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21世纪的语言科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走向论文,语言论文,科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语言学从来与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紧密联系，它植根在社会现实之中。到了20世纪的最后年代，世界文化的多元化成了国际关系中最有代表性的事实。将语言与文化联系起来，以文化的视角来看语言，并建立文化语言学的科学体系，将是下世纪语言学的重要走向。而今，科学的发展在分析方法的登峰造极之后，正循着大综合的整体思维的方向前进，语言学面临着思维框架的转换。70年代以来在自然科学中发展起来的浑沌学理论，将为语言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促进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改造。它将推进语言学将语言事实与民族文化、民族思维方式联系起来，使语言学成为一门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科学。
一 世纪交替的意义
历史正走向21世纪，语言学也将告别20世纪，走向新的世纪。
世纪交替是时间的转换，本来是自然现象，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它在人们心理上会有一种反映，会产生一种紧迫感。历史是活动着的人创造的，人的活动会产生某种结果，所以世纪交替在文化上就会出现一些引人注目的现象。另一方面，人们也往往以世纪为阶段来划分各种文化现象。
从语言学史来看，世纪也有重要意义。西方语言学史大体就可以按世纪来划分不同的阶段，例如，希腊罗马古典时期语文学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后5世纪，大约10个世纪；中世纪语言学从5世纪到15世纪，差不多也是10个世纪，这期间语言学中是纯理语法即逻辑语法处于主导地位；文艺复兴前期世俗文化兴起，以希腊罗马文化为依托的古典语文学大约风行了两个世纪，到后期即17—18世纪，有波尔·罗瓦雅尔学派的普遍唯理语法占统治地位；19世纪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黄金时代；20世纪上半叶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统治时期；下半叶则有转换生成语法领一代风骚。这些都是就当时语言学的主导思潮而言，其间还有种种支流，但总体来说，语言学的主流是可以按世纪为阶段来划分的。
语言学也像人类历史一样，越是早期发展越慢，越到后来思潮更替的速度越快。现行公历是16世纪晚期改定的，其前身为儒略历，其使用范围是逐渐扩大的，因此，越往前世纪的观念越模糊，但后人以世纪的观念对从前的语言学史划分阶段，也是可行而方便的。
另外，世界语言学史像文化史一样，其起源和发展从来是多元的。早期语言学有中国、印度、希腊罗马和稍后的阿拉伯，它们互相影响、渗透，并沿着自身的基本轨迹往前发展。中国语言学也像中国历史一样，其演进是比较缓慢的。王力先生将中国语言学史划分为四个时期，是为先秦以文字训诂为主的时期；隋唐以音韵为主的时期；清代文字音韵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和上世纪末以来的洋为中用时期。[①a]中国过去不用公元纪年，自然也没有世纪观念，但19、20世纪之交即1898年出版了《马氏文通》，它开始了以西方语言学分析中国语言的新时代，也是一个跨世纪现象。所以说，世纪更替在语言学上也有特殊意义。现在我们处于20世纪的末期，当前西方语言学思潮风云迭起，学派林立，虽说乔姆斯基势力大，但与乔姆斯基走不同道路的、研究功能语法的人，在美国就有“依存语法”、“格语法”、“关系语法”等新派别，研究数理语言学的又有“代数语言学”、“统计语言学”、“应用数理语言学”、“孟德鸠语法”等新派别，特别是社会语言学走的是与乔姆斯基完全相反的路子。我国语言学长期以来比较侧重语言的具体分析，许多重要的理论发现都是在具体事实的陈列中表明的，如等韵图其实就是一张音位分布表，但我们没有音位学理论。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文化语言学，比较注意理论问题，但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完善和理论上的不成熟，在前进道路上依然步履艰难。同时各方研究者在认识上的不统一和步调上的不一致，也使这个新兴学科成长缓慢。但这是新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回顾10多年来对语言作文化阐释蔚然成风，已在语言研究中形成不可阻挡之势，其前景是大有希望的。
21世纪必有一种新的思潮崛起，占据语言学的主流地位，并拥有一个时代。值此世纪交替之际，应是新思潮的准备和酝酿时期，这就提出了语言学如何走向21世纪的问题。
二、语言学史的启示
讨论21世纪的语言学，有必要重新认识语言学的历史。历史是客观的，认识却是不断深化的。我们现在就要带着世纪交替的观念来认识历史，认识语言学在这新世纪到来之际必有新的走向。
在西方语言学史上，大体上是两条主线交替发展，一条主线是经验主义传统，一条主线是理性主义传统。经验主义传统可从古希腊的语法哲学开始，到文艺复兴前期的古典语文学，再到19世纪的历史语言学，再到20世纪上半叶的人类语言学和后半叶的社会语言学。理性主义传统从中世纪的纯理语法到文艺复兴后期的普遍唯理语法，到20世纪下半叶的转换生成语法。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上半叶占统治地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处于两条主线之间，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既是人类语言学的延伸，又与乔姆斯基同属形式主义语言学范畴。布拉格学派的最大贡献是音位学，但另一方面，他们又研究文体学，提出语言联盟的理论。
再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经验主义传统比较注重语言的历史，理性主义传统注重语言的现状，用索绪尔的话来说，前者重历时研究，后者重共时研究，但社会语言学主要是共时的分析；其次，经验主义传统重视材料的积累，较多使用归纳方法，理性主义传统与逻辑相结合，多使用演绎方法；第三，经验主义传统注意与社会、历史、文化的联系，理性主义传统一般不注意语言结构本身之外的东西，索绪尔称前者为外部语言学，后者为内部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从以上三点来看，基本上属于理性主义传统，但他们又注意材料的积累，重视对语言事实的描写。这说明结构主义已带有一定的综合性质。
以上只是就语言学史的主流来说的，实际上每个时期在主流思潮之外，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思潮，构成为当时的支流或潜流。而且就是在主流思潮内部，注意的重心也不是一个，如希腊罗马时期语言理论从属于哲学理论，另一方面，他们对语言结构的描写（划分八大词类，确定名词和动词的屈折变化，句子成分的划分等），奠定了西方传统语言学的基础。再如中世纪以拉丁语法规则为一切语言的普遍语法，另一方面又随着基督教的传播，积累了许多语言知识，动摇了拉丁文的独尊局面。文艺复兴时期基本上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思潮并存。到了19世纪，独领风骚的是历史语言学，但又出现施密特的波浪论，表面上与历史语言学背道而驰，实际上是双向互补。就是在历史语言学的鼎盛时期，还有人把普遍唯理语法当个宝，那就是被恩格斯批判的杜林。恩格斯对杜林在语言学观点上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当时是站在科学发展的前沿，为科学界所公认，普遍唯理语法也早被人们遗忘。但到了20世纪下半叶，乔姆斯基突然宣布波尔·罗瓦雅尔语法是自己理论思想的先驱，陈旧了的理论在新的境遇中又复活了。科学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复活了的形态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再看20世纪的语言学，与结构主义并存的有人类语言学，与转换生成语法并存的有社会语言学。从以上的过程来看，语言学的发展整个是在两种思潮的斗争中，是在一种思潮对另一种思潮的否定中前进的。每一次否定都有所前进，但每一次否定者都没有完全吸收被否定者的积极的、合理的成果，而那一部分没有被吸收的合理成分，又会在新的境遇中复活，又造成新一代思潮的更迭。这个历史过程值得我们记取。
我们还要看到，每一次语言学思潮的更替，都不是前一思潮的延伸和继续，而是一次思维框架的转换。历史语言学对于普遍唯理语法来说，完全是崭新的东西，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连续性。同样，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对于结构主义语言学来说，也是如此。试设想，在19世纪末如果集中了所有历史语言学的大师来一起规划20世纪的语言学，那也规划不出一个结构主义语言学来，虽然从历时研究转变为共时研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在旧的思维框架内不可能出现思维方式的飞跃。因此，21世纪的语言学一方面要继承以往语言学的合理成分，另一方面，它从理论到方法都将面貌迥异，不可同日而语。
三 语言学与时代思潮
另一个事实也值得我们注意，即语言学的每一步发展都是与当时的时代思潮息息相关的。时代思潮往往是当时社会现实课题在思想意识领域里的反映，语言学也间接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实际，包括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
语言学思想有时是时代思潮的延伸，有时是时代思潮的先导，总之，它不会离开自己的时代社会背景。先说说语言学是时代思潮的先导，例如历史比较语言学产生之后，立刻被应用于神话学、宗教学，于是有了比较神话学，比较宗教学，后来又被应用于文学、哲学，于是又有了比较文学、比较哲学等等。再如，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之后，首先被列维—斯特劳斯引用到人类学分析中，后来又被引用到文学、甚至社会学中。人们常说语言学是领先学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更多的情况是，语言学是时代思潮的延伸。从语言学史来看，古代语言学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只是哲学的一部分。古希腊罗马语言学中关于名称与事物关系的本质派和习俗派的争论，中国先秦诸子百家关于名与实的争论，都既是语言学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中国语言学后来的发展，是与读经，进而理解古人思想相联系，它只是经学的附庸，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培根、洛克的经验唯物主义和笛卡尔的思辨的辩证法，成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于是在语言学上就有古典语文学和普遍唯理语法两个派别。19世纪初在大工业发展的声浪中，语言学中有葆朴的机械论。19世纪中期在达尔文学说风行时期，在语言学上有施莱哈尔的语言生命理论。他在《达尔文学说和语言学》一书中，主张把达尔文所建立的关于动植物物体的规律至少大体上应用于语言的机构，其谱系树理论正是达尔文学说在语言学中的反映。19世纪末20世纪初涂尔干的社会学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孕育了索绪尔在语言学中的心理社会学派。而在苏联，则有马尔搬运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方法，建立语言学中的上层建筑理论。20世纪下半叶，乔姆斯基的大脑先天机制理论和转换方法，则是高科技时代的产物。所以说，语言学从来就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思潮紧密联系，它同样植根在当代社会现实之中。
在这世纪交替之际，我们审视时代思潮的变迁，再来看语言学未来的发展方向，那就比较容易把握了。
四 走向文化语言学
现在越来越让人感到语言学对社会实际的依附性。社会实际将决定语言学的走向。
在世界范围内，当代的社会实际是什么？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看到世界形势呈现一种多中心、多元化的趋势。欧美中心主义已经动摇，原来的二元对立格局也已经结束，现在滚滚而来的是民族独立和地区性组合的不可阻挡的浪潮。在这股浪潮中被高高举起的是民族文化的旗帜，世界文化的多元化成了国际关系中最有代表性的事实。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亨廷顿教授发表了一篇引起全世界关注的论文《文明的冲突？》。[①b]这篇文章认为以往的君主的权利之争，民族国家之争和意识形态冲突都已过去，将来主宰全球政治的是文化与文化的冲突，而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断层线，会是未来的主战场。作者把文化差异看成是人类最基本的差异，认为文化的特性和差异较少可变性，与政治和经济相比，更不容易协调和消解。论文发表3年来，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大辩论，其中责难和质疑大大超过赞同。但我个人认为，不管亨廷顿的主观动机是什么，也不管其文章的论据有多少漏洞，但其客观效果却大大激发了非西方世界的民族意识和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珍视。由这篇文章引起的俄底弗斯效应，对于加速西方中心主义的皇冠落地，无疑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享廷顿的最初动机可能是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出谋划策，但其实际后果是大大提高了非西方国家的警觉和民族自尊自卫心理。以享廷顿论文为起点的文化问题大辩论，将推动各国家各民族对文化民族性的关注。可以预见，文化问题将是21世纪世界格局中众多问题里的焦点之一。
中国由于自己特殊的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带着自己民族超前的敏感性，从80年代就掀起了一场文化热，至今势头有增无已。在这股文化热中，产生了语言学的新思潮——文化语言学。现在大家已逐步认识到，民族文化中最鲜明的标志是语言，民族文化的盛衰与本族语言的存亡是直接相关的。维护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是民族独立和发展的标志。在这种社会思潮推动下，将语言与文化联系起来，从文化的视角来看语言，把语言看成主要的文化现象，这就成了我国文化语言学的催生剂。又由于文化意识的崛起与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相关联，文化语言学将是非欧美语言学的重要动向。因此，文化语言学只能产生在东方、产生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说，文化语言学是民族独立的语言学，是发展中国家的语言学，是与西方传统语言学相对立的语言学。
本来，科学没有国界，但有传统。西方有西方的传统，东方有东方的传统。科学传统是跟思维方式有联系的，思维方式又跟语言有密切的联系。中国的中医学、武术、气功、绘画、建筑乃至军事学、农林学都是中国整体性思维方式的产物，它们与西方分析性思维方式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子。中国语言学传统跟中国语言和文字的特点休戚相关。文化语言学将语言与文化联系起来，将语言纳入文化的大范畴之中，这是中国的特点，有中国深厚的文化背景。中国古代语言学是为了解读先秦经典，如今语言研究成了文化阐释的根本，在世界大格局中中国语言学作如此的推移，这既是形势所逼，又是顺应自然的。
五 思维框架的转换
到了20世纪的最后年代，我们看到科学的发展在分析方法登峰造极之后，正朝着大综合的方向前进，多学科交叉成为科学发展的普遍趋向。这个进程将涉及一切科学，语言学借鉴其它学科的最新成果来刺激本学科的发展将具有重大意义。语言学的大综合性质，从表面来看，就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结合，在方法上是归纳和演绎的结合，在时间上是历时和共时的结合，在范围上是外部语言学和内部语言学的结合；但从深处来看，这种结合并不是正反相加，而是在一个崭新的层面上实现划时代的变革，这就是要完成一次思维框架的转换。
所谓思维框架的转换，这不是原有思维方式的延伸，也不是原有研究方法的拼凑和增减，套用一本近年来流行的著作的书名来说，那是“打破现状的思维”。[①c]新的思维框架只能在打破现状思维的情况下，在人类科学文化总体发展的新动向的相互作用下才能产生。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有什么科学文化的新动向有可能影响21世纪语言学的走向呢？有什么新的思维方向将促进语言学的革新呢？
这个新动向就是现在已被科学界公认的关于多学科交叉发展的普遍趋向，而这里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70年代以来在自然科学中发展起来的浑沌学（Chaos）理论，它已在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天文学领域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又应用于经济学和医学，都已获得显著的进展。它将同样适用于语言学。
什么是浑沌学？用最通俗的话来解释，那就是一门以直观、以整体为基点来研究浑沌状态的复杂规则性的学问。在经典科学中，有“有序”和“无序”一对截然相反的概念。“有序”指空间分布上的规则性和时间延续中的周期性，“无序”指空间分布上的无规则性和时间延续中的随机变化。“有序”和“无序”这两个矛盾方面都很激烈时形成的运动体制，就是浑沌运动。过去人们都只注意到简单的有序现象，现在人们知道，有序运动并不是现实世界的普遍存在形式，浑沌运动才是普遍的。语言学像其它科学一样，不论历史语言学还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过去都只注意这种有序状态，历史语言学探讨语言的对应规律，结构主义语言学注意分布和对立，着眼点都是运动的平衡态和周期态。其实，语言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符号世界，而是一个开放的、演化的、有着大量外界干扰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不是一个确定性的、简单和谐的模式，它常因系统内部一些微小的不确定因素或来自系统之外的某些微小干扰，就可导致巨大的、不可预测的波动。这就需要用浑沌学的理论和方法加以把握。
一切浑沌现象都与非线性问题有关。以往的语言学只把语言看成是一个线性系统，历史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研究语言都使用的是线性分析的方法。其实，语言分析中存在大量非线性问题，往往被忽略不计。
所谓线性系统其最基本特点是具有叠加性，即两个输入作用之和引起的行为响应等于它们分别引起的行为响应之和，这种特性即叠加性，是为线性系统。不具有叠加性的系统，是非线性系统。客观世界中存在着无数这种非线性的行为事实。如俗话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就不具有叠加性，属于非线性系统。语言的分析也是如此。“送客”两个字电视剧中出现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主人说了“送客”之后，太太、小姐、仆人一起出来客客气气把客人送走，这是这个句子的正常意义。但更多的情况却是一个仆人出来冷冷地把客人引出门去，等于逐客令。这里牵涉到语义转换、语境、主客关系以及说话人的个人修养、性格、气质等方面的非线性因素的作用。社会语言学和语用学已经为此做了有效的工作，文化语言学要在分析的精密度上更有所前进。
浑沌学之于语言分析，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如后代语言对早期语言“初值的敏感依赖性”，语言变化中的“分叉”、“涨落”和“内在随机性”，语言对文化整体的“层次自相似性”，以及语言系统的“平衡破缺”，语言中游离现象作用于“奇异吸引子”等，这些引号中的浑沌学术语所反映出来的语言学问题都是语言研究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但都是过去的语言学所未曾涉及的。
浑沌学应用于语言分析，可以适用于语言的各个不同层次。首先，从语音来说，可以壮侗语中的“秧苗”一词为例。李方桂先生构拟这个词的古音声母为[*]kl-，[①d]这个拟音可以说明泰语的kla[3]、壮语龙州话的kja[3]、傣语中的ka[3]、毛南语的ca[3]、布依语的ta[3]和傣拉语的tsa[3]的深化过程，这是一个线性程序，但对水语中的dja[3]，就很难作出解释。[②d]如果用浑沌学理论来说明，我们可设定[*]kl是初值，dja[3]则是后一音素对前一音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种非线性运动形式。它是初值在演化中的一个分叉。语音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的不同变化就是由于初值演化中的稍一偏差造成，而这种微小偏差是由内部的随机性和外部的微扰造成的，其中有许多个人的、偶然的因素在起作用。其次，语言演化中的内在随机性以及奇异吸引子的作用造成的平衡破缺等理论使我们有可能看到语言演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语言的无限丰富导源于语言结构的平衡破缺。语言学理论的各个主要部分就是要研究语言的不同层次上究竟有哪些对称现象和它们又如何破缺而产生形形色色的结构特征。平衡破缺理论还使我们看到语言演化不仅是一个分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统一过程，它使我们有可能修正施莱哈尔的谱系树模式，重建语言演化的真实图景。第三，再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来看，5年前我写过《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一文，其中曾经画了一幅地理环境、语言、文学的三角对应图，当时我说到“这幅三角对应图是我们感觉到了的，我们要想办法找出一个突破口，从规律性上加以证实。”[①e]现在看来，我们如果想从线性分析的基点上来寻找其规律性是不可能的，这只有以浑沌理论中的整体把握方法，用层次自相似性的原理加以解释才有可能。浑沌学对语言的整体把握，将跨越以往语言学只停留在语法层面和词语选择层面的局限性，而兼及言语者群体和个人的个性气质、交际意图、语境以及语言整体和民族文化整体之间的联系。它有可能为语言学提供一个语言现象之间和语言与文化之间穿插对应和随机对应的新的方法论模式。一种新思潮的产生，如果没有方法论的支撑是不可能的。21世纪的语言学必将实现一次思维框架的转换，即从理论到方法都将焕然一新。这个新的思维框架，与当代的社会实际、时代思潮和科学发展紧密联系，将使语言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引起划时代的变革。
西方语言学从17世纪以来经历了普遍唯理语法、历史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法之后，语言学除了在原有思维框架内继续延伸之外，主渠道必定另有走向。顺应时代思潮的变迁和科学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根据语言学本身整体性非线性分析的需求，这出路很可能一方面与现代科技相联系，向计算语言学的微观分析发展；另一方面在主流上就是要借上文所述的浑沌学来研究语言问题，即把浑沌学理论和方法应用于语言学。它不再局限于阐明以往语言学所阐明的语言内部规律，而且将揭示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揭示语言与民族文化整体之间的内部联系。本世纪初法国语言学家梅耶曾经预言：“把共同语和文化区域联系起来，将是未来的人所研究的工作之一”。[②e]这个工作现在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
语言学曾是一门领先学科。由于语言学研究对象的规律性和系统性有着高度的严密性，使它在人文科学中成为精密分析的典范。如今，语言学将语言事实与民族文化、民族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它的意义将超越语言自身，而成为一门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科学。文化语言学不仅承认语言的民族性和思维规律的共同性，而且揭示人类思维活动规律的民族性。在21世纪这个高科技时代，文化语言学集各民族思维活动的特点和精华，将造福于全人类。
在21世纪多中心、多元化的世界格局中，语言学仍将是多中心、多元化的。就是在中国，语言学也会是多元的。有人继续作历史比较研究，有人倾向于语言的结构分析，也有人作转换生成的试验，研究社会语言学的也大有人在。应用语言学将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而受到格外重视。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将随着古籍整理工作的开展，与宏扬中国传统文化相联系而向精、深发展。但将语言与文化联系起来作整体考察是各个语言学专科的共同需要和共同趋势。语言与文化的结合，将使语言学从20世纪形式主义自我禁锢的牢笼里解放出来，它依附于民族独立的时代使命，从而获得新的社会价值。
21世纪的语言学将走出被冷落的角落，伴随着世界性的文化运动而成为一门显学。中国的文化语言学也许将与西方方兴未艾的认知语言学遥相呼应，成为语言学史上昭示新时代曙光的一股激流。
注释：
①a 参见《王力论学新著》第36、3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①b 该文原载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季刊，中文译文载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3年10月号。
①c 《打破现状的思维》。作者是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纳德拉（O.Nadler）和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日比野省三，1990年用英文出版，1994年再版，并已译成日文、朝鲜文和丹麦文出版，中文译文自1995年3月30日起在《科技日报》上开始连载，每周一节。
①d Fang kuei Li:A Handbook of Compatative Tai,p.221,222.The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77.
②d 这几个例词引自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第164页、5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①e 见《汉语学习》第30页，1991年第4期。
②e 见《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方法》中译本第18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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