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合作社+农户”整合扶贫模式中农民角色研究-以毕节市对江镇为例论文

“公司+合作社+农户”整合扶贫模式中农民角色研究
——以毕节市对江镇为例

高 嫦 岳含韵 周 举

(贵州大学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 “三农”问题是长期困扰我国发展的重大问题,而“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整合扶贫模式是我国融入社会企业、重新定义合作社、领导农民而形成的三位一体的有机组合,是为了乡村振兴经长期探索出来的一个具体措施。通过对贵州省毕节市对江镇实施该模式的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发现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环是农民问题。基于此,本文针对农民多样化角色的特征,论述这种多样化对整个扶贫模式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和发展展望。

[关键词] 社会企业;“公司+合作社+农户”;农民角色;乡村振兴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规划》)指出,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根据国家为实现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的目标而提出的“造血式”产业扶贫模式中最具代表性的“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研究这个模式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如组织松散、契约关系不紧密、农民角色转变不彻底等,主要对这个模式中突出的农民角色进行研究,论证农民在这个模式中的突出作用,多样化角色给这个模式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为这个模式实现高效运作、国家乡村振兴的目标实现提供解决办法。

后来母亲还告诉过,就是在翠姨还没有订婚之前,有过这样一件事情。我的族中有一个小叔叔,和哥哥一般大的年纪,说话口吃,没有风采,也是和哥哥在一个学校里读书。虽然他也到我们家里来过,但怕翠姨没有见过。那时外祖母就主张给翠姨提婚。那族中的祖母,一听就拒绝了,说是寡妇的孩子,命不好,也怕没有家教,何况父亲死了,母亲又出嫁了,好女不嫁二夫郎,这种人家的女儿,祖母不要。但是我母亲说,辈分合,他家还有钱,翠姨过门是一品当朝的日子,不会受气的。

1 毕节市对江镇产业扶贫调研分析

1.1 调研基本情况

对江镇位于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南部,是典型的贫困县下的贫困区,全镇辖11个村委会,人口2.3万,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1 100余户。这里曾经靠采矿业为主发展粗放型经济,但因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资源的枯竭,煤矿一一倒闭,曾经依赖煤矿生存的农民失业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更是举步维艰。此外,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土地出现大量抛荒的现象。因此,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合理利用对江镇安兴村的土地资源、水利资源、气候优势等发展集约化种植业,把产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方法之一。政策制定以后,一方面政府组织村委会建立合作社,通过宣传、游说等方式,以7 500元/hm2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回了土地并与农民订立了合约;另一方面通过招投标的方式与社会企业签订了合同。土地收回以后,恒大集团帮扶建立了大棚,公司接受了大棚以后,以种植圣女果为主,与当地农民口头订立了劳动合同关系,公司承诺纯收益的5%属于合作社、60%归属贫困户,大棚的所有权归属贫困户,具体关系如图1所示。

七部委《意见》对做好水利改革发展金融服务,提出了许多具有实践意义的意见和建议,作为与水利部签约银行之一,要自觉学习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通过加大培训力度,保证分支机构准确理解《意见》内容,加强与本地区水利机构合作联系,落实推动合作协议内容,提高金融服务水利能力。加大宣传力度和范围,使七部委《意见》深入人心,形成内外、上下推动水利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动力。

图1 公司+合作社+农户运作模式

1.2 对江镇案例分析

经过实际的调研后,发现这个模式是正常运作的,农民也都认为对他们的总体收入是有影响的,并且在这个组织中工作是一部分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目前来看,这个模式的运行效率并不高,公司出现了季节上的“用工荒”,合作社并没有明确的入社标准、流程和规章制度,并且主要是由村委会组成,没有农民代表的加入。由于农户组织松散、没有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农民没有发言权,农民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在这个模式中农户始终处于弱势地位[1]。但是,农民自身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并且是这个模式中最关键也是最突出的。

2“公司+合作社+农户”整合扶贫模式中农民角色问题及解决对策

2.1 农民角色特征及影响

首先,要让农民在这个团体里有发言权,要让他们当家做主、参与决策,所以应选择那些在农民群体里有威望的人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让他们先加入合作社,共同制定合作社的规章制度,先让合作社高效运转起来[4]

目前,我国很多大型桥梁在设计的过程中,都选择使用标准化大跨径装配混凝土结构形式,这种形式被大量使用到实际工程中,由于其具备标准化、程序化、机械化的特点,质量也能够满足多种使用条件,还能够有效降低施工成本、缩短工期,在实践中主要是应用预制安装桥梁施工技术,对于我国桥梁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从作用上来说,农民是这个模式走向成功的主力军和推动者,如果高效地将农民组织起来,积极发挥其创造力,那么这些力量的聚集将会有排山倒海之势,最终会使这场新的“运动”走向成功。但是,如果农民固守成见,没有解放自己的思想,没有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没有积极投身到新经济的发展中,那么这个模式将会从没有效益走向瓦解,最终也是政府来收拾这个残局。

2.1.2 影响。农民具有以上多个角色,每一个身份都有不同的利益分配要求和需求。而在实际运行中,一方面农民并没有从自己的心态和思想上完全转变角色,另一方面合作社并没有有效引导农户转变角色,农民发挥积极作用的角色并没有被挖掘出来,没有发挥农民的领导作用,这种作用的埋没直接影响农民一环在这个模式中起不到积极的推动作用[3]。此外,没有合理处理好这些角色的关系会导致合作社内部管理混乱,这种混乱会直接作用于这个模式,导致最终的结局就是不了了之。农民必须有自己的组织,并且只有这个组织紧密联结起来,有发言权,农民才能发挥出自己的积极作用。

这个模式要想真正为国家发展、乡村振兴起到作用,除了公司有效的治理、合作社有效的领导外,重要的是农民的认同感和参与感问题。

现阶段,由于农民普遍学历低,思想上的局限导致他们只看得到眼前利益和短期利益,并且农民经历过饥荒的历史,加之当今社会物价的攀升和金钱的贬值,农民对这个过程是最敏感的,这种因素导致了农民极其没有安全感,总认为交出了土地,仅靠土地流转的租金是不够生存的,合作社运营起来产生收益也不是一两年能实现的事,饥饿的经历和松散的契约让他们不敢轻易尝试。因此,收回的土地大部分是抛荒和无能力种植的土地,导致合作社规模比较小,只容纳了当地的小部分农民就业,也产生不了规模效益[2]

2.1.1 农民具体角色。从实际的转变上来说,首先,农民是独立的自由人。农民从原有的土地上解放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由人,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外出务工或者在乡村发展养殖等其他产业。其次,农民是合作社的社员。农民通过流转土地,合作社支付租金,成为合作社的一员。但这类人员不一定在合作社里工作。此外,农民是合作社的工人。农民不再自己经营土地,而是到合作社里去工作,合作社付给他们工资,他们的家庭收入也主要来源于此处。

2.2 解决方法

从思想转变上来说,一方面农民是集体中的一员,从以前单一的农民角色变成现在这个集体中的一个成员,他们先想到的是集体利益,而自己的收益则来源于这种集体利益的分配。另一方面农民是组织者,他们所想的是如何管理好这个组织,才能将这个模式推动运行起来,实现经济绩效。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据着人口的绝大多数。国家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需从农村基层开始做起。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放在任何历史阶段、任何国家都不变的真理。历史上成功的革命都少不了农民这支主力军,如最早的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毛泽东领导农民阶级所做的抗日战争等,力证了农民队伍力量的强大。

其次,通过这些农民领袖去游说农民,利用这些领袖无形的威望易说服农民加入进来,收回的土地增多、合作社规模变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参与度提高,就为产生规模效益奠定了基础[5]

客观而言,体育是一个需要“烧钱”的产业,关注度越高的项目,“烧钱”越凶猛。但时至而今,我们还没有看到西王集团实质性的“烧钱”动作,其应对球迷、媒体的思路也仍旧原始而沉闷。当然,这不是西王男篮一个俱乐部的问题。事实上,历任山东男篮东家,其公共品牌打造,素来乏善可陈,专业性、公开性的短板始终没有补上。

最后,政府财政做好兜底工作,引入的社会企业要经过严格的筛选,避免出现浑水摸鱼的现象。所有涉及经济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的内容都应以高度约束的契约模式签订下来,才能稳得住民心。

3 结语

只有稳住了民心,从农民的立场出发,以解决农民的利益和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农民才能积极投身到产业扶贫中,才能使这个模式高效运转起来并产生效益,公司、合作社、农户三者也才能实现有机的整合和良性循环。2020年过后,政府退出了这个模式的扶持中,这种高效的运转模式依然存在,并成为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形式,农民真正成为一种职业,我国的农村也将迎来新态势、新面貌。

参考文献

[1]付江月,陈刚.西部贫困山区扶贫发展研究:以贵州黔南龙山镇为例[J].开发研究,2018(1):132-138.

[2]胡振光,向德平.参与式治理视角下产业扶贫的发展瓶颈及完善路径[J].学习与实践,2014(4):99-107.

[3]孙兆霞.脱嵌的产业扶贫:以贵州为案例[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5(3):14-21.

[4]刘北桦,詹玲.农业产业扶贫应解决好的几个问题[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6(3):1-4.

[5]陈金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历史作用与现实启示[N].光明日报,2017-02-22(11).

[中图分类号] F321.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909(2019)28-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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