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众的“中国崛起”认知与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一项实证研究
□ 张明新，游雯
摘要： “ 中国的崛起” 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 必然转化和体现为国际公众头脑中主观认知的变动过程。 本研究以在美国实施的全国性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 客观评估美国公众的“ 中国崛起” 认知及其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判断。 分析显示，“ 中国崛起” 已是美国公众的一种普遍性认知状态， 但他们对未来两国关系的判断， 则是合作与冲突预期相互交织， 双向增长。 对于美国公众来说， 了解和认可中国已经崛起的事实， 虽然不会加强他们对未来两国合作的预期， 却会使他们相信， 两国在未来的冲突会减弱。 本文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 美国公众的媒体接触与中国文化经验对他们关于两国关系未来走向的判断产生着相互背离的双重效果—— 既使他们认为两国今后的合作会加强， 同时也使他们相信， 两国在未来的冲突会更多。
关键词： 中国崛起； 中美关系； 媒体接触； 文化经验
一、研究背景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国力不断提升。对美国而言，“中国崛起”既是一个历史进程中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一个公众头脑中主观认知的变动过程[1]。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崛起存在不同认知，既有共识也有分歧。2012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美国公众、专家对美国对中国的政策认知”报告显示，对“中国崛起”和影响力的判断，专家学者更理性，普通公众则显得更加激进和感性[2]① 该项目由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态度项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术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共同开展。 。近来的一些研究显示，有些美国公众已充分认识到中国的崛起，认为中国在不久的未来将超越美国[3]；但有些公众却认为，中国面临很多问题，崛起为一个大国仍需很长时间[4]。因而，对美国公众头脑中关于“中国崛起”的认知，需要相对客观的评估和研究。
在国际舆论场上，“中国崛起”的话语常与“中国威胁论”联系在一起[5]。对于美国而言，面对来自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迥异并蓬勃发展的崛起国的挑战，这种威胁感与其是否选择与中国保持友好的接触密切相关[6]。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衰落论”重又兴起[7]，中国的崛起无疑加重了美国的忧虑[8]。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相对冷淡，甚至偏向负面[9]，了解其对“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认知，以及这种认知背后的诸种潜在影响因素，是改善国际舆论场上于中国不利局面的前提，唯有如此，才能准确把握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战略意图，进而有助于制定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对外战略。
二、文献回顾
(一)作为一个历史认知过程的“中国崛起”
美国社会最初对“中国崛起”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威胁论”兴起之后。根据学界的梳理[1]，从冷战后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演变，大致可以看出美国社会的“中国崛起”认知主要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首先是怀疑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这个阶段，美国公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是不确定的，包括政治精英在内的美国公众对中国所知甚少，两国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实力对比仍然悬殊，“中国崛起”还不是一个清晰概念，美国社会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尚处于模糊和不确定的状态。其次是警觉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7年)。在这一阶段，“中国崛起”越来越成为一个确定性的事实呈现在美国公众面前。美国社会无论是对“中国威胁论”观念的增强，还是对中国“利益相关者”的认同，都显示出“中国崛起”已是一种具有相对确定性的认知，其中也带有警觉性的防范。再次是焦虑阶段(2008年至今)。在此阶段，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和担忧明显加剧，担心中国将挑战其主导地位，对其核心利益构成威胁。特别是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的防范心理与日俱增，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10]，在经济上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发起并不断升级贸易战，试图通过打击中国高端制造业来延缓中国的崛起势头。
在当今时代，美国公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状况究竟如何?对此问题，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实施的“中美公众的世界观念调查”，保持着动态性的关注和揭示。该研究院最新报告指出，尽管只有不足四成的美国公众表示“非常了解”或“比较了解”中国，但在他们心中，中国是排名第二的世界大国(平均提及率44%，仅次于美国的78%)。就社会总体发展水平来说，虽然32%的美国公众认为中国“不会超越/优于”美国，但24%认为中国“已超越/优于”或者“将超越/优于”美国。可见，当今的美国公众，在相当程度上已认可或者说认同“中国崛起”的现实[11]。
(二)美国公众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认知
将上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加以整理，如表1所示。
对于中美关系的思考，刘建飞认为，美国理论界有传统现实主义、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性现实主义四种观念。其中，以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和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学派和以“新美国世纪项目”主任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比较悲观，认为实力强大的中国会挑战美国霸权，引发与美国的冲突，中美关系竞争大于合作；而以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以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为代表的理性现实主义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比较乐观，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两国在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共同利益增加，中美关系合作大于对抗与冲突[12]。
因此，对中美关系走向的理解，包括合作、冲突以及合作与冲突并存三种可能性。许多美国学者强调全球化的促进作用、国际反恐战争和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等因素有利于推动中美关系避免冲突、增强合作[12]。美国精英多认为两国均无法承担互相视为敌人的后果，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其他方面的冲突却不可避免[8]，中美关系必然有起有伏[13]，尤其是台湾问题、领土争端等，使得中美区域安全竞争加剧[14]。不过，随着中国实力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注重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已是美国社会的共识，绝大多数公众认为强有力的中美关系是重要的[15]。
如何理解美国公众在判断中美关系未来走向时这种相互背离的双向预期?我们期待从他们的“中国崛起”认知上寻找答案。如前所述，从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四个方面来观察，约有一半的美国被访者认为中国已是一个崛起大国。那么，他们这种“中国崛起”的认知由哪些因素决定?如表2所示，以人口学和社会结构变量、对中国的了解度和兴趣度、传播与文化因素作为预测变量，进行阶层回归分析，发现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家庭收入、对中国的兴趣度和媒体接触频度是显著的预测变量。具体来说，男性、年长者、教育程度较高者、家庭收入较低者、对中国更有兴趣者，以及更少接触媒体者，更倾向于认为中国是一个已崛起的国家。如模型3所示，由于媒体接触对因变量拥有显著的负面影响(β ＝-0. 076，P ＜0.01)，这为假设1提供了经验支持。
(三)“中国崛起”认知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认知的影响
关于“中国崛起”对中美关系前景的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知识界历来观点不一，总体上分为“乐观积极论”和“怀疑消极论”两种，前者认为“中国崛起”对中美关系有积极影响，后者则认为是消极影响。
其一，乐观积极论。自由主义流派从经济相互依存、国际制度的制约和中国民主化进程三个角度，对“中国崛起”进行考量，认为中国能和平崛起[16]。对“中国崛起”的乐观认知促使自由主义者对中美关系走向抱有积极态度。按照新自由制度主义两位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相互依存理论[17]，中美关系随着两国经济利益依存程度的加深，不会走向敌对和冲突，而是保持合作和双赢。在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看来，利益完全趋同和完全冲突的极端现象属于少数，大多数是既有利益冲突又有趋同的互动关系[16]。现实主义流派中也有对“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走向持积极态度的观点。
其二，怀疑消极论。以约翰·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流派理论家认为，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因而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持消极态度。米氏在《大国的政治悲剧》中写道，大国的目标是成为唯一的霸权国，并预防相匹敌的竞争对手在全球不同地方的崛起[18]。阿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从亚洲地缘竞争的角度，完全认同米尔斯海默关于中美争霸的观点[19]，指出“权力政治即便不会造成中美对抗，也会使两国走向互不信任和竞争。”[20]在这种观点看来，“中国崛起”的现实和发展趋势，会使中美关系向冲突加剧甚至发生战争的方向演变。以上系美国精英群体持有的观点，至于普通公众的理解，仍不得而知。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问题：
归属感是指对人群的喜爱依恋等心理感受，如对住宅的位置、标识物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 自豪感和其他特有的感情。任何个人都离不开一定的团体或组织，人们 常常由于相同职业归属于一个单位，由于共同的居住地属于某个地区，从“血缘 ”的家庭关系中扩展到“业缘 ”和“地缘 ”关系，这种“地缘 ”关系由此产生“远亲不如近邻 ”、“落叶归根”等 乡土观念.所以，人们偏爱具有亲切感 、归属感而不感到陌生的生活空间。面对社会、工作、生活中的种种压力，当回到家时从空间之中所得到温暖，压力的释放以及轻松，有着“家”的感觉。当室内的空间会带给人一种舒适感，轻松感，释放精神压力时，便会有归属感。
RQ 美国公众如何理解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他们对“ 中国崛起” 的认知如何影响其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判断?
(四)媒体接触、文化经验与美国公众的“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认知
根据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拟态环境”理论，公众往往依赖大众媒体建构的“拟态环境”来指导其在真实世界的认知和行为[21]。大众传播在改变个体的他国认知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从媒体上获取的信息决定了人们头脑中的他国形象[22]。研究发现，美国媒体对某国报道越多，公众越有可能认为该国对美国的利益至关重要；媒体对某国的负面报道越多，公众对该国的态度也趋于负面[23]。诚如托马斯·博克(Thomas Bork)所言：“美国民众缺乏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可靠渠道，美国媒体和官方舆论‘设定了关于中国的认识、思想以及解释’。”[24]长期以来，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存在负面或消极定势，中国常被刻画成“好斗、野蛮、危险的地方”[25]。1992-2001年涉华报道数量增长迅速，但报道基调却依旧负面[26]。美国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大多数都将中国视为美国的对手，关注暴力冲突、政治危机、人权问题等内容[27][28]，反映中国社会文化和生活方面的报道极少[29]。
美国媒体对中国的立场映射在公众关于中国的舆论上。盖洛普公司和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结果表明，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形象认知一直偏向负面[30][31]。美国公众的媒体接触与其对中国的认知显著相关，因为在关于中国的议题上，美国公众深度依赖电视节目、专栏文章、评论和各种媒体的报道。在北京奥运会前后，美国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明显增加，公众对中国的认知也愈加消极[30]。尽管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总体上倾向负面，但当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开始偏向正面时，公众对中国的舆论就趋于正面；反之亦然[32]。越是通过电视和脱口秀广播节目了解中国的公众，其中国威胁认知越强烈[33]；而电视接触频率低的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好感度更高[34]。
可见，在媒介化社会的当下，媒体在塑造美国公众的中国认知方面具有强大效果。在早期的民调中，有些美国公众对“中国崛起”持积极态度，但近年来，持积极态度的人数开始下降[35]。研究者通过分析中美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发现媒体报道影响了美国公众对两国关系的认识，由此产生的社会舆论为美国政府推行对中国强硬的政策提供了支持，两国关系面临新的考验[36]。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两个假设：
H1 接触媒体更多的美国公众， 对“ 中国崛起” 的认知更消极。
H2 接触媒体更多的美国公众， 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判断更消极。
在全球化加速发展、国与国之间交流愈发深入的当今，中美两国的文化交往非常广泛，这种往来很可能会影响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认知和对中美关系的理解。因此，在媒体接触外的其他因素，尤其是公众关于他国直接或间接的文化经验，应引起重视。Boulding认为，人们关于一国的直接经验可能有助于增强对该国的好感，因为国家形象的形成并非完全来自传播内容，也由个体对内容的解释来决定[37]。Galtung和Ruge也指出，一国的形象不仅由新闻媒介塑造，私人联系和接触、海外业务往来、外交派遣等都会起作用[38]。Scott认为直接接触会影响公众对目标国的印象，导致公众对以前观感的重新思考，甚至最终改变对目标国的印象[39]。现实社会中的文化交往活动可以减少关于外国的负面新闻报道，这反过来又限制了负面新闻描述对外国公众舆论的影响[40]。
近期的两项实证研究分别探讨了文化经验对国家形象认知的影响。其中一项研究发现，中国公众的媒体接触和亲身的文化体验，增加了他们对周边邻国的了解，并使其形成对邻国更积极的态度[41]。苏林森则发现，直接的文化经验(包括来中国旅游、与中国亲友交往等)显著改善了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曾经来中国旅游过的美国公众对中国好感度更高，有中国朋友的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更正面[42]。鉴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拥有更多中国文化经验的美国公众，会更认可“中国崛起”的事实，也可能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持更积极的态度。
H3 中国文化经验更多的美国公众， 对“ 中国崛起” 的认知更积极。
二是向基层放权，减少审批环节和流程。从由省业务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部门直接审批项目，改为尽可能下放给市县或用款单位自行审批具体项目。省级主管部门实行“大专项+任务清单”管理模式，采取因素法切块分配资金，负责科学制定并批复下达“任务清单”；省财政部门根据主管部门报送的资金分配方案下达资金和绩效目标。确需保留由省级审批具体项目的资金，从省业务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部门联合审批，改为省主管部门单独自主办理。
H4 中国文化经验更多的美国公众， 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判断更积极。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结构
本文使用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2017-2018年度“中美公众的世界观念调查”资料(美国部分数据)展开实证分析。该调查于2018年11月实施，委托全球知名的Qualtrics公司线上执行。该公司的在线样本库由超过600万的注册用户构成，每两年对样本库进行质量筛查。通过AI智能检查、双重选择确认等方式招募有效的参与者，调查项目启动后，执行人员设置7天的软启动观测期，并设置正式调查的最大和最小作答时间。正式调查过程中共获得2562份有效问卷。出于谨慎考虑，本文仅采用作答时间超过10分钟的受访者，照此标准，本文的样本量为2033份有效问卷。
在剔除系统缺失个案后(均未超过5%)，男女被访者分别占43.7%和56.3%；年龄方面，18-24岁、25-34岁、35-44岁、45-54岁、55岁以上者各占10.3%、19.6%、21.5%、23.1%、25.5%；白人占 58.5%，非白人占41.5%；教育程度方面，高中及以下者占37.5%，大专31.6%，大学及以上者30.9%；民主党占37.3%，共和党25.7%，独立派37%；在10级量表上，被访者家庭收入均值为5.37(Sd ＝2.33)。
(二)变量测量
“中国崛起”认知 使用四个多选项(答案中包括中国)的问题来向被访者提问：(1)您觉得在当今国际事务中，哪些国家发挥着重要影响力?(2)您认为哪些国家的经济实力非常强大?(3)您觉得哪些国家的科学技术非常发达?(4)您认为哪些国家的军事力量很强大?针对上述任一问题，若被访者在其中选择了中国，即表明至少在其眼中，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结果显示，分别有48. 3% 、52. 5% 、60% 和44. 3% 的被访者在上述四个问题上选择中国，表明在他们看来，中国已然崛起。将这四个项目合并为美国公众的“中国崛起”认知综合指数，该指数的取值区间为[0，4]，均值为M ＝2. 05(Sd ＝1. 48)，该变量的四个构成指标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α ＝0. 73)。
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判断 关注两国关系未来走向的合作与冲突两个面向。调查中使用的问题是：您认为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势如何?(1)两国的关系会更重要；(2)文化交流会更多；(3)军事冲突将更多；(4)经济上更加相互依赖；(5)经济摩擦会更多。使用5级李克特量表(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要求被访者指出对五个说法的同意程度。结果显示，被访者对上述各个陈述的同意度均值分别是3. 69、3. 50、3. 23、3. 43、3. 66。由于3是从“不同意”到“同意”的阈值，上述结果表明，被访者既认为中美关系更加密切，但也认为两国的冲突和摩擦会更多。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并使用正交旋转法，发现五个题项中可提取两个公共因子，能解释69% 的方差。其中，陈述(1)(2)(4)构成因子一，(3)(5)构成因子二，分别命名为“合作预期”和“冲突预期”，两个量表都具有不错的内在一致性(合作α ＝0. 72；冲突α ＝0. 65)。将它们分别构建为复合指数，“合作预期”的均值M ＝3. 54(Sd ＝0. 70)，“冲突预期”的均值M ＝3. 45(Sd ＝0. 77)，两个因子显著正相关(r ＝0. 15，P ＜0. 001)。
媒体接触频度 调查被访者从报纸、电视、广播、杂志、新闻网站和社交媒体6种渠道获得关于中国的新闻信息的频率，使用5级量表(1＝“从未”，5＝“几乎每天”)来衡量。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6个项目中只有一个公因子存在，量表的内在一致性较高(α ＝0. 89)。在合成为综合指数后，被访者关于中国新闻的媒体接触频率均值M ＝2. 14(Sd ＝0. 97)。
中国文化经验 被访者有关中国的文化经验通过5个由“是-否”答案构成的问题来测量：(1)您是否能够说中文和阅读中文?(2)您是否有亲戚、朋友或熟人在中国工作或生活?(3)您是否有亲戚或朋友曾去过中国?(4)您是否在社交媒体(如Facebook)上有中国朋友?(5)您是否曾亲身到访过中国?结果发现在这5个项目中，仅有一个公因子存在，量表的内在一致性不错(α ＝0. 72)。将受访者的回答“是”赋值为1，“否”赋值为0。在合成为综合指数后(取值范围为[0，5])，被访者关于中国的文化经验均值为M ＝0. 80(Sd ＝1. 19)。被访者接触媒体上关于中国新闻的频度，与其中国文化经验显著相关(r ＝0. 45，P ＜0. 001)。
控制变量有：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对中国的兴趣，以及人口统计学变量和社会结构变量。
X能源管理人员在8月24日与核管会人员会谈时表示，计划在2021年第二季度之前提交这座燃料制造设施的运行许可证申请。
对中国的兴趣 通过多选项问题“除了美国，您对哪些国家感兴趣?”提问(0＝“不感兴趣”，1＝“感兴趣”)。答案中包括中国等20多个国家。如被访者选择中国，表明他/她对中国感兴趣。结果是，25.3%的被访者表示对中国感兴趣。
简易监测站主要由乡村负责观测、预警，分为简易雨量站和简易水位站两类。简易雨量站一般布设在山洪灾害防治区内受威胁的村所在地（有山洪灾害防御任务的每一个村都应设立）。
对中国的了解程度 通过“您对中国了解吗?”来提问，采用5级量表(1＝“完全不了解”，5＝“非常了解”)要求被访者作答。结果显示，被访者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均值M ＝3. 09(Sd ＝1. 14)。
人口统计学和社会结构变量
包括性别、年龄、种族、教育程度、党派倾向和家庭收入水平等也作为控制变量纳入考察范围。
首先，从区位和地缘因素看，地方高校连接县区，最接近农村，与地处大城市的高校相比，不仅可以直接感受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及存在的问题，而且对农村建设诸多需求有着较为系统、全面的认知。
中国和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关系逐渐成为最重要、最复杂也最具挑战性的双边关系，不仅影响中美两国今后的发展趋势，而且对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影响力极大，故而了解美国社会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尤为必要。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四、研究发现
首先，就美国公众关于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判断做简要描述。结果显示，被访者对两国关系前景中的合作和冲突，都有类似程度的判断(图1)。一方面，超过一半的被访者认为两国关系会更重要、文化交流将更多、经济上会更加相互依赖；另一方面，也有超过一半的被访者认为，两国之间的军事冲突会更多、经济领域将有更多摩擦。概括而言，美国公众对未来两国关系的判断，既有合作预期，也有冲突预期，乐观与悲观的态度并存。
图1 被访者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判断① 在该图中，“同意”包括了“完全同意”选项，“不同意”包括了“完全不同意”选项。
主要分布在山间河谷漫滩中，含水层由第四系上更新统别拉洪河组冲积砂砾石组成，其中含约15%的黏性土，含水层厚度2.6～6.8 m，越向山间蔓延含水层越薄。单井涌水量为10 ～100 m3/d，渗透系数 5.0～10.0 m/d。
表2的模型3也显示，被访者关于中国的文化经验，并未对其“中国崛起”认知产生显著影响(β ＝0. 008，P ＞0.05)。换句话说，即使有些美国公众关于中国的文化经验更丰富，但他/她对中国崛起的认可度并不因此更高。是故，假设3并未受到支持。
再者，鹅鼻“此山险绝”，绝少有人涉足(罕有至者)，姚令威也是靠一位采药人的带领才到了这里。在离秦始皇树碑一千年之后仍是这样的一处寂静的高山荒岭，可以想象在秦朝时这里还该有多少荒蛮冷寂！秦始皇为什么要在会稽树碑？就是为了宣扬秦的威德，整顿越地风气，它实际上是一幅恩威并重的布告，一件震慑越人的武器。布告要使人处处看在眼里，时时悬在心里，才能产生慑服人心的作用。不把它放在离县城很近、人气聚集的禹庙、禹墓旁，而放到了人迹罕至的鹅鼻山，难道秦二世的脑子出了问题？！姚令威真是憨直得可以。
为使阿力木·亚库普度过眼前的难关，吴辉生根据他的特长协调联系给他在六建东方一分公司安排了一份司机的工作，月收入2500元。如今阿力木·亚库普有了稳定的工作，生活质量有了明显改善，他逢人便说，我能有今天多亏了汉族亲戚的帮助引导。
美国公众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判断，是否与他们的“中国崛起”认知有关?为此，我们以中美关系“合作预期”和“冲突预期”为因变量，以人口学和社会结构变量、对中国的了解度和兴趣度、传播与文化因素、“中国崛起”认知为四个层级的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整理于表3中。此处，仅关注媒体接触、文化经验和“中国崛起”认知的影响。先看关于合作预期的两个模型，不论是否将“中国崛起”认知作为预测变量纳入模型，媒体接触和中国文化经验都对中美关系的乐观预期拥有显著的积极效果。也就是说，接触媒体越多、中国文化经验越多的美国公众，对两国关系未来的合作预期越强。但“中国崛起”认知的影响并不显著(β ＝0. 036，P ＞0.05)，换言之，被访者不论是否认为中国已经崛起，这种认知对他们关于两国未来关系的乐观估计并无影响。
灌服驱虫药48 h采粪前，观察山羊体表驱虫情况。拨开被毛，发现体虱均不附着在羊皮肤上，而是褪到羊毛中部，呈干瘪状，用指甲挤压无声，微风即可吹走，可判断部分体虱已被杀死。有部分体虱是存活的，但是用药剂量大的存活量少。144 h后，体虱全无，效果非常明显。
表2 “中国崛起”认知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表3 “中美关系未来走向判断”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再看关于冲突预期的两个模型。不论是否将“中国崛起”认知作为预测变量纳入模型，媒体接触和中国文化经验都对中美关系的冲突预期具有显著影响——被访者接触媒体越频繁、中国文化经验越多，越倾向于认为两国在未来的冲突会增加。“中国崛起”认知的影响也是显著的(β ＝-0. 06，P ＜0.05)，被访者越是认为中国已经崛起，就越倾向于认为两国在未来有着更少冲突。
表3的四个回归模型显示，被访者的媒体接触和中国文化经验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判断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进一步说，这两个变量都对被访者关于中美关系的合作预期有着积极效果，同时也使得他们对中美关系之间的冲突有更多预期。这些发现为假设2和假设4提供了部分支持，但同时也提供了反向成立的经验证据。
美国公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如何影响其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判断?上文分析表明，“中国崛起”认知对美国公众关于两国未来关系的合作预期没有影响，但却对冲突预期拥有积极影响，因此在总体上，美国公众的“中国崛起”认知对其关于两国关系的判断有积极效果。
将上述结论可视化，得到图2和图3。图2中横坐标为美国公众的“中国崛起”认知、媒体接触① 在分析过程中，此变量的值已做四舍五入取整处理。 或中国文化经验，纵坐标为中美关系合作预期。随着“中国崛起”认知增强，合作预期并未发生显著变化，但随着媒体接触或中国文化经验增多，合作预期显著提升。在图3中，横坐标不变，纵坐标是冲突预期。随着被访者“中国崛起”认知提高，冲突预期显著降低；随着媒体接触或中国文化经验增多，关于两国未来关系的冲突预期则显著增长。
图2 传播与文化因素、“中国崛起”认知与中美合作预期
图3 传播与文化因素、“中国崛起”认知与中美冲突预期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旨在客观了解美国公众的“中国崛起”认知及其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判断，以及这种认知判断背后的潜在影响因素。通过分析面向美国公众的全国性民调数据，本文有如下三方面的发现。
其一，“中国崛起”已是美国公众的一种普遍性认知状态，且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美国，传统意义的精英群体更关注国际事务，其价值理念感更重[15]。研究表明普通公众的政治知识非常有限，尤其表现在国际政治和美国外交政策方面[43]。就“中国崛起”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而言，美国普通民众的感知同样比较迟钝。美国社会对“中国崛起”的认知，首先是在精英群体中产生并引发热烈讨论的。美国精英和理论界普遍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重新崛起势不可挡，中美之间已出现经济影响力的转移[8]。本研究则显示，约有半数的被访者认为，在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方面，中国是不可忽略的世界大国，表明在美国公众心中，“中国崛起”已是认知常态。美国社会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从精英到普通民众的转移，意味着“中国崛起”作为一个历史性的客观事实，已进入美国公众的认知体系并逐步沉淀；其中的影响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收入等人口学和社会结构变量，也有态度因素(如对中国的兴趣等)，还有媒体因素。但是，媒体因素产生的是消极效果。美国普通民众越是通过媒体接触关于中国的新闻，越不会认为和相信“中国崛起”的事实。显然，这与美国媒体对中国的呈现和描述有关。一直以来，美国关于中国的报道是负面占主导，常贬低中国取得的成就，夸大负面事件，语调具有随意性和煽情性[44]；即使是关乎中国发展的电视纪录片也不例外，将“中国崛起”的意象控制在西方主流价值观所“操纵”的范围内，有意识地固化公众对于中国“神秘”“消极”“畸形发展”的刻板印象[45]。因此，美国媒体对本国公众关于“中国崛起”的认知，一直产生着误导的消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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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美国公众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判断，合作与冲突预期交织，乐观与悲观态度并存。以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文化交流、军事冲突、经济依赖度、经济摩擦作为指标，被访者对两国关系前景中的合作和冲突趋势有着类似程度的预期。换句话说，美国公众既认为两国关系重要、需要合作，但也认为两国在未来会有更多冲突或摩擦，这是一种乐观与悲观并存的状态。应该说，这种态度背后折射了传统现实主义、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性现实主义的诸多观念。如同对于“中国崛起”的认知一样，美国普通民众对中美关系的理解也与精英群体的认知存在差异。王文通过对美国政要名流、智库学者以及普通公众的调研发现，对于中国的印象和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美国普通公众比精英更积极，社会真实想法比媒体舆论表达更正面[46]。然而，普通公众的观点无疑是普遍民意的象征，是决策的重要依据所在。从人口学和社会结构因素来看，男性和收入较高者更看好两国在未来的合作，年长者、教育程度较高者和收入较高者则相信两国在未来有更多冲突。从态度层面看，对中国越是有兴趣、越是了解中国的公众，越是对未来两国的合作有预期。在传播和文化层面，不论是接触媒体上关于中国的新闻，还是获得关于中国的文化经验，都拥有似乎令人费解的双重效果——既使得美国公众认为两国在未来的合作会增加，也使得他们相信今后两国会有更多冲突。这是一种颇为奇特甚至吊诡的现象：媒体传播和文化接触既孕育着理解和信任，同时也产生着误解和怀疑。在这点上，政治学者已有类似解释。譬如，王缉思就认为，冷战结束之后，中美战略互疑是无解的，并非接触和了解多了，关系就能改善，在国际政治事务上尤其如此；有时反倒是越相互了解，彼此越不信任[47]。
其三，美国公众的“中国崛起”认知对其关于两国未来关系的判断有着积极意义。目前，西方学界对“中国崛起”的后果的理解，包括乐观派和悲观派。前者认为中国将和平崛起，不会与美国产生对抗和军事冲突，后者则认为中国将在崛起过程中追求霸权，与美国必有一战[48]。当前，西方学界和美国智库大力渲染“中国威胁论”，美国顶级学术期刊《国际组织》在2018年第4期发表两篇关于中国影响力及其对现有世界秩序挑战的论文，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① “修昔底德陷阱”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观点，其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该概念最早由格雷厄姆·艾利森2012年在《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一文中提出。 概念被重新热议，都显示出对中美关系的悲观预期。本文研究显示，越是认同“中国崛起”的美国公众，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判断越积极，这似乎与理性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流派的观点一致，即通过均势外交或和平接触，两国之间的冲突可以避免。这种来自普通公众的民意与西方知识界和美国精英人士的观点是不同的，需要引起关注和重视。从这个结论出发，我们有理由相信，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两国不断加深的依存性和日益健全的国际制度，中美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将大大削弱。同时，双方在塑造国际金融秩序、应对全球气候问题、相互投资、新能源开发、维护地区稳定等领域将拥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与广阔的合作空间，这也会限制两国间的冲突倾向。
将本文揭示的各种相关关系和影响路径加以整合，如图4所示，美国公众接触媒体，会削弱其关于“中国崛起”的认知；他们关于中国的文化经验，并不对“中国崛起”认知产生影响。对于美国公众来说，认知到中国已崛起的事实，虽不会使他们产生两国在未来合作加强的预期，却使得他们相信两国在未来的冲突会减弱。另外，媒体和文化因素对他们关于两国关系未来走向的判断产生了相互背离的双重效果——媒体接触和中国文化经验使得他们认为两国今后的合作会加强，但也让他们相信两国在未来的冲突会更多。
一件艺术品的气质，最本质真实的反映了作者对于世界的认知态度和精神情感。中国传统绘画的空间观念、审美，透露着中华民族的美学思想的精华，它的形成与发展深受中华文明的文化品格及老庄哲学的思想为核心的审美精神的浸润与影响，形成了一种“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他以线条，笔墨的疏密变化，描绘自然生生不息，循环往复的韵律感、节奏感，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意境，对中国传统绘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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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传播与文化因素、“中国崛起”认知与未来两国关系预期② 单向箭头表示因果关系，双向箭头表示相关关系；实线表示显著，虚线表示不显著；“+”表示正相关或积极的影响，“-”表示负相关或消极的影响。
“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的未来是异常复杂的主题，美国公众对“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认知和判断，是由多重因素交互影响而形成的，远远超出本研究所能涵盖的范畴。无疑，传播与文化因素是关键性的变量，本研究仅触及其中一小部分，今后的研究需要对传播与文化变量做更深入的观察和分析。当前，美国公众(更准确地说，是西方社会)主要透过本国媒体来了解中国，这对于中国形象的塑造和传播极其不利。为降低美国媒体对中国形象负面构建的消极影响，我国应努力提升本国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使美国公众认知一个真实的、立体、全面的中国。同时，也需要注意发挥网络社交媒体的传播潜力。此前的研究显示，新媒体在塑造美国公众的中国形象认知中具有积极作用[34]。因此，如何通过Twitter、Facebook等西方的社交媒体平台，展示中国的良好形象，向美国公众呈现积极友好的中国，对处于当前阶段的中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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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merican Public’s Cognition of“China’s Rise” and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Sino-US Relationship：An Empirical Study
ZHANG Min-xin， YOU Wen， HUST
Abstract： The rise of China is a major event with far-reaching influence in human history.It must be transformed and embodied as a process of change in subjective cogn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mind.Based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naire data impleme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this paper objectively assesses the perception of the “China’s rise” and its judgment on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Sino-US relations.The analysis shows that“China’s rise” is a universal cognitive state of the American public， but their judgment on the futur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s that th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expectations are intertwined and grow in both directions.For the American public，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zing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risen，although not giving them the expectation that the two countries will strengthen in future cooperation，makes them believe that the future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ll weaken.Another important finding of this paper is that the media contacts of the American public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experience have a dual effect on their judgment on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it not only makes them believe that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ll be strengthened in the future，but also convinces them that there will be more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hina’s rise； Sino-US relations； media contact； cultural experience
中图分类号： G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023( 2019) 06-0085-10
作者简介： 张明新，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 博导； 游雯，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专项基金” 资助
收稿日期： 2019-06-10
DOI： 10.19648/j.cnki.jhustss1980.2019.06.11
责任编辑 吴兰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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