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现代化”概念的流播、认知与运用
文/黄兴涛 陈鹏
现代化或称近代化，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晚清以降中国历史演进的主题之一。以“现代化”的发生、发展和挫折来把握中国近代史，也被公认为相对于“革命”范式的另一重要范式，甚至反思现代化的种种新范式的构想，也早已不再新鲜。学界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现代化”理论自觉问题，以及“现代化”概念出现之后的有关思想和实践，已有不少富有创见的研究。但仍然留有可供研讨的空间。本文希望能就“现代化”概念在中国流播开来的早期历史及其契机，当时国人围绕这一概念的有关认知与讨论，以及此一概念在民国中后期的社会政治动员实践和历史书写中的具体运用等问题，再予以进一步的探讨。
“现代化”语词和概念在中国的最早出现与最初流行
现代化概念起源于西方。在英语中，表达这一概念的主要词汇即由Modern演变而来的Modernity（现代性）、Modernize（使现代化）、Modernization（现代化）三词。这些有关现代化的英文词汇在华早期传播最为重要的载体，是来华西人创办的英文报刊。至少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Moderniz(s)ation、Moderniz(s)e、Modernity等英文词汇就已经出现在《北华捷报》上，已有文章作者尝试将这些语词用于分析和讨论“中国问题”，有的甚至明确显示出对传统与现代之间相互融合的重视。清末民初时，有些通晓英文的中国学人实际上已经开始主动使用上述英语词汇和概念。Modernization等英文语词早期在华传播时，并非取单纯表达时间含义的“现时代化”之意，而是蕴含进步、改善、改革、维新、发展的积极含义。当它们被直接用于概括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之时，与“西化”或“欧化”（Westernization）等概念具有一定的互通性。不过，清末民初流行的各种英汉词典中，Modernization还没有被译成“现代化”。其与“现代化”稳定对应起来，还是在中文“现代化”语词出现之后。
中文“现代化”或“近代化”语词从20世纪20年代初起，便散见于知识分子的著述中。罗荣渠认为，“近代化”一词最早见于1922年3月严既澄在《民铎》杂志上提到“近代化的孔家思想”。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1921年9月，上海泰东图书局于《申报》登载的一则广告，便以《西厢（近代化）》为题，标榜新近改编并由郭沫若作序的名曲《西厢》剧本，更加“合于现在的舞台”、“合于现代文学底体裁”。1923年，著名报人、社会活动家胡愈之将爱尔兰乡土文学家夏芝的诗与乔治·鲁素尔的诗两相比较，认为前者以民族传说神话作“骨子”，后者往往从人生的立足点和经验中体会出真理，由此判定后者的诗“比较的更多现代化了”。这是目前所见最早使用“现代化”一词。时人主要从“时髦化”和“现时代化”理解“现代化”，其概念抽象化程度仍很不足、尚没有根本超出纯时间范畴之内涵的特点。这也与Modernization在当时英语世界的主要内涵和用法较为吻合。
总体来说，20世纪20年代前中期，“现代化”（或称“近代化”）语词还只是初登历史舞台，社会各界尚未普遍使用。20年代末和30年代的最初几年，乃是“现代化”语词在中国逐渐流播开来的重要时期。该词不仅凸显了与“现时代化”时间意义相一致的内容（并不一定是正面意义），也逐渐明确了其与古代和传统相对应的那种“实质性”的整体内涵。当两者统一起来时，其正面概念价值遂得以确立。就“现代化”一词的现代意义而言，罗荣渠提供的且被学界征引多年的最早例证，出自1927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土耳其》，作者柳克述在褒扬土耳其国民党执政时，曾将“现代化”与“西方化”并提。这虽不是中文“现代化”语词的首次使用，但其将“现代化”与“西方化”、“文明”并列使用，进而凸显这一概念的整体现代性内涵，实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在此之前的同年4月，《东方杂志》发文称颂阿富汗启动的“现代化”改革乃是模仿日本的明治维新，系一个融政治、经济、税务、教育变革于一体的综合计划，亦是这方面的例证。
粗选磁场强度110 kA/m，精选磁场强度110 kA/m，扫选磁场强度110 kA/m。磨矿细度80.00%-0.074 mm，给矿浓度35.00%。试验结果见表9，试验原则流程图及数质量流程分别见图3、图4。
目前，基层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不少，但切合单位实际管理、真正发挥作用的不多。这是由于制度建设缺乏占位意识，没有经过调查研究，而是模仿上级单位的管理制度制订或者同级单位，只能应付各级管理部门的检查，起不到实质的管理作用。还有些单位的制度空洞，缺乏落实细则，没有实际的操作意义。
此外，“现代化”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流行开来，还有值得一提的社会语言基础。当时，先期或同期传播的“近代”、“现代”、“近代式”、“现代式”、“现代主义”、“现代性”等词，乃至“民主”、“科学”等词，与“现代化”、“近代化”相互交替、并列使用，在规约、说明和帮助显示现代化概念深层次含义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语言辅助功能。
“现代化”概念流播开来的历史契机与“国家现代化”的整体诉求
综观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现代化”语词的使用，具体用法虽有差异，但其所表达的现代化概念内涵，显然从一开始就包括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发展内容，并体现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全方位整体变革的综合性认知趋向，并不像有的研究者所强调的那样，从此时开始，逐渐流行开来的“现代化”理念总体上曾明显经历了一个从重文化到重社会经济的内涵转变。
其二是从全球视野把握，“现代化”是否具有统一的模式和道路。民国时期，中国知识界体现这方面思考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是有人开始自觉对“现代化”与“西化”概念做出必要区分，并进一步思考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既吸收外来文化又能保持民族特色的问题。不过当时学者们总体上更多偏重于从“共性”方面把握“现代化”理念，他们虽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当有自己的特色，但又不得不以现代西方文明的基本精神为其未来导向和必经阶段。他们宁愿相信“现代化”乃是世界各国都应遵循的带有普遍主义意味的统一道路。
在笔者看来，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现代化”概念初步流行开来，乃是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甚至是矛盾作用的产物。除了“唯物史观盛行的语境”背景外，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和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所激发的巨大民族危机意识，以及1928年国民政府全国统一政权的建立及其高调鼓吹的“现代建国论”，乃至稍后于1934年3月发起的旨在对抗“西化论”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等，都曾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就民族主义情感的激发而言，其实也是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互动的结果。特别是中西文化之争中围绕“全盘西化论”的批评和反省，体现了一种民族意识觉醒的导向意义，对于国人进一步明确“现代化”与“西化”概念的区别，从而更加青睐言说“现代化”，确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完全将“反西化或欧化”的文化建设之“思想理路”的导向作用因素排除在外，也未见妥当。后者虽未必是最初的影响因子，却无疑成为继起的和持续起作用的有效因素。这种综合因素的复杂作用，与最初流行的“现代化”概念并不偏重文化，而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整体变革的认知取向，恰相一致。反映在国人的“现代化”理念上，一开始就鲜明地体现出以整个“国家现代化”或“建设现代化国家”为中心目标和整体关怀的思想特征。
单向航道是指同一时间内只允许同一个方向通航的航道[10]，对于这样的航道，其船舶交通流特征主要表现为船舶的队列特性及船舶间速度的制约性。在单向航道中，船舶交通流的队列特性体现在船舶的跟驰行驶上，由于在单向航道内禁止船舶追越，船舶进入后呈现排队行驶的特征。[11]在船舶队列中，船舶间的制约性集中体现在慢速船舶的影响上，船舶在以队列状态行驶的过程中，船舶间的距离因速度差异而不断变化，慢速船舶的出现往往使得其与后续船舶间的距离逐渐减小，对后续船舶的交通产生了制约。单向航道内船舶交通过程见图1。
如果从人类社会历史演进角度把握“现代化”概念，还有两个重要问题不可忽视。其一是“现代化是否终结”。本来，“现代化”是一个既完成而又未完成的过程，哈贝马斯所谓现代性乃“未完成的方案”，即蕴含此意。换言之，现代化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面向未来的开放性。否认前者，现代化将无法成为历史学家把握的对象；忽视后者，现代化则终将失去哲学的翅膀和理想的空间。民国时期，中国学人对“现代化”的未来面向虽有感悟，但总体缺乏理论自觉，有的学者如常燕生甚至认为，现代化“必须是指现代已有的事实，而非指未来将有的演变”。这就难免存在认识上的短视，容易将“现代化”内涵凝固化，从而忽视对其进行反思、批判和未来加以改进发展的可能性、合理性。
这一时期，“现代化”语词和概念的使用开始大量涉及中国改革诸领域，不仅创制出“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企业现代化”、“军事现代化”、“生活现代化”等复合词汇群，还初步显现了“现代化”应具备的核心内涵。“现代化”概念蕴含的“今胜于古”之意，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明确表达和论证，这无疑会使“现代化”与“现时代化”进一步区别开来。1930年，《大公报》发表社论直接宣称：“现代化乃自然必至之趋势”，是进化公例所要求的。这便直接道出了“现代化”概念蕴含的进化论逻辑。
便秘病人生存质量量表(PAC-AOL量表)包括身体不适、心理不适、担心、忧虑、满足等条目，总分0分～96分，得分越高表明生活质量越低。该量表从排便情况入手对病人生活质量进行分析，将其应用于腹腔镜下大肠癌根治术病人术后生活质量评估过程，不仅可有效反映病人身体与心理舒适度，还可使医护人员充分了解病人存在的负面心理[8]。
反思现代化的努力在民国时期也并非全然无所自觉，时人对于盲目否定“传统”价值的肤浅认识，已有一些正面批评。但总体来看，相信“现代化”之于“传统”的正当性、优越性、进步性，依然构成民国知识精英的主流认知。人们对于“传统”一直缺乏整体性的理论探讨，也就是对于传统的构成、特点、功能等问题，始终缺乏对象性的理论关照，人们往往只是在有关讨论中具体涉及。表现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上，则是“传统”多被用于形容词而少为名词形态，这就决定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未能真正成为民国思想史上的自觉命题，这也不能不影响到人们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认知深度。
以狮纹为主要装饰图案的瓷器上，人们常常会选择含有特殊寓意的狮子纹图案，造型或者是手法表现自己对生活的感悟或是对精神世界的探求。这些表现手法主要是象征、隐喻、谐音、比拟、寓意等，借用这些手法让狮纹图案不再仅仅作为一种死板的纹饰，而是用狮纹言志，借狮纹抒怀，来表现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人们的风俗习惯，人文精神还有各异的理想追求。这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常常将审美，艺术与生活哲学融为一体的重要表现方式。
“现代化”概念内涵的认知：代表性的阐释与思考
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1933年《申报月刊》发起“现代化”问题讨论之后，学界逐渐将其作为重要的社会科学名词和概念，从多角度予以定义和阐释。从各自专业背景和观察视角出发，将“现代化”融入某一具体社会领域加以把握，是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及之后知识精英较为普遍的做法。他们赋予“现代化”在不同领域相对明晰的概念内涵，大体来说，关注经济发展的学者将“现代化”定位为工业化、机械化、精确化、标准化、发展生产力；研究政治制度的学者理解的“现代化”是民主化、法制化、组织合理、运行高效；瞩目社会问题的学者则将“现代化”界定为平等、公正、教育普及、大众化、合作化等。但各种单一化视角的解读方式，往往也会武断地排斥现代化的其他必要内涵，难免失之偏颇。
从1934年起，已有学者意识到片面理解“现代化”的视野局限，尝试全面、综合把握该语词和概念的含义，既自觉区分“现代化”含义的不同面相和层次，又注重提炼“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充分理解各部分、各要素之间的整体性和关联性。1934—1935年间教育家罗家伦、留美归国的政治学家张熙若、湖北报人万巨星均主张将“现代化”切割为若干层面来把握，同时还充分认识到不同层面的“现代化”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他们已清醒地认识到，单纯追求物质、技术层面的现代化，并不能支撑整体现代化，现代化不仅要求物质与精神、自然与社会的协调并进，更重要的还在于实现现代思维方式与基本价值理念的有机统一。
在当时众多的论述中，哲学家贺麟在1938年有关物质与思想关系的研讨尤见深度，他较早向中国学术界引介了“现代化”之哲学抽象本质——“理性化”，认为它无疑是诸多现代性追求得以生发、确立以及实现整体合力的内在动力。
当时，知识界对“现代化”概念内涵的总结和提炼不仅仅基于世界与中国的发展现状和趋势，还表现为以“传统”与“现代”截然两分的方式，从历史长河中追溯现代观念的起源，把握现代化的历史实践和内涵流变，试图为“现代化”的正当性夯实理论基础。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法政专家钱端升以长时段的历史视野，将“现代化”及其观念的孕育、形成、累积和发展，视为一个动态的渐进变化过程。他的论述已然为“现代化”找到了一个发展谱系，并以此圈定其核心价值，实现某种“自我确认”，这就为历史地把握现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础。但其中包涵的“好事一起来”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倾向，也潜藏着某种非历史性。
民国中后期，“现代性”认知深刻包含的“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和彼此断裂的思维模式和习惯，已经基本形成，对传统的拷问与否定仿佛已成为实现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步骤。于是，沦为落后、保守之代名词的“传统”成为人人喊打的“落水狗”，现代性价值的优越性似乎必须借此才能得到确认。
另外，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现代化”理念的勃兴、“现代化”语词的流行，与1928年北伐完成特别是东北易帜后南北得以一统，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形式上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也有着直接关系。新建立的国民政府，摆出一副建设“现代国家”的姿态，建设“现代国家”的诉求，也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热切期待。再加上日本侵华等因素的共同作用，20世纪30年代初，激发了国人围绕“国家现代化”及其包含的“军事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国民现代化”等论题，展开热烈讨论。“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诉求，激发了社会多面向的“现代化”追求，它们围绕着国家建设总体规划目标，表现出“现代化”理念发散、聚合的双重效应，也因此成为当时“现代化”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的一个重要入口。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政人物动辄以“中国不是近代国家”（即不是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为借口，妄图转移国际社会视线，掩盖自己赤裸裸的侵略行为，使其占领合法化。调查事变真相的国际联盟持含糊态度，对中国未能实现“近代化”或“现代化”表示担忧，这些都促进了中国人“国家现代化”意识的萌发，可以说成为“现代化”语词在中国普遍流行开来的一个时代机缘。当时，对于日本人的有关挑衅，国人十分敏感，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迅速作出回应。有的学者展开针锋相对的论辩，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形成统一的现代化国家，完全归咎于日本的严重干扰。多数国人则由此深切反省自身存在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时日本关于“中国不是近代或现代国家”的别有用心的污词，甚至还被国人反其道而用之，拿来劝说国民政府和民众抗战到底。
如果只是孤立地片面强调1933年《申报月刊》有关“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对“现代化”概念流播的标志性意义，而不把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视为一个不可割裂的“兴起”时段来整体把握，恐怕不太符合历史实情，也容易对“现代化”语词和概念得以流行和传播的历史契机及背景因素，造成某种偏颇理解，或者说，容易忽视其他一些重要的影响因素。
总体说来，由于内忧外患的现实困境和时代局限，民国学人对于“现代化”概念的哲学思考与理论建构，还存在诸多不足，甚至往往将“现代化”作为解决国家现实问题的方法和手段，缺乏从人类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加美好的高度，长远、深刻地把握问题的从容。无论是对现代化的内涵、特征的理解，还是对其与传统关系的认知，都还缺乏系统性。这种认知程度与当时中国现代化实践刚刚起步，处于较低水平的客观条件限制，也是相一致的。
“现代化”话题在中国的日渐凸显，还与国际联盟的主张密切相关。当时，来东北调查的国联专家在官方报告和个人论著中，曾多次论及“中国现代化”问题，这些作品被国人译介并在自己的著述中反复征引。这对国内“现代化”理念的勃兴，有着直接的影响。
“现代化”概念之运用：社会政治动员与历史书写
随着“现代化”观念在中国社会的广泛播扬，各主要政党均敏锐捕捉到这股势不可挡的强势思潮，他们根据各自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需要，及时吸纳、解读和运用“现代化”语词，使之成为社会政治动员和历史书写的重要概念工具。
后院是位于小区后面的庭院部分，具有较强的私密性，其面积较大.在后院连接侧院处布置了一个廊架，将植物景观抬升到半空，在廊架下设座椅，廊架即可作为进出后院和侧院的通道，也可作为休息场所观赏景物.在后院紧靠建筑的另一侧，布置了单面花镜，既满足了私密性要求又具有较强的观赏性.其西北角做了一个洗手钵，延伸出一条象征河流的石砾路.这一设计可以满足人们亲水的天性，同时也确保游览安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在高举“民族复兴”旗帜的同时，也正式将知识界热烈研讨的“现代化国家”理念，提升为最高层次的执政目标和发展追求。就笔者所见，阎锡山或许是抗战时期最热衷于使用“现代化”语词的国民党大员。1937年前后，在晋绥地区遭遇日寇猛烈进攻，成为抗战最前线的危险时刻，他极力鼓吹和传播“现代化” 理念，以服务于抗战建国大业。
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党也积极参与到“现代化”概念的使用和话语构建中来，借此表达本党的政治立场和主张。某种程度上说，“现代化”概念和用语的流行，也与这三股政治力量在知识界彼此互动、共同推动不无关系。
要体认阎锡山对“现代化”概念和用语的兴趣与认知，深得其信任的两位山西籍同乡常燕生、杜彦兴二人不能忽视。常燕生是青年党领袖之一，杜彦兴则属具有左翼思想倾向的进步人士。1937年，二人围绕“何谓现代化”在《月报》、《太原日报》、《山西日报》公开展开论争。这些不同政治倾向的人物在抗战时期汇聚于山西，他们对于“现代化”问题的关注与思考，自然会对阎锡山的“现代化”思想和实践产生某种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西行漫记》的可贵之处，在于书籍本身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它是忠实描绘中国红色区域的第一本著作”[1]5。初稿 《西行漫记》除了有关 “西安事变”和 “关于朱德”部分引用了尼姆·韦尔斯的笔记材料以外，都是斯诺在苏区亲自采访的第一手资料。斯诺本身 “从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党”，作为一个 “局外人”，他从西方人的视角去解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既不会对共产党进行大规模的正面宣传与吹嘘，也不会对国民党进行恶意的诋毁和抹杀，观点比较客观公正。
青年党另一位核心人物陈启天在抗战紧要关头，不仅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动员令，还特意将本党的“国家主义”主张列为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首要指标，借此排斥世界主义、国际主义的超国家思想和个人主义、家族主义的反国家思想。由此可见青年党既迎合主流话语又表达不同政见的政治策略之一斑。
中国共产党及左翼文化人也并未排斥有关“现代化”的概念和用语。首先，理解并认同“科学化”、“工业化”、“机械化”、“民主化”等共识性内涵，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可谓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及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把握和使用“现代化”概念的基本思路。不过相对而言，他们对现代化的理解更偏重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发展等方面。其次，当现代化理念为国人学习西方、进行综合性改革提供理性依据之时，共产党人一方面倡导和从事暴力革命、破坏旧制度，另一方面也需要与标榜“建设”的主流强势话语进行对接，以占据话语优势。这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需要面对的理论问题。1933年，左翼学者罗吟圃指出：“要根本上排除中国现代化的障碍是应从打到帝国主义，推翻现社会制度入手。”这无疑是对今人惯用的“革命乃现代化之前提”一说直接和明确的表述。
就中国社会矛盾的认知而言，国民党和青年党均不承认中国存在西方社会那样的巨大阶级差异，并以此抨击阶级斗争学说。中国共产党的应对策略之一，就是通过揭露国民党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贫富差距扩大的事实，验证阶级差异的存在，进而佐证“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民国时期，“现代化”概念还被历史学者广泛应用于中国近代史的书写之中。这是“现代化”概念的影响逐渐深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国民党人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即以“近代化”为把握中国近代发展的主体线索，开创了一种典型的史学现代化叙事。近年来，研究者多注意到，“现代化”书写与同时期形成的“革命史”书写，同史家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背景及其所认同的意识形态高度关联，二者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观点、理论预设及叙事方式，根本不同乃至截然相反。但今人如果只是看到当时两种史学范式间的矛盾紧张关系之单面，不曾见到彼此相连相通之另一面，也容易陷入某种先入为主的认知偏见中，似乎革命史书写一开始就完全排斥“现代化”的全部分析理路，乃至“现代化”理念本身，这或许也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既然左翼思想家和共产党人主动参与到“现代化”话语建构中来，甚至对“革命”与“现代化”关系做过勾连融通，那么中共史家的近代史著述，似乎不太可能完全摒弃“现代化”观念的运用或观察视角，尽管其对“现代化”的认知本身也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植被的修剪与施肥是保证其正常生长的重要措施，也是实现科学养护的重要措施之一。作为科学养护的重要措施及途径之一，为了增强风景园林景观的美观效果，在进行风景园林景观的植被养护过程中，需要结合相应的植被美观效果，结合现有的风景园林种植效果及种植方式将整个风景园林景观的建设有效性及其生长的正常性，实现整个园林景观建设的有序性。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科学化”、“工业化”、“机械化”等现代性内涵，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衡量近代中国发展状态的基本标尺。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等著作都从物质现代化层面，给予“洋务运动”一些正面的肯定。同时，民国时期的中共学者还努力从近代历史进程中寻找实例，论证一定程度的现代化发展同样为革命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大致可以看出，两种历史诠释模式在兴起初期，并非只存在对立和相互排斥的一面，实际上同时也存在彼此相通的另一面，且各有优长，在历史认知方面，可形成互补。尤其不可忽视的一点是，“现代化”理念曾明显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及左翼学者的中国近代史书写。
民国之后，现代化的努力和追求并没有终结，它既有其历史延续性，更有其面向未来的开放性，围绕它的认知和实践也始终在丰富和发展，并将不断深化。如何站在人类文明进程的高度不断把握和反思“现代化”，迄今仍然是困扰人们的时代课题。
（黄兴涛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鹏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摘自《历史研究》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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