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就业矛盾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化研究
文/丁守海 丁洋 吴迪
引言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一直以来就业压力很大，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就业形势不断改善，就业量迅速增加。以农村劳动力为例，截止2017年已累计向非农部门转移2.87亿人。持续的劳动力转移使劳动力无限供给格局终结并引发了民工荒。自2004年起至今，缺工现象和涨薪压力蔓延到社会各个角落。近年来虽然经济增速下滑，但就业仍在强劲增长。2013—2017年，经济增速从7.7%降至6.9%，城镇新增就业量却屡创新高，2017年达到1350万，城镇登记失业率降至3.9%，为2002年以来的最低。
中国就业压力是否已经缓解并不再构成就业的主要矛盾了？如果是肯定的，那么就业矛盾又会转向什么方面呢？这些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因为它涉及到对未来就业形势的判断，并对就业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我们知道，改革以来中国就业政策乃至宏观调控政策都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保就业，防范失业风险摆在第一位。如果研究表明，未来就业压力依然严峻，那么就业政策仍应以保就业为重心；相反，如果就业压力已经缓解并会持续释放，那么就业政策的重心就要调整到其他方面，特别是提高就业质量方面。
文献述评
就业压力代表劳动力市场的数量型矛盾，它取决于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对比。关于未来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演变趋势，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
（一）关于劳动供给的演变趋势
劳动供给是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参与率的乘积。诸多实证研究表明，这两个指标目前正在持续下滑，它们会加剧劳动供给的收缩态势。
首先看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趋势。这主要源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老龄化。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一国人口结构会出现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下降趋势并导致人口老龄化。目前这一趋势在中国已经显现。2016年中国人口出生率已降至1.29%，远低于维持人口均衡所需的2.1%水平，另一方面，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接近17%，远超过10%的老龄化社会标准。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自2012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已连续6年呈现绝对下降趋势，从9.37亿人降至9.02亿人，年均降幅达645.5万人。
将来这一情况可能还会加剧，因为人口出生率下降趋势还在延续。一个典型例证就是放开二胎政策后出生率的不升反降。2015年我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时卫计委专家曾预测2017年新生儿总量会达到2023万，但结果只有1723万人，非但没有增加，反而比上年还减少了63万，人口出生率则进一步降至1.24%。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关键在于育儿成本特别是教育、住房等成本居高不下。这也符合Becker（1965）家庭经济学的经典假设。人们不愿生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会制约女性的职业发展。现代社会养老体制使生育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这进一步削弱生育欲望。可见，生育率下降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未来这些因素不会消失，生育率下降趋势也不会逆转。
低质量就业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劳动强度大，工时长，加班严重。虽然自1995年开始，我国就规定每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8小时，周工时40小时，但很多人的周工时远远超过这一标准。2006年我国平均周工时为47.3小时，2015年虽有所下降，但仍高达45.5小时。这还只是平均水平，在一些低端劳动力集中的行业，工时超常问题更严重，住宿、餐饮等行业加班现象最甚，平均周工时超过51小时，建筑业接近50小时，交通运输行业接近49小时，制造业超过48小时。如此算来，这些行业的职工每周休息不足一天，连单休都达不到。长期的高负荷劳动会严重透支健康，不利于人力资本的再生产。
现在来看劳动参与率。一般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劳动参与率也会下降，特别是妇女。1992—2016年我国劳动参与率从82.40%降至70.01%，降幅达12.4%，其中，降幅最大的是女性和农村转移劳动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女性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下降10个百分点以上，究其原因：首先，改革以来，很多家庭已积累可观的财富基础，对女性工资的依赖性减少；其次，女性承担更多的家庭劳动，而市场化改革提高了家务劳动的价格，诱使部分女性转向自供；最后，人口老龄化和放开二胎政策，加剧女性劳动力的家务劳动负担，工作与家务劳动的矛盾加剧。
首先看工业内部的结构变化。工业化中后期的一个典型特征是高加工度化，工业重心从重化工业转向加工工业，且分工更细，产业链更长，生产方式更迂回，相应地，效率也更高。其要素特征具有更强的技术密集度，劳动对资本或技术的替代性减弱，而高要素替代弹性是保证劳动分配份额的一个重要保证。劳动替代弹性的下降将威胁工人特别是非技术型工人的分配份额。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技术革命如火如荼地推进，但这并没有惠及低端劳动力，非技术工人的相对工资甚至绝对工资都在下降，繁荣的背后是蓝领工人的窘困。这验证了上述判断。
农民工是我国非农劳动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参与率也在不断下降。调查资料显示，农民工中有超过1/3的人已永久性返乡，退出非农劳动供给的队伍。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农地细碎化经营模式下，规模报酬递减特征会提高非农劳动供给的机会成本；二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为照顾家庭，很多农村妇女不得不放弃外出务工机会。
（二）关于劳动需求的趋势判断
至于职业病危害，则更为广泛，但由于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据统计，目前我国职业病危害源接害人数超过2亿人，在所有企业中，超过30%的企业都有职业病危害源，其中建材、冶金、医药、化工、矿山等行业最为明显。粉尘和化学毒物是最大的两类危害源，仅尘肺病每年报告的新增病例就超过1万例，累计超过100万例。
首先看工业化。我国产业结构已从以第二产业为重心转向以服务业为重心，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比工业部门更强。研究表明，一个单位服务业增加值所能创造的就业岗位数大约是工业部门的1.5～2倍。随着中国工业化进入新的阶段，特别是从重化工业化转向高加工度化阶段，生产方式将变得更为迂回，链条变得更长，工业与服务业的融合更明显，这将为劳动需求扩张带来新的动能，特别是生产型服务业的就业扩张：在迂回的生产方式下，更多的生产型服务业工作将被外包出去，并以更严密的分工方式来完成，这既会带来效率提升，更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比如，金融、研发、设计、咨询、IT、营销、物流等岗位。据研究，制造业对生产型服务业的短期就业乘数达到1.1，长期就业乘数为0.57。另一方面，服务业发展了又会反过来推动制造业就业的扩张，这主要源于集聚效应。生活型服务业为人口集聚创造了条件，生产型服务业则为新型生产方式创造了条件。服务业对制造业就业的带动作用甚至会超过制造业对服务业的作用。
现在来看城镇化的影响。中国城镇化率刚过58%，按70%的目标计算，未来十几年内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每年还能提高约一个百分点。城镇化本身孕育着巨大的经济发展动能，在合适的速度下城镇化能通过人口集聚效应来提振城市的生产能力和消费率增速，它会拉动投资，就业效应更加明显。诸多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城镇化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二者之间甚至存在良性互促关系。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要处理好城镇化的发展模式问题，特别是产业发展问题。
总之，未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纵深推进，将为经济不断注入活力。劳动需求是引致性需求，经济扩张将带动劳动需求不断扩张。当然，这中间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波折或困惑，比如互联网新业态对传统就业的摧毁、环境规制对就业的短期冲击，但总体来讲，它们并不足以改变上述的基本趋势。就以互联网+为例，它在摧毁旧的就业岗位的同时，也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同时催生一批灵活就业。至于环境规制，一般认为，短期内对高污染行业的冲击是必然的，但从长期来看，只要应用得当，不仅不会冲击就业，甚至还会起到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未来劳动供给的下降趋势仍将延续，而劳动需求仍将强劲增长，二者交织发力，供不应求局面仍将维持，就业的数量型矛盾会持续性减弱。
中国就业矛盾焦点开始转向质量维度
我们认为，未来中国就业矛盾的焦点将转向质量方面，即就业虽然很充分，但质量不高，特别是低端劳动力的就业质量不高。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优先考虑并着重解决的重大问题[10]。在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诸因素中，产地环境质量恶化是产生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重要源头因素。产地环境作为农产品安全生产的基础，在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的择址上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作为土壤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对农产品产地质量影响重大[11-15]。本文设计的可定制数据采集技术即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研究与应用的。
（一）未来工业化可能置低端劳动力于不利位置
就业质量是劳动者对就业满意度的一种主观感知，它是薪酬待遇、工作条件、劳动保障、劳动保护、劳动强度等多维度变量的综合作用结果。就业质量的高低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劳动报酬份额，在产出既定的情况下，它反映了劳资双方的利益分配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波动特征，各阶段的驱动力也明显不同：1978—1984年，农业改革带动了劳动报酬份额上升；1985—2007年，在刘易斯发展模式下，工业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使劳动报酬份额持续下降；2008—2015年，要素供求关系变化引发工资大幅上涨，导致劳动份额再次上升。但未来劳动报酬份额仍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这主要是源于产业结构特征、要素替代弹性等的变化趋势，它们会对劳动报酬份额产生重要影响。
再来看服务业内部的结构变化。一般而言，服务业分为生产型服务业、生活型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工业化导致人口集聚，公共服务业的需求最为迫切；到工业化中期阶段，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不断增加，生活服务业开始兴起；到工业化中后期，制造业高级化需要服务业来提供支撑，设计、咨询、营销、物流等生产型服务业异军突起。而相对于公共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生产型服务业的技术含量更高，专业性更强，它的崛起是服务业高级化的表现。生产型服务业的产品分配同样具有排斥低端劳动力的特征。
过去就业质量低，除了产业结构低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管制政策缺位及劳资力量的失衡，资本肆意侵害劳动者权益。从2004年开始，随着新的《最低工资规定》和《劳动合同法》出台，我国逐步强化劳动管制政策，劳动者权益的受保护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随着劳动供求关系的转变，很多企业面临招工难的问题，更是不敢怠慢员工。在这种情形下就业质量仍然低，就要换一个眼光来看问题了，如果说过去是由于劳资关系失衡造成的话，那么今天就是由于蛋糕小造成的，低产业附加值使资本和劳动陷入零和博弈。
由图5的仿真结果可以看出，改进后的子空间跟踪算法比PASTd算法引起的信号子空间估计误差要小，在信噪比小于8 dB时，该误差幅度较为明显。同样的，由图6的仿真结果可以看出，改进后的子空间跟踪算法比PASTd算法引起的噪声子空间估计误差要小，在信噪比小于8 dB时，该误差幅度较为明显。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律，一国经济发展将先后经历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上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阶段，重心先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再让位于第三产业。目前中国正处于从以第二产业为重心向以第三产业为重心切换的关键阶段，2012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均达到45.3%，此后，第三产业接棒，逐步超过第二产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17年第三产业比重达51.6%，第二产业降至40.5%。这个阶段对应于工业化的中后期，不仅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在嬗变，两大产业内部也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低端劳动力是低质量就业的重灾区。未来工业化可能会损害低端劳动力就业质量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我们应避免出现西方国家的社会撕裂现象：一方面，技术进步高歌猛进；另一方面，低端劳动力被遗弃一边，这不符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今天西方民粹主义兴起就有这方面的原因，应引起警惕。
（二）低质量就业将长期困扰广大劳动者
实际上低质量就业问题在我国一直存在，且影响广泛。2004年新的《最低工资规定》和2008年《劳动合同法》出台就可以理解为对低质量就业的反击。时至今日，就业质量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总体上还远远不能算高，某些方面甚至还在下降。
以近十年来的变化为例，2006—2016年，我国年均工资从19463元增长为47592元，增长了1.45倍，表面上看，增长比较快，但横向对比看，工资仍处于较低水平，以与美国的对比为例，2016年只有美国的16.6%，当然，工资差距主要还是源于生产率差距，2016年我国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12%，相较于工资劣势，劳动生产率的劣势更大。
采用多物料分立共存吸波升温测试方法验证锡石多金属硫化矿中金属矿物与脉石矿物共存时的选择性吸波差异。微波加热1 min，结果如图4所示。
更恶劣的是，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差，职业病高发，工伤事故不断。2006年我国工伤发生率为0.76%，至2016年非但没有下降，还上升至0.9%，放眼全世界也算很高的。在煤炭、建筑等行业，工伤事故频发，伤亡人数令人震惊。2016年我国发生矿难近200起，死亡500多人，占全世界矿难死亡人数一半以上。
推动劳动需求扩张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工业化；二是城镇化。未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入新的阶段，中国劳动需求还会呈现持续的扩张态势。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上述因素是长期以来在刘易斯式发展模式下累积形成的，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它们仍将发力，就业质量低的问题仍将延续，并严重威胁劳动者的幸福感。
高血压和糖尿病都为终生疾病，近年来发病率日益升高。患者长时间患病会有焦虑、恐惧、无助等相关不良心理情绪[1]，这些不良心理情绪不利于疾病控制，导致病人治疗依从性差，影响治疗效果。有相关研究表明[2]，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给予护理路径表干预，具有一定影响，能够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为此，该文2016年5月—2017年5月探讨高血压合并糖尿病老年患者实行护理路径表干预的临床护理效果，现报道如下。
提升就业质量的政策建议
（一）产业升级是提升就业质量的唯一根本途径
从根本上讲，就业质量取决于产业结构，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就匹配怎样的就业。就业质量低是产业结构低级化的必然结果。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分类，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可以通过三种形式，即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其中绝对剩余价值对应于低级产业结构，此时劳动生产率较低，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长，剩余劳动时间短，为维持必要的剩余价值率，资本家只能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加大劳动强度、降低劳动保护支出等手段来实现。
相对剩余价值则要缓和得多，它对应于高级形态的产业结构，此时技术进步已经扩散，带动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剩余劳动时间相对延长，这使资本家有可能在不延长劳动时间、不增加劳动强度的前提下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是一种全社会范围的进步。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工人就业质量总体较高，就是得益于技术的社会性扩散与产业结构高级化。
超额剩余价值则是个别性的，它为技术先驱型企业提供了超级红利，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得到极大缓解，呈现出一派祥和景象。由于产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便维持总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不变，资本家也能获得高于其他企业的利润，甚至能通过股权激励等形式把一部分超额利润分享给工人。高质量就业在这一状态下达到最优，实现了真正的劳资双赢。微软、谷歌、亚马逊等世界级的高科技企业在这一方面树立了典范。
不管是相对剩余价值，还是超额剩余价值，都对应于更高的产业附加值，它只有通过产业升级才能实现，也唯有此，才能从根本提升就业质量，否则就只能以损害资本利益为代价来迁就劳动者利益，这种做法不可持续。纵观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早期也经历过低质量就业的问题，工人抗争不断，但随着产业升级，这些问题逐步化解。就以美国为例，从早期的重化工业到后来的电气工业，再到电子工业、信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产业附加值不断提升，为就业质量提升打下了物质基础。类似地，战后日本和韩国，产业结构从纺织业为重心到以汽车工业为重心再到以电子工业为重心，产业升级与就业质量提高几乎是同步进行的。
在被调查的赴菲游客中，男女比率基本平衡，女性人数多于男性。年龄段主要集中于18岁至37岁之间。在受教育程度上，大学本科占68.5%，硕士及以上17.4%。在职业分布上，以在校学生和企事业单位为主。有88.0%的被调查者去过一次菲律宾。尽管本次问卷的样本总量较少，但人口特征的分布比较合理。
当前中国产业升级正处于关键时期：各种要素成本上升，利润空间不断压缩，对就业质量造成进一步威胁。以土地、房租上涨为例，等于变相延长了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减少。除非加快技术进步，使企业能通过超额剩余价值或相对剩余价值维系正常利润率，否则很可能会转嫁给工人，损害就业质量。另一方面，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对传统产业结构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我们应借力于这次机遇，化压力为动力，倒逼产业升级。
（二）就业政策重心转向提高劳动者的高质量就业能力
为满足各院部个性化、特色化研究生国际化公开课建设的需求，每年中国药科大学的研究生国际化公开课由全校各院部系提出立项申报，研究生院组织统一评审的方式差额化确定立项资助的门数，给予每门5万元的经费支持。
要进一步提高就业质量，就不能再过度依赖劳动管制政策了，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辅助作用，边际效果已减弱。当管制力度超出资本承受力时，一味强调改善劳动者境遇，企业就只能关门，劳动者丢掉饭碗。提高就业质量，最终还要靠积极就业政策来实现，它更强调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和就业技能。低级形态的人力资本只能适应于低级产业，无法适应新兴产业的要求，换言之，积极就业政策也是产业升级的必然要求，因为产业升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力资本升级。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产业升级受阻就是因为人力资本跟不上。
那么，积极就业政策究竟积极在哪呢？传统意义上讲，积极就业政策致力于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但今天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就业能力，而是高质量就业的匹配能力。只有人力资本提升，才有机会抓住高质量就业的机会，并适应它。积极就业政策要未雨绸缪，规划好未来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并谋定与这一方向相适应的人力资本类型，在这一基础上对人力资本提前布局。只有当劳动者具备与未来产业相匹配的人力资本时，我们才有底气谈高质量就业。
2014—2017年，胶东地区持续干旱，降水量较常年偏少30%以上，治理区周边多处水井干涸。但治理区内所施工水井因构造导水作用和充足的蓄水空间保障，在农灌抗旱过程中为当地村民提供了持续可靠的稳定水源，使周边近6.67hm2农田得到有效灌溉。
温简也很久没有见过夏小春了，她想她和顾青应该已经顺风顺水地在一起了吧，她是那个能让顾青不辛苦的人，而她舍不得让顾青辛苦所以才让他走。这应该是真的爱情吧，所以她才会如此地疼痛，如此地不舍。
专家先看病理报告后看片，看了足足有十分钟，这才放下片子下结论对老婆说：他什么都没有。老婆愕然：他什么都没有？那他为什么咳嗽气喘？专家说：可能是气候变冷造成的，也有可能是吃什么过敏造成的。我插嘴说：不能吧？我以前从来没得过这种病呀？再说我最近也没吃什么呀？专家说：以前没得过的病，不代表你今后不得；以前吃某种食品不过敏，不代表你今后吃这种食品也不过敏。老婆问：医生，那得给他打点儿什么药？专家说：不用滴流，吃点儿口服药就行。说着，就开了两副药，一副是化痰止咳胶囊、一副是罗红霉素片。
无论何种人力资本，都离不开基础教育。越高级的人力资本，越需要厚重的基础教育。纵览世界各国，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延长义务教育是一个基本趋势。目前，我国劳动力绝大部分还只有初中教育水平，这与9年义务教育密切相关。随着中国财政力量的增强，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当劳动者走上工作岗位后，在职培训就成为其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渠道，但现实中在职培训差强人意。企业主担心员工培训后离职，培训成本打水漂，员工则源于机会主义动机也确实缺乏忠诚度，这造成了培训的外部性，使供给量小于社会最优水平，这就是市场失灵。要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来矫正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比如通过培训补贴来激励企业主提供培训，但也要防止走另一极端，即政府包办一切导致政府失灵。总体原则是，政府只进行利益引导，微观决策交给企业和员工。
结论性评语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非农部门的迅猛扩张，就业数量不断增加，就业压力开始有所缓解。可以预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劳动供给会不断收缩，但另一方面，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到新的阶段，将带动劳动需求呈持续的扩张态势，二者交织发力会使劳动力市场继续呈紧平衡格局，就业的数量型矛盾将持续性减弱。未来就业矛盾的焦点将转向质量维度，低质量就业问题将困扰广大劳动者，特别是低端劳动力群体。这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在就业领域的具体体现。低劳动生产率、低工资、高劳动强度、职业病危害、工伤事故频发等将严重侵蚀劳动者的劳动利益和就业幸福感。
2.2.2 性别 劳动力转移初期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大多数工作机会来自于建筑业，工作体力强度大，因而外出务工的男性多于女性。此外男性的就业愿望更强烈，胆量更大，从而使得男性外出意愿通常强于女性。调查中女性编码为2，有83名，占43.2%；男性编码为1，有109名，占56.8%。受访对象男性偏多，但随着经济发展，城镇适合女性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多，比如餐饮业、家政业和零售业等。
低质量就业是产业结构低级化的必然结果，低产业附加值造成了资本与劳动利益的直接对抗。要以一种帕累托改进的方式来改善就业质量，就只能通过产业升级来实现，只有把蛋糕做大，提高就业质量才有物质基础。产业升级需要要素升级的支撑，其中，首要的是劳动要素的升级。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并使之与升级产业相匹配是应有之义，这对未来就业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与就业矛盾转型相对应，未来的就业政策就不能再仅仅围绕着消极就业政策和劳动管制政策来设计，它们只能保证充分就业和底线就业质量，要从根本上提升就业质量关键还是要为产业升级提供人的支撑。提高劳动者符合未来主导产业要求的劳动技能就是提高其高质量就业能力，它需要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等多个维度入手重构人力资本体系。
（丁守海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丁洋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本科生，吴迪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摘自《经济学家》201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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