”。在那里，不仅直接为现场服务的部门如总控制台、调度室、实验室、技术中心等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而且在现场也不能完全离开工作人员。这种“无人工厂”在我们这个时代充其量也只是初露端倪。因此，“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代替人从事的劳动”时代的到来，还是比较遥远的将来。
由上可见，以微电子技术为先导和核心的现代科技革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类投入到直接生产过程中的体力劳动以及逻辑判断劳动，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并为新的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的转换创造了某些有利条件，但是它还不能从根本上打破工业革命以来所确立的大机器生产方式的限制，从而也不可能导致新的产业革命。在目前乃至今后的一个漫长的时期内的社会生产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大机器生产方式（见下文）。
三
既然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信息功能和属性并没有也不会创设出不同于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大机器生产方式的崭新的生产方式，那么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信息功能和属性及其发展也就不可能为人类造就出完全不同于工业时代的新时代与完全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新文明，除非能证明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信息功能和属性及其发展具有独立性，即能够超越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本身对其的限制。所以，在这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作为对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信息功能和属性的一种术语概括的“知识经济”是否具有上述这种独立性？我以为，从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整体、社会生产各个环节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的角度上看，“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不具有上述独立性。
1.从最终的“逻辑结果”的意义上看，“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实际上是信息和通讯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所产生的巨大社会经济效益，它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信息功能和属性在社会生产领域的表现。不过，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则不是某项技术领域中的革命，而是以微电子技术为先导和核心的，包括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和空间开发等领域在内的革命。其特点是：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紧密结合；一系列技术领域的革命大体上同时发生（也称“技术革命群”）。虽然信息和通讯技术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它不具有也不可能具有超越这一革命系统的独立性。例如，离开新材料的开发，信息和通讯技术就不可能获得广泛的应用，从而也就不可能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因此，撇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系统这一“大背景”，夸大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意义，并冠之以“时代”、“文明”等“大字眼”是很不妥当的。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夸大“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的作用，把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囊括于其中，实际上就等于在逻辑上否定了信息和通信技术相对独立的地位。
2.信息和通讯技术无疑在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和部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并不在于创造出新的东西，而在于充分挖掘和调动现有的东西，使现有的东西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例如，使资源和产品得到更好的调配，使科学文化得以迅速的交流和传播（从而使社会智力资源真正成为全人类共享的资源），等等。此外，如果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内的科学技术不同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相结合，那么，科学技术的地位就“会立即变得起码和中古时代一样低”。
3.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具体应用取决于社会的各种因素和力量。贝尔纳在系统考察科学的社会功能的过程中指出：“人们接受了科学思想就等于是对人类现状的一种含蓄的批判，而且还会开辟无止境地改善现状的可能性。科学家一定要把发展和传播这些思想当作自己的工作，不过把这些科学思想化为行动却要依靠科学界以外的社会力量。自现代科学产生以来，这个过程就一直在进行着……”（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14 页）虽然贝尔纳在这里谈的是“科学思想”，但其方法论意义却适用于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内的整个现代科学技术。我以为，在制约着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及其具体应用的各种因素和力量中的最强大的一种因素和力量就是市场。据有关专家分析，在全球的信息和通讯领域，今天尚有1000多家公司，明天可能只剩下100来家，最终则将有10至15家全球性公司来瓜分市场。 在这场生死攸关的市场大战中，仅靠技术和“知识”的优势是不足以成为赢家的，还需要掌握不同地区、不同市场的特点，具备“区位优势”才行。比尔·盖茨也正在为此忧心忡忡。
4.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最终要以实物性的生产资料生产和实物性的消费资料生产为基础。传统社会生产的这种基础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信息和通信技术必须与实物性的生产资料生产和实物性的消费资料生产相结合，其自身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美国经济学家马克·波拉特认为，整个信息经济域由第一信息部门（指以信息的处理、传输和使用为主的行业及生产信息设备的行业）和第二信息部门（指非第一信息部门的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中主要从事信息工作的部分）构成。我以为，这种划分虽然有待于进一步的推敲，但它至少说明信息经济部门不是超越或脱离实物性生产的经济领域，而是以实物性生产为基础、并与实物性生产相结合才能获得生命力的经济领域。第一信息部门中的生产信息设备的行业实际上就是属于实物性生产领域，而第二信息部门实际上就是主要直接为实物性生产服务的信息部门。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虽有一定的区别，但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作为同义语使用）领域越是以实物性生产为基础，越是能广泛地与实物性生产相结合，它自身越是能获得相对独立的发展。例如，改变农业发展的先天条件不足就是当代不少经济发达国家大力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一个主要动力。众所周知，以色列境内山峦起伏、沙漠纵横，耕地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20%左右，一半以上地区属于典型干旱和半干旱气候，水资源严重短缺。但以色列把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与发展农业紧密地结合起来，用电脑控制“管线式灌溉”、“散布式灌溉”等各种灌溉设施，推广计算机控制室温栽培技术（依靠计算机程序将温室的温度、湿度和阳光调控到适宜作物生长的最佳状况），故而使10万农业劳动者生产的农副产品不仅满足本国580万人口的需求，而且还大量出口。显然， 发展农业的需要是以色列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一个重要动力。
二是任何社会都必须要以实物性的生产资料生产和实物性的消费资料生产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信息和通信技术无论在社会生产中发挥多么巨大的作用，也不会取代实物性的生产资料生产和实物性的消费资料生产的这种基础地位。1996年12月30日，美国《商业周刊》宣称，美国自本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由所谓“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但美国政府仍在1997年提出了1997—2002年农业发展计划。该计划列出三大目标：为农业生产者和其他农村居民创造扩大经济和贸易的机会，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为继续扩大出口创造条件；提供卫生、廉价、营养和方便的食品供应，消除饥饿；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持良好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实现农业持续发展。由上可见，无论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到何种阶段，物质生产都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5.应当承认，信息和知识发达是人类进步一个重要标志，因为，作为思想的载体，信息和知识是无形的财富，是战略的资源。但信息和知识财富与物质财富不同，它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成为对人们有用的东西。众所周知，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因特网的迅速普及，使得信息的采集和传播的速度与规模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但信息如同汹涌澎湃、扑面而来的浪潮，它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损害。英国路透社下属的一家公司对一千三百名欧洲各国的企业经理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约有40%的被调查者承认，由于每天要处理的信息超过他们的分析和处理能力，使他们的决策效率受到影响。调查人员认为，目前收集不少信息所耗费的成本已远远超过了信息本身的价值。据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测算，许多企业花费高昂的代价建立起来的数据库， 只有7%真正派上用场。仅在英国，由于信息过剩所导致的工作效率下降，每年要浪费三千万个工作日，相当于3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故此，西方一些信息专家呼吁要“信息节食”，使自己真正成为信息的主人。由此可见，随着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需要加强的是对信息的组织和管理，而不是局限在抽象地谈论大量的信息生产如何重要。
最后在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的是：人们在空间网络中的交流（这里主要指人际关系方面的交流）和“虚拟实在”，并不能代替对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感受。在关于“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影响的讨论中，目前学术界有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西方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正在被一种新的网络组织所代替，在这种网络中，人与人之间平等地交换任何信息，等级界限被打破了。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对上述那种认为“‘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是完全不同于工业时代的新时代、完全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新文明，它预示着新的产业革命的到来”的观点的一种“支持”。在我看来，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无论“网络空间”多么发展，其间的人际关系都只是一种“虚拟”的人际关系。应当承认，这种“虚拟”的人际关系有不少“优越性”：拓展了人们思想交流的“通道”，打破了一些现实交往中的“屏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对现实的人际关系中丑恶方面的不满情绪；使个人在更大的程度能按自己意向进行交往，等等。但另一方面，这种“虚拟”的人际关系也是“最无责任可负”的人际关系，它又有其不可克服的弊病，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易于诱惑人们远离现实世界，进一步加深现实中人际关系的隔阂。这一点已被列为“现代西方病”。这说明，所谓“网络组织”归根到底只是现实的人际交往关系的“附属品”，它不会也根本不可能代替现实中的人际关系。因此，断言“西方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正在被一种新的网络组织所代替”，是很轻率的。
“虚拟实在技术”与上述的虚拟的人际关系有所不同。它是根据科学研究和实践的需要，对现实环境的模拟。“虚拟实在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对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特别是人类难以身临其境的未知世界，减少其代价，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虚拟实在技术”毕竟是属于数字化世界，即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科学抽象，它不可能完全代替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同理，它也不可能完全代替人类身临其境地对现实世界的探索。因此，不能夸大“虚拟实在技术”的意义。
四
在笔者看来，“知识经济”或“信息经济”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而不是人类文明的新时代。
把“知识经济”或“信息经济”视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这在目前学术界许多人看来是难以接受的，但是细微观之，这却是合乎历史和逻辑的。
1.“知识经济”或“信息经济”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工业革命以来所形成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工业文明”首先是基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根本变化所出现的人类文明形态。而工业革命则是在世界范围内人类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开端：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相继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一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即便这一过程完成了，也不能由此断言工业文明时代结束了。
工业革命所奠定和造就的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具有这样两个特点：其一，在人与自然之间出现了机器系统，从而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从人由自己的体力直接控制工具作用自然界转变为由人通过自然力（如蒸汽、电力、电子等）操纵机器系统作用自然界。换言之，人与自然界之间出现了复杂的中介系统，“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媒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8页）其二， 人开始不再在生产过程中与自然界直接发生关系，而是越来越站在生产过程旁对生产过程进行监控（在工业革命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这种监控主要表现在劳动者对机器系统的直接操纵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机器生产方式能使人完全从直接的生产过程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人完全从直接生产过程的束缚中摆脱出来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工业革命只是这一过程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科学技术革命（如“电力”革命、现代科学技术革命）都是在发展和完善着工业革命所奠定和造就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当这一过程远未完成之前，就断定所谓新的文明时代或新的产业革命即将到来，这至少不是一种严肃的态度。
据此，我以为，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工业革命所确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首先，脱离了大机器生产，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就失去了在社会生产中由以起重大作用的基础。当然，伴随着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会越来越呈现“柔性化”、“小批量化”的倾向，但这并不会使大机器生产失去其在社会生产中的主导地位。同时，“标准化”和“大批量化”也不会因“柔性化”、“小批量化”倾向的出现而丧失其在满足社会需求方面的作用。其次，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没有超越工业革命给社会生产规定的界限。国内外学术界不少人认为，科学技术革命发生过三次，即蒸汽革命、电力革命和以微电子技术为先导和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解，即似乎以微电子技术为先导和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是一种新的工业革命或预示着新的工业革命的到来。实际上，所谓蒸汽革命、电力革命和以微电子技术为先导和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都是一个“统一”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而言之，无论是电力革命还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都没有超出工业革命给社会生产力所规定的界限。因为，它们没有从根本改变工业革命所确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也就不可能超越工业革命给社会生产规定的界限。
2.工业革命所开创的生产和文明时代现在直至今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
我以为，支持这一判断成立的原由可以归结为这样几点：
其一，工业革命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开端，是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它与当代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有着直接的、紧密的内在联系。正因为如此，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和知识在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学术界有的人说：在20世纪初，当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第二次高潮——“电力革命”正在进行的过程中，德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就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是劳动力和资金，而是创新。而创新的关键就是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和使用。实际上，早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第一次高潮——“蒸汽革命”时期，马克思就已系统考察了科学技术和人的智力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将会起越来越大的作用趋势的问题（参见拙文：《从质的辩证法到度的辩证法》，载《中州学刊》1997年第2期）， 其深刻程度远远超过了后来的西方学者。这说明，从近代工业革命到今天，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发展的各阶段是有其连续性的，不能把它们截然分开。否则，马克思以及20世纪中叶以前的一些西方学者就不可能窥视到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起越来越大的作用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在今天正在更大的程度上转变为现实）。当然，笔者的上述认识丝毫不意味着“知识经济”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第一、二次高潮时就已产生，而是要揭示这样一个道理：以微电子技术为先导和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所孕育和造就的“知识经济”只是标示着，始于工业革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将要或正在进入更高一级的阶段。
其二，工业革命开创了世界市场，开始把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历史愈来愈向世界历史转变，然而，这一转变过程至今远未完成。按马克思的观点，“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完成也就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全面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转变的完成。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各个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意味着他们的存在是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第40页）；“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点又是同个人向完整的个人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同过去的被迫交往转化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个人参加的交往，也是相适应的”（同上书，第77页）。由此而论，可以从一定的意义说，工业革命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起点，它同时奠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最终确立的经济基础，而从工业革命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全面取代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则是“历史向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变”的整个过程（参见拙文：《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建构的方法和逻辑》，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在这一历史过程尚未完成之前， 不会也不可能出现与工业文明完全不同的新的文明时代。新的文明时代是“科学劳动”的时代，而这一时代必然是确立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完成基础上的。
其三，发轫于工业革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过程，是世界各国都要大体经历的社会过程，而这一过程所最终导致的全球问题非但没有解决，而且日趋严重，越来越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如生态环境破坏、资源短缺、人口和粮食危机，等等；同时，发轫于工业革命的工业化和工业化过程所引发的主要社会问题仍是现代社会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如人和社会的畸形、片面发展，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两极分化，各种社会公害，等等。马克思早已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制度、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等方面对这两大类问题的根源及其严重性作了系统的分析，并指出了社会获得彻底解放和人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也是通向“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的道路。迄今为止，马克思的这方面的思想仍是不可超越的，而这种不可超越性归根结底是由产生这两大类问题的特定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社会的矛盾的所规定的。虽然当代人已从解决增长方式以及社会和人的发展目标等角度认识到上述两大类问题对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危害，并为限制这种危害付出了种种努力，但从世界历史的范围来看，我们这个社会仍属于工业社会，离“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的社会相去甚远。至于对马克思所说的“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社会的文明形态究竟如何称谓，那就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所需要迫切回答的问题了。
可见，“知识经济”既不是完全不同于工业时代的新时代、完全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新文明，也不预示着新的产业革命的到来。
五
科学地规范“知识经济”，冷静、客观地看待“知识经济”在人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既然“知识经济”的现实基础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信息功能和属性，它最终是以实物性的生产和财富的发展为前提的，那么，“知识经济”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受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特别是物质生产和财富的发展所制约的。这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根本规律，也是发展“知识经济”的战略抉择的根本依据之所在。至少就目前来说，各国的科学技术革命、物质生产和财富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因此，各国发展“知识经济”的战略也决不可能是等齐划一的。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发展比较深入、传统产业发达、并具有较完备的科教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从“工艺生产方式”的角度上看，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发展“知识经济”意味着是对已取得成果的进一步发展：大力、全面地发展高科技产业，全面实现传统生产部门的高科技化，并按着世界市场的需要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发展的规律及其趋势，全面调整社会生产的结构。而对于人口压力巨大、资源分布和劳动力结构不合理、科技成果“转化”程度低、管理水平和劳动者的素质相对低下、社会生产总体上落后且又发展得极不平衡的我国来说，发展“知识经济”应有重点、有步骤，切不可操之过急。发展“知识经济”既不是一种运动，更不是一种口号。一方面，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知识经济”观，认真地总结、汲取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发展“知识经济”方面的经验教训，从而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少走弯路，少付代价；另一方面，目前我们应以实现“两个转变”为切入点，切切实实地贯彻“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培育和创造“知识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包括人文社会环境），而不要在给“知识经济”戴“高帽”上作文章。否则，发展“知识经济”只能是一时被炒得过热的口号。“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虑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 页）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呢。马克思的这句至理名言至今值得我们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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