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总结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教训及其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现实意义论文,教训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罗斯经济杂志》2003年第1期刊载了经济学博士、教授弗·库利科夫所写的文章：《再论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性质及其教训》。作者认为，迄今俄罗斯并未从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中汲取教训，而当初选择“休克疗法”的改革方案的目的是摧毁社会主义制度和满足少数人的利益，今天，为了复兴俄罗斯，必须认真从中汲取教训。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近些年来，关于俄罗斯经济改革的争论，总体上讲，已经降温；不仅是改革方针的推行者和拥护者，甚至反对他们的人都偃旗息鼓了。的确，总是绘影绘声地大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改革的破坏性后果，已经令人生厌了。然而，老百姓为改革“成果”付出的代价（为任何社会实验付出代价的，最终总是老百姓）是巨大的，忽视这一点，实在是不道德的。
现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尚没有证据使人确信俄罗斯从苏联解体后所发生的一切中汲取了应有的教训，而缺少这种确信，就很难指望俄罗斯社会和经济再次复兴。
一、两种主要的经济改革方案
从改革一开始，我们的社会就被强行灌输了一种观念，即除了已选定的改革方针，别无他途。很明显，这是一种宣传伎俩。搞这种宣传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不仅在国内外的经济学者撰写的大量文章中，而且在一系列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都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讲，俄罗斯所实施的改革方案，当初是未经专家们事先讨论就被选定的，因为害怕多数专家否定这一方案。
引述一下外国学者的观点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不能被怀疑有反对改革的情绪。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劳·克莱因写道：“事实上，富有生命力的替代方案是存在的。”（注：见О．Т．博戈莫洛夫主编《美国学者和俄国学者眼中的改革》一书（莫斯科1996年版）第33页。）其实，可供比较的方案之间的差别，首先是对改革速度的态度：一种是偏重于分阶段的、渐进的改革；另一种是强行加速完成改革。支持第二种方案的人，利用各种宣传方式，鼓吹什么“割尾巴最好一下子就砍掉它，而不是分段割”；“深渊不能分两步跨过”之类。由此，第二种方案获得了“大冲击”、 “整体休克”或者“休克疗法”的称号；它的貌似科学的公式是“激进自由主义模式”。
这两种方案用于所有制的改革上，正如匈牙利经济学家雅·科尔奈所说：“我们不妨把两种战略简化成单纯的形式……战略A，今天我称它为有限发展战略……；战略B，今天我称它为加速私有化战略。”他接着解释说：“战略A是把新生的私有成分健康成长的重要性放在首位，而战略B却把迅速消除国有成分置于优先地位。”文章作者本人从一开始就认定第一种战略可行，他说：“有一些学者也赞同这一立场……但是，大多数西方学者和学术界都支持和普遍推广（常常还带有挑衅意味）迅速实行私有化的战略。十年过去了，我相信，鼓励私有成分有限发展的战略A是正确的；而加速私有化的战略B，在最好的情况下是成效欠佳，在坏的情况下是造成了明显的损失。”（注：雅·科尔奈《〈通向自由经济之路〉：十年之后对发生的一切的反思》，俄《经济问题》杂志2000年第12期。）
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选择这一个或者另一个战略呢？显而易见，是由通过社会改革必须达到的目标所决定的，这个目标也预先规定了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改革目标，看来只能是一个。在80年代里，人们越来越明白了：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已经不能保障国民经济快速有效地发展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在主要的社会和经济指标方面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拉大了。由此自然而然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改变已有的体制，代之以能够保证经济稳定而有效地增长并且在此基础上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新体制。
但是，俄罗斯的改革家们对上述目标却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他们的确认为不宜张扬这个目标，而尽量用一些笼统的词句加以掩饰，如大谈将出现数以千万计的私有者的必要性，到那时俄国人将很快会像西欧人那样生活，等等。1992年初，由于物价全面放开而使经济遭到第一次重击时，当局仍然保证说，当年年底生产将开始增长，物价将下降。发表这类声明的人是在说假话。如果他们那时如实地通报说由于进行改革已经使生产规模和居民生活水平下降了一半，他们就根本不能再继续扩展改革了。
如今，已经时过境迁，可以吐真言了。在俄罗斯经济改革十周年之际，当年热衷于“休克式”改革的人士B.马乌用通俗易懂的话讲清了事情的本质：“……成为长期争论对象的根本问题，就是俄罗斯的改革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看对成功或失败的标准做何种解释。如果把共产主义复苏定为改革的任务，那当然是失败了；如果改革必须是能够保障以最低限度的流血和损失的代价和平地摆脱共产主义，那就应当承认，改革已经以取得非常辉煌的成就而告终……”（注：В．马乌《俄罗斯改革：当今面临的挑战》，载《股东杂志》2002年第8期。）
直到现在，人们还常常断言说，由于俄罗斯的社会改革，“使意识形态对经济的统治终结了”。这种断言，说得轻一点是不够严肃的，因为意识形态已经先验地成为已选定的改革模式的基础了，十分明显，这一改革模式的设计者们具体思考的就是如何取代正在被消除的社会主义。他们不仅作出了关于任何类型、包括市场型的社会主义都是无效能的结论，而且还补充提出这样的问题：“在现存的多种类型的、以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中间，应当追求哪种类型呢？”
尽人皆知，破坏不同于建设。破坏可以一下子来个“大冲击”就能完成，而任何建设就其本性来说都需要时间、渐进性、一定的阶段性。二者的行动计划截然不同。因之，如果把私有化的任务视为以最快的速度废除国家所有制（战略B），那么解决的方法便不复杂，速度也很快——实际上就是把国家财产（以不同形式）进行无偿的分配；如果提出的任务是不仅要造就出私人所有者，而且要造就出能够成为“有战略意义的投资者”的有效能的私人所有者，并且确立能进行真正竞争的私有成分（战略A），那么就必须仔细地找出出售国家财产的正确方法，同时为私有成分从底层开始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如成立新公司、拓展小型工商业的条件）。显然，这个任务在短期内是不能完成的。
按照既定战略把重心放在破坏上，对经济不会有好处；相反，它成了经济衰退的原因，成了经济体系危机的原因。渐进的改革，把重心放在建设上，就会给经济进步提供机遇。而“休克”的模式越是贯彻到底，经济遭受的损害就越大。
综合上述，可以归纳为两个要点：第一，确定改革的速度，并非是行为偏好的问题；速度乃是由选定的改革战略之逻辑预先决定的。第二，虽然进行改革的速度乍看起来是由于人们选择的方法不同，但是实质上是由于改革的目标不同，问题在于改革是为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利益还是为了别的什么利益，在于改革过程中是以建设为主还是以破坏为主。
二、回顾90年代的“休克
众所周知，中欧和东欧走上改革之路的各国（也许匈牙利不在此列）从一开始便选定了“休克”模式。其原因在于心理方面——当时存在着被政权的更迭引发的人们希望向好的方向迅速转化的情绪。
但是，在1992-1993年，经济就开始衰退了。这些国家经历了在和平年代里从未有过的生产下滑（199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与1989年相比，波兰为89.9%，捷克为78.7%，爱沙尼亚为70.8%，俄罗斯为69.6%，拉脱维亚为62.3%，立陶宛为50.4%）。物价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不可遏制地飚升，有时达到超高通货膨胀的地步（1992年，上述各国的零售价格与1989年相比，波兰和捷克有所下降，其他四国分别达到953.5%、2508.8%、999%和1161.1%）。所有的公民非但没有变成真正的私人所有者，国家财富还被少数人群攫取了。居民的生活水平非但没有提高，相当一部分人反而变穷了。
情况十分明显，并可由此得出结论：为了防止社会和经济的进一步衰落，必须改变方针，即由“休克”变为“治疗”。于是，一些国家，如匈牙利、立陶宛，稍后还有捷克，在最初的改革阶段遭遇挫折后，制订出更为有效的经济政策。至90年代中期，波兰经济完全获得了改善。至此，最初的“休克疗法”和“建设性的破坏”转变为“彻底的疗法”和“创造性的建设”。某些“休克疗法”的主角此刻也承认了改变方针的必要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圈子还有所扩大。
改革的主角在不断地变换着，继续实现激进自由主义原则的追求却没有变。一个最新的明显例证便是加紧宣传关于俄罗斯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主意。有人认为，此举孕育着新一轮的“休克疗法”。的确，从“休克”伊始已经过去十年了，再重复“休克疗法”这一说法无济于事，有人便散布一个新名词——“自由主义选择”。（注：见E.亚辛《国家的负担与经济政策（自由主义的选择）》，载《经济问题》杂志2002年第11期；）这无非是为了展示一下激进的自由派的某种对立情绪，他们企图把经济遭到破坏（如果俄罗斯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油气、矿产、森林等资源的话，经济的破坏会更加严重）的原因归结为改革者当初倡导的财政限制、私有化和“休克疗法”等方针实施得不彻底和不坚决。
事实上，自由主义改革战略在实践中的实施是坚决而彻底的。本文作者于四年前曾著文写道：“选定的改革模式，从一开始就具有三个主要的组成部分：一、经济全盘自由化，首先是价格和对外经济关系的自由化；二、加速大规模的私有化进程，以此作为自由化的基石；三、实行严格的货币信贷政策，保障金融稳定，即避免通货膨胀和预算赤字，保持本国货币汇率的稳定。所有这三个组成部分至今仍然是经济方针的基础性内容，谁能否认这一点？至于个别时候……政府不得不从严格的金融政策后退，那则是另一个问题了……”俄罗斯实行的改革方案中，“休克”的本质正如其破坏性一样，并未引起前面引述过的那些外国权威学者们的丝毫怀疑。
为了公正起见，应当承认，“休克疗法”倡导者的不满情绪还是有一定的理由的。因为激进的自由派未能按照他们的“药方”“治愈”国民经济基础结构中的“最重疾患”，这指的是那些保障全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完整性，其中包括关键的、与所有经济部门和经济主体休戚相关的系统，如电力系统等。一个完整的电力系统已经遭受了严重的损害，可是，如果在电力系统乃至铁路系统、住宅及城市公用事业中再全面推行“休克疗法”的话，那将毁灭全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不给俄罗斯留下保持一个完整的独立国家的任何机会。
那么，“休克疗法”的主意，激进的自由主义原则，到底有什么样的存在理由呢？最主要的理由还是与意识形态的利益相关联（要兑现这种利益，就必须不惜以任何代价，甚至是破坏国家安全的代价——以最快的速度消除任何社会主义要素），同时也与那些具体的人群经济利益相关联。第一种利益和第二种利益又是相互联系的。一方面，对于谋求最快地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当权者集团来说，需要拥有强大的社会基础，而能够以空前的速度建立这一社会基础的途径，只能是把国家财产分配给特定的人及其集团（以确立“为自己的资本主义”为旗号）。另一方面，新兴的有经济势力的集团从一开始便跻身于权力机构中，竭力把国家财富中所有新的“肥缺”部分转化为个人所有。由此，在非国有化的过程中就产生了受贿、贪污、秘密交易、诈骗、横行霸道等现象。这一类不期而遇的交往，不可避免地导致官员集团和私营经济集团利益的融合，导致它们之间伙伴关系的建立和扩大。
三、为了今天和未来应从过去汲取的教训
最近一个时期，在个别高层人士的演说中出现了一种说法：我们全然不需要“为改革而改革，改革的质量才是重要的”。这些话如果不是放空炮的话，倒是可以欢迎的。这些话要想付诸实践，当局就必须从改革所积累的经验中汲取相应的教训：总的一条教训便是要意识到前面论证过的迅速转变改革方向的必要性。具体的教训则涉及从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模式向另一种替代模式过渡的若干方面。下面谈淡其中的几点。
1.关于国有成分和私有成分问题。激进的自由派过去和现在都把“私有成分明显比国有成分更有效能”作为出发点，由此派生出强行加速私有化的方针，设想出按照象征性价格分配国有资产的做法。其实各种经济成分都各有自己的位置，分别完成自己的使命；在特定情况下，某种成分更有效能一些，而在另外情况下，另一种成分更有效能一些。
从经济观点上说，强行推进的私有化基本上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果说在改革的最初阶段，这样做或许出于昭然若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动机，以确保不再退回到苏联制度去的话，那么到了今天，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再用那种行为方针对待所有制问题，便荒谬绝伦了。然而，这种方针仍在延续：国家制订的2002-2003年私有化规划中规定，联邦国家独资企业数量要减少25%，国家持股的股票也在积极抛售。
今后，重点应当从私有化本身转移到理顺对国有资产的有效管理上面来，因为国有资产依然数额可观，整个国民经济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要仰仗国有资产效能的发挥。至于私有化，它不是私有成分的惟一造物主。重要的是为每一个有潜力的企业主排除掉阻碍其开拓事业的一切障碍。
2.关于现代经济的“三大支柱”问题。众所周知，中小型工商业、大型公司机构和作为调控与管理力量的国家，形成了“三大支柱”。第一个支柱构成了经济主体的广泛基础；第二个支柱集中了资产和产品的决定性部分，充当国民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国家在固定基金、保障就业、国家财富和国内生产总值各方面的作用，使人据以创造出一些箴言警句，例如：“美国政府乃是世界上最巨型的企业。”
俄罗斯选定的改革模式的实施，不仅无助于现代经济三大支柱的确立，而且在许多方面阻碍了这一进程。如上所述，为了形成私有成分，不是着力推动私有成分“自下”开始发展，而是着力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十年过去了，结果在约80万个已注册的小企业中，相当大的部分实际上并未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至于说到大型一体化的公司机构，今天被官方认可和专门注册的惟一形式，便是金融—工业集团，其命运颇能说明问题。金融—工业集团的组成，起初在私有化规划中并未有所规定，所以一再遭到联邦行政当局的阻挠。今天虽然已经有了相关的专门法律条款，但是这些集团依然在许多方面徒具形式，明显未能发挥足够的效能。关于国有企业的活动和国家对经济的调控，激进自由主义的立场是尽人皆知的：越少越好。国有企业被抛到一边，听凭命运的摆布，国有成分被压成了“搓纹皮革”，联邦当局至今仍然回避明确地确定发展经济的优先部门。
3.关于工业政策和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实行激进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使本来就偏重的采掘部门所占的比重又提高了；而本来就偏低的消费品生产部门所占的比重又降低了。这与市场条件下经济有效增长的要求恰好相反。科学集约的领域（即“新经济”）和消费品生产部门在现代经济中优先发展完全可以相辅相成，有理由重新分配采掘业公司的投资资源注入到“新经济”中去。
4.谈谈“反国家主义综合症”。这类综合症在不同的国家里总是反复地出现，俄罗斯自由主义改革者们也有此特点。在改革初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它解释为是对苏联时期国家对经济生活实行垄断的逆反。如今时过境迁，综合症仍在延续，且在加重，其原因乃在于人们把国家和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国家机关随意干预企业主活动混为一谈了，亦即与官员们设置行政管理的障碍、非法勒索工商企业、贪污和受贿混为一谈了。上述现象，当然是国家职能常见的派生物，其规模可大可小，差别极大。它们的泛滥，并非凑巧赶上了改革的年代，而是因为选定的改革模式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这首先是指实行私有化采用的方法。如果合情合理地评说这些或那些法律和纲要所包含的潜藏腐败的因素，那么，私有化法令包含的这类因素最多。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完全不应简单地视为上述各类舞弊行为；国家一旦远离经济，就不可能不给经济（及经济改革）带来无法补救的损失。
5.关于国家的收入和支出及其负担问题。人们对国家预算中开支的增加颇为不安，绝对应当削减国家开支；同时，也应当为预算的收入不足操心。收入的扩大通常主要与税收挂钩，而增税又被视为对企业家硬性增加压力之举。在此种情况下，不可不注意下述各点。
第一，“休克疗法”的主角们已经用自己的手制订了超越现实的税务负担法规，并且许久以来否认减轻税负的必要性。其实，税率应当降低（随着税收基数的增加逐步降低），但不可影响国家履行社会的和其他对国民经济有重要意义的责任。
第二，国家预算中除税收外还有其他收入来源：私有化和使用国有资产应得的收入——这是应返还给国家的。还有其他项目。
第三，当人们说到“国家的负担”时，通常指的是给企业主活动增添的负担。然而，普通劳动者也有份，在改革的这些年里，他们的负荷也大为增加，而且没有减轻的征候。如今，应该认识到，普通公民的低生活水平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正在扼制着经济的活力和国民经济的增长，阻碍着极其重要的改革的进行。国家应屏弃使基本居民群众收入停滞的政策，转而采取刺激其收入剧增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