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晚明对安南黎、莫政权之间的平衡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南论文,政权论文,政策论文,试析晚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248[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0-5072(2007)03-0169-07
嘉靖十九年(1540)，莫登庸篡夺黎氏政权，并获得了明朝的承认，成为安南的合法统治者。莫氏虽然实施了一系列的优抚政策，暂时稳住了安南的政局，但黎氏在南方卧薪尝胆，最后举兵北伐，将莫氏赶出了京城升龙，重新夺回安南的政权。面对安南政权再次易主，明朝不得不作出现实的抉择，承认黎氏政权的合法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对莫氏后裔进行保护。本文将就安南政局的演变与明朝的应对过程进行探讨。
一、安南国内政局再起纷争
嘉靖十九年(1540)十一月，莫登庸率领其侄莫文明及耆老士人“素衣系组”“囚首徒跣”入镇南关，正式归顺明朝。此后，莫氏政权对外依照承诺，归还钦州地区的四峒，并向明朝履行三年一贡，与明朝保持相对平稳的关系。对内以怀柔政策来笼络黎氏的旧臣，并取得明显的成效。然而也有一部分黎氏的旧臣心念旧主，纷纷南逃，组织武装，与莫氏抗衡，其中以阮淦影响最大。阮淦在南部地区，多方联络，四处寻找黎氏的后裔，以图助黎复国。早于嘉靖十一年(1532)，阮淦找到了黎昭宗之子黎维宁，并拥立为帝，史称黎庄宗。此事也使安南形成“南北分治”的局面。后来阮淦笼络了一名骁将名郑检，共同协力扶黎抗莫。十九年(1540)黎氏一度攻陷
安，二十一年(1542)再度进攻安、清化，次年(1543)控制了西都，迫使莫氏的总镇官杨执一投降。二十四年(1545)，阮淦被莫氏降将毒死，郑检掌握了全部黎氏的军权。郑检掌权后，广招名士与豪杰，积贮粮草，势力日强。
二十五年(1546)，莫福海病逝，由其子莫福源继位，改年号为永定。二十七年(1548)，黎庄宗也病逝，郑检立太子黎维暄为帝，史称黎中宗。黎中宗在位仅8年，无嗣，所有“地方事无大小，军民租赋”，一概委任郑检。[1] 卷1郑氏实际上操持南方黎氏政权的全部权力。为了巩固自身的实权，后来郑检访得黎太祖兄黎除的玄孙黎维邦，并立其为帝，史称黎英宗。
在此期间，南方黎氏与北方莫氏都有曾试图消灭对方，实现安南的统一。莫氏以莫敬典为将领，率兵进攻清化达10次，南方的郑检则亲自率兵攻打山南亦有6次之多，但双方均以失败告终。[2] 199
隆庆四年(1570)，郑检去世，其子郑松与郑桧内讧，莫敬典乘机率兵10万进攻驻守清化的郑桧，结果郑桧贪图官爵，领兵向莫敬典投降。黎英宗逃回东山，任郑松为左丞相，调度众将，以抗击莫军。莫敬典对郑松久攻不下，日久粮乏，被迫撤兵。而黎英宗为奖赏郑松抗敌有功，封其为太尉长国公，委以重任。郑松也因此逐步掌控黎氏的一切军政大权。后来，黎英宗觉察郑松权柄日重，深以为忧，便与大臣黎及第密谋铲除郑松。然不慎谋泄，郑松先后弑杀了黎及第、黎英宗等人，迎立英宗第五子黎维潭，史称黎世宗。
此后十年间，郑松坚守清化、安一带，整饬军备，尽管莫敬典多次入侵，均是铩羽而归。万历七年(1579)，莫敬典去世，莫敦让接管军权，对郑氏仍旧屡战屡败。
十一年(1583)，这是安南南北朝情形转变的关键年。这一年，郑松觉得情势对己有利，便开始主动出击，先是进军山南，首获大捷。此后对莫战争，均是每战必克。十九年(1591)，郑松决定率兵直捣升龙。次年占领了升龙，并擒获外逃的莫氏皇帝莫茂洽，押回升龙斩决。
莫茂洽被俘前，已感到形势不利，早将军政大权交予其子莫全。但莫茂洽被俘后，原先大将莫敬典之子莫敬让却拥兵自重，自立为帝，驻于青林县，召集莫氏的文武旧将，广募军士，一时间拥兵六七万之众，莫全也不得不依附莫敬让。
莫氏的败落，黎氏的复兴，这使得明朝与安南的关系又出现重新抉择的困局。二十一年(1593)春，莫氏在黎氏的军事威迫下，纷纷北窜，其中莫敦让从海上逃奔至防城向明朝告急，称“郑松假称黎氏，追迫亡命”，并请借住钦州。当时地方守将担心难以操控，亦恐郑松追逐，侵凌内地，故“未便听许”。结果，莫敦让于大亥村为郑松所擒。随后广东钦州、广西思陵州、凭祥龙州成为了莫氏逃避追杀的地方。对于莫氏的处境，明朝兵部要求两广地方官加紧侦探，但“毋得构引衅端”。万历帝也只是要求两广总督“相机处置，务求安妥”。[3] 卷11希望不要卷入安南的内争之中。
二、晚明对安南“双重承认”的构想
黎氏重掌安南大局后，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十月，黎维潭与大臣黄廷爱等抵达镇南关，以黎氏后裔的名义请求通贡，称：“今莫氏支孽殄亡，官目悉皆归顺，境土复为所有，人心咸戴黎维潭权署国事”。[3] 卷11此次黎维潭求封，再次考验明朝处理藩国关系的智慧。次年，两广总督陈蕖上奏反映安南黎、莫相争的调查结果，并提出了处理的意见，曰：
今窃揣大势，莫裔多人从上年奔波以来，屡经败衂，在黎怀灭此朝食之心，在莫有难必旦夕之恐，其境上折而之黎已六七，似无振日。据黎维潭卑辞扣关，实欲藉我声灵，驱除噍类……今惟传檄黎人，责以不请之罪，问以失贡之期，听彼鹬蚌，相持有定，黎人匍匐请死，别为区处未晚也。[3] 卷11
从这一份奏书中可以看出，明朝封疆大臣并不急于插手安南事务，而是“听彼鹬蚌”，伺机而行。同时责令边境守将加强情报的收集，及时了解安南的局势发展。越南史籍载：“时，明国多使人来探访事情，殆无虚日。”[4] 卷17
二十三年(1595)七月，黎氏派遣使臣黎早用等从海路直趋肇庆请罪求封。黎氏远道求贡，在一定程度上感动了两广地方官员，他们认为：
黎夷恢复之名义甚正，叩关之款诚甚真，此而固拒之，或深求之，使彼怏怏以去，异日毛羽既成，正朔不供，中朝弃之既不能，处之又甚难，而追咎前日之谢绝者，其何说之辞？[5] 卷4“绥交上三院揭帖”
他们不得不考虑将来一旦黎氏控制安南后，该如何处理与安南新政权的关系？当时新任两广总督陈大科上疏陈述安南事务时指出：“蛮夷易姓如奕棋，然不当以彼之叛服为顺逆，惟当以彼之叛我服我为顺逆”，[6] 卷321《列传》第209“外国二”这种以是否顺从作为发展邦交关系的原则，与传统的“兴灭继绝”理念迥然不同。在这种原则的指导下，陈大科建议，黎氏可以“听其款关请罪”，莫氏则“比诸漆马江，以不剪莫祀”。[3] 卷11实际上是延续嘉靖故事的精神，对曾为贡臣者实施一定保护。但当时明朝对黎、莫之争的真相并不太清楚，故而暂时决定“以夷叵测，弗请命，戕我贡臣，即弗观之兵，宜闭关绝之。”[5] 巻1“绥交记”
对于黎氏一再向明朝请贡，莫氏也害怕一旦黎氏获得明朝的承认，对其更加不利，所以，莫敬用也派遣阮诤等人“以穷乞援”，但对黎氏指控口径不一，“有谓维潭未必黎利后，或郑松牛易焉；即利后，利猾夏，负积怒，先朝亡国裔不宜再许”；甚至挑拨说：“黎款诈也，惧我乘其后，姑缓我师。”[5] 巻1“绥交记”其目的是要千方百计阻止黎氏与明朝发展关系。
当时明朝地方官对黎、莫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即把莫氏定性为“献珍之贡臣”，黎氏为“擅杀之叛臣”，因此认为“袒莫不失治乱持危之意，袒黎有与乱同事之嫌”。[5] 卷4“绥交上三院揭帖”
杨寅秋在分析黎、莫对明朝功过顺逆时指出：
执登庸之罪与黎利较，则黎利猾夏，屡抗王师，戕我重臣，黎重而莫轻；执维潭之罪与登庸较，则交南土宇系黎氏旧物，当日登庸为篡夺，今日维潭为恢复，其不可同语者一。登庸未降之先，绝贡二十年，世庙御极诏使已不谕而返，僭号纪元，张官置吏，且以位号私禅其子莫方瀛，而黎维潭无一有焉，其不可同语者二；登庸为黎宁奏发，寻为大庆事，世庙震怒，大臣重兵压境，登庸乃震怖请死，黎维潭首事即具夹板申款，天朝未有寸镞尺矢之加，而彼遣使蹈海，愿得称贡内附，此不可同语者三。[5] 卷4“绥交上三院揭帖”
即使对安南黎氏、莫氏的历史与现实有较深刻的认识，但传统伦理与残酷现实之间的矛盾，使得两广地方官在处理黎、莫的问题时仍然小心谨慎。所谓“当日势在莫则与莫，今日势在黎则与黎，书之史册，传之天下后世，国体谓何？”
黎、莫相争的过程中，均“欲得中国之典为重”。[7] 卷96“诸蛮·安南附纪”明朝的士大夫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当时的条件下，黎氏已经掌控安南的大部地区，实力占优；莫氏虽退缩于西北山区，但依附边境土官，尚能以游击战与黎氏斡旋。因此，明朝地方官认为明朝“物力未必能制黎夷死命，乘其乞哀求附，因以许之，使荒服之献珍如旧，中国之体统常尊，足矣。”他们适时地利用黎、莫对明朝的需要，找出既体面又照顾彼时的双方实力优劣，实现调解双方矛盾的方法，即“不拒黎，不弃莫”。认为这样可以做到“黎氏袭封之请于大义有名，于大体有光照远迩，垂简策有辞矣。”[5] 卷4“绥交上三院揭帖”两广地方官员主观上想对黎、莫实行“双重承认”的政策。
为了落实“不拒黎，不弃莫”的构想，明朝官员分别与黎氏、莫氏进行交涉。在接受黎氏请封前，为了维护宗主国尊严，明朝对黎氏决定采取“将欲与之，必固抑之，将坚彼恭顺之心，必折彼桀骜之气”的策略。[5] 卷4“绥交上三院揭帖”要求黎氏一一如当年莫登庸事例，“不少假贷”，亦即黎氏必须满足四个条件，明朝才能允诺其入贡请封：第一，黎维潭亲赴镇南关请罪、勘验；第二，缴还金印；第三，进献代身金人；第四，安插莫氏。[5] 卷4“檄交南国黎维潭”
为了让莫氏顺从明朝的外交安排，明朝对其实施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针对其篡夺黎氏的原罪，直问其“今日安南之土宇，原是谁家之故物？”另一方面对莫氏的处境表示同情之意，并表示明朝的安排也是为莫氏着想。指出莫氏的衰败是内乱所致，是“自作之孽”，如果以为“人心未散，听尔厉兵秣马，为卷土重来之计。若大势已去，宜及时审己量力，存不绝如线之祀。漆马江故事具在，天朝尚能为尔图之。”[5] 卷4“檄交南亡国裔莫敬用”但明朝官员最初并不确定把莫氏安排在何处，后莫敬璋在永安被黎氏所败，海东、新安等地均相继沦陷，形势对莫越加不利，最后提出将高平地区作为莫氏栖身之地，以保全莫祀。[8] 16
三、晚明承认安南黎氏的谈判
明朝与安南黎氏原定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二月二十八日开关勘验，但于二十六日夜，明朝方面突然收到黎维潭的奏文，取消会勘的计划，并获知黎维潭已经连夜冒雨赶回升龙城。
关于黎维潭突然取消会勘的原因，据两广地方官的奏疏载：
据黎维潭申称，安插莫氏之土地，先皇所与，先祖所受，未敢闻命；兵粮空竭，兼染岚障，函进奏本事件，途间未能卒办，暂且转出善地，整理完备，另请放关赐进。[8] 17
越南主要史籍如《大越史记全书》载：
时明人牵延逾期，退托要索求取金人金印事迹等物件，不肯赴勘，卒过期。三月帝还京。①
其它如《钦定越史纲目》等的记载大致相似，都将责任归咎于明朝。
其实，中越文献的记载并不矛盾，它反映了一个事实，即黎氏没有按照明朝开列的条件赴关。事实上，黎氏一开始就认为自己报仇复国，名正而言顺，要求在勘验时要与莫登庸的事例有所区别，所以没有照足明朝的条件准备。但胁于明朝权威，退而又欲以金银代替代身金人、金印墨样代替金印原物。万历二十四年(1545)正月，冯克宽等携带“安南都统使司印”及前“安南国王印”墨样二件、金子一百斤、银子一千两，并率领黎氏政权的数十名老臣一起赴镇南交关等候会勘，② 企图蒙混过关。但明朝则坚持要求黎氏满足先前提出的条件，方能开关勘验。所以，此次勘关在即，黎氏或许看出明朝官员没有妥协的迹象，也只能托词不接受莫氏的安插及勘关物件尝未准备好，单方面取消勘验。
在与明朝交涉的过程中，黎维潭的处境是相当微妙的。
第一，黎维潭出于安全原因，并不想亲自赴关。其安全的隐患来自两方面：一是对明朝缺乏信任，二是莫氏残余的威胁。自从莫敬璋被擒后，边境亲莫土官讹言加害黎维潭。陈大科在奏疏中亦承认：“黎维潭乞款，虽其一念畏之，诚如江汉之朝宗，自不可遏。但夷性多疑，每有前却。而有莫氏之残孽，百计阻挠，边境之土司，多方鼓煽。”[8] 37更有传言：“土夷冒莫屯兵七源，剽掠交境，扬言夺款”[5] 巻1“绥交记”因此，黎维潭于一月二十七日便可以此为借口提出“谨差族目率领臣耆赴关候勘”。[8] 16明朝官员则作如此理解，认为黎氏并没有真心归顺之意，所谓“阳为衔戴，阴欲以族目代款，无束身抵关意”。[5] 巻1“綏交記”
第二，黎维潭的皇位乃郑松所扶持，故朝政一切听命于郑松。因此，明朝有官员还认为，黎维潭中途遁回，乃郑松所为。两广总督陈大科上疏曰：“安南之事，一切称名虽黎维潭，其实权臣郑松主之也。莫弱而黎强，故今日不得不折而入手于黎，然黎庸而郑狡，黎在他日将终为郑所有耳。”明确指出黎维潭撤离南关，“盖郑松星夜飞骑四次来追，维潭遂冒大雷雨以去，此实郑心害其事之成，唯恐维潭一朝被天朝之名，则彼将不得行其篡夺之谋”。[3] 卷11
黎维潭深夜拔营而去，使得明朝地方官一时不知所措，“人人相觑失色”。此一事件也引发明朝官员在对待黎氏问题上产生分歧，兵部认为“黎酋志在蓄威，当事不及时操割剪萌，恐遗养虎积薪忧。”主张出兵征讨。当时主持勘验事务的黄纪贤则“发愤上疏”，认为出兵安南，“请将求莫氏后立之乎？遗孽不振，死灰难燃。将遂郡县之乎？前鉴岂远，今可复蹈？妄揣归着，不过许以纳贡称臣而已。急而兵之，固可必得；缓而抚之，未必终失。兵而得之，固足扬威；抚而有之，宁遽不武，而劳逸镇扰，相距万矣。宜稍宽时日，再行檄勘。”[5] 巻1“綏交記”最终明廷同意继续与黎氏进行谈判。
鉴于黎维潭中途爽约，明朝地方官认为，有必要在其再次提出勘验时，“必抑揭之三而许之”，[5] 巻1“綏交記”以挫其锐气。因此，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四月三日黎维潭等再次到达镇南关外请求勘验时，明朝派出了黄宇、李陶成等前往黎营，诘问七事：
第一问：莫氏系我贡臣，何为拥兵擅杀？
回答称：生长遐荒无识，惟思乘时恢复，且恐泄漏，委实失禀天朝，自甘万罪请死，恳望矜宥。
第二问：先将莫登庸称尔黎氏沦没已尽，今黎宁已称无后，尔系黎晖之世孙，查历朝册封，无黎晖之名，有何宗枝可考？
回答称：先祖晖，一名鏳，袭封为王，因莫逆篡夺，时黎宁差旧臣郑惟僚抱奏请兵乞援，后蒙安插漆马江，黎氏何曾沦没？原奏可查，一面世守清化不绝黎龙，继黎宁无后，旧臣推黎晖四世孙黎维邦承继(亲供世系可查)。
第三问：郑松既是旧臣，其祖父为谁？有无诈冒奸谋？
回答称：郑松乃郑检之子，郑惟僚之孙，世与黎共同患难，有何诈冒奸谋？(随查该国臣耆黄廷爱、官目裴秉渊递出奏函结状，情愿附戴旧主，阖口无异。)
第四问：金印难凭描模，权用事了销化，就蒙追印，情愿铸换，已经奉文免铸别无匿情。
第五问：先次启关已有期，何故又向宵遁？
回答称：粮草缺乏，兵士疲困，本函事件卒难整办，且不敢闻安插莫贼之命，只得申明暂回，原非宵遁。
第六问：安插莫氏乃天朝继绝之仁，往年黎宁蒙天朝矜怜，以漆马江安插，莫登庸遵依罔违，今尔何得故违？
回答称：莫篡我国，故安插我漆马江，今日我恢复故土，岂得比漆马江例？且天朝兵有除逆之法，无容逆之理。
第七问：彼在先虽系篡臣，在今即系贡臣，尔节次申报，一听天朝处分，岂得反覆？
对此各耆目语塞，无言以对，但“仍似执迷”，于是，黄宇等坦率指出，黎氏真正担心的是，残莫得一安身之处后，会依傍土司，成为黎氏的“祸本”。为此，明朝保证妥善安置莫氏后，土司不会助其为恶，黎氏自然“亦自无后患”。[8] 21
四、明朝承认安南黎氏政权的策略与原因
黄宇等将是次谈判的结果带回，经三司研究，给黎维潭发出一份正式的谕文，强调开关的四个条件：
第一，强调黎维潭必须亲赴镇南关勘验。明朝在檄谕中明确提醒黎维潭，曰：
黎氏失国六十年，一旦欲光复故土，再定永世黎藩之典，不亲赴乞恩而委之族目乎？汝有擅杀贡臣之罪，不亲赴乞宥而委之族目乎？今日请封为谁？他日之蒙恩者为维潭乎？为族目乎？[5] 卷4“檄交南国黎维潭”
因此，坚持要求黎维潭亲自勘关。这样做有两重目的：一是对郑松阴谋篡夺的防范，二是对莫氏指控“黎为松冒”有所交待，以挫莫氏之计较。至于黎氏亲自赴勘的安全问题。明朝官员一则“征调诸土司精锐，棋布要害，委参戎李君凤森扈扬干彰威严；请添委南太知府苏民怀、吴大绅、南宁同知黄淙、南太推官卢硕、黄喜之共效劻勷。”[5] 巻1“綏交記”二则申谕边境土司：“敢有仍前畜异妄为者，土官定行裭职削地，犯人以军令处斩。”[8] 16三则对黎氏作出一定的让步，允许其“陈兵擐甲入卫，成礼而退”。[5] 巻1“綏交記”
第二，关于缴还金印。黎氏托言“安南国王”的真印已经失落，彼时所用乃描模的假印。明朝官员对此虽存疑惑，最终同意其缴进假印，但必须书面说明真印失落之缘由。
第三，关于代身金人。本来一切如莫登庸事例，代身金人应是“囚首跪缚绑献之状”，明朝官员考虑到黎氏之罪与莫氏相比，轻重有间，因此也作了一定的让步，要求所进献金人“作俯伏乞恩状，凿‘安南黎氏世孙臣黎维潭不得匍伏天门恭进代身金人悔罪乞恩’字面”。[5] 卷4“檄交南国黎维潭”
第四，关于安插莫氏。明朝官员耐心开导，解释说，安插莫氏是明廷“一视同仁”的原则，必须“以一隅存莫祀”，这样做并非“独为莫计，亦为黎计，况称莫氏已无踪迹分割，亦属虚名。”[5] 卷4“檄交南国黎维潭”据《徐霞客游记》载：
初，莫彝为黎彝所蹙，朝廷为封黎存莫之说。黎犹未服，当道谕之曰：“昔莫遵朝命，以一马江栖黎，黎独不可以高平栖莫乎？”黎乃语塞，莫得以存，今乃横行！[9] 卷4“粤西游日记”
经过反复交涉，黎氏表示愿听明朝处分。万历二十五年(1546)四月初十日，依莫登庸事例，黎维潭“裭衣洗足，身系白组”入关勘验，黎氏及耆目行五拜三叩礼毕，“先进伏罪本，次进代身金人，次进通国臣耆伏罪乞恩本。”[8] P22
勘关后，黎氏派冯克宽等赴明廷朝贡。同时，两广地方官上疏，建议朝廷承认黎维潭的合法地位，至于官衔，建议“或照莫登庸例授以都统，或颁给别项名色”。[10] 93明神宗听取兵部的意见，最终授以黎维潭“都统使”的名衔，并赐以银印一颗。黎氏使臣冯克宽得知后，深为不满，于是上表曰：
臣主黎氏，是安南国王之胄，愤逆臣莫氏僭夺，不忍负千年之仇，乃卧薪尝胆，思复祖宗之业，以绍祖宗之迹。彼莫氏本安南国黎氏之臣，杀其君而夺其国，实为上国之罪人，而又暗求都统之职。兹臣主无莫氏之罪，而反受莫氏之职，此何义也？愿陛下察之。
明神宗回复曰：
汝主虽非莫氏之比，然以初复国，恐人心未定，方且受之，后以王爵加之未为晚也。汝其钦哉！慎勿固辞。[4] 卷17
明廷坚持只授予“都统使”的名衔，一是，在谈判勘验的过程中，黎氏多次反复、诡辩，对明廷态度并不“言听计从”，因此有必要继续挫其锐气；二是，担心黎氏获得册封“安南国王”后，无法在处理安南事务方面占据主动。兵部在题议黎氏的名衔时，就曾表示：“自今受命之后，果永肩恭顺，贡献依期，保境安民，别无生事，及有效劳功绩，许该督抚按查实代奏，加给奖赏。”[8] 46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明朝官员对黎氏的顺服心存疑虑，因此，明廷要给黎氏套上一个“紧箍咒”，压制其可能的不恭行为，以维护大天朝的权威与尊严。
至于坚持要求给莫氏以“一线之祀”。学者多强调传统对外关系中的“兴灭继绝”原则，是出于保护贡臣的目的；有的则过分强调明朝“以夷制夷”的策略。[11] 30本人以为，邦交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明朝在处理黎、莫事件过程中，既尊重了中国历代王朝对藩属国的承诺，也考虑到形势发展的状况与自身的利益，是经过周详、全面的思考而制定出相应的策略。
首先是捍卫宗主国的信誉与尊严。天朝对属国负有“兴灭继绝”的义务，这是中国历代王朝处理属国事务的最高理想。因此，在与黎氏的交涉中，明朝官员不厌其烦地阐明莫氏的贡臣地位，指出莫氏“在先为篡臣，今日却系贡臣”，既是贡臣，即“宜加保全”，这是涉及天朝的信誉与尊严问题。但是，明朝官员(尤其是地方官)深谙安南的历史，所谓“交南以强弱为雄长，所从来久。”[10] P88在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时，他们只能屈从现实，对属国的责任感也随之减弱。明成祖承认胡季孷、宣宗承认黎利、世宗承认莫登庸，都说明在邦交关系中，更多的是不得不承认既成的事实。在与黎氏谈判勘关的过程中，土司指责黎氏实际是郑氏的假冒，处处阻挠勘关，而杨寅秋为了说服土司，竟说出“与郑亦未尝不可”的话，并解释这是按照“祖宗之法”来处理的，使得土司一时“哑口输情”。[5] 卷3“与袁聚霞宪副”
其次是实施以莫抑黎策略。所谓“帝王之于夷狄，以不治治之，夷狄相攻，中国之利也。”[12] 卷3这种“坐山观虎斗”的思维模式，是人类在处理三角关系时常用的思考定式，我们也不必避讳。早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七月，莫玉辇临终前遗嘱莫敬恭曰：“莫家气运已终，黎氏复兴，乃天数也。我民是无罪之民，而使自罹刃之中，何忍也？我等宜避居他国，养成威力，屈节待时，伺其天命有所归而后可。”[4] 卷17当初莫敬用同意安插，亦称：“伏蒙传檄安插，遵效勾践之谋……俟兴复后，照旧奉贡。”[8] 14由此可见，莫氏同意接受安插，乃是权宜之计，打算长期与黎氏抗衡。杨寅秋在给莫氏的檄文里也说：“惟理与势，果人心未散，听尔厉兵秣马，为卷土重来之计。”[5] 卷4“檄交南亡国裔莫敬用”说明了明朝官员默认或支持莫氏的计划，因此，安插莫氏，不能说没有以其制衡黎氏的意思。事实上，至崇祯年间，兵部官员就明白说出以莫制黎的想法，曰：“莫酋越在关外，亦中国之小藩屏，莫折而入于黎，只益黎氏之强耳，是敬宽侵犯内地可诛也，留之牵制黎酋可议也。”[13] (庚编)“兵部《驭夷机宜》残稿”
再次是安抚边境土司。莫氏主政安南六七十年，此间与广西边境土司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莫氏被黎氏赶出升龙以后，与广西土司的互动更为密切，《徐霞客游记》载：
其土官岑姓，乃寨主也。以切近交彝，亦惟知有彝，不知有中国。彝人过，辄厚款之，视中国漠如也。交彝亦厚庇此寨，不与为难云。[9] 卷4“粤西游日记”
正所谓：“莫依土司为逋薮，土司以莫为侵地”。[5] 巻1“绥交记”莫氏一直在利诱土司对黎氏争取明朝承认的问题进行阻挠。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参与莫氏对黎氏的军事攻击。万历二十二年(1543)，莫敬恭被黎氏逼逃龙州，随后“多率龙州人出掠谅山各州”。[4] 卷17明朝与黎氏实现勘验前，莫氏就曾勾结龙州土官乗夜纵火烧坡垒、谅山黎营，恫吓黎氏，以阻挠其顺利勘关。明朝的官员也很清楚，龙州土司“以兵翼莫而恐喝黎”。[5] 巻1“绥交记”安南史籍载：“辰明土官多受敬恭重赂，奏请明帝安插敬恭于高平，明人累致书强逼朝廷议以事大惟恭，不得已，姑从之。”[14] 卷30
明朝边境土司对国防安全的贡献不可忽视，明朝于周边防务严密，“独交南不设一卫堡，不置一戍守”，其原因除安南国力弱小外，更主要的是“镇南关以北，龙、凭诸州为之藩维，土兵强悍，素易交人。”[8] 46鉴于土司的作用、土司与莫氏的特殊关系，明朝官员在处理莫氏时，不得不考虑土司的意见。因此，安南史籍称，明朝执意安插莫氏是“曲徇下司土官受莫氏贿赂，公相容庇”的结果，[15] 卷34“逆臣传”也不无道理。
注释：
①《大越史记全书》(下)卷17，页907。《黎朝南北分治录》同样将责任推向明朝一方，曰：“明人牵延要索，过期不赴。”(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本，编号A.2029。)
②《大越史记全书》(下)卷17，页907。同书第908页又称：“(万历二十四年八月)时令工匠铸造金银人躯，各高一尺二寸，并重十斤。又铸银花瓶二双，小银香瓶五件。又备用土绢及诸贡献之物，以防北使。”说明二月黎维潭前往勘关时，并没有准备代身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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