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工业服务外包的因素分析——基于22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论文,外包论文,面板论文,因素论文,数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2)12-0044-13
一、问题提出
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滞后于工业化的总体进程，出现了“经济服务化悖论”(高传胜，李善同，2007)；此外，服务业的专业化程度不高，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等问题都困扰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而导致这些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工业服务外包不足。而且从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动力来看，我国第二产业中间需求对服务业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以交通运输及仓储业为例，2007年制造业中间使用占总产出的51.15%，研发服务业的77.87%依靠第二产业中间需求的带动。第二产业服务外包对服务业的发展如此重要，那么，研究影响制造业服务外包的因素就显得非常必要。
外包是指将传统功能通过合约的形式由外部提供商来完成，企业需要协调外部提供商和销售商来维持长久的合作(David et al.，1996)，最近服务外包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解释服务外包的理论主要包括制度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资源基础论(Tate，Lisa，2009)。从业务分类的视角来看，根据掌握的文献，最早用来解释企业服务外包动因的是“资产专用性”理论，专用性高、不确定性高的经营活动一般由企业内部自行提供，而专用性较低的产品或活动则应该由外部提供商来提供(Williamson，Oliver E.，1975)。从核心业务和补充性业务的视角来看，核心业务保留在企业内部，补充性业务可以外包，常用的、战略价值不高的业务则可以在市场上购买。而且，核心业务和补充性业务的范围是随着时间动态变化的，一般来讲新企业的核心业务比重较大，随着企业的成长，外包业务会越来越多(Reve T.，1990)。除了业务方面的原因，还有很多促成企业将业务外包的因素，如降低成本、业务归核化、获得专用技术、人才以及政治原因等(Christina Costa，2001)。Beyers andLindahl(1996)总结了三种外包动因模式：纯粹成本推动型(降低交易成本)、准成本推动(降低风险、不频繁的需求、临时性重要需求、集中于核心能力)和非成本推动模式(缺少专家、买卖双方关系强化、第三方信息需要、管理复杂性的增强)。从实证分析来看，主要是对制造业产品外包的研究比较多，如Kimura(2001)、Tomiura(2004)从企业层面分析了影响日本制造业外包的因素；G
rg et al.(2004)以以色列的电子行业为例，分析了外资企业、出口与制造业产品外包之间的关系；Girma(2004)利用西班牙企业面板数据分析了制造业产品外包的决定因素；Carmen Díaz-Mora(2005)利用93个行业，1993—2003年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西班牙制造业产品外包的决定因素；Mazzanti(2009)分析了艾米利亚罗马涅(意大利的一个地区)制造业产品外包的影响因素；Capasso et al.(2011)研究了意大利主要工业区制造业产品外包以及外包战略制定的决定因素等。
工业服务外包和工业产品外包有很大的差异，尤其在中国。工业产品外包在相同或相似的产业环境下展开，而工业服务外包，不仅在产品属性上不同，而且面临的产业环境也不同。主要表现在：一是工业和服务的产品属性不同，主要表现在服务的无形性、同步性、不易储存和不易贸易性；二是税收体制不同，工业适用增值税，而服务业适用营业税；三是工业用地采取协议转让或划转，而服务业用地则采用“招拍挂”的方式出让；四是以银行业为主体的金融体系有利于有大量抵押品(固定资产)的工业，而不利于服务业；五是服务业的垄断程度比工业更高，等等。因此，在选取影响工业服务外包因变量时，必须考虑这些因素。
二、中国工业服务外包的状况
1.工业部门服务业外包的现状
本文借鉴Feenstra and Hanson(1999)的离岸服务外包指数，构建工业部门服务外包系数，来衡量分析工业部门的服务外包度。某工业部门i的服务外包系数可表示为：
由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的行业分类和投入产出表的行业分类标准不同，本文进行一些调整，具体来讲，是以投入产出表的行业分类为标准，去掉了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废品废料两个行业，将《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的行业进行了合并，把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合并为金属矿采选业，将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合并为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等等；最终选取了22个工业部门。利用2002年、2005年、2007年的投入产出数据，可以得到主要工业部门的服务外包系数(见表1)。
2.工业部门服务外包是带动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动力
工业服务外包需求是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动力。2002年，综合技术服务业的10.74%依靠第二产业拉动，而到2007年54.77%依靠第二产业的中间需求拉动，2007年交通运输及仓储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业、综合技术服务业50%以上的需求依靠第二产业中间需求带动，同时第二产业中间需求对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需求拉动均超过30%(见表2)。
3.我国工业部门服务外包度相对较低
随着制造业发展水平的提升，发达国家制造业服务外包度不断提高，如1980年代早期到2000年代中期，美国制造业服务外包系数由6.03%上升到22.05%；而英国也从3.04%上升到18.79%。到2000年代中期，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外包系数达到20%左右(见表3)。我国制造业服务内部化严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许多制造业保留了研发、物流等生产性服务部门，部分企业甚至还保留着自己的医院、幼儿园等，工业部门服务外包系数在10%左右(见表1)，工业服务外包度明显偏低。工业外包强度偏低的直接后果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偏低。2010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1.22%，而美国2008年生产性服务业比重达到45.64%①；我国工业规模与美国相当，但是带动的服务业规模则远远小于美国，这也是在全球经济已经进入服务经济主导阶段②，而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直在40%左右徘徊的主要原因③。
三、理论模型、基本假定与数据系列构造
1.影响工业服务外包的因素
解释影响工业企业服务外包的因素，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制度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如图1所示)。
图1 服务外包驱动因素模型
资料来源：Tate et al.(2009)。
(1)交易成本理论。科斯1937年发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运用交易成本来解释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存在的意义，交易成本主要可以划分为内部交易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Williamson,Oliver E.,1975)。企业的成本主要由生产成本和组织管理协调成本构成，而且两种成本的属性不同。生产成本存在规模经济，即单位生产成本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逐渐降低，但是组织管理协调成本会随着规模的扩大而递增。这样，就存在企业的最优规模，即企业的边界。当企业的生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由于生产规模扩大带来的边际成本下降超过由于企业规模扩大带来的边际组织管理成本上升时，企业就必须将非核心业务或辅助功能外包给专业服务提供商，缩减组织规模，降低管理协调成本。一般来讲，企业规模越大，内部的交易成本就越高，因此规模大的企业，倾向于外包(Carmen Díaz-Mora,2005)。但是，外包也有交易成本，主要包括搜寻成本、信息成本、议价成本、决策成本、监督成本、违约成本等，而资产专用性程度、有限理性、交易不确定性以及宏观经济制度是影响交易成本的重要变量。而在我国，宏观经济制度对于交易成本具有重要影响，如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对交易行为征税，会增加交易成本。
(2)资源基础理论。资源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所投入的各种要素，Barney(1991)发表了《企业资源与持续的竞争优势》一文，指出如果资源能够使企业在其所处的环境中获得机会或抵御威胁，那么这种资源对企业来说就是有价值的，包括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组织资源，而且有价值的异质性资源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因此，企业应该把资源集中在核心业务上，而将一些非核心的业务分离或外包。将最特殊的技术即核心业务保留在企业内部，补充性业务则通过战略联盟或外包来处理，如果是一些战略价值不高的商品就在公开的市场上获取(Reve，1990)。将不经常使用的或者由于企业提供量无法达到规模经济的业务，外包给成本更低的提供商，可以获得外部规模经济。以物流外包为例，人货运输、货物整合以及运输模式选择环节的外包能够降低运营成本约20%～25%。此外，将部分业务流程进行外包，可以促进组织分权并推动组织再造，转型外包的兴起就是这个原因，而且组织变革与再造推动的外包不再局限于非核心业务，而涉及到核心业务的外包。但是，哪些是核心资源、核心能力，是一个相对、动态的概念，与竞争环境、产业环境密切相关，如一些辅助性业务，如果市场专业化程度很高，企业内部提供没有成本优势、技术优势，那么这些辅助性业务自然就可以外包，但是如果市场供给水平很低，企业仍然有竞争优势，那么这些业务就无法外包。在我国现代服务业生产效率、竞争力降低的情况下，工业能否寻求到合适的供应对象，也是影响外包的重要因素。
(3)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理论认为，组织决策不仅受内部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受政府、产业联盟等外部因素影响(Oliver，1997)。根据制度外包是组织制度的一种安排，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外包生产的成本低于生产组织方式变革带来的收益，就会产生外包。制造业服务外包也与制度和公共政策密切相关，如金融制度、法律制度、产业政策等。
2.理论模型
Grossman and Elhanan Helpman(2002)构建了产业均衡条件下的内部整合生产和外包生产模型。本文基于此项研究，加入交易成本和交易效率等变量，构建工业部门服务业务外包决策模型。
假设企业生产有差异的消费品，每种产品j都需要一种专业的中间服务投入，厂商可以选择自己生产也可以向外部专业企业购买；经济中有j个产业，则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函数可以表示为：
一个产品的中间产品可以由企业自行生产，也可以向专业厂商购买。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我们假定专业厂商生产一单位的中间投入需要1单位的劳动力，那么企业外包给厂商的前提是提供一单位中间投入需要的劳动力是
，而且≥1，显然与中间厂商的生产率、最终产品生产企业的组织效率有关，因为企业是有最佳边界的(Coase，1937)。
根据中间服务提供商的利润最大化条件，可以得到：
从式(1)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外包强度与交易成本c、相对生产率λ、交易效率t相关，交易成本越低、相对生产率越高、交易效率越高，外包强度越大。相对生产率与外包商的生产率以及最终产品企业的生产率都相关，而产品企业的生产率与企业规模、组织结构密切相关；交易成本与税收、资本市场甚至信息技术相关。
3.基本假定
根据上述分析框架，结合我国工业和服务业运行特点，找出影响工业企业服务外包的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是以下六个方面。
(1)所有制结构。在分析制造业产品外包的实证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选择外商投资企业数占企业总数的比重来衡量所有权结构特征(Carmen Díaz-Mora，2005；Grg et al.，2004)，这样的选择符合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体制特征。但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国有企业不是私有产权拥有者自由选择的结果，权利也不能自由转让，因此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存在“先天缺陷”，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选择经营行为时，往往不把成本控制和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管理的目标，导致外包动力不足；不仅如此，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还有可能和政府管理者一样，将扩大控制规模作为重要目标，出现“大而全、小而全”的格局，阻碍服务外包。当然，国有企业的弊端对外包也是把“双刃剑”，因为国有企业特有的管理方式必然会导致低效率，那么效率的差距又可能会促使服务外包。基于国有企业的特点，考虑到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主要以出口为主，所以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对服务外包的影响在产品出口强度中将会体现，因此本文选择国有企业比重来衡量行业的所有制结构特征。由于国有企业的特点对服务外包既有促进的一面，又有抑制的一面，因此所有制结构对服务外包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假设1：所有制结构对服务外包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这取决于国有部门成本控制动力、生产率差异这两个因素哪个因素起主导作用。
(2)产业出口强度。产品出口密集度对制造业产品外包具有正向影响(Grg，Hanley，2003)，这一结论在我国工业服务外包也同样适用。我国产品出口的主力军是外向型出口企业，而外向型出口经济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发展方式主要是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补偿贸易等，从价值链的视角来看，外向型出口企业的典型特征就是“中间在内，两头在外”，即制造、组装等中间环节在中国，而研发、设计以及销售等环节在国外。这样，外向型企业需要大量购进服务(包括离岸服务和在岸服务)，因此出口密集度高的企业服务外包度也较高。
假设2：产品出口强度对服务外包度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即产品出口密集度越大，工业企业服务外包度也越大，反之亦然。
(3)行业平均规模。一般来讲，由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存在，大企业倾向于自己提供产品，但是产品和服务的属性有很大的差异，会限制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同时大企业的产品比较复杂，需要生产性服务的支撑；而且，当企业规模超过有效边界后，管理协调成本也会上升。另外，由于小企业的产品可能就是产业链的一个环节，产品相对简单，因此对服务的需求也会减少；但是小企业无法实现规模效应，一些组织运营服务的外包需求又会比较大。因此，企业规模对服务外包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这一点也得到了制造业产品外包研究的支持，如Holl(2004)研究发现企业规模越大，外包强度也越大，而Grg and Hanley(2003)的研究结论则相反。
假设3：企业规模对服务外包度的影响也具有不确定性，这取决于资产专用性和规模经济、范围经济这两个因素哪个因素起主要作用。
(4)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生产率差异。生产率的差异是外包的最原始的动力，如果工业部门的生产率远远高于服务业生产率，那么外包的强度将会降低，因为服务部门的低生产率会抵消资产专业性带来的收益。因此，我们假定工业部门生产率相对服务部门生产率越大,服务外包强度越小。Baumol(1967)指出，服务业存在“成本病”，并不是控制成本不力，也不是管理不善所致，而是由于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流程和技术导致了服务业与制造业在劳动生产率上的差异，尽管以后有学者认为信息技术的应用终结了服务业成本病，但是我国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确实存在较大的差异。
假设4：生产率差异对服务外包强度具有负向作用，即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或者相对服务部门的生产率越高，服务外包度越小。
(5)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税负差异。我国工业主要适用增值税，而服务业则适用营业税，增值税和营业税的税基、税率都不同，所以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税收负担就会有所差异。此外，由于工业外包服务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所以无法抵扣进项税额，也就是说外包会增加税收负担(霍景东，2009)。这样，仅从税收角度来看，当工业部门的生产税收负担高于服务部门的税收负担时，税收负担差异可以抵消部分或全部由于增值税、营业税并行带来的额外税收负担，会促进服务外包。因此，工业部门相对于服务部门的税收负担越高，服务外包的强度就越大。
假设5：税收负担对外包强度具有促进作用，即工业部门的税收负担或相对于服务部门的税收负担越高，服务外包强度越大。
(6)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资金获取难度。服务部门的固定资产一般较少，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服务企业，没有固定资产抵押，这些企业很难获得银行贷款，因此在中国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中，服务业的融资问题显得非常突出。由于服务部门获得资金困难，那么资金成本必然就会提高，这样那些容易获得资金支持的工业部门就不愿意将服务外包。因此，服务部门相对融资越困难，工业部门的服务外包意愿就越弱。
假设6：资金获取难度对外包度具有负向影响，服务业部门融资越困难，工业部门的服务外包强度就越小。
4.数据系列构造
(1)所有制结构。所有制结构用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数占某工业产业部门总企业数的比重来度量，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3、2006、2008)计算获得。
(2)出口强度。出口强度用出口交货值比工业销售产值来衡量，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3、2006、2008)计算获得。
(3)企业规模。企业规模的衡量有多种方式，包括中小企业数量占比，如Carmen Díaz-Mora(2005)用员工数小于20人的企业占比来衡量行业企业规模；由于数据不可得，本文利用行业企业人员平均规模来衡量企业规模，即行业全年平均从业人员数比行业总企业数，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3、2006、2008)计算获得。
(4)生产率。生产率特别是相对生产率是影响外包的重要因素。本文利用人均行业增加值(当年价格)来衡量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生产率就是某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除以服务部门劳动生产率，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3、2006、2008)和《中国统计年鉴》(2011)计算获得。
(5)税收负担。税收负担仍然用相对实际生产税率来衡量。某行业的实际生产税率等于生产税净额除以总投入，某工业行业相对税率等于行业实际生产税率除以服务业生产税率，根据《中国投入产出表》(2002、2005、2007)计算获得。
(6)融资。由于融资难度和成本无法直接衡量，本文利用对金融业中间使用比率来衡量，具体来讲就是某行业部门对金融业中间使用比例除以服务业对金融中间使用比例来衡量，根据《中国投入产出表》(2002、2005、2007)计算获得。
根据以上数据，考虑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的差异，建立综合回归模型：
四、实证分析及解释
1.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综合回归模型
由于我们选取了工业部门的绝大部分行业，而时间只选取了2002、2005、2007三年的数据，为了推断总体，在进行面板数据分析时，选取截面固定效应，而对时间采取随机效应来估计；同时由于数据的量级不同，我们先取自然对数，然后进行回归分析，式(2)的估计结果见表4。
根据表4的回归结果，调整后的离差平方和为0.9378，F统计量为37.2777，回归方程总体显著。其中国有企业占比(own)、出口强度(exp)、平均规模(sca)、相对生产率(pro)以及相对实际税率(tax)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而相对金融中间使用(fin)不显著。
2.工业部门内部因素回归
同样在进行面板数据分析时，选取截面固定效应，而对时间采取随机效应来估计，取自然对数后进行分析，式(3)的估计结果见表5。
根据表5的回归结果，调整后的离差平方和为0.88672，F统计量为20.56976，方程在总体上是显著的，国有企业占比(own)、出口强度(exp)、平均规模(sca)、生产率(pro)以及实际税率(tax)都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1)国有企业比例对服务外包具有正向作用，无论是工业内部回归模型还是综合回归模型，own的系数都为正，弹性分别为0.12936、0.2102，而且都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国有企业的效率差不仅抵消了动力不足的问题，而且还起到了推动工业服务外包发展的作用。目前，国有工业企业主要以资源型、基础性、垄断性行业为主，这些产业竞争力的获取主要依靠资源占有，其生产组织方式与服务业个性化、精细化的提供方式不同，国有企业无法自己生产服务或者服务生产效率较低，因此国有企业的生产性服务强度较大。另外，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比较好，但成本控制动力不足，对生活性服务的需求也较大。
(2)出口强度对服务外包具有正向作用，无论是工业内部回归模型还是综合回归模型，exp的系数都为正，弹性分别为0.09190、0.0977，而且都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外向型出口企业的服务需求相对较大。该结论支持了研究假设2。我国许多外向型企业很多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的代工企业，主要业务集中在制造组装环节，服务环节缺少；同时，出口涉及到国际贸易业务，流程相对复杂，所以出口强度大的企业服务需求较大，Grg and Hanley(2003)对国际业务外包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论。
(3)企业规模对服务外包具有正向作用，弹性分别为0.05639、0.1375，而且都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大企业的服务外包倾向更高，这与Carmen Díaz-Mora(2005)的研究结论一致，小企业占比大的行业，外包程度也较低。尽管一些观点认为业务外包不再是大型企业的“专利品”，相反众多中小企业有效地利用资源外包，迅速地培育和提升核心能力，企业规模不再是影响外包的主要因素(纪志坚，2007)，但是在我国大企业的组织架构复杂、产品工艺也比较复杂，进而购买专业服务提供商的专业资产服务的需求也较大。这也从一个层面反映了我国工业企业的平均规模较小，还没有达到有效的企业边界。
(4)相对生产率比制约了服务外包，弹性为分别为-0.11001、-0.0741，而且都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比服务业生产率高得越多，服务外包强度也就越低；然而目前我国的工业部门生产率本身就不高，因此提高外包强度，必须要提升服务业生产率。该结论支持了研究假设4。这一结果呼应了资源基础理论的结果，企业是否将业务外包不仅取决于自身战略和能力，还取决于市场其他主体的竞争力和效率；这与吕延方(2012)研究结论一致，日本将制造业务外包给我国的强度与我国的劳动生产率显著正相关。
(5)相对税率对服务外包具有促进作用，无论是工业内部回归模型还是综合回归模型，tax的系数都为正，弹性为分别为0.17257、0.2200，都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而且，在所有因变量中的弹性最高，这说明税收制度对服务外包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作用。该结论支持了研究假设5。我国实行营业税和增值税并行的税收制度，将服务业务外包将会增加税收负担，所以只有制造业实际税率高于服务业的实际税率才能弥补服务外包带来的额外税收增加，因此工业部门的实际税率越高，越倾向于服务外包。
(6)尽管金融相对利用率不显著，但弹性为负，说明金融体系对工业服务外包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该结论支持了研究假设6。由于服务企业的固定资产较少，在以银行为主的融资体系下，融资比较困难，阻碍了工业部门服务外包。
五、结论与建议
转向服务经济，是推动制造业转型与升级的关键，是攀升全球价值链，增强产业国际控制力的需要，是缓解资源、环境、经济约束的突破口，而转向服务经济的重要动力就是工业服务外包，本文利用2002年、2005年、2007年的投入产出数据，基于22个主要工业行业分析了影响工业服务外包的因素，分析发现服务业生产率、企业规模、税收、金融、交易成本等因素对工业服务外包具有重要影响，为推动工业服务外包，重点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实行工业强国战略，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企业并没有因为规模扩大而出现制约服务外包的状况，同时出口比例高的行业外包度也比较高，这说明产业国际竞争力对于服务外包至关重要。但是我国只是工业大国，还不是工业强国，工业企业的产业链条相对较短，规模也较小，而且产业国际竞争力也不强，因此要加快推进工业强国战略，提升工业竞争力、带动力(黄群慧，2012)。
(1)激发创新活力，提升工业国际竞争力。坚持自主创新战略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这点已经成为共识，但是我国目前存在创新能力不足和动力缺失的双重制约，因此在提升创新能力的同时必须激发创新活力。一是建立以人为本的科技创新支持体系。目前，我国出台了许多支持自主创新的政策和计划，但是这些政策的主体大都落在“机构”上，而自主创新的关键是人，推动自主创新战略必须落实到“人”，在创新投入和产出分配上向“人”倾斜，在创新工程、重大项目经费中加大人力资本支出的比重，在创新收益的分配上同样要加大创新人员的比例，让创新人才在创新前、创新中、创新后都能够有体面的物质精神生活，吸引更多的精英从事科技创新。二是建立“倒逼机制”，提高企业自主创新动力。长期以来，我国企业依托低成本劳动力、资源、环境优势，依靠引进技术，守住地区市场，就可以低风险地获得一定的利润；同时，我国注重保护企业的利益，而对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严重不足，致使企业通过“不正当”手段，甚至“坑、蒙、骗”的手段就可以生存，这样企业创新动力自然不足。因此，要逐步提高劳动力、资源、能源、环境等要素的使用成本，并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来提高企业创新动力。三是重视产业链条整合，支持高端环节技术创新。
(2)推动制造业服务化，扩大工业企业规模。总体来讲，我国的工业企业以制造为主，处在价值链的低端。随着制造环节的标准化，产品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服务已经成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制造业服务化不仅可以扩大企业规模，而且可以提升企业竞争力。因此，要通过制造业服务化，扩展价值链、延长产业链条，扩大企业规模。根据价值链微笑曲线，制造业服务化主要有四条路径：一是下游产业链服务化，即增加其在产业链下游环节的介入力度，增加营销、品牌管理以及产品的延伸服务等环节；二是上游产业链服务化，即介入研发、设计、规划等产业链上游阶段；三是上下游产业链服务化，即打造完整价值链；四是去制造化，即逐渐将制造环节外包，主要提供解决方案，如IBM由硬件制造商逐步转型为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简兆权，伍卓深，2011)。
2.围绕实体经济发展服务业，提升服务业生产率
工业服务外包的动力要么是降低成本，要么是获得资产专用性，所以服务业发展必须要满足工业资产专用性的需求，同时还要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1)改革服务业体制，提升服务业效率。推进国有服务型企业改革，建立起激励约束相容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降低经营成本，提高企业效率。同时，要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强化出资人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建立企业家的公平竞争机制。加快事业单位改革。事业单位吸引了大量的优秀人才，而且许多事业单位从事高端服务提供，但是由于机制体制的弊端，事业单位的优秀人才并没有发挥应有作用，要把事业单位产权制度改革与单位内部配套改革、管理有机结合起来，以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深化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形成竞争合作、精简高效的用人制度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主体，打破行业的垄断。
(2)推动服务业创新，做实服务业。一是完善服务业收益获取模式。服务业收益获取机制决定了服务业发展的方向和重点，我国服务业发展存在严重的“虚拟化”倾向，而且这种虚拟化倾向有向实体经济进一步蔓延的趋势。我国目前的基础性服务业如金融、物流、信息、房地产等，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和载体，但是收益获取模式大多是“雁过拔毛”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服务创造价值，获取的收益远远超过了创造的价值，这种价格和价值的不匹配，降低了工业部门服务外包的意愿，也损害了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竞争力。因此，必须创新服务业收益获取模式，建立基于价值创造的收益获取模式。建立基于价值创造的收益获取模式的核心是减少政府对于金融、房地产、通信、交通等的保护，建立公平、透明的市场体制。二是加大服务业研发创新力度，提升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和制造业研发相比，服务业研究开发的内容非常广泛，它涵盖了技术性的R&D、人文社会科学的R&D，甚至包括流程和组织构架的研发，而且往往是产品、过程、组织研发交互进行，这就加大了服务业创新的力度，也加大了政府识别服务业创新的难度。因此，要从更加宽泛的视角去认识服务业研发，同时要加大税收、财政、科技专项的支持力度。
3.完善政策体制，降低服务外包交易成本
(1)继续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外包动力。Niskanen(1971)指出政府官员追求预算最大化，而不是公共产品产出最大化。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带有浓烈行政色彩的国有企业中。由于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国有企业的规模化扩张动力要胜过利润获取的动力，往往把一些可以外包的服务牢牢控制自己的手中，降低了国有企业服务外包的强度。因此，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以资产效益为核心的考核体系，提高国有企业服务外包动力。
(2)消除政策歧视，减少服务外包障碍。一是完善税收制度。调整营业税征税方式，对于服务外包采取增值征税的方式。服务外包是分工的产物，是服务业发展水平提升的重要标志，目前的重复征税造成服务外包的税收负担太重，不利于服务分工。因此，在确定营业税税基时，可以考虑允许服务外包企业将支付给接承包方的营业额从计税依据中扣除，仅对实际取得的营业额征税；在税率设计上，鼓励发展商务服务、金融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行业，适当降低生产性服务业的营业税税率以及基于高技术的现代服务业的营业税税率。目前，在上海、北京推行的营业税转增值税试点是解决服务业税负问题的有效手段，要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在全国推行。对于所得税，要调整服务企业无形资产的折旧政策，放宽无形资产的折旧标准；同时允许服务企业抵扣研发费用，如果服务企业确实有研究开发活动，不论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均可享受研发费用抵扣政策。同时，将离岸服务外包发展免营业税和所得税优惠政策扩展到在岸外包。二是要完善土地制度，采取协议出让的方式，降低服务业用地成本。三是完善金融体系，解决服务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建立以中小金融机构为主体的产业组织体系，尽快培育一批中资中小银行，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提供金融服务；大力发展风险投资、担保等金融机构；加快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力度，如创业板市场等，构建完善的融资服务体系。
(3)创新激励机制，鼓励工业服务外包。创新服务业引导资金使用方式，将以前的“补供方”改为“补需方”，即可以给那些将服务外包出去的发包方给予适当的补贴，加速服务外包的发展。鼓励企业辅助服务部门转让出去，由专业化的公司收购。
注释：
①包括批发贸易业、交通仓储业、金融保险业、信息服务业、专业和商务服务业等产业。数据来源：http://www.bea.gov/.
②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服务和制造深度融合，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边界日益模糊，服务消费、服务就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全球服务业比重由1980年的56.5%上升到2010年的70.7%；2010年，低收入国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9.7%，高收入国家达到74.9%，中等收入国家为54.8%；大部分经济体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50%，全球经济进入服务主导的阶段。
③我国服务业比重偏低，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落后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人们把这一现象称为“经济服务化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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