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理论与族际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族群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理论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5439(2001)06-0064-03
2001年10月22日至23日，中南民族学院为庆祝建校50周年，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族群理 论与族际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学者及日本、美国学者共向大会提交论文63篇，来自 国家民委、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兰州大学 、宁夏大学、内蒙古大学、上海大学、四川大学、广东嘉应大学、广东民族研究所、湖北民 族学院、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及民族出版社、《民族研究》、《贵州民族研 究》等单位近百名学者和国外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围绕“族群”理论及其适用范围； “族群”理论与方法在我国民族研究中的应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与此同时，到会学者 对历史与现实中的族际交流状态也进行了广泛讨论，由于有不少学者是从族群角度来观察族 际交流的历史形态与结果，因而在某些领域提出了新的认识。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族群”定义及理论适用范围的讨论
（一）“族群”的定义问题。
与会者对“族群”的定义进行了讨论。国家民委的黄凤祥认为吴泽霖先生主持编译的《人 类学词典》中将英语ethnic group一词译为“族群”是一种误译，ethnic group应译为民族 ，而非“族群”。中南民族学院的董珞介绍了吴泽霖先生主持编译《人类学词典》的过程， 她指出，英语中的“ethnic group”应译为“族群”。吴泽霖先生在编纂过程中对“族群” 的翻译及定义是相当慎重的，今天看还不能说是误译。中南民族学院的田敏在讨论中指出， 中 国社会学界中所说的“族群”，在英文中是“group ethnic”与“ethnic group”同义。不 少学者指出，“族群”这个人类学术语进入中国学术界并非是近20年的事，对“族群”的 定义到目前为止还是见仁见智，没有定论。中国人民大学的陆煜、胡鸿保在论文中指出其原 因说：这是因为现代汉语中“民族”的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文化背景下具有不同的所 指和意义。汉语的“民族”一词还缺少一个贴切的英文对译词。 不过他们强调，“族群”(ethnic group)不具有主权要求，一般是从文化的角度去定义的， “民族”(nation)则具有民族国家的意味。虽然与会者未能在“族群”的定义上取得共识， 但大多数人基本认同在人类学的学科范围内，族群一词是一个含义极广的概念。认为《人类 学词典》中所给的定义：“它可以用来指社会阶级、都市和工业社会中的种族或少数民族群 体，也可以用来区分土著居民中的不同文化和社会集团。族群概念就这样综合了社会标准和 文化标准。”基本上可满足逻辑要求。
（二）“族群”概念是否能在一定范围内取代我们通常所用的“民族”一词。
因与会者对“族群”的定义在理解上有差别，故而对“族群”概念的能指性有不同理解。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中心话题是“族群”的适用性问题。与会者普遍认为在民族理论研究中 运用“族群”概念并吸取国外学者关于“族群”构成的理论与方法，是有必要的。但对在制 定民族政策时，能否使用“族群”概念，则有争论。
国家民委的黄凤祥认为：由于族群概念很宽泛，学术界研究“族群”是可以的。但是，这 种研究必须符合我国的实际。故在中国只能提民族或民族内部各支系，用“族群”指称国内 民族，不利于民族团结，容易在现实中引起混乱。中南民族学院的杨朴羽发言说：“族群” 概念包括了民族和其它具有共同文化特点的群体，在学术研究中可以使用这个概念，但涉及 现实问题，则应在概念的界定上再作研究。
云南社科院王亚南在提交的《中华：统一国家民族和民族国家》论文中认为：在我国，人 们使用“民族”概念时，就全国范围而言，或是在中原地区使用“民族”概念，肯定是指统 一的现代国家民族(nation)；而就局部地区如在云南使用，则主要是指各少数民族群体，而 这些国内民族群体，实际上是族群(ethnic group)。他认为，学者在汉语中不作区分地使用 “民族”概念，造成了概念的上下位混乱与矛盾。因此，上位“民族”（国家民族）概念与下 位民族（国内族群）概念必须严格加以区分。他提出“现代中华民族是处于上位的统一国家民 族，由处于下位的56个国内族群平等组成，是包括汉族在内的国内各个族群在更高层次上的 统一体。”国家民委的李红杰在发言中强调说：不要急于将理论问题政策化，这样不利于理 论研究，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可以进行深入地探讨，在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去发现问题，回 应问题。理论创新有过程，依据理论制定政策要慎重。
二、运用“族群”理论的个案及讨论
在与会者提交的论文中，关于“族群”的个案研究论文有10余篇，这些论文的作者都是从 田野调查入手，在把握个案现实材料的基础上，与文献资料相参照，以阐释自己对“族群” 及族群理论的理解与认识。如以这些论文作者田野调查的对象分类，这些个案研究就有以国 内少数民族为对象；以具有地域及自身文化特质的群体为对象两类。
（一）以国内少数民族为对象的个案及讨论。
中山大学的周大鸣在会议上以《从“汉化”到“畲化”谈族群的重构与认同：以赣南畲族 为例》一文，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周大鸣以江西赣南蓝、雷、钟三姓自1985年政府落 实民族政策后，由自称汉族而恢复其畲族身份为例，对族群重构与认同过程作了细致描述， 并据此对族群认同要素和族群认同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周大鸣在田野调查中对蓝、雷、 钟三姓的族谱记载与目前的文化特征作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共同的历史记忆和遭遇是族 群认同的基础要素，族谱则是构建历史记忆的重要表征。寻乌县澄江乡汶口村1994年修的《 黄田蓝氏家谱》，在对本家族历代族谱的记述中，既展示出蓝氏重构历史与认同的脉络，又 反映了畲族汉化的过程。同县北亭村的《汝南堂蓝氏续装族谱》的序言，则是对本家族被认 定为畲族后重构历史以求与畲族文化认同的范本，但其中关于畲族历史的描述，有不少并非 历史事实。序言作者试图用非事实的材料，构建共同的历史记忆，反映的是从汉族认同到畲 族认同的过程。
周大鸣认为，就目前蓝氏等畲族的语言、宗教、地域、习俗等文化特征而言，已与当地的 汉族融为一体，因而很难以这些要素分析赣南畲族的认同过程。由此他同意将认同理论中的 根基论(primordialists)与情境论(circumstantialists)或工具论(lnstumentalists)两派 理 论综合的构想，他也认可斯蒂文·郝瑞的相关结论，即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下，族群情感与工 具利益在认同中同时并存，但发挥的作用不同。工具利益一但符合国家政策，也会在某一民 族范畴中持续下去。并为此提供了一个精细的个案分析。与会者对周大鸣运用的方法和结论 表示赞赏。
云南大学的黄泽虽未到会，但他提供的《族群视角下的云南少数民族支系研究》一文，却 引起与会者的关注。他以“族群”概念具有对“人、支系、族”的包容性、对应性、现实性 认识为基点，通过对云南少数民族支系的典型概述及对支系形成原因的分析，认为“支系是 族群的一个对应范畴”。因此，他强调：“尚可引入族群认同与支系文化内涵、族群认同的 多层次性，族群演化与支系、族别相关性等概念来分析云南少数民族支系状况。”从方法论 层面对“族群”理论给予了肯定。
中南民族学院的向柏松在《巴土家族神崇拜的演变与历史文化的变迁》一文中，以族神崇 拜为中心，描述了在较长时段内，由巴人到土家族在文化特质上的整合过程，正是在这样一 个有时空状态的过程中，巴人及其后裔土家族的族神虽有嬗变，但就是在崇拜新旧族神的转 换中，强化了土家族的文化认同感。中南民族学院的邓红蕾则对“道教土家化”问题做了专 题 论述，她所关注的也是在历史时空中文化认同感的取得与表达方式。她认为：“道教土家 化”的一个主要表达方式是道教信仰渗透到土家族的文学艺术中，通过这个层面，土家族整 合 了其他民族的文化，而对形成自身文化特质产生影响。武汉大学的朱炳祥在云南大理市喜洲 镇周城白族村做了为期1年的田野调查，他的论文《“认同”与“交融”的并置》，便能 以更细致入微的笔触解析“莽蛇共蝴蝶”传说所蕴涵的文化结构。他认为：任何民族文化的 变迁（包括现代化过程中的变迁），都是族群认同与族际交融的对立统一，而这个过程就是文 化变迁中的“多重文化时空重叠”过程，所形成的结果就是“族际交融”与“族群认同”的 二元并置。他这一颇具理论色彩的结论，得到与会者的普遍好评。
（二）以具有地域及自身文化特质的群体为对象的个案与讨论。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与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的学者，是在本次会议上提供此类论文的主体。这 些论文的共同点是紧扣“族群是指在一个较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质的一种 群体”这一定义，而将都市群体或特定地域中文化表征与相邻群体有异的群体为研究对象。 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中，这些学者更注重“族群认同”理论的方法论层面，力求从方法的运用 中 为理论寻求新的立足点。
中山大学的程瑜在《香港族群与族群边界》一文中，对当代香港族群作了详细的分析。他 指出，由于香港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城市，居民来源广泛，故形成了香港文化的多元性。 香港的不同族群就是在文化多元性条件下形成的。他将香港族群粗分为英国人、香港人、香 港的少数民族（非华裔少数民族人士），而在香港人族群中，又根据移民的早晚、来源地、宗 族或血缘分为小的族群。他认为多元文化是形成香港族群的主要条件，而构成此多元文化的 移民所带来的原居地文化（原文化）就是区分香港族群的重要边界。他对应族群认同要素而进 行的调查与统计，使他的结论因方法而有相当的说服力。
广东民族研究所的孙九霞在发言中简述了自己的研究结论，她虽是以“土生葡人”为研究 对象，但在方法上也是以族群认同要素为基本坐标，在这坐标系的指引下，她认为土生葡人 的认同具有主观要素和客观要素两个方面，但土生葡人的族群认同更多地具有主观心理性。 基于这个认识，她强调族群认同与族群文化在不同场合下相互关联的方式不同。在通常情况 下，族群认同与族群文化互为依托，特殊情况下，认同与文化分立。她的发言使与会者对广 州学者群注重族群认同理论的方法论意义有了更深的印象。从这两位青年学者的论文中，与 会者均感到广州学者群在运用族群理论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三、对族际交流问题的探讨
这次会议收到的关于族际交流问题的论文，在时空上有很大跨度，但无论是论述民族间关 系或探讨某一少数民族自身问题的论文，均有一共同点，即多从文化互动的角度加以分析。 这一现象，反映出不少民族史学者对族群理论的关注，并试图在用其方法对过去未能取得一 致认识的问题，从新角度予以审视。
北京大学的马戎在会议上简介了自己读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的心得。他特别赞扬王先生 于上世纪30年代在其著作中，就试图以居住、通婚、收养等为指标来体现民族间的交往程度 ，这一努力在当时具有开创性。马戎认为：王先生提出要从社会学观点，用社会学指标体系 来审视史料，并由此完成对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对我们今天，尤其是在试图以族群理论研 究民族关系的气氛日浓的今天，重新学习中国前辈学者的论著，是很必要的。
中南民族学院的段超提交的论文，主旨是探讨土司时期汉族与土家族的文化互动状态，但 他 在研究中，却已使用了一些社会学的指标来说明土家地区的文化互动状态。如他在论文中对 人口移动、社会冲突、学校的设立、信仰的认同等，均有具体的材料加以说明。虽然他在论 文中还没有系统地以社会学指标来量化文化互动的社会现象，但在方向上已经显示出追踪 学术前沿的态势。中南民族学院的韦东超在会议上的发言，以东汉时期的蛮族与汉政府关系 为主线，探讨了汉族移民在今湖南地区的增长情况，他认为，当时的蛮汉关系的恶化，不能 归咎于政府方面要求的贡赋苛重，而应归咎于政府在社会控制方面乏力，即对汉族移民给予 了过度的保护。他的这个结论，是此前的研究者未曾提及的。
兰州大学的王希隆在会议的发言中，对保安族在形成过程中的族际交流状态作了概括而深 入的介绍。他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以往的研究者多忽略了保安族与藏族的交流历史。他由保 安 族的历史记忆中，找到了藏族部落与保安族通婚及相互应援的实例。由探讨藏族、保安族 族际婚姻为线索，他又追寻了保安族与周边民族的通婚状态，他发现，保安族人在讲述族际 通婚的历史时，不愿多谈前期的族际通婚。这一现象的文化原因，尚待研究。
此外，日本学者谷口房男提交了《汉六朝时期的官印与民族关系》的论文，并在会上作了 发言，他以汉王朝及六朝政权颁发给当时少数民族首领的官印为材料，论证了由这类官印中 可以确知当时的王朝知识分子与少数民族首领在族称上有共识。他的论文与发言，再次证明 了考据方法在民族研究中仍是必要的方法。
从文化角度审视民族关系与族际交流虽是会议上的又一中心议题，但因有的学者从狭义方 面理解文化的定义，因此在讨论现代民族关系与交流时，这些学者多着眼经济因素对族际交 流的影响。广西民族学院的吴国富在《经济关系、文化关系与族际关系》一文中，以一个农 场为例，对少数民族水库移民组成的农场与周边汉族群体的关系作了研究。他认为对少数民 族移民来说，在经济水平上接近与达到安置区居民的水平，是解决移民群体与原居民关系的 前提，只有在此前提下，文化交流才能顺向展开，对发展良好的族群关系有益。内蒙古武警 指挥学校的冬青在对中蒙边境跨界民族状态的分析中，也将经济原因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加 以论述。经济因素的影响在族际交流中，随时存在。
林超民教授作了会议总结，他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会议有以下特点：一是 水平高。由于主办者认真负责，吸引了国内外的高水平专家到会。二是讨论广泛。由于学者 来自国外及国内十几个省市，大家广泛从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经济学角度来 探讨族群与族际交流问题，研究方法多样，对深化我们的认识是有益的。三是学风好。会议 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到会专家畅所欲言，互相尊重，共同为拓宽学术研 究领域而努力。四是成果多。学者们在研讨会上的交流中，提出了新的见解，60多篇论文中 ，不乏力作。林教授还高度评价了中南民族学院对民族学的重视，认为，中南民族学院举全 校之力建设民族学是很有远见的。
在这次会议上展开的积极讨论，一方面显示出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在运用族群理论方面 取得的成果，但也表明在这个领域我们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在会议结束之际，与会者在认为 这次会议必将推动我国族群理论研究工作的同时，也表示要根据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民 族学研究传统，对引进的理论作去粗取精的重新构建，以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的需要。 收稿日期：2001-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